古代玻璃研究成果：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器

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器

安家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唐末五代，藩镇刘氏据有岭南大地。刘岩于梁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立广州为都城，称兴王府。历史上称这个地方王朝为南汉。南汉共持续了55年，传4代王。第一代王刘岩，在位26年。第二代王刘玢在位前后两年（实际只有11个月），被其弟刘晟所杀。第三代王刘晟，在位16年。第四代王刘在位14年。到宋代时，赵匡胤派潘美攻打广州，972年，刘降宋，终结了55年的地方王朝——南汉。

200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所配合广州地区高校新区的建设，对广州市东南15km的小谷围岛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部分的考古发掘。在这次考古工作中，南汉王朝的两座帝陵被发现^［1］。

一座南汉帝陵位于北亭村后青岗的北坡上。根据地方志，这座墓在明崇贞九年（1636年）因雷击而发现，墓中的大量珍贵的随葬品全部被取走。这次考古发掘证实这座南汉陵确实被破坏。全墓砖筑，分前后两室，全长为13m，4层拱顶。前室有18个壁龛，后室有12个壁龛。墓口封门墙厚为2．64m，由内外两道砖墙中间再夹3块大石板组成。在清理墓道的时候，意外发现在墓口封门下留有269个青釉瓷罐，排列有序。

另一座南汉陵墓可以确认是南汉开国的皇帝刘岩的陵墓——康陵。康陵位于北亭村东南方的香山岗南坡上，南面与北亭村隔河相望，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康陵的考古发掘很具有传奇色彩。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地上的封土，型制很特殊，为下方上圆的覆盆状。上部覆盆外包砌3层青灰砖，底部直径为10m，高约为2．5m。覆盆下为白石包砌的方台，边长为12．5m。方台下面是砖砌的散水，边长为17．5m。封土以北50m处还有两处边长为6m的方形建筑基址。由于历史上有南汉王祭天的记载，宋代也有咏“刘氏郊坛”的诗句“谁识郊坛八面圆”，考古工作者首先推测这个下方上圆的遗址为南汉国的祭天圆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发现了墓道，才知道这是帝陵的封土。墓前室立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石刻，明确记载：高祖于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崩，于光天元年（942年）九月迁神于康陵。这样才确认了这是南汉王朝第一代王刘岩的陵墓——康陵。

该陵墓曾遭多次盗掘，随葬品中完整器极少，多为陶瓷罐和碗的残片，还有石俑残件、玉石片、银环、开元通宝铜币等。最令人关注的是该墓出土了几百片玻璃残片。目前正在进行整理修复，从残片可判断的器型有碗、杯、瓶等。玻璃的颜色多为绿色透明，色调稍有不同，有的绿色稍深，有的稍浅。玻璃颜色的深浅与玻璃本身的颜色有关，也与玻璃的厚度有关。除了绿色玻璃残片，还出土了几片深蓝色的玻璃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整理了这批玻璃残片，并成功地修复了一件玻璃瓶。这件玻璃瓶的器型为侈口、短颈、折肩、收腹、小底微上凹，底部留有黏贴铁杆的瘢痕。玻璃瓶的装饰最为特殊，有模吹制，外壁印有凸起的竖棱纹（图1，图版30）。

图1　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瓶（修复后）

这种装饰的玻璃器皿在中国是第一次发现。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器与阿拉伯世界生产的玻璃器在器型上有可比性。外壁印有凸起的竖棱纹的玻璃器，在伊朗萨拉夫（Siraf）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萨拉夫是波斯湾伊朗海岸线的伊斯兰时期的重要港口城市，现在的地名塔赫里（Taheri）。考古发现的9—12世纪大清真寺遗址是伊斯兰建筑的代表作。一件完整玻璃瓶腹部外壁印有凸起的竖棱纹，腹部直径为5．4cm，出土于大清真寺遗址^［2］。博物馆收藏品中也有不少外壁印有凸起竖棱纹的玻璃器，年代可以早到7—8世纪，甚至可以早到伊斯兰之前的萨珊时期或萨珊时期之后。科威特国家博物馆中收藏有数件伊斯兰早期的玻璃器，其中一件玻璃碗，有模吹制，器壁上印有凸起的竖棱纹，年代为7—8世纪^［3］。美国纽约州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一件蓝色玻璃杯，高为7．4cm，口径为8．0cm，外壁印有凸起的竖条纹。值得注意的是康宁玻璃博物馆收藏的玻璃杯的杯底，印有一圈凸起的小乳钉^［4］。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残片中有一件器底也印有一圈凸起的小乳钉。南汉康陵出土的玻璃残片的样品已交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做化学成分检测，目前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玻璃残片的纹饰和技术特征已可以做出初步推测：康陵出土的玻璃来自西亚的伊斯兰世界。

康陵出土来自西亚的玻璃并不偶然。我国隋唐时期已经能够生产质量较高的玻璃器，但来自西亚的精美玻璃，仍是达官贵人争相追求的珍宝。《资治通鉴》记载了唐代宗为了一个大玻璃盘郁郁不乐的故事，充分反映出进口的玻璃器在唐代的价值。

《资治通鉴》卷225记载了唐代宗的一段话：“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盘，径尺。”^［5］路嗣恭是唐代宗时期的岭南节度使，在他平定广州时，广州已是唐代海路交通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路嗣恭没收了很多大商人的家产，数百万贯财宝都入了他的私囊。广州平定后，路嗣恭贡献给唐代宗一个玻璃盘，直径为九寸，代宗以为这么大的玻璃盘是天下至宝了。不久，宰相元载获罪于专横贪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载的家，在元载家中抄出一个直径达一尺的玻璃盘，这个玻璃盘也是路嗣恭平定岭南后送给元载的。代宗发现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盘没有贡献给自己而献给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事过一年以后，代宗与江西判官李泌谈起玻璃盘这件事还耿耿于怀，忌妒怨恨之情跃于纸上。

路嗣恭在广州得到的玻璃盘，应该是通过海上贸易，从地中海东岸运来的西方玻璃，正因为这种玻璃盘在中国很难得到，所以代宗“以为至宝”。(www.xing528.com)

由于进口的玻璃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又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没有人知道西方玻璃制造的详细工艺，因此隋唐的人们认为西方玻璃不仅非常珍贵，而且非常神秘。西方玻璃是人造材料还是天然材料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让人们困惑了很多年。颜师古是唐初的著名学者，他在校注《汉书·西域传》时，对西方玻璃发表了一通议论^［6］。他说《魏略》一书讲的大秦国出产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10种玻璃，都是用天然材料制成的，玻璃的色彩和润泽程度都超过了一般的玉石。他还说，现在普通流行的玻璃，都是把石头熔化了，再加上各种药物浇铸而成的，这种玻璃非常娇脆不耐用，实际上不是真的玻璃。颜师古对西方玻璃的误解，代表了一般唐代人的看法，即西方玻璃是用天然宝石制成的，所以特别珍贵。唐代考古发掘中确实出土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最有代表性的是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874年）出土的19件玻璃器^［7］。宋代考古也出土了较多的伊斯兰玻璃器，最著名的是从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977年）出土的刻花玻璃香水瓶^［8］。

广州是唐代和五代时期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城市。唐代宗大历十年十一月路嗣恭平定广州，没收商舶财产数百万贯。在路嗣恭没收的商贾财产中，肯定有通过丝绸之路的海上路线到达广州的阿拉伯世界的玻璃器，而且是直径比较大的玻璃器。因此，学术界一直期待广州附近出土唐代和五代时期的玻璃器。2000年，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唐代地层出土了一些玻璃残片和玻璃珠子。经修复，复原了一件玻璃杯：平底、直壁、口稍敛；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口径为7．85cm，底径为7．65cm，高为3．8cm。这种平底玻璃杯也是伊斯兰玻璃的常见器形。

2003年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西亚玻璃器皿，为丝绸之路海上路线的玻璃贸易增添了新证据。

参考文献

［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7～153

［2］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 at Siraf，Third Interim Report．Iran，1970，（8）：1～18

［3］Stefano Carboni，David Whitehouse．Glass of the Saltans．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2002，86

［4］David Whitehouse．Sasanian and Post－Sasanian Glass in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New York，2005，23～24

［5］《资治通鉴》卷225，中华书局，1956

［6］《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

［7］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考古，1990，（12）：1116～1126

［8］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4）：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