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玻璃考古新资料研究

新疆玻璃考古新资料的研究略述

张　平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830011）

新疆古代玻璃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玻璃考古的新资料不断有所发现。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南麓的绿洲地带的古代玻璃又有突破性的发现。这批西周至春秋、战国以及汉晋时期的玻璃资料的积累，丰富了新疆古代玻璃的研究内容，并拓宽了视野，已初步具备了从考古实物的观察、鉴定及化学成分上研究新疆古代玻璃的条件。

近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的倡导和组织下，作者开展了新疆出土玻璃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化学分析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本文主要综述新的考古发现，提供大会交流，以期推动新疆古代玻璃研究的深入展开。

一、出土玻璃制品的主要墓葬

近20年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博物馆及各地州文物管理所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中作了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发掘出土和采集到大量的古代玻璃珠和玻璃器皿残片。本文玻璃资料按大致的时代顺序可分为先秦、汉晋、南北朝、唐宋，介绍如下。

1．先秦墓葬

先秦墓葬出土的玻璃珠，是迄今为止所获新疆考古玻璃资料中最早的新资料。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前3世纪，相当于中原的西周、东周（春秋战国）。主要有：

2001—2004年，在伊犁河流域的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叶什克列克、巩留县西格里克山北麓的红旗砖厂发掘一批约公元前700年—公元600年古墓地约1 000余座^［1～3］。2003年，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地，发掘约为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的墓葬150座^［4，5］。2002年，在北疆的塔尔巴克台地区额敏县铁厂沟发掘约为公元前700年—前500年的墓葬7座^［6］。1996—1998年，在塔里木盆地南沿且末县发掘约为公元前8世纪—前1世纪的扎滚鲁克墓地的二期墓葬140座^［7，8］。1990—1992年，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拜城县发掘约为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的克孜尔墓葬160座^［9，10］。1985—1987年在塔里木盆地北缘轮台县发掘西周至春秋的群巴克墓地的墓葬56座^{［11～13］}。1996年在东部天山南麓哈密市上庙尔沟发掘战国时期的墓葬15座^［14］，1994年在东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县黑沟梁发掘战国时期的墓葬50座^［15］。

在上述墓地所发掘的墓葬中不同程度地均出土过绿色、蓝色、白色，以及蜻蜓眼纹等不同色彩和类型的玻璃珠。

2．汉晋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出土的玻璃珠数量最多、色彩最丰富、种类工艺最繁杂，同时也出土了西来的玻璃器皿，以及以中原汉文化为特征的玻璃制品。重要的墓葬和遗址有：

2003年发掘的伊犁河流域巩留县西汉墓8座^［1～3］。1995—1999年，尉犁县营盘墓地共清理发掘百余座墓葬，出土玻璃珠项链、挂饰和玻璃器皿等^{［16，17］}。1985年发掘的天山南麓的温宿县包孜东汉墓^［18］，1996年发掘的拜城县库木鲁克埃肯汉墓^［19］、库车县玛扎甫塘汉墓^［20］。尤其是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和田地区的洛甫县的山普拉汉晋墓地，在已发掘的68座墓葬中出土各种类型和工艺的玻璃珠饰1 405枚^［21］。此外，在民丰县尼雅汉晋墓葬和遗址^{［22，23］}，安迪尔的汉唐古城遗址^［24］、策勒县达玛沟汉唐遗址^［25］、于田县喀拉墩南北朝至唐遗址^{［26～29］}、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的二期墓葬等都出土过丰富的玻璃珠、玻璃器皿及其残块^［4，5］。享有盛誉的楼兰和营盘地区的墓葬、遗址，20世纪初期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等国外探险者都曾在此获得过各种类型的玻璃制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楼兰和营盘遗址及墓葬又出土一批汉晋时期的各种玻璃珠、玻璃器皿和残片^［30］。

3．南北朝至唐代墓葬（公元5世纪—10世纪）

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出土及采集到的玻璃器皿及其残片中，最为显著的是发现有些来自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路线上的汉唐时期的疏勒、于阗、龟兹3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商贸中心所属的遗址。丝绸之路上的疏勒、于阗、龟兹遗址中的早期玻璃器皿碎片很多，20世纪初的资料皆流失在域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均收藏到发掘和采集的玻璃器皿残片。近些年来出土和采集品更为丰富，主要有：

在喀什地区疏附县的伯希克热木和莫尔佛寺遗址采集的玻璃器皿残片和在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采集的玻璃器皿残片^{［31，32］}。

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杜瓦遗址采集的玻璃管为方形，呈蓝色。在墨玉县布盖乌伊里克佛寺遗址采集的是白色玻璃器皿残片。在和田县吾加比俄木玛扎遗址采集的是淡紫色玻璃器皿残片；在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采集的是浅黄绿色玻璃器皿残片；在和田县买俄甫尔麻扎遗址采集的是白色玻璃器皿残片。在洛甫县阿克斯比力古城遗址采集的是2枚蜻蜓眼纹玻璃珠饰；在洛甫县喀拉克尔遗址采集的是深绿色和浅紫色玻璃器皿残片。在策勒县达玛沟采集的是白色玻璃指环和深蓝色带口沿的玻璃器皿残片若干^{［33，34］}。

在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群梯木烽戍遗址采集的是蓝色玻璃管、绿色玻璃珠，在柯坪县托木里克古城内采集的是黄色带纽扣装饰纹样的玻璃器皿残片。在新和县大望库木遗址采集的是浅黄色玻璃器皿口沿残片，蓝色、褐色、蜻蜓眼纹等玻璃珠饰。在库车县库木吐拉遗址采集的是深蓝色玻璃器底部残块和淡绿色玻璃器皿残片；在库车县托盖塔木遗址采集的是蓝色玻璃珠饰；在库车县森姆塞姆墓葬出土的是玻璃杯和绿色带凸棱纹玻璃器皿残片^［35］。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拉伊苏烽戍遗址采集的是蓝色玻璃器皿残片和玻璃珠饰^［36］。

二、玻璃样品的检测情况

对新疆地区古代玻璃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与比较研究，对于我国古代玻璃的产生起源，以及东西方文化科技的互动交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新疆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收藏的极少数采集品曾做过一些化学成分的测试分析。但是这些玻璃残片均为遗址采集品，其中有的遗址延续时间相当长，年代不准确，有些标本的年代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37］。

近些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的组织以及在新疆博物馆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作者参与了中国玻璃起源课题的基础研究工作。对一批近年来的发掘品中有可信的出土地点和相对年代的，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的测定，相关详细情况可参见本论文集中李青会等的相关文章，在此不一一详述。这些检测结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丝绸之路与新疆的古代玻璃发展

今天大会议题是丝绸之路玻璃考古科技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丝绸之路——这条联结亚、欧、非三洲的古道，不仅是古代人类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证物，也是东西方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熔炉。由于新疆的地缘位置，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等都曾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和性质变得十分的复杂和曲折。尽管目前对于中亚及新疆地区所形成的复杂文化因素仍处在探索之中，但是百年来，国内外的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专家和学者对生存在这里的不同民族和导致民族迁徙的轨迹，以及各具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和各自文明在此融会的历史等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趋于共识的成就。考古发现对补史和证史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另文中已详细介绍了新疆古代玻璃化学成分的分析成果，现就这些新资料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1．先秦时期新疆的文化交流

新疆地区位于中亚的东部，亚洲中心即位于今乌鲁木齐市。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隔成南北两个自然条件不同的区域。天山以北为准噶尔盆地，其北界为阿尔泰山，塔尔巴克台山麓和伊犁河流域联结着中亚的七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以及蒙古大草原和西北地区。这一广袤的地区曾为游牧民族的久居之地，骑马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曾在丝路文化的东西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前文所述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公元前2世纪以前）玻璃珠项饰，从另一个侧面又进一步印证了阿尔泰山麓和伊犁河流域的草原地带在玻璃文化传播过程中曾是重要的中继和媒介。

先秦时期，我国和西方文献就已有朦胧的记载，尽管文献贫乏，还掺杂了神话传说，学术界对此解释出现分歧，尚无定论，但是新疆及周邻地区考古资料对此提供的例证，引导了我们对古代文献所述情况的正确理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表明，公元前7世纪—前2世纪期间，天山以北就存在着一条途经准噶尔盆地以北、阿尔泰山麓，而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交流地带。如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著有《独目人》，希罗多德根据《独目人》以及他自己从斯基泰人那里所得到的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介绍，就有阿尔吉帕人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区；伊塞顿人居住于楚河至伊犁河流域；以及阿里马斯普人分布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尔泰山麓的记载。中国文献，如《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尚书》、《战国策》等对新疆地区的地理和部落亦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尤其是将《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相互对照也有新的解释，认为书中记载的“昆仑山”即是阿尔泰山，而西方以斯基太为主的商道与东方商道的交点就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地区。这条商道大致上是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区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至斯基泰人居住的黑海北岸。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罗马人和印度人的历史和地理著作里，就有关于东方的“赛里斯国”（即丝国——中国）的记载。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途经新疆阿尔泰地区和额尔齐斯河的草原商路，中国内地著名的特产丝织品就从春秋战国时期已沿着《穆天子传》所述的道路交流至中亚及以西的地区。在前苏联境内，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公元5世纪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的丝织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山”字纹铜镜就是有力的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高原的匈奴考古资料。主要分为在前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对匈奴墓葬的发掘。对百余年的匈奴墓葬的发掘，如在诺颜乌拉山和达尔罕山、桃红巴拉和西沟畔、毛庆沟等重要的匈奴墓葬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单色和蜻蜓眼纹玻璃珠饰、玻璃璧等。近年，在新疆阿尔泰山以西的塔尔巴克台山麓的铁厂沟墓地，伊犁河流域的吉林台水库墓地，巩留县的红旗砖厂墓地等也陆续出土了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玻璃珠、管饰。近邻的哈萨克斯坦也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前6世纪的蜻蜓眼纹玻璃项链。上述考古资料已足够印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蒙古高原、阿尔泰塔尔巴克台山麓及伊犁河流域的大草原曾是东西交流的大通道。马背上的民族——阿尔泰山麓、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古代民族在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居于重要的中介人地位。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蒙古高原和新疆准噶尔盆地以北的阿尔泰地区、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尔巴克台山麓、伊犁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在这种东西文化互动交流中曾起到活跃的枢纽作用，骑马民族的文化显现出不可磨灭的功绩。

2．塔里木盆地与东西玻璃文化交流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我国境内的西段，自新疆的天山南北往西便进入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目前学者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起止大体划分为4条大的干线，自甘肃敦煌起有3条：南道、中道和北道；准噶尔盆地的阿尔泰地区、塔尔巴克台山麓和伊犁河谷地带则归为亚欧的草原丝路。限于篇幅，以下仅对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道谈谈认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北有横贯东西的天山山脉，南有喀喇昆仑、昆仑和阿尔金山脉，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间则形成相对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有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天然豁口，东接甘肃的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约有56万平方千米，其内包容着约33万平方千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盆地四周高山雪水下泄的河流主要有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这些河流汇集后组成横贯盆地北缘东流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且末河、若羌河、米兰河等流域覆盖的绿洲，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堂。由于天山南部和昆仑山北部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因此“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道必然是出河西走廊的敦煌后，寻路抵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自然分成南北两道于盆地的西端过天山、帕米尔谷地和达坂，抵达中亚、西亚和南亚。

汉文史籍所载，最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就已出现了疏勒、莎车、皮山、于阗、扞弥、精绝、且末、若羌、姑墨、尉头、温宿、龟兹、轮台、乌垒、渠犁、楼兰等绿洲上的“居国”（城郭之国）。东汉以后，逐渐形成了疏勒（喀什噶尔）、于阗（和田）、楼兰——鄯善、龟兹、焉耆5个大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的城邦之国。其中，除楼兰——鄯善王国在4世纪之际就较早地夭折外，其余4个大的城邦实体均维持至公元9—10世纪。

值得提及的是，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的治所、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的治所，以及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均设置于轮台、楼兰和龟兹地区。西域诸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塔里木盆地成为“丝绸之路”新疆路段的枢纽地位。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是塔里木盆地诸民族把古代的中国、印度、罗马、波斯、伊斯兰等文化的种子根植于各自的绿洲开花结果，又是塔里木盆地诸民族在此向东方或西方播种着友谊，发挥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递的媒介和中转的作用。迄今为止，新疆玻璃考古的实物资料主要出自上述诸绿洲的大遗址和墓葬里。如前文所述的38处墓葬和遗址中就有35处是来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楼兰地区、龟兹地区。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有助于玻璃考古新资料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提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在丝绸之路新疆路段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已存在的古道。西汉张骞东返长安、东汉班超西征，以及僧侣宋云西行、玄奘东归都曾循此道而行。南道出敦煌，至米兰—若羌—瓦石峡—且末（扎滚鲁克墓地、那勒克遗址）—民丰（安迪尔古城）—尼雅遗址（精绝故址）—于田县（喀拉墩遗址）—策勒县（达玛沟遗址）—洛浦县（阿克斯比力古城、山普拉墓地）—和田—墨玉—皮山至沙车。此道由沙车县入帕米尔山道至塔什库尔干县，由塔什库尔干古城沿河谷南行可进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进入阿富汗的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西行至伊朗、两河流域及地中海周边地区。

百年来在上述各地都发现了丰富的玻璃制品。如英国人斯坦因在和田地区的约特干遗址、安迪尔遗址、营盘遗址等发现玻璃器皿和玻璃珠饰等，在运回英国的文物清单中就将所获的玻璃器列为一大类而做了编目和内容注录。斯坦因对他所获得的玻璃器皿进行研究后认为，约特干玻璃器皿具有规则的西方类型特征，应是罗马的产物；对安迪尔玻璃器皿上的纹饰及技术工艺进行分析，认为应是公元初期的西方古典制品，其中的玻璃残片类似公元1世纪—4世纪的罗马产品，从镀金玻璃珠的工艺观察应是西亚输入的；而从营盘发现的玻璃杯则是叙利亚的输入品，认为西方玻璃器输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采集自楼兰的玻璃器皿残片和玻璃珠饰进行分析后，认为是罗马东部的产品。斯文·赫定对楼兰的采集品所做的光谱分析认为，这是叙利亚玻璃，无疑来自西方，多为罗马。叙利亚玻璃年代较晚，应在中国元代左右。贝格曼认为在瓦石峡发现的铅质玻璃料的小鸟，以及绿色的质地很差的半透明的玻璃器皿残片，可能是当地的产品。

近些年在南道玻璃考古中有很大突破性的收获，出土了一批春秋至西汉、汉至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各类玻璃制品。如前文所述的38处遗址和墓葬，其中30处计40件标本均出自南道各地。择重要的3处发现作以介绍，以助认识。

①洛浦县山普拉墓地。这是一处分布面积大的于阗王国的公共墓地。在墓葬出土文物中除了具有地方特点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之外，其丝绸织物、铜镜显然来自中原。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织品中有人首马身像和持矛人物像的织物。这种人首马身图像主题可能源自希腊神话。而持矛人物图像，面部挺直的高鼻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

该墓地位于县城西南14公里处的昆仑山麓北坡的丘陵地带。1983年、1984年和1992年3次共发掘汉晋时期墓葬68座，其中有15座墓葬出土项链、手链、耳坠等玻璃饰珠约1 405颗。山普拉墓地分早晚两期：早期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晚期约为公元3世纪中期至公元4世纪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魏晋时期。

目前考古发掘表明，在山普拉墓地的早期墓葬（西汉晚期至东汉末）中出土的玻璃珠数量和色彩类别比较多且丰富，主要有：橘红色、褐紫色、赭黑色、白色、绿色、黑色、鎏金鎏银、蜻蜓眼纹、流云纹、等；形状有多种，如算珠、连珠、圆柱、长椭圆形、三角柱形、扁圆形、菱形、长葡萄形、齿轮形、方管柱形等。其中蜻蜓眼纹玻璃珠有叠堆式和镶嵌式两种工艺形式，镶嵌式玻璃珠同心圆分层最多的达到了6层。在其晚期墓葬（魏晋）出土了玻璃耳珰和饰珠。主要有蓝底叠堆式蜻蜓眼纹、蓝底镶嵌式蜻蜓眼纹、褐紫色方管形、橘红色圆柱形、流云纹形玻璃珠等。

②民丰县尼雅汉晋遗址和墓地。尼雅遗址曾是汉代精绝王国遗址。这座遗址具有古代塔里木文化特色，而又兼容东西方文化，位于民丰县北120km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20世纪初，斯坦因曾在此获得一定数量的玻璃器皿和珠饰。1959年，新疆博物馆曾清理过多处遗址和一座东汉贵族夫妇墓。首先发现了完好的古尸及随身的“万事如意锦衣”等华美的汉代丝绸织锦、印花棉布、汉式镜等。其中贵夫人的项部保存一条完整的珠粒大小不一，呈有黑、红、鎏金、鎏银各色的玻璃珠和珊瑚组合的项链［38］。

1988—199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单位合作，在南北长约25km、东西宽约5km的遗址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调查。所获汉文、佉卢文简牍、陶、木制品、大量锦绢、棉布、毛织物、地毯、五铢钱、汉式铜镜、漆器、玻璃器皿残片、玻璃珠、珊瑚饰等文化遗物，有助于对汉晋时期精绝社会生活、政治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1995年1号墓地出土“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等珍品，揭示了汉晋各朝与尼雅地方统治集团的密切关系。其次，在9座墓出土完整无损的由各类玻璃珠、蜻蜓眼纹玻璃所组成的丰富多彩的项饰、腕饰、耳饰、胸饰等。这些发现深化了对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南道古玻璃交流的认识。

③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扎滚鲁克墓地和附近的那勒克遗址位于县城西南，地处且末河故道不远，目前已是一片风蚀的荒漠戈壁。这是一处古且末王国的的大型公共墓地。自1985年以来，新疆博物馆在此共发现了5个墓地，先后发掘墓葬176座。第一期墓葬是距今约3 0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第二期墓葬为春秋至西汉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1世纪）；第三期墓葬年代为东汉至南北朝（公元3世纪—6世纪）。

墓葬普遍保存不少干尸、毛织物和皮革衣裤，少有丝绸织物，显示出自身特点的地域文化。需要注意的是墓葬出土有来自西方特点的乐器——木竖箜篌，玻璃杯，各类玻璃珠、管、蜻蜓眼纹玻璃珠，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竹器和纸质汉文书等，反映出来自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文化在且末古国处融会的特点。如在第二期墓葬的第14号墓葬中，出土了一根漆木棒和木竖箜篌的乐器。在出土的6颗玻璃珠中，3颗呈蓝色，外部饰以白色的镶嵌式同心眼纹。从第90号墓葬出土的一条项链共由66颗柱状珠组成，其中骨柱状珠48颗、柱状玻璃珠18颗。在东汉至南北朝的第三期墓葬的第49号墓中，出土了的包含着东西文化色彩的遗物，有耳杯、漆案、汉字文书、“大宜子孙锦”织物，玻璃珠饰和玻璃杯等。其中的玻璃杯呈淡绿色，有玻璃质感和透明度，为吹制，斜直口，腹部自上而下磨琢加工了有3排椭圆形的龟甲纹，上、中排周壁外各为13个，下排为7个，底部为一磨制的单圆纹。杯通高为6．8cm、口径为6．8cm、底径为1．3cm。

前文概述的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于阗、精绝、且末3个王国玻璃考古的部分资料。尽管3国主体文化成分各有自身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整体。这是由于在那片由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的商路联系起来的绿洲，仍然互相保持着往来的接触，考古玻璃的发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上这种文化交流的广度。实验室测定的上述南道各地玻璃的成分大体上是Na₂O－CaO－SiO₂系统和Na₂O－K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与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的成分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出土的一件魏晋时期的绿色玻璃耳珰，从工艺和器形上观察，该物品具有我国内地所产玻璃的文化特征，这应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至和田地区的例证。

（2）中道

该道史前时期就已存在，是当时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联系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的古道。这里是指西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经帕米尔高原抵达大宛和素叶的主要交通路线。

中道在两汉史籍称“北道”，是新疆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道路中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这一路线的大体走向是汉代时西出敦煌至楼兰，经孔雀河流域的尉犁、库尔勒后西行。魏晋时，增改为西出敦煌后，经哈密、吐鲁番、焉耆至库尔勒，汇入汉时的北道西行。自库尔勒西行，经当今的轮台—库车—新和—拜城—阿克苏—巴楚—喀什等地，穿越天山谷道和达坂抵达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或伊塞克湖地区。这条交通线上所经的地区曾发生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如汉匈之间“五争车师”；西汉时王恢和班超出使楼兰；“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出征大宛时，西域都护和副校尉发兵4万，分南、北路，兵马远征康居等。尤其要提到的是，中道上的轮台、库车和楼兰3地曾是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驻节的所在地，是汉至唐时期代表内地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我国西北边政史中占有特殊地位。

近年在中道的遗址中也发现出土了历史文物，其中：

①楼兰古城遗址，是汉楼兰国遗址，其后为魏晋及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治所。遗址位于罗布泊西北隅，目前已沉没于荒漠之中。20世纪前3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等，以及我国学者黄文弼都曾到此做过调查和发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也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曾出土大量汉晋时期汉文木简和文书、佉卢文文书、汉五铢钱、贵霜钱币、汉铜镜、漆器、玉器、玻璃器皿残片和各种玻璃珠饰、精美的毛织物和丝织物等。

1980年的调查和发掘，采集到6件玻璃器皿残片和3串含有玉石、玛瑙、骨质在内的玻璃珠项链。其中80C：180A，为玻璃杯残片，呈灰白色、半透明；残杯存口、肩、腹、底的一小部分；为直口、圆唇、短颈、斜肩，唇下有两条弦纹；口部残宽为5．6cm、沿厚为0．4cm、腹壁为1～2cm。其余则是半透明的，呈浅红色、草绿色、蓝色的玻璃器皿残片。玻璃珠有蓝、绿、靛青、灰白、鎏金、银白等多种颜色，呈圆、算珠、扁圆、菱形、长方形、管状形等。

②营盘汉晋墓地和遗址。该墓地位于罗布泊西侧、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畔的北岸，地处“楼兰道”西段要冲，曾是楼兰城兴盛时期一处交通重镇。

该墓地南部分布着圆形古城、烽火台，东部有座显赫的塔庙相结合的佛教寺院等遗址。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等曾先后到此探险和发掘，获得铜镜、丝织物、玻璃杯等文物。1989年、1995年、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被破坏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约200座，出土有丝、毛、棉、皮、毡、刺绣等服饰和纺织品，木、骨、铁、铜、漆器、釉陶、玻璃杯等用具和生活器皿，金、银、贝、玻璃珠等装饰品，钱币和佉卢文纸文书等。丰富的出土文物是研究汉晋时期楼兰地区居民种族、社会经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与中原和西亚地区的文化联系，及新疆中道丝路交通状况的实物例证。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出土文物382件。其中玻璃制品10件（串），主要有杯、项链、耳坠、戒面、串珠等。玻璃杯（M9：1）为喇叭口、平唇，下腹部饰两周圆圈纹，圆圈表面略内凹；上周有12枚圆圈，呈椭圆形，下周7枚圆圈，呈圆形，口径为10．8cm、底径为3．2cm、高为8．8cm。玻璃项链3条。其中M1：6由107颗玻璃珠和65颗玛瑙珠，6颗珍珠串合。玻璃珠呈绿色，扁圆形，高为0．15cm、直径为0．15cm。耳坠1件（M19：14），由11颗蓝色玻璃珠和3颗珍珠及1枚蚌壳用丝线串合作耳饰。玻璃珠呈扁圆形、透明，高为0．1 cm、直径为0．25cm。串珠饰2件，其中M22：16－2由272枚玻璃珠串合，缝缀在花卉刺绣品边缘。珠体为圆形或圆柱形，呈土黄色和绿色。圆形高为0．1～0．2cm、直径为0．1～0．2cm；圆柱形高为0．3cm、直径为0．2cm。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营盘发现的玻璃被认为是叙利亚输入品。通过对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所获楼兰的玻璃器皿残片和玻璃珠进行光谱分析，认为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产品”，“是叙利亚玻璃，无疑来自西方，多为罗马”。我们对楼兰城采集的玻璃杯残片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是Na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

③克孜尔墓地。克孜尔墓地是一处龟兹史前文化墓地。这一地方文化类型尚有多岗墓地、哈拉墩遗址、玛扎甫塘墓地等。时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是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时代最早的一批玻璃资料。

该墓地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克孜尔乡。境内的克孜尔河、木扎特河是龟兹王国绿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利资源。1990年、1991年和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3次发掘墓葬160座。出土了陶、石、骨、铜器及玛瑙、石和玻璃珠饰。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玻璃珠墓葬占发掘墓葬总数的1／10，临近的拜城县多岗墓地也都出土了一批玻璃珠。

这批玻璃珠容易开裂，珠体普遍附着一层白色氧化物，颜色不均匀，呈绿、浅绿、蓝、浅蓝，个别变成黄褐色。均不透明，破损的珠体断面显出有玻璃质感，内含有大小气泡或气孔，有的珠体内明显可见少量结晶质，似未完全熔化的原颗粒。珠体形状不很规整，穿孔的位置往往不在珠体的中部，有的孔洞呈倾斜的穿孔。对成型方法进行观察，似为模压，铸制工艺。珠体大致呈圆鼓、算珠状，大小不一，高为0．4～1cm、直径为1～1．5cm、孔径为0．3～0．4cm。

目前从克孜尔墓地选测20件样品，经化学成分分析认为，大致存在4种类型：Na₂O－CaO－SiO₂玻璃系统，Na₂O－CaO－PbO－SiO₂玻璃系统，CaO－MgO－SiO₂玻璃系统和CaO－MgO－PbO－SiO₂玻璃系统。这种同一墓地、同一座墓，所测玻璃化学成分与其他各墓地明显存在差异的现象，目前还难做出十分合理的解释，亟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以上列举的于阗、精绝、且末、龟兹、楼兰王国境内的墓葬，如果从考古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各地区墓葬所反映出的葬式、葬俗、葬具和随葬的生产和生活的用具与用品等都显示出各自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然而，我们也发现，山普拉、尼雅、扎滚鲁克和营盘等汉晋墓地都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共同特点，即这些墓地里都包含了许多来自中国内地、印度、中亚、西亚，以及伊朗高原和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因素。这种多元文化能植根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的绿洲古国之中，其历史背景、动力及演变的轨迹等都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讨。

四、两汉时期的沙漠丝绸之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撰写和国外翻译的丝绸之路历史、考古文化的著作辈出。其中有关于丝路玻璃的道路形成及其走向的有益的论述。结合史籍文献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及塔里木盆地丝路玻璃新资料的发现，提出以下认识。

公元前2世纪，汉代使节通西域的路线为丝路玻璃东传或交流道路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丝绸之路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秦或更遥远的历史时期，这一事实已被中国和中亚考古发现所印证。但是，先秦以前的交通路线往往不明确和不稳定。而且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与我国北方和西北以及中亚等地区的诸民族（乌孙、月氏、塞克等）的迁徙活动相联系，是一种间接的和以中介为主体的交流模式。公元前2世纪之际，随着西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政治和军事的活动变化，汉王朝掀起了主动而直接联系西方的交流序幕。《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则是认识新疆以及新疆以西地区的指南。

《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所提供的报告整理而收录的。公元前139（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国五六。”张骞先到大宛（今费尔干纳），之后到康居（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大月氏（今阿姆河），返回时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羌中道”，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经过1年多的拘留后，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时的河西走廊已在西汉王朝的管理之下，他顺利到达乌孙的赤谷城（今伊塞克湖东南）。值得注意的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道路大概是通过天山南麓北道的龟兹直达乌孙，因为乌孙的关系，并派随从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于阗，扞弥。于阗河出玉石，以及于阗往东有楼兰、姑师，两国近盐泽（今罗布泊）的情况。这些资料已明显揭示出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的古代道路是联系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的重要交通干线。公元前104年和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出敦煌而横越盐泽（罗布泊）后，经轮台、龟兹、帕米尔高原至大宛国的贰师城（今乌勒塔白）的两次西征军事路线绝非偶然。上述资料已明确无误地揭示出，塔里木盆地南北沿的古道，是当时连接葱岭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的中亚及西亚的重要交通路线。因此，《汉书·西域传》则有如下的准确记录：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楼兰）旁南山（阿尔金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天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喀什），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公元前60年，西域诸国统一于汉朝中央政权后，经由丝路的玻璃东传和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期，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匈奴设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由此罢”，代表西汉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驻节今轮台县境。自此，西域诸国统一于西汉中央政权，直接受西域都护府管理和节制。西域都护管理和节制的地区，据《汉书》所载：西域原有乌孙和36个城国，宣帝以后，至哀帝、平帝时又分裂为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西亚大国）、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乌弋山离诸国因距离中原“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国都在西域都护管辖之下。其大体管辖范围是：东起敦煌以西的罗布泊地区，西抵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北部的贵山城，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赛）和帕米尔高原（葱岭地区），南起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天山，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的乌孙。

西汉王朝在反击匈奴的进程中，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维护和管理。在设立河西走廊的4郡之后，又把长城由敦煌再延伸至盐泽（罗布泊），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此时的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成为丝绸之路的要隘之地。途经楼兰地区的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呈现了空前繁荣状况。据《汉书》所载，赴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一批批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那么多的人到西域去，其中有的是真正的汉使，但更多的却是借汉使名义赴西域各地去从事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与此同时，从西域来汉朝的“使者”也很多，其中也有冒充使者身份，假借“贡献”为名的商人。《汉书》则载，罽宾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西域的安息国和大夏国人更会经商贩卖“善争分铢”。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世居河西走廊西端的古老民族的月氏、乌孙在匈奴的迫使之下陆续西迁。月氏沿天山北麓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塞族人，占领其地。约在匈奴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前161年）后期，月氏又受匈奴支持下的乌孙的排挤，大部分南迁至妫水一带（阿姆河流域），并占据了大夏地方，建立了以后的贵霜王国。乌孙沿着月氏的西迁道路，赶走了月氏而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建立乌孙国，其中心在阗池（今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城。待张骞出使西域时，这两个民族已定居了西域，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

就在乌孙、月氏西迁定居阿姆河及伊犁河、伊塞克湖地区的同时，西方（包括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向东方扩展。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兴起，其势力东达阿姆河流域和葱岭以西，与西域有了交往。到公元前4世纪时，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前336年，希腊亚历山大继其父腓力二世为马其顿国王。在希腊大奴隶主支持下，发动了向东方侵略的战争。亚历山大通过10年的侵略征战，建立了一个东达葱岭和天山东端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这个帝国曾以东方的巴比伦为中心，并在东方、西亚和中亚各地建立了许多亚历山大里亚新城。

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帝国即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王国，其中在东方的则是由他的部将统治的塞琉西王国，汉文史籍称之为“条支”。塞琉西王国疆域不断扩大，其全盛时包括西亚、巴克特里亚（大夏），直达印度河以西一带。塞琉西王国迁都于奥伦特斯河上的安提克城，当时就是印度、中国与地中海区域商业往来必经之地。《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

公元前60年，希腊的塞琉西王朝被罗马所征服，其领土并入罗马。罗马帝国时代，疆域从地中海东岸扩大至两河流域，曾与东部的安息（波斯的帕提亚王国）之间为争夺东方（印度、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之间的通商路线有冲突。在安息之东、丝绸之路的中亚通道上崛起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是建立在大夏（巴克特利亚）基础上的，其强盛时的疆域几乎包括了中亚河中、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东部则与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接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影响力强的大国。这时期，东汉的西域都护府驻节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地区。值得提到的是，在班超任西域都护其间所发生的外交事件都与丝绸之路相联系。

公元73年，班超投笔从戎出西域，至公元102年回到洛阳，在西域的塔里木盆地生活了近30个春秋。公元90年，贵霜王朝求嫁汉公主遭到拒绝后，逐派副王谢，将兵7万由瓦罕谷地越葱岭进攻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班超从稳定西域大局出发，以及东汉政权谋求结好西域和开通丝绸之路的诚意，和平解决了这场看来不可避免的军事和外交冲突。从这一事件的背后，我们还可看到贵霜王朝势力要进入和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动机。从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和田、民丰、楼兰出土的佉卢文资料，以及贵霜朝的钱币等，足以印证了大月氏贵霜王朝的文化已在此生根、开花和结果这一史实。公元93年，班超在其都护府治龟兹的任上，其间还曾派遣他的一位属官甘英带人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支（约今伊拉克境内），到达了地中海东岸。虽然使团未能渡海，但却抵达安息（今伊朗）西方的边界。班超派使团出使罗马帝国的外交活动，是丝绸之路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府治今鄯善县鲁克沁。自此，西域长史代替了西域都护。魏晋和北凉历代都设西域长史，作为治理和管辖西域地区的军政长官之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6世纪），天山南麓地区形成了吐鲁番、疏勒、于阗、焉耆、龟兹、鄯善几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城邦大国。魏晋和北凉的西域长史府治楼兰，北魏设军镇置焉耆，行使着代表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职能。

成书于三国的《魏略》，对大秦（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往就有所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时，大秦国王亦曾“遣使贡献”。《魏书·西域传》波斯国条中记载“出琉璃”；其大月氏国条中则有“大月氏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

公元3世纪初，西亚波斯的萨珊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萨珊王朝继续进行了先是与罗马帝国，以后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商路争夺，使其领域西部包括两河流域，东部曾达到帕米尔以西，甚至曾一度控制过塔什干地区。大体控制了中亚、西亚及通往拜占庭（东罗马）商队往来的要道。此时的中亚，贵霜王朝已衰弱，其西部领地逐渐为波斯萨珊王朝所占据，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粟特）分裂出去，古印度地区也分裂为许多小国，只有喀布尔河流域的一小块地区，仍在贵霜手中。公元229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曹魏政权封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五、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与早期玻璃

新疆天山南北的沙漠绿洲和草原地带，曾是丝路玻璃商品及玻璃技术东传道路的中继地区，其中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在丝绸与玻璃互换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史前时期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的交通路线就是联系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以及沟通甘肃、青海西部地区古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这条古道，塔里木盆地南北绿洲之地的古代各民族同邻近地区的各民族发生着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已被现代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所证实。但是，远古时期的交通路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同现代的交通道路的概念也有一定的差距。

塔里木盆地南北，以及西部的中亚、西亚古代交通概况，《史记》和《汉书》中保存有翔实的资料。史书所记载的主要是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所经过的道路，以及延伸到的地区和国家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和西亚。

出敦煌西行，抵达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的楼兰。自楼兰而西行，有南北两条道路可通盆地的西部。

一条道路是经塔里木盆地南缘，沿阿尔金山、昆仑山西行，谓之南道。《汉书·西域传》载：“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南道途中须经过且末、精绝、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由莎车向西北行，即可与北道的疏勒会合。

另一条路线即经塔里木盆地北缘，沿天山南麓西行，谓之北道（《魏略》载“中道”）。汉初自楼兰经孔雀河西行至尉犁、库尔勒，以及也有自哈密西行，至吐鲁番、焉耆，至库尔勒会合后，西经轮台、乌垒、龟兹、姑墨、尉头，抵于疏勒，谓之北道。《汉书·西域传》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在根据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报告所形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通往帕米尔以西、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交通路线即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路段。借此，中国的丝绸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天山和帕米尔谷道输入西方的同时，地中海沿岸、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的玻璃商品也可东来。丝绸与玻璃互换的交流，最早就发生在上述地区的交通路线上。由此看来，塔里木盆地则是古代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玻璃商品及文化科技输入我国的重要地区。其大致的往来道路，《史记》和《汉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指南。此后的《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等所记载情况虽因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替、民族的迁徙等因素所致而有所变化，但是这条道路的框架没有显著的变更，沿这条道路文化交流的内容有拓展，趋于充实、完整。关于丝绸与玻璃交流的例证，对新疆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丝道上的古国，百年来都已出土了丰富的丝绸与玻璃的资料，如前文所述的于阗王国的山普拉，精绝王国的尼雅，且末王国的扎滚鲁克，楼兰王国，营盘，轮台的群巴克，龟兹王国的玛扎甫塘、克孜尔等墓葬和遗址。

六、今后工作展望

由于塔里木盆地具有邻近古代中亚和印度的地缘条件，决定了它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客观地位。尤其是在汉唐时期，西域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在塔里木盆地的设置，西域各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东西方交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都重视、维护、拓展这条连接中国、印度、伊朗、希腊、罗马等文明中心的交流和往来之路。新疆塔里木盆地则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前沿、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玻璃考古新资料以及共存的其他多元化因素的遗物的相互印证，是汉唐塔里木文化的一大特点。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研究，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视到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殊意义。

目前，新疆丝绸之路玻璃资料仍尚处于考古的积累和收集阶段，考古与科技史相结合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从目前塔里木盆地丝路玻璃所测定的化学分析结果看，大体是Na₂O－CaO－SiO₂系统和K₂O－CaO－SiO₂系统玻璃，大致上属于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系统。其个别的含铅类型玻璃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如何认识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玻璃特殊类型的文化现象，有待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或新的科学分析方法去补证。

目前，已知的出现玻璃技术最早的地区有埃及、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等地区，罗马、希腊的玻璃历史也很悠久。西方地区玻璃在东传的“接力赛”中，应同中国丝绸经过新疆而输入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新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历史复杂而多变。但是，我们通过《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等历代相关史籍，结合西方史学家的撰述，我们还是能得出如下认识：即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的古代交通路线曾是玻璃商品东传和交流的重地。历史上的中亚诸民族，如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及阿姆河流域，西亚的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等地区的各民族都是玻璃文化的传播路线上的媒介及中介人。尤其是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的波斯（安息、条支）人，在丝绸与玻璃互换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的中介作用。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交流。我国的丝织品通过新疆输入中亚、西亚、叙利亚以及地中海沿岸。随着丝织品西去，地中海、伊朗高原及丝绸之路沿途的“殊方异物”也不断“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经新疆而进入中原，丰富了华夏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条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也可称谓“玻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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