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古代玻璃研究：新疆历史时期化学成分分析报告

新疆不同历史时期玻璃器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

新疆不同历史时期玻璃器的化学成分分析报告⁽¹⁾

李青会¹　干福熹^1，3　张平²　顾冬红¹　承焕生³　徐永春¹

（1．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201800；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830011；3．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一、引　言

中国境内不断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物，为研究中国古代玻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4］。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5～11］。

使用各种先进的测试技术手段对古代玻璃的化学特性和物理特性进行研究，是古代玻璃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为考古研究工作提供科学的证据，有助于对古代玻璃的成分体系、制造年代、制备工艺及技术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已经陆续开展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12～18］}，作者近年来也一直从事相关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结果^{［19～22］}。

新疆地处古代西北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西段，是中、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世界多个文明在新疆相互交流和融合。80年代，已有学者对新疆古代遗址中所采集到的一些玻璃残片做过化学成分的测试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这些玻璃残片基本上皆为采集品，时代及来源不十分确切，数量少并且时代多在汉以后^{［12，13，23］}。系统地定量分析新疆不同历史时期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并确定其体系演变，对新疆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样品与分析技术

实验采用的新疆古代玻璃样品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概要情况列于表1。共检测65件。样品包括出土或采集的各种玻璃珠和玻璃器皿的残片，时代从西周—春秋到宋—元时期；样品的分布地点有：塔城、柯坪、温宿、拜城、库车、轮台、哈密、若羌、且末、策勒、皮山、洛浦、疏附等，主要集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边地区。如果一个样品编号如XJ－1中有多个玻璃珠（这些玻璃珠是于同一时间、在同一墓地发掘的），测试时以XJ－1A、XJ－1B来表示每个测试样品。

表1　实验采用的新疆早期玻璃样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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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古代玻璃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前，首先要鉴别它们是不是玻璃。对于比较容易识别的样品，通过用肉眼观察其光泽、测试其硬度，以及用偏光显微镜进行观察来辨别。对于风化和侵蚀严重、很难辨别出是否属于玻璃的样品，我们采用X射线衍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XRD），对其结构进行确认。X射线衍射仪的型号为：D／Max 2550V。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样品XJ－1B、XJ－3B中有很少的衍射峰存在，这表明玻璃中含有小晶粒，样品主体上是玻璃；XJ－42A和XJ－44样品的衍射谱线表明它们全是玻璃。

实验采用的分析技术有：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技术（PIXE），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分析（ICP－AES），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EDXRF）和卢瑟福背散射分析（RBS）技术。PIXE是一种高灵敏度、非破坏性、多元素定量测定的分析技术，实验中采用的是外束PIXE分析技术。常规外束PIXE技术对原子序数小于12的钠等元素不能进行较好测定，需要结合EDXRF，ICP－AES等技术，才能对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完整而准确的定量测定。但部分实验对设备进行了改进，采用流动的He气将待测样品和探测器置于He气包围之中，因He气对X射线的吸收将明显变小，因而可以顺利探测元素Na、Mg，改进的测试方法标注为M－PIXE。相关分析技术的原理、特点、相关的设备和分析过程可参见相关文献^{［20，24～25］}，以及本论文集论文“外束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在文物研究与考古中的应用”。在分析时根据样品是否完整，分别采用相应的分析手段。

PIXE、RBS分析在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加速器实验室进行，使用的是NEC 9SDH－2串列加速器。EDXRF分析在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的古陶瓷研究室进行，仪器型号为EDAX Eagle III型。需要指出的是实验中EDXRF分析是半定量分析。ICP－AES分析采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IRIS INTREPID全谱直读型等离子体发光光谱仪。通过测试已知成分的样品对各种测试仪器进行校准，以保证测试的准确性。

在对样品测量前，为了防止样品表面杂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用无水酒精对所有样品待测表面进行清洁处理，并尽量选择样品上的新鲜表面进行测量。测量过程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样品表面受侵蚀程度不同和成分不均匀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采用了同一样品多点测量、多手段测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测量的精度和可信度。

图1　新疆部分早期玻璃样品的XRD分析结果

（a）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饰有2个蜻蜓眼的蓝色玻璃珠；（b）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蓝色玻璃珠残片；（c）阿克斯皮里古城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的红色部分；（d）额敏铁厂沟－碗泉墓地出土的蓝色玻璃珠残片

三、新疆早期玻璃的测试结果与分析

表2为新疆这批早期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我们按照样品的时代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1．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玻璃珠

这时期的玻璃珠样品来自克孜尔水库墓地^［26］和塔城市额敏铁厂沟—碗泉墓地^［27］。克孜尔是龟兹史前期的一处重要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28］，这处遗址主要有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冶炼金属（铜）遗址和公共墓地等，墓葬散布于克孜尔河东西两岸的台地上。以克孜尔墓地墓穴中的朽木为标本，一共进行了9组C¹⁴测年，经树轮校正，这批墓地的年代均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00年^［29］。从考古学上来断代，克孜尔墓地的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早期。在克孜尔墓地发掘以前，中国还没有发现比春秋末更早的玻璃制品。塔城铁厂沟—碗泉墓地为早期游牧民族墓葬，墓葬年代在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年。

表２　新疆早期玻璃样品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ｗ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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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对克孜尔墓地出土的少量残破玻璃珠进行过初步检测［30］，样品分别选自M21，M26和M37。此次实验采用的这批玻璃珠分别来自M3，M4，M9，M11，M26，M27，M60，M61，M75，共检测21件。样品的数量和范围都比以前工作增加很多。此次分析的玻璃珠多为单色，其颜色有蓝色、蓝绿色、淡黄色、绿色等，多不纯正；样品的表面多附着有一层白色或褐色胶结物，并有不同程度的风化；珠体内有较多细小的气孔和结石。图2为样品XJ－2A的扫描电镜（SEM）分析图像，仪器型号为：EPMA 8705QH2。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0μm左右结石（有一定形状的暗色部分）的存在。采用SEM配备的能谱仪对结石的成分进行了分析，主要元素的重量百分比为：Na 24．7%，Si 43．4%，Ca 31．2%，Mg 0．7%。样品中也有颜色、透明度较好的玻璃珠，如XJ－3B。玻璃珠的几何尺寸大致为：外径为1～1．5cm，内径为0．3～0．4cm，高为0．5～0．6cm。实验中我们新发现了3颗镶嵌玻璃珠（蜻蜓眼），即样品XJ－1B、XJ－1C和XJ－1M，这些玻璃珠的眼部由一白色环带嵌在珠体上形成，每颗玻璃珠上近对称分布2个眼饰。XJ－1号几颗单色和蜻蜓眼玻璃珠的形貌见图3。

图2　XJ－2A样品的扫描电镜分析图像

图3　单色珠和蜻蜓眼玻璃珠

（a）XJ－1号单色和蜻蜓眼玻璃珠的全貌；（b）其中的1颗蜻蜓眼玻璃珠XJ－1C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用不同方法测定的样品数据有一定的差别，这与不同分析方法的分析特点、样品的均匀性有一定的关系，但反映出的化学成分特征是一致的。

从分析结果看，克孜尔墓地出土玻璃珠大致有下述4种类型。

（1）Na₂O－CaO－SiO₂玻璃

此类玻璃可确定的共10件，约占这时期样品总数的48%。属于这类玻璃的样品有出土于克孜尔墓地的XJ－1A，XJ－3A，XJ－3B，XJ－4A，XJ－30，XJ－30M，XJ－33，XJ－33M，XJ05－11，样品几乎分布于取样的所有墓葬。塔城市额敏铁厂沟—碗泉墓地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XJ－44也属于这种类型。这类样品的Na₂O含量多在10%～14%，CaO的含量在5%～8%，Al₂O₃和K₂O的含量小于3%，但含有较高的MgO（3%～5%）。

（2）Na₂O－CaO－PbO－SiO₂玻璃

属于这类玻璃的样品可确定的有4件，即XJ－2A，XJ－2B，XJ－2C和XJ－4M，约占样品总数的19%，样品中的PbO含量分别为：1．93%，9．01%，3．55%和2．34%。样品主要分布于克孜尔M26，其次是克孜尔M11。这类玻璃与Na₂O－CaO－SiO₂的不同之处就是具有一定量的PbO。克孜尔M26和M11含PbO的样品均为黄色或黄绿色，其中，XJ－4M样品中的Na₂O仅为3．16%，明显低于其他样品，但Al₂O₃含量高达7．72%，成分比较特殊。

（3）CaO－MgO（PbO）_－SiO₂玻璃

这类样品中Na₂O很少（小于2．5%）或未检测到，主要的助熔剂为CaO和MgO。属于这类玻璃的样品有6件，约占样品总数的29%，即XJ－1B，XJ－1C，XJ－1D，XJ－32，XJ05－10和XJ05－12，样品分布于克孜尔M26，M9和M61。另外，从对蜻蜓眼玻璃珠XJ－1B，XJ－1C的分析结果看，玻璃珠眼部白色部分的成分明显不同于基体的成分。白色部分含有更高的CaO含量，并含有较高的PbO。XJ－1B和XJ－1C眼部白色部分分别含PbO为3．33%和4．40%。

（4）其他

XJ－4B未能检测样品中的Na₂O和MgO，可能属于第一类或第三类玻璃。

总体上，在克孜尔水库墓地和拜城出土的这些样品以Na₂O－CaO－SiO₂和Na₂O－CaO－PbO－SiO₂为主，占分析样品总数的67%。样品的成分普遍具有高镁低铝的特点，部分样品具有高的CaO和一定量的PbO。K₂O的含量多在1．5%～2．5%之间。在含PbO的样品中，XJ－2A，XJ－2B和XJ－4A等样品中有较高含量的Sb₂O₃，可能采用了同时含有铅和锑的原料。需要指出的是，湖北的曾侯乙墓也有类似Na₂O－CaO－PbO－SiO₂成分玻璃珠^［31］，克孜尔墓地自身也出土含铅10%以上的铅青铜勺等^［32］。

作者曾将克孜尔墓地Na₂O－CaO－SiO₂类型玻璃的化学成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早期玻璃（公元前800年左右），以及建立于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早期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相似的特点^［21］。而其他类型的玻璃在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少有发现，这些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又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蜻蜓眼玻璃珠（XJ－1B）的基体与眼部成分的明显不同，反映出制作者对原料的性能有了一定的认识，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多个样品中含有高的PbO含量，应当是在熔制玻璃时有意识选择了铅矿石原料来达到某些使用价值的结果。克孜尔的这批玻璃珠多是单色无镶嵌的玻璃珠，形状不规则，并且其中含有较多的气泡和结石，透明度差，其中的2颗镶嵌玻璃珠的眼部结构简单、个数少，都反映出这些玻璃珠的制作技术尚不完全成熟，与同时期中亚、西亚等地的玻璃制造水平有一定的差距^［33］。

克孜尔墓地出土的这批玻璃珠中Na₂O－CaO－SiO₂和Na₂O－CaO－PbO－SiO₂玻璃有可能从西亚等地输入或传入技术后在当地自制，而其他类的玻璃珠是采用本地原料在当地自制的，玻璃的制造技术和当地的青铜、铅矿冶炼有密切关系，但从中西亚地区进行了借鉴和吸收。CaO－MgO（PbO）_－SiO₂玻璃在原料上采用了一类含钙和镁较高的原料，是否有可能是玉料的边角料还值得深入研究。在天山北麓与拜城相隔数百公里的塔城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中，首次发现春秋时期的玻璃珠，为玻璃技术的传入与传播途径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信息。

2．新疆战国时期的玻璃珠

实验中所分析的6个战国时代的样品XJ－5，XJ－6和XJ－46均为发掘品，样品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和时代。其中，XJ－46号样品的形貌见图4。从表2可以看出，这些样品分别属于不同成分体系的玻璃：

图4　XJ－46号玻璃珠的形貌

①K₂O－SiO₂；

②Na₂O－CaO－SiO₂；

③PbO－BaO－SiO₂；

④混合碱硅酸盐玻璃。

XJ－5A和XJ－5B（温宿县）样品属高钾的K₂O－SiO₂，样品中的K₂O含量分别为15．60%和14．18%，而Na₂O和MgO的含量均低于1%。XJ－6A和XJ－6B（且末县）样品属Na₂O－CaO－SiO₂玻璃，并且其中含有较高的K₂O和MgO（3%左右）。XJ－46（哈密）号样品为PbO－BaO－SiO₂玻璃，含PbO为47．14%，含BaO为14．62%，并且含有很高的Fe₂O₃（12．03%），成分比较独特。而XJ－6C的成分则呈现Na₂O－K₂O－CaO－SiO₂混合碱硅酸盐玻璃的特征，助熔剂中Na₂O，K₂O，CaO，MgO的含量均在4%左右，并含有较高的Al₂O₃（6．62%）。玻璃成分体系的更加多元化，说明在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制造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且有多方面的交流。

从全国范围看，在中国出土的古代玻璃中，钾硅酸盐玻璃制品大量出土于广西、广东两地，时间大都在两汉时期^［8，14］。以前发现的最早的钾硅酸盐玻璃珠有湖南长沙战国时期楚墓中的蓝色玻璃珠，并与铅钡硅酸盐玻璃珠一起作为墓葬品^［13］；云南江川战国墓中出土的六棱形玻璃珠^［34］。新疆温宿包孜东发现的玻璃珠是战国时代为数不多的钾硅酸盐玻璃之一。

从对考古资料如新疆地区出土的珊瑚、海贝以及中原和西南等地区出土的和田玉的研究看，自商、周以来新疆就同中国中原地区、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间接或直接的往来^［35］。先秦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也有此方面的记载。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很多处都出现了战国时期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对新疆和其他地区古代玻璃研究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和证实了相互间的技术和文化交流。

3．新疆汉代的玻璃器

战国以后的样品很多是在遗址采集的，但这些遗址的时代可能延续了很长时间，如汉至晋、汉至唐等。实验中时间确定是汉代的有3个样品：XJ05－2，XJ05－5A和XJ05－8。样品来自轮台、伊犁和库车，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样品XJ05－2，XJ05－5A的成分类似与且末县的XJ－6C样品，为混合碱硅酸盐玻璃，并具有高的Al₂O₃（分别为5．57%和8．04%）。XJ05－8的主要助熔剂为CaO（13．75%），Na₂O含量仅0．12%，K₂O为1．01%，MgO为0．84%，成分不同于其他2个同时期的样品；CaO含量较高，与克孜尔墓地的部分样品相似。

4．新疆汉代以后至宋、元时期的玻璃器

这一时期的早期玻璃样品共有43件，多为采集品，时代有汉至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唐代、宋至元等，主要分布在沙漠丝绸南线的若羌、民丰、策勒、库车、皮山、疏附、柯坪等地，其中和田地区和库车的样品占多数。这时期玻璃样品的种类比战国以前明显增多，除了镶嵌玻璃珠（XJ－7A，XJ－40，XJ－42A，XJ－42B）、玻璃管、玻璃指环（XJ－27）等小型器物外，还有玻璃瓶、杯（XJ－28和XJ－45等）等相对较大器物的残片。玻璃残片的熔制质量有差别，有的表面有腐蚀的凹坑。少量玻璃残片上带有凸纹、磨制的椭圆形纹饰（XJ－43A）或弦纹（XJ－43B）。玻璃残片从半透明到透明，有蓝色、绿色、黄绿色、淡紫色和乳白色等多种颜色，多数残片中有较多的气泡。根据我们的观察，玻璃的制备技术有铸造、吹制和搅胎，成型后有的进行了冷加工。图5和图6分别为样品中XJ－7A和XJ－42A、XJ－42B镶嵌玻璃珠的形貌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镶嵌玻璃珠的制备技术和精美程度明显超过拜城克孜尔出土的镶嵌玻璃珠。

图5　XJ－7A蜻蜓眼玻璃珠的形貌

图6　XJ－42A和XJ－42B蜻蜓眼玻璃珠的形貌

在对中国早期的玻璃制品进行分类，确定其是中国自制还是国外输入时，一般要综合其器型、成分、时代、制备工艺、历史记载等各种因素。本文主要从成分特征入手，对这些早期玻璃样品进行一些探讨。总体上，这些样品的成分主要有下述5种类型。

（1）Na₂O－CaO－SiO₂玻璃（K₂O和Al₂O₃＜4%）(www.xing528.com)

除XJ－43B外，这类样品中的Na₂O含量在15%～20%之间。这类玻璃与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相似，但其中K₂O和Al₂O₃明显低于后者。这类样品共15个，即XJ－45，XJ－9A，XJ－10M，XJ－12A，XJ－13B，XJ－14A，XJ－16B，XJ－43A，XJ－43B，XJ－20A，XJ－22，XJ－35，XJ－24，XJ－25，XJ－34A，约占这时期样品总数的35%。XJ－34A中的K₂O为4．94%，XJ－24中的K₂O为10．21%，其余样品中的K₂O和Al₂O₃含量均小于4%。

（2）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

这类玻璃为混合碱硅酸盐玻璃，按照Na₂O含量的高低又可分为两类。Na₂O含量低于10%的样品与汉代的XJ05－2，XJ05－5A等样品成分接近，这类样品有10个，即XJ－40，XJ－8，XJ05－1B，XJ05－3C，XJ05－3D，XJ05－6C，XJ05－6D，XJ－13A，XJ－18B，XJ－21A，其中XJ－21A中含有一定量的PbO（1．07%），K₂O的含量也低于其他样品。

另外一些样品的Na₂O含量高于10%，但不同于Na₂O－CaO－SiO₂的地方在于含有较高的K₂O和Al₂O₃。这类样品共有7个，约占这时期样品总数的36%。有XJ05－1A，XJ05－6A，XJ－10A，XJ－15A，XJ－17A，XJ－19A，XJ－28。

除XJ－8的K₂O为2．20%外，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的共同特点是K₂O，Al₂O₃的含量高，并有3%左右的MgO，这类样品占这时期样品总数的40%。

（3）PbO－BaO－SiO₂和Na₂O（K₂O）_－CaO－PbO－SiO₂玻璃

有3个蜻蜓眼玻璃珠样品，即XJ－42A，XJ－42B和XJ－40。XJ－42B为PbO－BaO－SiO₂玻璃，PbO含量在24%～34%之间，BaO在1%～8%之间。XJ－42A黄色部分和XJ－40的眼部红色、白色部分为含铅的Na₂O（K₂O）－CaO－PbO－SiO₂玻璃，并含有高的Al₂O₃（5%以上）。XJ－42A黄色部分含PbO为13．07%，并含有一定量的CaO、K₂O和Fe₂O₃。XJ－40的白色部分含PbO为10．49%。

PbO－BaO－SiO₂玻璃及镶嵌玻璃珠在中国内地主要存在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以后极少发现。镶嵌玻璃珠XJ－42A和XJ－42B的采集地点是和田的阿克斯皮里古城，遗址的时代在唐至宋代，根据分析结果和XI－40的年代，我们认为这两个样品很可能是更早期的物品，样品的时间上限应为汉代比较合适。

（4）K₂O－SiO₂玻璃

这类样品有1个，即新和县的XJ05－6B样品。样品中含K₂O为12．16%，CaO为3．33%，Al₂O₃为2．79%，MgO和Na₂O均低于2%，以Fe，Cu为着色元素。

（5）费昂斯和其他样品

2个费昂斯样品为出自尼雅遗址的XJ05－3A和XJ05－3B，样品的XRD，SEM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大量的石英晶体颗粒；样品以少量的K₂O，MgO，CaO和MgO为助熔剂，以Fe和Cu为着色元素。

其他不能确定类别的样品有XJ－7A，XJ－16A，XJ－18A，XJ－27，XJ－41A。从已分析出的成分特点看，XJ－7A，XJ－16A，XJ－27可能属于第一类玻璃，XJ－18A和XJ－41A可能属于第二类玻璃。

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在战国至汉代开始出现，在汉至晋、汉至唐、南北朝至唐、唐代、宋至元时期的样品中都有发现，在汉代后的样品中也出现了一些Na₂O含量高于10%的样品。这类样品中的Al₂O₃的含量都较高（XJ－24号样品除外），最高达到9．12%；K₂O含量在7%以上，MgO的含量（基本在3%～4%之间）也高于一般的钠钙玻璃。这种类型的玻璃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在熔制时应是采用了与古埃及、伊朗高原等地的钠钙玻璃不同的助熔剂。文献资料中对若羌县瓦石峡遗址出土的玻璃器皿的分析结果^{［13，36］}和本文的分析结果（XJ－28号样品）相符合。这类玻璃在新疆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并延续了很长时间，是在Na₂O－CaO－SiO₂玻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本地特点的玻璃体系，可能采用了新疆本地的土硝（KNO₃）等作为助熔剂。这说明新疆先民自古以来就有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时又能因地制宜，进行创新和发展，这种精神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Na₂O－CaO－SiO₂玻璃样品中的K₂O和Al₂O₃含量明显低于第二类玻璃样品，其中的K₂O含量均低于5%（多数低于3．5%），Al₂O₃含量一般在2%左右。从成分特征看，这类玻璃样品还可分为两个类型：

①罗马玻璃类器皿残片。这些样品有XJ－14A，XJ－25和XJ－45，XJ－7A也可归于这类玻璃，其中K₂O和MgO的含量低于1%。

②萨珊玻璃类残片。多数Na₂O－CaO－SiO₂玻璃样品属于这种类型，其中MgO，K₂O的含量较高，器型比较典型的是XJ－43A。新疆发现的Na₂O－CaO－SiO₂玻璃可以证明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是经过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四、结果与讨论⁽²⁾

综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西周至春秋时期，新疆克孜尔和塔城出土的一批早期玻璃珠（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500年左右，包括镶嵌玻璃珠）中有Na₂O－CaO－SiO₂，Na₂O－CaO－PbO－SiO₂，CaO－MgO（PbO）_－SiO₂等多种类型；战国时期，新疆同时出现了Na₂O－CaO－SiO₂，K₂O－SiO₂，PbO－BaO－SiO₂，Na₂O－K₂O－CaO－SiO₂等4种类型的玻璃；汉代的3个样品基本为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汉代至宋—元时期，新疆的玻璃以Na₂O－CaO－SiO₂玻璃和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为主，有少量PbO－BaO－SiO₂，Na₂O（K₂O）－CaO－PbO－SiO₂，K₂O－SiO₂玻璃和费昂斯样品。总体上，新疆古代玻璃一直以Na₂O－CaO－SiO₂，Na₂O－K₂O－CaO－SiO₂为主，样品的成分在K₂O，CaO，PbO，Al₂O₃等组分特征上体现了明显的本地特征，在玻璃制造原料和技术发展上显示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西北丝绸之路在新疆与中国中原地区及两河流域、印度、中西亚等地区的早期玻璃技术的交流和玻璃制品的传入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疆的古代玻璃技术发展是新疆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尽管拜城克孜尔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含PbO高的玻璃，而且新疆也有丰富的铅矿资源，从西周直到唐代，新疆PbO－BaO－SiO₂、PbO－SiO₂玻璃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不排除这些古代玻璃是从中国内地带入的可能。新疆镶嵌玻璃珠的存在时期，也明显比中国内地长。初步认为，在西周—春秋时期，新疆的古代玻璃技术与两河流域、中亚等地区有密切联系；而战国到汉代以后，印度地区的影响变得明显。

五、致　谢

特别感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本项工作的支持，感谢复旦大学的张斌博士、马波、朱丹、林嘉炜同志，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研究员、吴隽副研究员在测试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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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0672106）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课题（KJCX3·SYW·No．12）的支持。

(2)结合样品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的更多讨论，可参阅本论文集张平、王博等多位作者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