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海上贸易中古代玻璃和珠子的发现

亚洲海上的玻璃和珠子的贸易

李英淑（Insook Lee）

釜山博物馆608－813，韩国

（Busan Museum，Korea，608－813）

玻璃产品，可能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项目之一，经著名的丝绸之路将玻璃和西方玻璃制造技术知识传到东方。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会像携带古代丝绸一样，同样把玻璃珠子也作为交易项目。深入研究各种类型玻璃制品和玻璃珠制造业的起源和地域，能给我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重新构建古代贸易路线提供有效的线索。

本文将从印度人与罗马人的贸易着手讨论关于亚洲海上贸易的史实，从那时起亚洲海上珠子贸易运作尽管偶尔有些变化，但一直延续不断。本文有必要考证在东亚频繁出土的被称作印度洋—太平洋的玻璃珠子，它曾活跃于古代社会的交易中，并一直延伸到远东——中国东海岸、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

一、丝绸之路——公元初的海上贸易路线

①什么是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的运输网络；

②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③海上贸易之路——印度、罗马、东南亚和中国；

④海上贸易向远东的延伸；

⑤中国南海贸易——早期海上贸易的证据。

我们知道所谓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文化联系的产物。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人们之间关系的理解。尤其在19世纪的德国和英国，随着文化传播，“丝绸之路”的魅力日益增长，这个术语是德国的地质学家、旅行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弗迪南德·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使用的。在他1877年出版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出了“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涉及中亚陆桥方面的术语。李希霍芬认为中亚作为一个次大陆，这个地区不仅仅连接遥远的文明，其本身也提供了一个文化创新的源泉。

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因为交易的货物相当贵重和有用，值得人们承受长距离运输的麻烦。当已知世界很小，但比现今穿越更加困难时，跨越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表现为一种全球的经济形式。

事实上，丝绸之路是穿越亚洲区域数千英里陆地和海上贸易运输路线的世界性网络，连接中国、印度、中亚、伊朗以及中东的市场和文化产业的中心，并延伸到欧洲、朝鲜、日本、东南亚和非洲。这些道路从许多陆地延伸和海上扩展：向东从中国到朝鲜的首都金城（现在的庆州）穿越东海到日本奈良；向北从中国到蒙古；向南从中国到缅甸然后进入现在的孟加拉；向西从中亚通过阿富汗的佛教圣地巴米扬，翻山越岭到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向北从波斯高原越过高加索山脉等地区。

丝绸之路还有另一条途径，向南沿着波斯湾，然后向北通过土耳其到伊斯坦布尔，越过地中海进入巴尔干半岛或到威尼斯。从这些地方构成的网络延伸至更远的印度南部沿海城镇和非洲东海岸。

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故事告诉我们，正如不仅有一条丝绸之路一样，它也不是只有一个历史阶段或是一种产品，更不止是一个传达丝绸之路本质的传说。事实上，我们需要明白丝绸之路不是1条而是3条主要线路，皆为距离较远的独立线路——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几条线路之中，在这里谈的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一般推断其开始和发展的时间比北方陆地丝绸之路起始的时间要早。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必要懂得考古学和南亚、东南亚沿海区域的历史。

从东南亚考古发现，至少为公元前1000年中期的许多文物，可能是从印度或更远的西方输入的。公元前1000年晚期，东南亚已经是连接地中海盆地和中国汉文明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即便是在公元500年之前，东南亚也很少发现确系西方制作并于公元开始之前传到那里的文物。然而在过去30年中，随着东南亚考古学调查和发掘的加速，特别在泰国和越南发现了相当多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大约公元前1000年中期跨越孟加拉湾正常贸易体系的实物证据。

当然这种贸易与被称作“南方丝绸之路”的巨大的海上网络有密切关系，是有别于北方沙漠丝绸之路的另一线路，它起源于中国南方，沿着越南海岸绕过金瓯角进入泰国海湾，而后进入印度尼西亚西部，跨越马六甲海峡，途经马来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洋和地中海。这一多分支的贸易网络将中国的影响带入东南亚，西方的物质、观念和价值跨越海洋融入本土文化，偶尔沉淀下来留给后来的考古学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东南亚的物质、技术和价值也反方向向北方和西方流通。遗存的考古学实物证据确实很贫乏，因为大多数的贸易项目是易腐败的香料、染料和海产品，但应该记起东南亚海岸线和众多的河流的延伸都覆盖了所有的近海区域，居住在水上的居民和陆地上的一样众多，亚洲所有现存的古代水上手工艺品都来自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

中国海上贸易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不会晚于陆地贸易的历史。广东省的广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是众所周知的古港口。从这些地区发现了造船业的考古证据和国外的物品，像西方类型的玻璃器皿和波斯的银币和容器。

在江苏省邗江东汉墓（公元67年）发掘出罗马镶嵌玻璃碗的碎片，是在中国发现最早的罗马玻璃样品之一。在福建省福州、浙江省瑞安、江苏省扬州和南京、安徽省无为、湖北省汉阳、宜城、安陆，都发现了罗马、萨珊帝国和伊斯兰时期的玻璃制品、波斯的银币、涂釉陶器。在江苏省南京和春城（Chung Cheng）发现了罗马和萨珊帝国的有小平面切割装饰的玻璃杯子和碗，断代为公元4—5世纪。此碗与在日本奈良的新泽千冢（Niizawasenzuka）126号墓和朝鲜金城大陵发现的碗有相似的表面装饰和外形。

中国南海自古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主要通道和海上世界贸易枢纽，直至最近几个世纪，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南海从何时真正开始海上贸易。为了长距离运输和贸易服务，海上路线的诞生不迟于公元前3世纪。从秦统治到汉代早期南越王国时期，岭南地区就已开发。番禺（广州的原名）先是南海府的所在地，之后是南越王国的首都，是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番禺位于入海口的咽喉要道，是一个具有广阔内地贸易区的天然港口，海上运输和贸易的发展，使它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大都市之一，并成为有资格进行海上贸易的唯一城市。在广州发掘的文物中有进口货物、船舶彩绘、造船业遗址，考古证实皆为这一时期的成就。

按照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推测，史前时期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原始居民和生活在东南亚群岛甚至与澳洲岛屿原始种族部落的联系就已经存在。历史上，就有3 000年前岭南越人向商、周朝廷进贡的文字记载。这表明他们之间有一种间接或直接商业关系，证明岭南地区居民早期就有海上运输和商业活动。

我们可以从中国文献中发现关于海上贸易的文字记载。在《史记》中就有富商传记篇记载了“番禺是另一个主要都市，出产珍珠、玉石、犀牛角，龟壳、水果和丝织品的地方”，证明番禺在汉代就已经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都市之一。

《汉书》地理篇中涉及中国南方海上线路，证明中国汉代就与东南亚、南印度和斯里兰卡有海上贸易关系。在《后汉书》西方世界版图篇中记录着中国汉朝与罗马帝国（罗马安东尼皇帝）交换使节。秦汉时期，番禺变成中国南海海上贸易路线的起点，这样的地位，它保持了2 000年。这归功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巨大的内地经济贸易区、丰富的物质资源、精湛的手工艺生产和先进的造船技术。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政府向东南亚、印度洋国家派出贸易使节处理贸易事宜。从三国时期到南朝，创建了广州到海南岛新的线路。

关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其路线是如何演变的，总体上有一致的意见。认为秦汉时期，因为船只小，仅仅能够紧靠海岸附近航行，人们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同时产生后来扩展的路线，至三国时期，东、西晋的船只已经能够到达波斯湾和红海。至唐朝，这条路线已经延伸到非洲和欧洲。

南朝时期，银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岭南变成以金银作为基准货币的国际贸易特区。南朝时期北方部落的侵袭和中国北方持久的战事带来国家局部经济困难。由于广东具有相对稳定的环境，从而使海上贸易和东西方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

丝绸，作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物品，是岭南地区主要的输出品。香料、金银制品、宝石和玻璃制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海外运到广州的输入品。汉和南朝古墓中出土的玻璃碗、镀金青铜杯子和蚀刻珠串是输入品最好的实例。

许多佛教僧侣乘商船到达广州，或从广州乘商船开始他们的西方航行。第一个在公元306年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是著名的印度僧侣吉凡（Jiva）。东晋时中国僧侣法显到印度取经，他从陆地丝绸之路出发而几年后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中国。南朝时期，一个接一个的佛教传教士包括拘那罗陀（Gunarata）从印度中部到达广州传教。在讲道过程中，这些僧侣把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绘画、雕刻和建筑介绍到了中国。

公元5世纪初，中国南方受东晋和南朝控制，北方由北魏王朝统治。汉代的首都，像长安、洛阳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沿着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由于不同的小地方政府开始自治，运输道路通常堵塞。当北魏王朝的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正在建造时，北魏王朝和中亚领土之间的运输路线并不依靠“河西走廊”，而是朝东从宜武（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起始，路线横穿蒙古草原到达平城。这一路线从平城，向东进一步延伸到瀛洲（今天辽宁省的朝阳）、辽东和朝鲜半岛，然后经海上穿越日本，这是一条真正穿越中国北方沙漠的重要线路。可是古代文献中提及这条路线的并不多。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

我们可以在最近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中看到许多与这一贸易路线有关的外来文物，如从汾河土墓（Fenghetu Tomb）中发掘出萨珊王朝的镏金银盘子，该墓在山西省大同地区，为公元504年北魏郑氏元年的古墓；在北魏遗址和一座古墓中发掘出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式混合风格的镏金青铜和镀银茎杯子、有雕刻装饰的镀金银碗和一只有小面切口的玻璃碗，地点位于大同市的南郊。从河南省洛阳北邙山发现了两枚萨珊银币，在河北赞皇和河南洛阳发现了拜占庭的金币；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发现一个有胡人头面相的银质大口水罐和镀金银盘。

在辽宁省北票冯素弗墓中发现了北燕太平7年（公元415年）的5件罗马玻璃制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只鸭子形状的浅绿色玻璃制品，而其他类型的罗马玻璃杯与在韩国庆州新罗王朝墓发现的同类制品相似。

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到处迁徙长久使用的一条路线，这在上面提到已被考古学证据所证明。按照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路线可能经历了部分变化。

在公元7世纪以后，大量朝鲜和日本的学生与僧侣到中国的隋朝和唐朝游访。他们有机会在长安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因为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之后他们将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唐文化带回朝鲜和日本。他们从长安出发向东，到扬州、明州（今宁波），或登州（今山东蓬莱）的港口乘船，然后经朝鲜半岛的新罗返回日本。这样，丝绸之路就一直向东扩展并最后到达日本。我们知道，早期日本文明和文化的输入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我们在古代新罗王朝的首都金城发现相当多的文物和制品，清楚地反映出新罗王国和西亚之间文化的交流。我们知道奈良的古代王室贮藏室——正仓院，有很多波斯和西亚其他地方的产品和文物，诸如玻璃制品、乐器、图案和设计。可以说穿越中亚大陆的“丝绸之路”，通过中国和朝鲜半岛由海上延伸到更远的日本。

朝鲜和日本文明中的中亚元素主要通过中国陆地丝绸之路引进，但也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从公元初，特别是后来的7世纪到9世纪，这样的文化输入和交换是中国、朝鲜和日本民族从人文到物质积极运作的结果。

2000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东西方之间货物运输的海上通道，也是我们称之为文化——所谓观念、知识、宗教、习惯的双重交流路线。

二、亚洲海上贸易路线中珠子的贸易

①珠子——古代世界重要的贸易项目；

②东亚的海上贸易的发展；

③珠子的科学分析；

④玻璃珠制造地点；

⑤珠子贸易在全球的延伸。

考古学家在古印度河谷哈拉巴发现了海贝壳、青金石、红玉髓和其他的珠子，表明古印度与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俾路支、中亚甚至中国其他的主要城市有联系。公元前2500年到3000年丝绸之路由此地折返向他处。

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像携带古代丝绸一样，同样把珠子作为贸易物品。随着对珠子的研究，可以提供一条探知文化联系和理解各个文明中心发展的途径。(www.xing528.com)

早在公元前2000年，随着哈拉巴人携带青金石、红玉髓，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海之间进行贸易，亚洲海上珠子贸易的西进就开始了。珊瑚可能是这一时期初输入到印度的。

尽管有这一贸易的古代遗物，也仅仅是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才把它与所研究的整个区域联系起来。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在地中海周围、波斯、印度和中国都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之后，贸易戏剧性地增加了。罗马人、帕提亚人、孔雀王朝和汉人缔造了他们强有力的、富有的和有雄心的帝国，并拥有各自生产的剩余货物和他们的高贵身分。由于有剩余和需求，贸易得以急剧发展。自那时以后，尽管主要的参与者偶然改变，但亚洲海上贸易一直在延续运作。政治、经济、工业技术和生态调节影响到货物和人员的运转，贸易既有盈余也有亏损。

本文将从印度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贸易着手，讨论亚洲海上贸易的证据。公元初期，印度人和罗马人一起把以前东南亚的交易体系相当分散的贸易路径连接成一个巨大网络：从西欧经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我们可以认为是这时期出现的第一个贸易“世界体系”。它连接地中海盆地、印度、中国众多的主要都市，途经那些一般较少有内部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周边地区。印度人与罗马人的商业企业似乎有严密的组织，从公元2世纪起古代文献就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史前东南亚特别是岛屿与大陆之间交流的巨大发展，使印度人与罗马人的贸易紧密相关。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地中海盆地、印度，还有中国成熟的城市文明对外来的名贵消费品和装饰品需求上升，当然它们是“既壮观又微不足道”的贸易，诸如：香料、香水、宝石和珍珠，丝绸和细棉布，龟甲、象牙和犀牛角，染料等。

在越南南部重要的海上贸易点俄厄（Oc Eo）发现了两枚公元2世纪的罗马金币。发掘出的是罗马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皇帝（公元138—161年）和他的继承人马卡斯·奥里欧斯（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年）时期的金币。此外，在越南的俄厄和别的地点还发现了印度的宝石雕刻品、戒指、圆形浮雕和雕塑，以及地中海封印。自那时起，相当多其他发现被发掘或承认，这些足够使我们相信罗马和东南亚之间至少有间接的交流线路。

东南亚考古发现其他一些与西方贸易行为有关的文物，包括一个西罗马皇帝维克多诺斯（Victorinus）（公元268年—70年）在德国科隆铸造的铜币，这是在泰国西部的U形地带被发现的，现保存在那里的国家博物馆。

泰国南部在卡拉比省的Khlong Thom（也称为Khuan Lukpad或“珠堆”）因为收集了很多玻璃和宝石珠而变得著名，似乎是与东南亚西部有关系。公元前4世纪在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已经建立珠子的海上贸易，这种贸易随着罗马帝国奢侈品需求和财富积累的增加而变得日益重要。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古代社会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与相邻地区的接触和亚洲海上贸易对外紧密相连。由于这个原因，有必要考查东亚频繁出土的拉制单色小珠，即所谓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它曾在古代社会的贸易中相当活跃。在公元1世纪初，印度洋—太平洋珠子贸易是相当繁荣的，并延伸到远东，像朝鲜南部和日本九州，发掘的许多样品以及那时中国著作中描述的特别钟情于珠子的“朝鲜三位汉人”都可以作为旁证。

研究玻璃的成分是追踪传播路线和技术迁移的另一方法。古代玻璃是用很纯的砂或石英卵石，加入助熔剂以降低熔化温度生产出来的。钠和钾是作为最普通的助熔剂使用的。钾玻璃和亚洲类型的碱石灰玻璃（注释：钾硅酸盐玻璃和钠钙硅酸盐玻璃）在古代朝鲜和日本都有，虽然它们也许是在东南亚或印度制作。公元前1世纪中国在铁器时代的铸币地点证明朝鲜半岛南部是一个大“相互作用圈”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由这个互相作用的区域传入了钾硅酸盐玻璃和钠钙硅酸盐玻璃珠。的确，一些朝鲜半岛的传统习俗也意味着它与大洋之南的联系。我在上文提到，与印度和西方以及与东南亚之间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在朝鲜发现的玻璃珠，与在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玻璃之间有相似性。我们知道，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后，朝鲜半岛是庞大的铁生产基地，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网络中心，玻璃珠可能已与铁进行交换。

随着考证一些特别类型的玻璃珠，我们可以追踪更多的贸易证据，诸如像红玉髓、金箔玻璃珠、镶嵌的蜻蜓眼珠和多面无角的、立方体玻璃珠，印度或东南亚某处极有可能是它们的主要产地，公元元年到公元500年在朝鲜相当普遍，其中最著名和激动人心的实例是在金城发掘的表面镶嵌的珠，推测是印度尼西亚的瓜哇珠（Jatime珠）之一，从而我们不能否认早在公元元年前后，在东南亚和远东之间已经有紧密的联系。

通过对玻璃器型的比较，在处理文物如玻璃或金属制品方面，有经验的专家就能区别出是远方的舶来品还是当地制品。但这样的比较可能对此工作不太恰当。在许多情况下，样品被简单地、不含糊地归到一个范畴或其他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化学分析、铅同位素分析或其他的实验研究可以说明一块玻璃是不是舶来品——有时甚至可以用测定年代的方法给发现的玻璃断代。

对于在广西东汉墓出土的浅绿色的小玻璃杯，通过对其考证，不同的专家对它的起源表达出不同意见。一些专家凭第一感觉就认为它是罗马的舶来品，但我注意到它与西方玻璃类型有细微差别。最近测试显示，这只杯子是用钾硅酸盐玻璃制造而成的。因此可以认为这极重要的样品是在东亚或中国某地制作的。

最近对中国玻璃研究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是发现了汉代钾硅酸盐玻璃的几个样品。学者还没有确定这些玻璃是中国制造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制造的。这些钾硅酸盐玻璃包括一些典型的中国器型。此外还有些珠子正好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制造。研究它们的技术起源将是很有趣的。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些玻璃不是在西方制造的。

我们将补充说明研究亚洲玻璃最引人入胜的一个情况：在古代朝鲜新罗王朝墓中以及在日本正仓院发现的这些玻璃，遗留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玻璃杯子和碗，怎样从它制造的地方被运到朝鲜和日本的。虽然旅程中一些路线不得不经海上丝绸之路，但最初和最长的路程仍然要横越草原和沙漠，因为这种玻璃的碎片在那些地方也有发现，我们知道许多小面切口萨珊玻璃的实例在伊拉克和伊朗已有发掘，正如我们可以在展览会看到中国也有一些发掘品。正仓院的那件玻璃珍品是一只镶环的精美深蓝色杯子，而困扰的问题仍是这些玻璃的起源。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它们是西方进口货，也有人则认为它们是在亚洲制作的，因为这些玻璃真正细看起来不像是他们所说的西方同类产品。

深入考证和科学分析亚洲的玻璃珠可以推测出这些珠子相关的制造地点，并为重新构建古代在不同地区之间贸易线路提供线索。从考古学遗址分析古代玻璃已被证实有助于对古代文化交流网络的理解。

上面提到印度洋—太平洋珠在亚洲南部和东部广泛贸易，甚至交易更远到非洲海岸。它们是丰富的和保存最好的公元1世纪初期的贸易项目。应该特别注意，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接触中，由在东亚发现大量的这些小玻璃珠可见，朝鲜半岛南部生产各种各样的玻璃珠，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古代东亚珠子贸易网络的重要地方而予以特别考虑。由于这个原因，古代朝鲜社会可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亚地区的印度洋—太平洋珠贸易中心之一。

这样就产生了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些珠子在哪里制造——精确的地点，又是何时把它们带到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这些珠子，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数据可以给这些问题以清楚的答案。按照最近对印度和东南亚玻璃珠的研究，迄今为止在印度和南亚也确定了大约10个制造珠子的地点，它们是印度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和卡热卡杜（Karaikadu），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泰国的卡拉比省的Khlong Thom、塔夸帕（Takua），越南的俄厄，马来西亚的爪拉塞林斯（Kuala Selinsing）和圣珈（Sungai）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佛逝（Vijaya）。其中，阿里卡梅度、卡热卡杜、曼泰、卡拉比省、俄厄、爪拉塞林斯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点，因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珠子属于公元1世纪初。其中，阿里卡梅度是一个最为著名的起源地。阿里卡梅度和卡拉比省和俄厄必定与远东、中国、朝鲜和日本珠子的贸易有关。从我以前对这些珠子的科学研究推测，许多不同类型的各种形状和成分的玻璃珠，通过活跃地贸易输入到东亚各国，特别是在公元初期从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输入朝鲜半岛的南部。沿着亚洲海上路线的珠子贸易模式从未突然改变，可谓历史悠久。

对每个类型的珠子的起源和制造地方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从贸易方面研究珠子，为那些有兴趣较全面了解世界文化、与我们共同分享历史的人们增添了另外一种工具。

在东方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海上的贸易似乎相当活跃。这一贸易可以经印度尼西亚海上之路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途经印度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然后到中国。早期海上贸易路线还延续到远东，到朝鲜半岛的南海岸伽耶（Kaya）——一个很早结盟的王国。伽耶在韩国现今的庆尚南道，它具有高度发达的铁文化，在海上贸易中似乎起到重要作用，伴随新技术和时尚的发展，以铁交换外来货物，诸如贵重的珠宝、龟壳、象牙和玻璃器皿。

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出土的许多玻璃制品证明，这些制品是典型的在罗马领土上具有广泛分布的罗马晚期类型玻璃。这些罗马类型的玻璃的主要分布路线是从中东制造地点延伸进入北方草原，可能是由丝绸之路通过中亚进行贸易，直到它们最后到达朝鲜新罗王国。沿着中国东南海岸发现秦汉时期玻璃器皿的证据说明，早期罗马玻璃器皿可能首先从海上介绍到朝鲜。很奇怪的是，罗马晚期的玻璃器皿很少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发现，却在朝鲜的金城发现了大量这种器皿。

玻璃产品可能是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项目之一，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和知识传到远东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玻璃传输到东亚的最可能的直接路线。

对玻璃珠子更详细的研究不仅给我们提供一张关于东南亚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影响更加清晰的地图，而且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知识。相关资料见以下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Seligman C G，Beck H C．Far Eastern Glass．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8

［2］Brill Robert H，Wampler J M．Isotope Studies of Ancient Lead American．Journal of Archaeology，1965，69

［3］Brill Robert H，Yamasaki Kazuo，et al．Lead Isotope in Some Japanese ＆Chinese Glasses．Art Orientalis，1979，Vol．11

［4］Brill Robert H．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Asian Glass．Unesco Silk Road－Maritime Route Seminar，Nara，1991

［5］Brill Robert H，Martin J H．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1991

［6］Lee In－sook，Brill R H，Fenn P M．Chemical Analyses of Some Ancient Glasses from Korea．Annales of the 12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y of Glass，Vienna，1991

［7］Lee In－sook．The Silk Road and Korea Ancient Glass，Korea Culture．Los Angeles，1993／Winter，1993

［8］Lee In－sook．Ancient Glass Trade in Korean．Papers of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Kore－an Studies，Vol．5，London，1994

［9］Lee In－sook．A study on Ancient Lead Glasses form Korea．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ss in Beijing，1995

［10］Lee In－sook．Early Glass in Korean Archaeological Sites，Korean Archeology and Ko－rean Exodus．Korean＆KoreanAmericanStudiesBulletin．Vol．8 no．1／2．New Haven，1997

［11］Lee In－sook．Silk Road Trade and Roman Glass form Korea，Central Asian Studies，The Korean．Association for the Central Asian Studies，2001

［12］Lee In－sook，Wypyski Mark T．Comparison of Prehistoric Glass Beads form Korea and Thailand．Man and Environment，2002，27（1）

［13］Lee In－sook．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Glass in Ancient Korea with Respect to 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Proceedings of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ss，Kyoto，2003，0－15－12

［14］Shi Meiguang，He Ouli，Zhou Fuzheng．Investigations of Some Chinese Potash Glasses Excavated from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Journal of the Chinese Silicate Society，1986，14（3）：307～313

［15］Marianne Stern．Early Export beyond the Empire，Roman Glass：Two Centuries of Art and Invention．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1991

［16］Basa K K．Early Glass Beads in Thailand．Southeast Asia Archeology，1988

［17］Basa K K，Glover Ian，Henderson J．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Southeast Asian and Indian Glass．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10，1991

［18］Henderson J．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Ancient Glass and Its Arc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cientific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and Its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Committee for Archeology Monograph，1989，Vol．19

（马波译 田守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