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臆造币生产的时间约在北洋政府逐渐瓦解、控制力减弱、各厂人事行政处独立状态之时。此时的天津总厂仅空有虚名，业务也无法正常进行，由1924年11月6日天津《大公报》刊载“欠薪不发，并先后裁去工人甚多”可见窘态。北伐后中央政府改首都为南京，原来的“直隶”反而降为“地方”了。在各厂自谋生路的情况下，加上当时信息闭塞，不肖商人就利用机会凭空想象“创作”了一批无中生有的钱币，利用藏家的猎奇心态牟利。最早对此深入研究的是上海怡和洋行职员雷本·邓肯(Raeburn Duncan)，他多次撰文发表收集中国钱币的心得，1938年6月登载于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上的《不存在的钱币》（Coins that Never Were）一文，对早期臆造及假币有相当详尽的记述。
VIII-1-01
苏维埃字戳“袁大头”。原版数量有限，仿老假制出的新假非常多。区别在老假“苏维埃”三字字尖分岔
VIII-1-02(www.xing528.com)
“正宗”老假的字尖分岔，要仔细比对。同样是假，新假不如老假是硬道理
邓肯文中披露了66种臆造的币章，包括金质5种、银质49种、铜质10种及合金2种，以一圆银币大小的形式为主。据他研究，这些臆造币章多数来自京津一带，主要是卖给外籍人士与本地收藏家。卢沟桥事变后供应中断，店家常以洋泾浜英语“New cargo no can come”(新货不能来)告知洋人。由于生意兴隆舍不得放弃，这些商人又开始在上海近郊制作。邓肯对中国机制币颇有钻研，其另一篇1937年发表的《中国苏区币钞》（Chinese Soviet Coins and Notes），是首次论述江西、湖南、四川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研究文章。他在上海的西人泉币会担任了6年名誉总干事，其藏品去向不明，有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另据郁祥桢著《钱币丛谈》，上海经营“麒麟钱币社”的钱商平玉麟曾担任福建造币厂雕模工，与当时在天潼路一家银楼工作的江阴人李仲清（负责制作模具加盖在银圆上），合谋臆造了所谓的苏维埃加戳版“袁大头”。推测“平记出品”的多种臆造币都来自其手笔，传说此人因此被人告发而遭官府逮捕关入大牢，最后死在狱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