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记载，南京造币厂在5月“开制孙像开国纪念一圆银币，8月续制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1000枚、二角金币10枚，呈财政部”，罗斯文章中则指出，制成数量很少，分送政府官员，并未发行流通。上面两种记述没有矛盾，再与目前收藏界实物的实际状况比较也能符合。虽然在其他数据上，南京造币厂在1912年与1914年分别生产“二角”银币12.3万枚及3.2万枚，但仍然算得上产量稀少。
1944年《泉币》第27期有载：“造币厂人云，凡开铸主币，向例由厂首铸金质币十数枚，呈财政部长转赠大副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长人各一枚，以资纪念。”这或许是民国时出现不少银币金样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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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型“十枚当一圆”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数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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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壹圆银币金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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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壹圆银币金样(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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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型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金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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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念币考》作者李伯琦二三事
李伯琦（1887—1958），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孙，熟谙清末民初史迹，在《永安月刊》上发表不少文章。《中国纪念币考》原文发表在1945年9月上海《永安月刊》第76期庆祝胜利号上，钱币学大师马定祥阅后在学生练习簿上以毛笔亲自抄录。笔者有幸获此抄本全文，因其记载消除了笔者许多以往的疑惑，阅后甚感振奋，当即拍照存档。除开国纪念币正背面寓意之外，五星开国纪念币为何有两种；黎元洪像币何以分戴帽与光头两版；大飞龙是戏作币的始末等，在文中皆有其缘由之描述。李伯琦另一重要参考著作，是1934年以李国瑰之名发表于《学风》第4卷第6期上的《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为天津造币厂“厂长”一说，笔者依据的是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提及马定祥视此抄本为“当时天津造币总厂厂长李伯琦君之手写本”，故初时笔者将其误以为李伯琦手稿，后再查询确定是马定祥亲笔。2010年出版的《造币总厂》一书，指出掌故大家郑逸梅也有类似说法，然而在《民国职官年表》内天津造币总厂各时期厂长（或监督）中，李伯琦并未见载，故将之暂定为总厂“高管”（高级主管），确切职位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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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的马定祥手抄本，存于浙江省博物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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