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冰1 吴小红2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750001；2．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关于我国古代玻璃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出土玻璃制品数量的增加，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宁夏地处河西走廊东段，自北朝至隋唐的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些玻璃器。本文对宁夏出土玻璃做一个简单介绍，并对中国玻璃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宁夏境内古代玻璃的出土情况
宁夏境内近年出土玻璃制品的主要特点，一是出土地点和时代比较集中，且集中出土于北朝至唐代粟特人墓葬里，宁夏中东部的一处为盐池县苏步井乡唐代何姓墓地，其他玻璃器均集中出土于固原南郊一处北朝至隋唐的墓群中。二是出土器型种类单一，多为珠类、花饰等小型装饰品，仅有4件是玻璃碗，这些小件玻璃制品器形不完整，保存情况较差，多数已风化。
固原南郊共发掘北朝至唐代墓葬10余座，其中有8座唐墓属于同一个史姓粟特人的家族墓地。出土玻璃器的有以下几座墓葬：
固原南郊北周李贤墓（公元569年），出土玻璃碗1件，是已知的宁夏出土时代最早的玻璃制品。该碗直口，圆腹略深，圜底，圈足，腹部两排圆饼形凸钉，上下交错排列。玻璃体呈淡绿色，透明度好。口径为9．5cm、腹径为9．8cm、高为8cm。这件玻璃碗目前尚未做成分测定，根据其器型特征，是典型的萨珊朝玻璃器，型制相同和相近的器物在伊朗、日本均有发现。与玻璃碗同时出土的还有1件萨珊风格的镏金银壶和一枚镶宝石金戒指。以外，该墓还出土“大料珠”118枚，外表呈蓝色，中心有孔；“小料珠”119枚，墨绿色，扁圆形，中心有孔。玻璃碗和料珠也未做成分测定。李贤为北周大将军，原州刺史，其墓为夫妻合葬墓［1］。
北周田弘墓（公元575年），出土玻璃珠900枚，花瓣形玻璃小片2件。另有2件类似费昂斯的碎片。玻璃珠分大小两种，大珠表面为多面体，小珠呈鼓形，似为玻璃棒切割而成。有的珠子上残留有包裹金箔的残迹，有8颗珠子上镶嵌有小玻璃片。玻璃珠颜色有蓝色、黄色、绿色几种。对这些玻璃珠曾做过成分和铅同位素测定，送检的玻璃珠共有90枚，对从中选取的7个种类的8个样品运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进行了测定。测定的结果显示，其铅含量分别为7%（2件）、11%、13%（2件）、15%、18%、57%，钾含量多在1．3%～2．8%之间，有2件钾仅含约0．1%。关于铅同位素的测定，由于测定者没有同时代铅同位素比分布的数据，测定者将所测结果与我国其他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汉及西周的铜器的铅同位素数值进行了比较，对田弘墓玻璃珠样品的矿产来源作了如下推测：
①北周时期开发了与已知矿山不同的新矿山；
②至今为止所研究的青铜器主要出自中原地区，这与位于西北地区的宁夏不同，这一地区的古代矿山仅限于该地区以内使用，而没有向外地输出；抑或至今还没有发现该地区的铅。
③制作青铜器时利用的矿山原料和制作铅玻璃利用的矿山原料有本质的不同，由此可能导致两者的铅同位素数值不同。
④显示了并不是利用这一地区的铅，而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玻璃［2］。
盐池唐墓，1985年发掘，共6座，仅M3出土玻璃球2件，呈墨绿色，晶莹透明，中心有圆孔。未做成分检测。盐池唐墓为何姓粟特人墓地［3］。
固原隋代史射勿墓（609年），出土玻璃器。该墓位于固原南郊，出土2件镶嵌玻璃块饰品，一件条形，中间镶嵌5颗绿色玻璃珠；一件呈桃形，中间镶嵌有绿色玻璃块。未做成分检测［4］。
固原唐代史道洛（655年，史射勿第六子）墓，出土六曲圆杯残片2件，分属2个个体。绿色，外腹部呈六瓣瓜楞状，凹槽处镶以金属片，形似花蒂，复原直径为3．8cm、高为1．7 cm。据研究者考证；同类玻璃器见于敦煌172窟（742—756年）和法隆寺壁画。还出土花形饰片，为绿色透明薄玻璃，呈喇叭口状，外壁后部中央孔镶嵌六瓣金属花叶，玻璃珠状花蕊以金属线连接至后孔。其中花形饰16件，连有金属丝的玻璃珠38件。同类玻璃器也曾见于陕西富平房陵公主墓，并与日本正仓院北仓藏残铁的花饰相似［5］。报告称从史道洛墓出土的玻璃器与从附近的史珂耽墓出土的玻璃材质相同，均为当时中国的制品，含70%以上的铅，属于特殊的高铅玻璃（出土玻璃已送化验，化验报告尚未见公布）。
唐史珂耽（史道洛长子）墓（669年），出土小玻璃碗2件，残片若干。口径为4cm、底径为2．3cm、高为1．8cm。直沿少外敞，腹壁六瓣瓜楞状，上贴有条形金箔，凹底，通体绿色。喇叭形器10余枚；玻璃花结5枚，呈黄色，长为1cm。对其中7个残片样品进行了测试，除一件绿色玻璃花芯含铅仅为17．14%以外，其余6个样品的铅含量均在68．12%～71．49%之间，属于高铅玻璃系统［6］。
据《新唐书·五行志》卷34，志24：“又世俗以玻璃为钗钏。”《新唐书》卷24志14车服命妇之服：“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以上唐墓出土的玻璃花饰，带金属丝的玻璃珠，可能就是当时极为流行的花钗一类的装饰品。结合这些玻璃饰品的成分组成分析，认为应该是中国生产的产品。
二、对中国玻璃制造技术的起源与发展的认识
关于玻璃制造技术的起源，学术界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认为与青铜冶炼业或者陶瓷技术的发展有关，二是认为与炼丹术的发展有关，三是外来技术影响的结果。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最初的玻璃很可能是青铜冶炼过程中漂浮在表层的混合有黏土的矿渣偶然烧成的。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或者可以成为这一观点的佐证。20世纪60年代初，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对秦都咸阳故城进行调查发掘时，在遗址内的长陵车站南的沙坑取土时，发现了一批铜器，铜器距地表深1．5m，其间尽是黄土，其下部已深入沙中，清理时见有一被压破的陶瓮侧放沙中……陶瓮高52cm，肩盖“咸亭阳安马辛器”戳记两处。瓮内满装无顺序层次的铜材料块和一些小件铜器。出土铜器280多件，战国货币140枚及一些铜材料块。出土铜器除了生活用具、兵器、车马器外，还有带铭文的“始皇昭版”和工字形零件、活卡、铜条、锯条、圆柱管、穿孔球、“S”形铜件、“丁”字形器、璜片、铸弩机牙与其他器物留下的铜浇芯等小型工具和零配件，压碎和烧琉的铜器残块，“另见有一绿色的玻璃棒，外敷白垩状物，长为0．9cm、径为0．4cm。”据发掘者分析，“由弩机零件未及装配和不知名的器物的铜浇芯的存在，正可说明这些铜器除关东诸侯货币外，均产于秦国国都的铸造工场，藏于府库，是供秦统治者服务的”。绿色玻璃棒出于国都的青铜铸造工场，不能不说明它与铜器铸造间的一定关系［7］。此外，据《新唐书·百官》卷48，志38记载：“掌冶署……掌范熔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将琉璃与金银铜铁及玉器的冶炼和制作都放在掌冶署管理，或者也间接地说明了青铜冶炼与玻璃烧造之间的原始关系。我国早期自成系统的铅钡玻璃制品以及后来流行的高铅玻璃制品，或者也说明它的制造与青铜冶炼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铅青铜一直是青铜冶铸当中的一个主要品种，在我国，铅冶炼技术出现较早，先秦时已经知道用铅，《尚书·禹贡》《管子》《淮南子》都有关于铅的记载。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铜片是已知最早的铅青铜器［8］。在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后期灰坑内曾出土一块纯铅块［9］。商代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1 600多件铜器，测定43件，其中19件为铅青铜，平均含铅量14．2%～22．89%，最高达32%。同时还出土了4件铅礼器，含铅量达99%。这说明当时已存在较熟练的铅冶铸业，生产者已经能够将铅作为铜合金的主要成分有意识地加入，也能冶炼铸造出纯铅制品，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铅金属理化性质认识与掌握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10］，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为什么含铅玻璃在我国古代玻璃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一直延续了较长时间的原因。(www.xing528.com)
关于玻璃的烧造技术，见诸于文献记载凤毛麟角。《论衡》率性篇卷二记载：“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进也。”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玻璃制造的较早的记载。又《乱龙》记载：“今使道家铸阳燧，取飞火于日……。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此以五石制造的能取火的器物，应当就是玻璃阳燧。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记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鋳作之者。”这两处记述说明了玻璃制造与道家的某种联系，以及在玻璃制造业上中外技术交流的情况。又《北史·大月氏传》记载：大月氏国，“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即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昭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隋书·何稠传》卷68记载：“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汉晋以后，中国战乱割据，经济萧条，许多手工艺制造业匠人流失，技术失传，北魏用外国匠人制造琉璃，隋文帝用何稠借鉴瓷器的烧造技术恢复玻璃生产，这不仅使玻璃生产得以恢复，在生产工艺和技术上也是一次大规模和深层次的交流提高。何稠，北周至隋时人，隋文帝为北周丞相时，为北周御饰下士，辅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太府丞，曾主持“舆服羽仪”之事。何稠乃西域何国人，为粟特人，其父曾为西州大贾。隋文帝时，“波斯尝来献丝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丝绸本是中国汉代以后主要输出品之一，随着丝绸及其技术的输出，到萨珊王朝时波斯国也能织出自己的锦，中国人称之为“波斯锦”，其技术上与一般汉锦不同，“在纺织技术方面，他们所用的丝线都加拈得较紧，不像汉锦那样多不加拈，或加拈也很松”［11］。这种波斯锦后来通过各种方式返输中国，也曾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中国与波斯国在丝织技术方面往复交流，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玻璃的生产制造不仅有外国匠人的输入和对传统瓷器烧造技术的借鉴，甚至还有原料的直接进口。南宋蔡（丝条）《铁围山丛谈》卷5记载：“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检察内诸司……时于奉宸中得……玻璃母两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渣然，块大小犹儿拳……或云柴世宗显德间（959—984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997—1222年）物也。”这说明与西方玻璃器同时输入的还有玻璃原料。另《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玻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制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苏轼集》卷19中诗《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独酌》中有“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此外，类似记载在日本有关文献也有谈到：“其大略操作程序为：先将黑铅（金属铅）熔化，制成丹铅（四氧化三铅Pb3O4），加入白石（石英SiO2）等，再熔炼。”［11］。
关于玻璃制品的器形，由于玻璃制品轻脆易碎的特点，实际上的器型种类应该远不止目前发现的这些。《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朵珠，九华玉以为轭、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元鼎元年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编翠羽麟毫为帘，青琉璃为扇”，“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词苑萃编》卷24有朱某《玉楼春》：“夜深满载月明归，画破琉璃千万丈”；还有刘敞《刘源文踏莎行》：“小屏半掩琉璃翠”。又《全唐诗》448卷，白居易的《答尉迟少监水阁重宴》中有“水宣平写琉璃镜”的诗句。
目前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玻璃的研究方法主要有3种：
①理化检测研究。包括成分、结构及其由此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②类型学研究。包括形、色、制作工艺；③文献记载。从事自然学科硅酸盐类研究的学者往往偏重于第一种研究方法；而从事文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多偏重第二种研究方法。
对古代文献中关于玻璃记载的研究是从事古代玻璃研究的学者都十分关注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关于玻璃的名称以及玻璃烧制技术方面问题的研究。由于文献中对玻璃的记载凤毛麟角，语焉不详，因此很难由此得出明确的研究结果。
根据对中国出土的古代玻璃的理化分析结果以及考古类型学的研究［12］，作者初步认为我国古代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我国金属冶炼、陶瓷制造业等相关行业有密切关系。其间，由于水陆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断有西方玻璃进口，玻璃制造技术的形成可能不仅可以借鉴相关行业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还可以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发现的战国时期铅钡玻璃的蜻蜓眼就是最好的例证）。加之我国幅员广阔，玻璃制造技术在最初形成过程中就可能是多元化的。后来在我国由于战争割据，技术失传，因此不仅有西方玻璃的不断输入，甚至还有外国工匠直接参与生产制造，就使这项技术在后来不断恢复和继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体系。
［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184（11）：1～20
［2］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勉城出版社，2000
［3］宁夏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9）：43～56
［4］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勉城出版社，2000
［6］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1）
［8］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中国石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3）：8：8～20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1）：27
［10］李敏生等．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考古编辑部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古学集刊，1984，（4）：328～340
［11］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111～116
［12］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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