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的玻璃料块

关于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出土的玻璃料块

姜　捷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710054）

1999年夏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掘了一处唐三彩窑址。本次发掘共清理出唐代残窑址4座、灰坑10个、近代墓葬1座，发掘面积为140m²，出土包括三彩残片在内的各类陶瓷残片万余片以及部分玻璃残块和骨器边角料等。

窑址中心位于今西安市西门外西关正街——丰镐路以南、草阳村及劳动南路以西、原西安民航机场跑道北端偏东处，现为西北民航局家属楼区。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0°15′10″、东经108°53′30″，地势平坦，海拔405m，距市区中心钟楼直线距离约3．5km。

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原西安民航机场中部和北部所在范围就是当年隋唐长安城的醴泉坊。隋唐时期的醴泉坊是长安城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持有最大面积的坊里之一。它不仅靠近人流如织的西市，离军机重地、皇室宫掖的皇城、宫城也不远。“即便在政治中心移往东内大明宫之后，这里仍然是城内屈指可数的便利繁华的场所。”特别是在醴泉坊与西市之间穿过的金光门——春明门大街，在长安城的人流、物流活动中实际发挥着主干大道的作用，“是长安城中的经济动脉”。现在的西安城整体叠压在隋唐长安城遗址之上，西安市现存明城墙的西垣及南垣的大部分与唐长安皇城的西垣及南垣重合。据考证，现在的西安西门略偏北处相当于唐长安皇城西垣的顺义门，西门外的西关正街——丰镐路至土门一线便横亘叠压在往日宽阔的顺义门外大街之上，即与原醴泉坊外北侧的横街一致；而环城南路——丰庆路及其以西的延伸线就是当年唐长安城中人流如织的金光门大街。

据调查推测，醴泉坊坊域为南北长为838m、东西长为1 032m，四面以夯土坊墙围绕，每侧坊墙中部各开一门。坊内有十字街通向四面的坊门，街道宽约15m左右。据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和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等书的记载，长安城内宫城和皇城东、西两侧的三排坊内均设置有十字街，分别称之为东、西、南、北4条街。十字街将坊域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区域，醴泉坊内的区划格局也是照此安排的。

从史料文献上看，唐代长安醴泉坊人事活动的空间位置的记载涉及坊内西北、西南、东南3个区域，唯东北区域未见名人活动记载。耐人寻味的是，三彩窑址恰恰就位于这个区域。鉴于三彩窑址处在1986年发现的醴泉遗址以东约300m的地点，如果醴泉寺位于“十字街西之北”的记载不误，则我们认为窑址隔北街与醴泉寺相接，位于醴泉坊东北区域。也就是说，窑址所属的坊内具体区块位置就应在十字街东之北。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处窑址的烧造和使用的年代大致在玄宗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也就是8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后期，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在我们发掘窑址之前，曾在紧靠3号窑和4号窑的管道沟底层断面中（属窑外残次品堆积），捡出若干三彩残片和陶俑残片，其中有一片红陶俑（镇墓兽）残片上刻有“天宝四载……祖明”等字。天宝四载即公元745年。在中国历史上，从天宝三年（744年）开始，改“年”为“载”。从唐代考古学分期上看，这时期也是盛唐特征达到登峰造极顶点之后开始出现若干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唐三彩作为曾经装饰明器的一种时尚元素已经在京畿地区悄然退出阴间。从这个时期窑址中出土的唐三彩种类来看，日用器皿占绝大多数，同时也扩展到宗教造像等方面，表明唐三彩的功能指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盛唐后期物质文化面貌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特点。

一、玻璃料块的发现

1．玻璃

玻璃碎块，共17件，均出自窑址东侧约5m的同一灰坑（编号T2H1）中。灰坑开口于唐代文化层中，与窑址处于同一地层。灰坑口为圆形，底部为锅底形，口径为3．60m、深为2．20m，中间被一东西向现代管道沟打破。该灰坑出有单色釉盘口瓶、碗、碟残片；绿釉筒瓦、三彩盂残片；陶模具残块、三叉形支钉及垫圈等窑具；白瓷碗、外黑内白瓷敛口钵等大量残片，以及玻璃原料碎块。

玻璃料块标本，共17件。标本T2H1∶54—1～17，可分为玻璃质碎块（A）、半成品或次品残块（B）、玻璃料碎块（C）等3类。

（1）玻璃碎块（A）

7件，分类号A1～A7（标本T2H1∶54—1～7），不规则碎块。

A1：棕黄色，透明，3．5cm×3．7cm。

A2：浅橙色，透明，3．2cm×2．6cm。

A3：淡紫色，透明，4．1cm×2．6cm。

A4：浅棕黄色，透明，3．5cm×2．8cm。

A5：紫色，透明，3．8cm×2．5cm。

A6：翠绿色，透明，4cm×3．5cm。

A7：透明，略显淡绿色，7．2cm×6．8cm。

（2）半成品或次品残块（B）

6件，分类号B1～B6（标本T2H1∶54—8～13），人工干预形态残块。

B1：透明淡绿色，似为吹制失败的瓶类器，口部有圆唇，但已挤压呈粘连在一起的扁体。高为3．9cm、宽为3．1cm。

B2：透明浅橘红色，长条状，含少量气泡，底部平，有垫衬物的粘连麻点。长为7cm、宽为2．6cm。

B3：圆唇瓶口沿残块，绿色透明。残径为2．4cm、唇宽为0．45cm。

B4：圆环残块，白色透明，呈“C”形。外径为2．4cm、内径为1cm。

B5：圆形器盖钮状，下部有残断痕，浅灰色透明。径为1．8cm、厚为1．1cm。

B6：长条形，色泽同2，残块，长为5cm、宽为2．5cm、厚为0．8cm。(www.xing528.com)

（3）熔融不彻底的玻璃料碎块（C）

4件，分类号C1～C4（标本T2H1∶54—14～17），其特征为绿色系玻璃质物质与白色结晶矿物质共存为一体。

C1：9．5cm×9．2cm。

C2：9．4cm×6．5cm。

C3：3．8cm×3cm。

C4：7．1cm×5．2cm。

表1　唐长安醴泉坊出土玻璃残块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wt．%）

2．矿物质碎块

共发现11块，其中2块出于2号窑（编号Y2）的火门外，其余均出自灰坑T1H2。这些碎块均呈深褐色或墨绿色，有的还可看出层理结构，个别附有土锈。最大的为16．5cm×10．5cm，一般在2．5cm×3cm～4．6cm×8．2cm之间（标本Y2∶36—1～2、标本T1H2∶34—1～8）。

二、玻璃残片的化学成分分析

我们在窑址发现的玻璃残块中选择了13件样品到上海博物馆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检测，采用的分析方法为无损的X射线荧光分析，采用的分析测试仪器为美国TN－Spec－trace公司的Quan－X型能谱仪，主要元素经过标样校准，但某些元素（As、Se、Zr等）为无标样半定量分析。分析时，把玻璃标本直接送入仪器样品仓中进行元素检测，然后按照基本参数法／经验系数法进行氧化物计算，分析检测的结果列入表1^［1］。

从表1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分析的13个玻璃标本中1～7号样品和9～10号样品等9个样品属于ZnO－Na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ZnO含量最低为6．61%，最高为22．00%。11～13号等3个样品属于Na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而8号样品的成分特殊，是否为玻璃尚需进一步确认。在ZnO－Na₂O－CaO－SiO₂系统和Na₂O－CaO－SiO₂系统的玻璃样品中，Na₂O含量为5．43%～8．69%，CaO的含量为5．37%～8．17%，两种组分的含量均低于西方典型的Na₂O－CaO－SiO₂系统玻璃中相同组分的含量，而且样品中也含有较高的As₂O₃（最高为5．81%），这种成分特点的古代玻璃在已检测的国内外样品中都很少发现。

三、几点认识

在窑址中发现的17件玻璃残块可分为无造型的玻璃残块、次品或半成品样态玻璃残块以及未被完全熔融的玻璃原料碎块等3类。国内以往发现的出土玻璃多呈完整或打碎的成品的形式，而窑址出土的3类玻璃碎块，很可能反映的是玻璃制造在成品之前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因而弥足珍贵。

发掘出土的这几类玻璃碎块，透明度较高，有淡绿、翠绿、橙色、棕黄、浅紫、紫等颜色，其中部分残块甚至呈现出吹制失败或模压变形的玻璃器半成品或残次品的样态和形状。同时，所有样品的成分测定结果表明，这批玻璃不含铅金属氧化物，属钠钙玻璃。

这些特征首先排除了冶炼金属过程中产生的玻璃态熔渣的可能。我们知道，熔炼含铅类金属的过程中，十分容易生成含铅的低熔点玻璃态组成物的熔渣。但窑址中出土的玻璃并不含铅。同时，从出土的未被完全熔融的玻璃原料碎块来看，它主要是结晶态的石英粉末与非结晶态的无机物玻璃的混合烧结块，与金属冶炼过程中形成的玻璃态组成物的熔渣毫无关系。

其次，这些钠钙系玻璃碎块与三彩所用的低温铅釉在成分和工艺上也有相当大的距离，表明两者的用途并不相同。

显然，这些玻璃碎块所显示的是专门用来制作玻璃制品的原料或半成品原料。那么，在烧制三彩和陶质明器皿等物品的窑址中，同时出现熔制玻璃器的原料遗物，似乎也意味着窑场及其相应的作坊具有多元化产品的结构和生产功能，同时也表明这些玻璃原料的来源问题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玻璃实物，通常是从玻璃实物的器形、工艺、纹饰、成分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但这批出土于窑址的非成品玻璃残块表明，它们尚未完成器形、工艺和纹饰的加工，呈现出的是一种加工过程中断并废弃的情形，也就是说，它仍未超越广义的原料形态，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目前这批玻璃碎块可以确定的属性有3项，除了上述专用制作玻璃制品的属性外，在年代属性上，由于窑址曾出有陶质镇墓兽（祖明）残片上刻画的“天宝四载”纪年文字，玻璃碎块的年代应与之大致相同。在分析玻璃的成分属性时，对几乎所有出土的玻璃碎块都进行了测试取样，经测定，所有测试样品中都含有氧化钠、氧化镁、二氧化硅、氧化钙、氧化锌等氧化物；此外，一些样品中还含有氧化锰、氧化铁、氧化铝、氧化铬等氧化物，但样品中均不含铅、钡，显然这批玻璃碎块与铅系玻璃无关，而属于钠钙系玻璃，并且具有其他明显的特点。

钠钙玻璃的历史比铅玻璃要长，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最初生产的玻璃都属于钠钙玻璃。在我国，公元4世纪以前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已经能够生产钠钙玻璃^［2］。但此后铅玻璃的生产在中国得到持续的发展则是公认的。在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少墓葬中都曾发现钠钙玻璃，如南京两座六朝墓出土的3件玻璃残片、湖北额城西晋墓出土的磨花玻璃、汉蔡甸六朝早期墓出土的玻璃残片、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钵、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出土的玻璃碗、杯等，经测定，均属钠钙玻璃。据安家瑶教授研究，“这些玻璃器都不是典型的中国器型，在国外玻璃制造中心多能找到类似产品，其成分也与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大致相同，很可能都是进口品”^［1］。

在发掘的隋唐时期的一些墓葬中，同时发现铅玻璃制品与钠钙玻璃制品，如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和湖北陨县唐李泰墓就是分别同出有两种不同成分的玻璃制品。对于这一时期的钠钙玻璃，宿白先生曾从器型以及文献研究的角度证明当时国内已经能够生产^［3］。醴泉坊三彩窑址中出土的玻璃碎块所具有的3个属性，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应该指出的是，中古时期，我国钠钙玻璃的原料看来是相当有限的，高铅玻璃的生产是此后发展的主流。就现有的材料而言，钠钙玻璃在隋唐时期得以在本土少量生产，似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醴泉坊处于唐长安城内胡人聚居的核心地带［4］，可能自境外输入钠钙玻璃原料以及少量本土化生产，或许与此背景密切相关。

四、结　语

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的发现和确认，证实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多学者都曾有过的一个猜测，即长安城附近应该有烧制三彩的作坊窑址。这是继河南巩义唐三彩窑以及陕西唐代黄堡窑之后，又一次唐三彩窑址的重大发现。窑址所处空间的丰富背景资料为确立窑址的性质和理解产品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依据。窑址出土物丰富，其内涵已大大超出单纯三彩制品的范围，特别是有一定数量的钠钙玻璃原料的发现，弥足珍贵，为我们重新认识唐长安西市及其周边坊域的机能构造状况和活动内涵提供一个新的、实物基础上的着眼点，同时对研究唐长安城内手工业作坊的产品种类和规模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何文权．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出土玻璃的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发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出版中）

［2］安家瑶．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37～345

［3］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3日，第三版

［4］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文化．民族研究，2003，（3）：6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