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发现的汉代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传承

浅谈青海发现的汉代玻璃器

任晓燕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810007）

玻璃是经过“熔融后冷却下来，保持液体结构的固体”，通称“过冷的液体”，属于非晶态物质。玻璃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无机非金属材料，从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之日起，就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国对古代玻璃的科学研究工作起始于20世纪中叶。青海地区古代玻璃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此同时玻璃科技界介入了对青海省古代玻璃的研究，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史美光先生应用化学组成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显微镜观察和密度测定等方法，首次对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部分玻璃器作了测试与研究^［1］。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在青海地区汉墓发掘中相继发现一批玻璃器，本文仅就青海发现的汉代玻璃器综合简述如下。

一、出土情况

经初步统计，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共有8处地点发现玻璃器。

①1973—1981年先后对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分别在1座竖穴土坑墓、2座土洞墓、4座木椁墓、22座砖室墓中，出土84件玻璃器，其中玻璃耳珰35件、玻璃珠49粒。耳珰形状9件呈“T”形，6件作喇叭形，19件作束腰柱形，中部均穿孔。仅一件无穿孔，作伞形。样品多呈蓝色或绿色，有深浅之分。玻璃珠均穿孔，呈圆珠形^［2］。

②1978年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群9号前后室砖室墓中，出土有1枚玻璃耳珰，呈深蓝色，晶莹如新，为喇叭状，中穿孔。长为1．4cm、大端径长为1．4cm、小端径长为1．15cm^［3］。

③1985年在青海平安县一座三室砖室墓中，出土两件玻璃耳珰，呈蓝色，作束腰状，中穿孔。高为1．7cm左右。

④1989年在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总堡乡一座前后室砖室墓中，出土一件玻璃耳珰，呈绿色，束腰。长为1．6cm、大端径长为1．5cm、小端径长为1．2cm。

⑤1998年在青海省平安县古城汉墓7号单室砖室墓中，出土有1件玻璃耳珰，呈黑色，束腰，中穿孔。长为1．3cm、大端径长为1．4cm、小端径长为1．2cm。

⑥1999年在青海西宁南滩汉墓群19号砖室墓中，出土2件玻璃耳珰，呈浅绿色，作“T”形，有穿孔。长为1．8cm、大端径长为1．1cm、小端径长为0．35cm。

⑦2002—2003年在青海西宁陶家寨汉墓群中，出土一批玻璃耳珰，多出于砖室墓中，该资料未发表，尚在整理中。

⑧2001年、2004年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胡李家汉墓群中，共出土16件玻璃耳珰，分别出土于6座墓中，其中木椁墓和砖室墓各3座。资料未发表，尚在整理中。

上述资料已表明，从上孙家寨汉墓发现的玻璃器以数量多、种类多居全省之首，具有代表性。

二、种类形制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青海地区已发现的汉代玻璃器均为小型装饰品，不见大的玻璃器，其种类可分为两大类——玻璃珠和玻璃耳珰。

①玻璃珠，49粒，同出于上孙家寨汉墓中，作圆珠形，中有穿孔，大小不一，珠径为0．3～1cm不等，色彩艳丽，有金黄、红、白、浅黄、深蓝、浅蓝、深绿、浅绿诸色，部分玻璃上涂有其他颜料，如红、绿、黄色。其中有一种闪耀着金黄色的金箔玻璃珠较为特殊。这种玻璃珠在两层玻璃间夹有金箔，表面包有金箔，此类玻璃珠很少见于我国中原地区，但在印度出土的古玻璃中，曾报道过类似玻璃珠。

②玻璃耳珰，耳珰可分为有孔耳珰和无孔耳珰两种形制。有孔耳珰在汉墓中最为常见，可分为3种不同形状：

第一种：呈“T”形。颜色有深绿、浅绿两种，长为1．4～1．8cm，大端径长为1．05～1．7cm、小端径长为0．6～0．9cm。如标本上孙家寨汉墓M95∶6，长为1．8cm、大端径长为1．6cm、小端径长为0．5cm。

第二种：呈喇叭形。有浅绿、深蓝色两种。长为1．4～2．0cm，大端径长为1．1～1．6cm、小端径长为0．6～0．9cm。如标本上孙家寨汉墓M159∶1，长为1．6cm、大端径长为1．2cm、小端径长为0．65cm。

第三种：束腰柱形。皆蓝色，有深、浅两种。中部增粗，小端径增长。长为0．8～2cm，大端径长为0．8～1．5cm、小端径长为0．6～1．2cm。如标本上孙家寨汉墓M4∶02，长为1．4cm、大端径长为1．2cm、小端径长为0．9cm。

B型，无孔耳珰，仅1件，标本上孙家寨汉墓M90∶8，浅绿色，作伞形，长为2cm、大端径为1．1cm。

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一些典型玻璃耳珰的形状可见图版23和图版24。

三、成分分析

青海汉代玻璃器，目前仅在上孙家寨汉墓中，抽取了12件标本，进行测试，其中有5件玻璃珠、6件耳珰、一件齿形料珠，分述之。

标本M128∶6，A型I式耳珰。呈“T”形，长为1．7cm，最大直径为1．4cm，中穿孔，表面明显分化。年代属西汉晚期。

标本M53∶02，A型II式耳珰。呈喇叭形，绿色，不透明，中穿孔，长为1．8cm，年代属东汉晚期。

标本M9∶17，A型III式耳珰。呈喇叭形，蓝色透明，长为1．3cm，中穿孔，中等程度分化。年代属东汉晚期。(www.xing528.com)

标本M4∶27，A型III式耳珰。呈喇叭形，蓝色透明，大端直径为1．5cm、小端直径为1 cm。年代东汉晚期。

标本M43∶12，A型III式耳珰。蓝色透明，长为1．2cm，中等程度分化。年代属东汉晚期。

标本M90∶8，B型耳珰。呈伞形，无穿孔。长为2cm，最大直径为1．1cm，表面明显分化。年代属王莽时期前后。

标本M130∶1，玻璃珠。算珠状，深蓝色透明，中穿孔，直径为0．9cm，表面明显分化。年代属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前后。

标本M23∶8，玻璃珠。无色或淡黄色，两层玻璃间夹有金箔，直径为1cm。年代属东汉时期。

标本乙M5∶25－1，玻璃珠。淡黄色，半透明小珠，表面包金，直径为0．3cm。年代属东汉晚期。

标本乙M5∶25－2，玻璃珠。肝红色，不透明，直径为0．3cm。新鲜断面，有玻璃光泽。年代属东汉晚期。

标本M37∶31，玻璃珠碎片。算珠状，淡黄色，透明，直径为1cm。年代属东汉晚期。

标本M23∶7，齿形料珠。齿轮形，不透明，表面涂绿色釉，内含大量气孔，外径长为1．1cm。年代属东汉时期。

工作方法应用化学组成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显微镜观察和密度测定等方法予以测试，化学成分组成见表1。

根据表1中的玻璃成分分析结果，除标本M23∶7属于“费昂斯”珠外，其余均为玻璃，它们的成分可归纳为3大类。

第1类：PbO－BaO－SiO₂玻璃（均为耳珰。器号M128∶6、M53∶02、M9∶17、M4∶27、M90∶8、M43∶12）。

第2类：Na₂O－CaO－SiO₂玻璃（均为玻璃珠。器号M37∶31、M23∶8、乙M5∶25－1、乙M5∶25－2）。

第3类：K₂O－SiO₂玻璃（玻璃珠。器号M130∶1）。

目前，学术界对古代玻璃器的研究已有基本共识，PbO－BaO－SiO₂玻璃系统属中国自制古玻璃；Na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为西方古玻璃系统；K₂O－SiO₂玻璃在我国广东、广西两省较为多见，在甘肃省也有发现。显然可见青海汉代出土的玻璃器成分多样，来源复杂。

所研究的PbO－BaO－SiO₂玻璃的密度范围为2．97～3．95g／cm³，Na₂O－CaO－SiO₂玻璃的密度为2．50g／cm³，K₂O－SiO₂玻璃的密度为2．31g／cm³，与我国中部地区出土的玻璃基本一致。

表１　青海大通县汉墓出土玻璃化学组成　（ｗｔ．％）

四、相关认识

经对青海汉代玻璃器所出墓葬的墓型及其他随葬品等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青海汉代最早的玻璃出现在西汉晚期，出土数量较少；这批玻璃大多出于东汉时期，年代晚至汉末魏晋初，而且玻璃器又主要出现在身份显赫的权贵富豪的墓中。举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为例，在182座汉墓中，有30座墓发现玻璃器，分出在1座竖穴土坑墓、2座土洞墓、4座木墓、22座砖室墓中，其中有前后室砖室墓13座。木椁墓与前后室砖室墓，墓形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身份地位明显高于同时期其他墓型。由此可见在青海地区两汉时期，玻璃器与身份较高的权贵相联系，当时玻璃的珍贵罕见程度可想而知。

青海河湟之间，古代称为“湟中之地”，秦汉以前这里为古羌的活动场所。秦时，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大月氏，控制了原大月氏所占的河西地区，大月氏被迫西迁，余部则进入南山，称为“小月氏”、“月氏胡”、或“湟中胡”，与羌人杂处共婚，“被服饮食略与羌同”。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汉宣帝时，屯田政策在此地实施，汉族人口源源移入。自汉宣帝以后，这一带又是羌人、小月氏、汉人的杂居区。因此，这里自古以来为多民族居住地。河湟地带在汉以前卡约文化时期为半农半牧经济，且农业较弱。从青海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整体内涵所见，经济特点并未随着汉文化影响，本地的手工业产品只有陶器制造业较为发达，其他手工业产品很可能是靠外地输入。玻璃的制作工艺较复杂，青海出土的玻璃器色泽鲜艳，技术纯熟，个别玻璃珠夹层中夹有金箔，或外表包金，没有相对技术水平的工匠是无法制作出这些精美的玻璃器的。显然，本地区在西汉晚期难以达到玻璃制作的工艺水平。据此我们认为青海出土的玻璃器均由它处输入的可能性较大。

青海汉代玻璃器的分析结果表明，3类玻璃器来源于不同地方。5件属铅钡玻璃，均为耳珰。在世界古代玻璃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同时兼含大量PbO和BaO的玻璃，耳珰又是有中国特色的器型，经比较，青海出土的玻璃耳珰的色彩器形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完全相同。无疑这些中国制作的玻璃器是通过临近的甘肃、四川省从古代中原传入青海的。

钠钙玻璃为西方玻璃系统已被学术界所认识。青海与西亚虽然相隔遥远，但是早在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1000年，东西两大文明间就存在许多游牧民族，往返于中亚沙漠地带，对东西文化贸易交流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玻璃色泽晶莹艳丽，便于随身佩戴诸多装饰品以作为身份及财富的象征。因此西方玻璃通过游牧民族传入青海地区是完全可能的。考古资料也已表明，汉代时期部分游牧民族已进入青海，至东汉晚期已基本汉化。如在青海境内，曾出土了一些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尤为重要的是在上孙家寨乙M1中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直接表明了墓主的身份与族属。据史料记载，匈奴的主部没有达到湟中地带，仅仅是匈奴的别部卢水胡在此一带活动。此印章应该就是卢水胡首领的一枚官印。以此，似乎可以推测，上孙家寨汉墓中其他同时期的同类砖室墓，部分大概也是卢水胡。此外，极为重要的是，在2001年发掘的民和县中川乡胡李家汉墓中，经鉴定的3具骨骸所表现的体质特征皆为明显的欧洲人种，这3例西方人种遗骸，是迄今发现位置最东的欧洲人种遗骸，也是青海目前唯一的一份欧洲人骨材料。但从其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种类及埋葬方式等特点来看，这批居民的文化属性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已完全汉化。经初步判定：从胡李家汉墓出土的欧洲人种的族属可能是被汉化同时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上孙家寨乙区1号匈奴墓的汉化程度与此基本相同，除随葬的匈奴官印可证明为匈奴族属外，其他墓形、随葬品、埋葬方式已完全汉化。上述两处资料不仅为青海境内多种文化交汇、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找到了新例证，无疑也间接为西方玻璃有可能传入青海找到了新见证。

对另一类钾硅玻璃，我们只分析了一例。这种蓝色玻璃在我国广东、广西两省最为多见，在甘肃省也有发现。这类玻璃珠也有可能是辗转交流传入青海的。

总之，青海汉代玻璃器具有成分含量多样化、来源多处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由青海的地理位置及青海位于丝绸之路之要道所致。青海东越兰州通中原，西越新疆通西域，南越西藏通印度。中原文化可由此传入，中亚、印度等地的文化也可由此传入。上述两种因素为青海汉代玻璃来自于不同地方提供了可能性。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的汇集之地，而青海古代玻璃器的发现为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实物史料，同时对了解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及在边境地区的分布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史美光，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250～254

［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互助县文化局图书馆．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青海省考古学会会刊，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