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存在主义文学在战后日本的影响

——以安部公房的创作为中心

邹　波

竹内芳郎在《萨特哲学序说》中指出当时的日本人身负三重自我的异化：“因袭前近代、资产阶级的颓废和对外国的隶属。”⁽¹⁾在传统秩序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真空为新的艺术实验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日本的“战后派”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安部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被归于“第一次战后派”之后的“第二次战后派”⁽²⁾或“第三新人”⁽³⁾，而莫衷一是的分类受到后来的文学评论家的质疑，如本多秋五在《物语战后文学史》中所分析的：在“第一次战后派”与“第三新人”之间并不存在“第二群体”，“这两人（安部公房与堀田善卫）适宜被看作第一次战后派的后续部队或新锐部队”⁽⁴⁾。将作家按照所处时期分类本为权宜之计，尤其对于风格独特、卓然不群的作家来说，准确的定位对于研究者及一般读者都十分必要。这也是笔者选择安部公房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初衷。如前所述，安部是日本战后一位极具个性和才华的重要作家，但所寓目的评论大多着重在解读安部作品内容，对于他作品的整体评价主要集中在“前卫”的风格上，对于作品所蕴涵的主题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

安部公房的作品主要所显现的特征为“前卫”即超现实主义的文体与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主题的结合。“前卫”（法语avant-garde）一词本意是指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勃兴的艺术革新运动，而在日本战后文坛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代表超越了二战之前及战争时期种种禁忌，进行各种新尝试的“战后派”的主要特点。“存在”在日语之中则包含“现实存在”及“（起某种作用的）人物”等意义，本文将从“前卫”的作家这一评价⁽⁵⁾出发，结合安部公房的主要作品，对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存在”⁽⁶⁾主题进行分析、阐述。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课题在日本开始较早，例如，本多秋五在1966年的《物语战后文学史》中对安部公房的评述里已经有《探求“存在”之旅》的专门论述，但此类评述数量少且隔靴搔痒的居多。中国对安部公房的研究较为迟缓，截至1993年专门性的评介文章仅两篇⁽⁷⁾，这显然与安部公房在日本战后文坛的重要性及广泛的海外影响不相称。论文试图通过摄像镜头的视角，由整体至个体再至局部逐步拉近，将安部及其作品放在战后日本文学的背景下、存在主义文学的坐标上，通过剖析其作品的主题，以期对安部“前卫”的表象下流动的“存在”特色有新的认识。

安部公房的作品对于日本战后文坛而言代表了一种新的势力，它是日本文学借鉴世界文学并加以本土化的另一次革新。与借鉴自然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一样，战后日本发生过自觉地向西方文学学习并进行横向移植的运动，安部、大江等人即为其中的代表作家。他们同日本文学传统的背离是彻底的，但他们的目光始终集中在日本的社会现实，战后日本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阐释。安部是个对于现实很敏锐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比较抽象，但现实世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显现出更为本质的图象。安部作品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早期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热衷研读；在“夜之会”所接受的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这两方面的影响决定了他在作品中利用充满隐喻与黑色幽默的、似幻似真的笔调描写人在现实处境中的“存在”状况。本章就他所受的影响出发，阐释其作品所显露的文学理念、主题与技巧。而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对安部公房作品中所包容的“存在”文学的特质有所认识。

1．安部公房与存在主义作家

安部曾经自述：“我自身的思想及方法上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三次转机。”⁽⁸⁾从年谱来看，16岁时他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其间特别热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之前，他一直在阅读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尼采等人的著作；19岁时又沉迷于里尔克的《图像集》。安部回忆这段往事时讲：“在战争中那样禁闭的空气中，我往来于里尔克、尼采之间，仅仅依靠存在主义支撑着自己”⁽⁹⁾，“战争中，我是个存在主义者”⁽¹⁰⁾。在开始写作生活之前安部已阅读了大量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存在主义文学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散文中曾对里尔克、卡夫卡等作家都有记述：“那是战争期间。对于我来讲，《图像集》、《马尔特札记》……那些像玻璃工艺品一样的里尔克世界确实是无可替代的”⁽¹¹⁾，“在热爱我的卡夫卡的同时，也感到有否定卡夫卡的愿望。可能是出于对反命题的爱吧”⁽¹²⁾。下面，先就安部产生影响的“存在”文学作家作一番简单回顾。

里尔克（1875—1926）被公认是自歌德死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图象集》是一般文学史经常提到的其第一部诗集，其中的诗“试图利用‘图象’把全诗从结构上固定下来，代表了从模糊的伤感到精确造型的一个过渡”⁽¹³⁾，这部诗集对于安部第一部作品——自费印刷的《无名诗集》影响颇大，他曾说：“我也有过平常人一样的诗人时期，自费出版过以《无名诗集》为书名、确实是模仿里尔克的诗集。”⁽¹⁴⁾在以后的作品中里尔克的影子逐渐淡化，但安部作品中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化，加以“造型”的手法仍可看到里尔克对其的影响。《马尔特札记》曾影响萨特的《恶心》，海德格尔也曾对该书进行过论著，这是由于书中阐述了许多存在主义的中心话题。例如，对真实存在的追求，如何面临死亡的问题，接近死亡的时间体验等。里尔克一直是安部偏爱的作家，从他对埴谷雄高的批评——“……里尔克也和你一样，不过不是从错乱方面着手，而是深入物质本身的意义（本性），穷极人的背弃”⁽¹⁵⁾——不难看出对于里尔克作品的内涵安部有他独到的见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日本的战后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从《死屋手记》到《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生活结束之后的“自由生活越来越像苦役生活”⁽¹⁶⁾，“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¹⁷⁾。他的《地下室手记》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他的情态、焦虑和决心——这些都被带进了核心，一直到所有的景象被揭露无遗为止”⁽¹⁸⁾。他的作品与思想契合了战后处于相对自由的境况中的日本人所面临的新的精神困境，所以战后派作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他们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新认识中进行反省。例如椎名麟三“以日本文学系谱中未曾有的哲学性的思想与文体给人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战后日本出现的强烈印象”⁽¹⁹⁾；埴谷雄高的《死灵》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下，力图以独自的还复本原的现实主义方法表现现代的虚无与可能性”⁽²⁰⁾。在安部的作品里，对于陀氏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书中人物未经修饰的、理想化的叛逆而不安的声音。

卡夫卡（1883—1924）对安部公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安部曾在《内侧的边界》中赞誉卡夫卡“用犹太人的心写作，但进行了超越，包含了召唤人类灵魂的东西”⁽²¹⁾。安部的文体较多地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虽然在阅读了《审判》之后安部讲“没什么印象”⁽²²⁾，但在他日后逐渐形成的较少修饰语的“干燥”笔触以及梦境、象征、隐喻的运用中都可窥见卡夫卡的影子。和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安部的许多作品也带有整体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的特征。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主角是个代号、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当然，这个代号汲汲想要找到他自己的地位和责任”⁽²³⁾。安部小说中许多主人公的国籍都很暧昧，例如S·卡尔玛（《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阿尔贡（《魔法粉笔》），乃至在《闯入者》中主角就是"K"，让人不由联想起卡夫卡作品中用"K"命名的人物。在另一部小说里，主角叫“考门”，据野口武彦的解说，“考门”即为英文的"common"⁽²⁴⁾，代表了“普通、一般”的含义。安部与卡夫卡作品中的人实际上都是“无国籍者”，他们描画的对象不是单个、具体的人，而是“同时是每个人又不是任何人”⁽²⁵⁾。这样就使得安部的作品获得了与卡夫卡作品同样的命运：文章引起无数不同的解释，可以说他们都致力于“排斥单一注释的任何可能性”⁽²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安部作品中的“变形”主题，这显然也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后文将对这一主题进行专门的分析。

安部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问世之时正值以萨特作品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日本广泛传播，加上“墙”是萨特曾使用的意象，所以该小说曾一度受到模仿萨特的非难⁽²⁷⁾。萨特（1905—1980）是对日本战后思想界、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巨人，他的作品促使日本战后作家将目光投向存在体验、人的自由、真实存在等问题，存在主义也主要因为他而在日本获得空前的认同。萨特在1949年的文论《为什么写作》中对于他的文学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其中的几个重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本战后派的写作经历。例如，萨特文学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介入文学”，他的文学与行动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多数作家只是“为只求安稳睡大觉的读者提供了一整套策略”⁽²⁸⁾，而作家应该真实表现他们时代的悲剧和前景，并“为自己，也为他人把介入从自发、直接的阶段推向反思阶段”⁽²⁹⁾。所以他的文学注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我们今天把阅读和写作看成是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人与别人相沟通的手段”⁽³⁰⁾。他认为人是自由的，作家选择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作家的“自由在显示自身的同时揭示了别人的自由”⁽³¹⁾，作家是处境中自由的人，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分量。萨特的文学延续了哲学中否定的精神，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人的存在是荒谬的，“面对明显的压迫以及为了支撑自身而日复一日铸造的各种神话，精神性就是否定”⁽³²⁾，人必须正视荒谬进行自由选择指向超越。

安部的写作生活始终贯注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种种精神。影响其文学理念的主要是萨特所倡导的介入时代、介入生活的“介入文学”思想；他作品中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怀、对真实存在的追求则体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存在”主题；而将“变形”作为主要技巧反映人的“异化”主题是其作品的另一特征。下面将对他文学的特质做不算完整但大致反映其大端的归纳。

2．介入文学

“介入”思想始终贯穿了安部公房的文学生涯，这表现在他的小说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的状况的关注、他以新的传播媒介拓展文学的空间、加入共产党并对重大事件阐述自己的意见等方面。“介入”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这也在其他思想中有所反映，安部“介入”性格的形成就是多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主要可以从他自述的三次转变：“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中大致了解。

存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萨特的“介入”思想对安部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萨特曾说：“我们是为我们的同时代的人写作的。”⁽³³⁾二战改变了萨特平静的学术生活，促使他走出书斋关注现实并介入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战争；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公开申讨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的写作则是他产生较大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例如他最富盛名的剧作《苍蝇》是根据埃斯库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改编，描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复仇的故事。它是一部典型的借古喻今的作品，他借俄瑞斯忒斯之口召唤：“他们是自由的，而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³⁴⁾他召唤法国人民冲破维希政府与法西斯合谋的暧昧现实，摆脱悔恨、颓靡的精神状态，反抗法西斯统治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俄瑞斯忒斯的介入行动让人们看到在压迫和禁锢下应作的抉择。这部戏剧也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

和萨特类似的是安部不仅在政治上一贯坚持“介入”的立场，而且用作品对于重点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1951年安部一边与困窘的生活斗争，一边为组织工厂地区的工人文学团体而奔走忙碌；获得芥川奖就是在工厂文学团体小组开会时从广播中得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不妥协的抗争，并始终对现实保持一贯的敏锐观察。1967年，中国学术与艺术的自律性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侵害，安部与川端康成、石川淳、三岛由纪夫对此发表了抗议声明。

安部在1948年参加了以花田清辉为首的“夜之会”，开始接触超现实主义理论。花田清辉是日本战后前卫运动的旗手、文学运动的代表理论家，以他为中心的“夜之会”是战后派的艺术运动据点，它的成员主要是战后派作家，如野间宏、埴谷雄高、椎名麟三等，在它的影响下日本以超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前卫”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日本战后的前卫艺术运动是以超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对于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是战后文学有别于日本传统文学的一大特点，战后派大多立足于现实，以多种角度、层次、色调反映个人或整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前卫是力图将政治的前卫于艺术的前卫结合的尝试，失去对现实的关心，前卫只是单纯的现代主义”⁽³⁵⁾。

安部思想与方法的转变最后归结到共产主义并非偶然，他目睹了战争的丑恶，经历过社会最底层的困苦生活和战后社会的混乱与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切身的体会。进步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与《新日本文学》集纳了许多战后派作家的中坚，包括安部在内的日本战后作家在对现存体制、社会问题的批判上和共产主义理论曾产生过共鸣。但是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曾接近共产党但又力图保持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一样，他们也不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当作信条加以信奉，这最终导致了文学与政治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论争可以讲是最主要的特点之一⁽³⁶⁾。结果是所谓的“党员作家”⁽³⁷⁾在1961年被悉数开除出党，安部公房也不例外⁽³⁸⁾。这段历史在安部来说，是“现实变革”理想的破产，在此之后的作品中现实批判的成分有减少的趋势，有评论家在读了《他人的脸》之后感觉“此后的创作道路渐渐转变了”⁽³⁹⁾。但在战后派主流转向创作“中间小说”、“私小说”时，安部仍保持了较敏锐的现实感觉并坚持艺术上的变革，继续进行“前卫”的探索⁽⁴⁰⁾，而这也显示了其文学所一贯的“介入”特征。

3．“存在”主题

日本战后文学在存在主义思潮的濡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那就是以对战争及人性反思为出发点而关注个人或人类“存在”。萨特关于人的存在的论述对战后日本影响尤为巨大，在许多战后与传统文学风格迥异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这种回响。比如，在对于存在的体验上，萨特在《恶心》中表述为“偶然性”，而contingence（偶然性）与absurde（荒谬的）在萨特的词典中是同义词⁽⁴¹⁾。通过焦虑、孤独等感觉人体会到存在的偶然性，这种感受在萨特的《恶心》中表露为荒谬、是厌恶，这是人在个人体验范围所发现的对异化世界的否定，以及由此预示选择自己行动的可能性。“我懂得了‘厌恶’，我占有了‘厌恶’”⁽⁴²⁾是萨特笔下主人公对存在的荒谬感的经典表述。而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也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他那副“鸟”模样将保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从十五岁到六十岁，他就是只能凭一张脸，一种姿势活着的人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鸟”现在正望着橱窗玻璃里那个已经走过一生的他自己呀。一阵切实而具体的厌恶感向“鸟”袭来，他简直想吐，浑身震颤了。⁽⁴³⁾（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如果把这视为纯粹艺术上的模仿未免有失偏颇，正如“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⁴⁴⁾一样，用厌恶感对现实世界的荒谬进行否定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露，只是在战后日本作家心灵中这样的情绪得到了较大回应。如果说这是模仿的话，那么这种模仿也是基于历史心境的模仿，对于缺乏西方深厚哲学基础的日本而言，这样的借鉴延续了其历史传统并显示了坚定的决心，从“世界性”的日本作家的成功背后我们几乎都能发现这样的民族心理的有力支撑。

安部公房所受的非难也主要集中在对于卡夫卡、萨特等人的创作手法的模仿上，但从对存在体验的刻画来看，他的作品不仅对存在的荒谬有深刻的揭示，而且用人与人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这一较为明晰的概念进行表述。“疏离感”是安部基于日本社会现实对“存在”的一种认识，人意识到存在的荒谬是由疏离感而产生并激化的，可以说，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的不协调、被疏离的感受是安部“存在”认识的基点之一。他“着眼于现代疏离状况的形象”⁽⁴⁵⁾，对于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被制度异化危机的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

以安部的《闯入者》为例，这部作品描写的主人公K是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按照社会的准则小心翼翼地生活，而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闯入了他的房间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K变成了实际上的奴仆，K在经受了屈辱之后决定反抗，但他发现他是孤立无援的，文章最终以K斗争的失败并“安息”而告终。

文章的寓意可以解释为对美军占领日本或对战后日本民主制度的嘲讽，持这类观点的日本评论家居于主流⁽⁴⁶⁾，但文中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往往为人所忽视。在他的住所闯入了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蛮横无理的人群之后，K“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懊恼，竟没有同大楼里的邻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⁴⁷⁾，他寻求房东的帮助，遭到的只是“我的房间不是租给人，而是租给钱”⁽⁴⁸⁾的冷酷回答。他发现原先熟悉的世界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变得非常陌生，除了事件本身的荒诞，人与人之间也在一夜之间显现出冷酷无情的真相。被孤独与屈辱袭击的K决心与闯入者斗争，他想：“这一切得法律解决。不管是谁，看到这种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透顶的行为，难道不讲句公道话吗？社会准则还是有的。”⁽⁴⁹⁾他先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一老一少两个警察，仰在椅背上，正在呼啊呼啊抽香烟，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我正要讲到事情的要点，那个年轻警察堂而皇之地扭转身子，翻着他的笔记本，一下子像想起什么要紧事似的，动手在那上面记下来。那个老警察不时点点头，像是说：“我在听着，我在听着。”可瞧他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心不在焉……⁽⁵⁰⁾

他碰了壁，不久他的情人S也背叛了他，站到闯入者的一边。他去了律师家，而律师的家也正被一群闯入者占领，律师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分别时我握住这位患难朋友的手：

“咱们交个朋友吧！”

他悲哀地摇摇头：

“不，请你再别来了！”⁽⁵¹⁾

K最后的尝试是用传单呼吁：“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反对这种非法的多数”⁽⁵²⁾，结果是不仅被闯入者发现而被禁闭在逼仄的阁楼，而且当局最后还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散发传单。

K与《恶心》中的洛根丁都在生命中以某次偶然的事件体验了存在的荒谬。K在认识到现实社会“疏离”的真相和荒谬之后，选择的是抵抗而非屈从，从某种意义来讲，他是个孤独的英雄。而他所对抗的是依据多数人意志所建立的制度与规则，这注定了他在荒诞世界中荒诞的命运。

在安部另一短篇《赤茧》中，我们也可发现其中的“疏离感”，《赤茧》中所体现的较多的是如卡夫卡在《骑桶者》中所描写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没有归属感，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受。《赤茧》的情节很简单。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日暮时分忽然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忘记了自己的家，于是他向人们询问，但遭到的是惊诧和冷漠。在彷徨之际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腿和身体逐渐变成丝瓜纤维般的东西把自己缠绕起来，最后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空茧——家终于有了，而想回家的“我”已经不存在了。

首先，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安部与存在作家卡夫卡一样“重心始终是人，人的生活”⁽⁵³⁾。《赤茧》与《骑桶者》都是通过生活中的具体需求——栖身之所、御寒的煤与自我存在的矛盾来体现一个物质化的社会对于人的存在的蔑视，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里没有钱意味着丧失了所有的身份，甚至人的身份。《骑桶者》中向煤店老板娘苦苦哀求的“我”与空煤桶轻得像空气一样，“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⁵⁴⁾。金钱的匮乏使人在瞬间变得无足轻重，被原先熟悉的世界抛离，剥夺了存在的权利。

《赤茧》结局是主人公变成了一只茧，内部永远被夕阳的红色光线照着；《骑桶者》的主角在要求被拒绝之后骑着空空的煤桶“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两位作家都提供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逃遁可能，这样的结尾暗示在现实中人在被社会疏离，存在权利被褫夺之后剩下的只有黯淡结局。

存在主义文学常常是“着力描绘或揭示人在阴暗、荒诞的周围世界中无以自拔、无能为力的处境，意在使人震醒”⁽⁵⁵⁾。在安部的许多作品中贯穿了这一主题，即通过极端境况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疏离感”，展示人存在的荒谬，他早期的作品大多停留在这种“揭示”上。像卡夫卡作品中一系列无力把握命运的小人物一样，安部文章里那些代号化的主角“几乎都是受害者，或被告发者”⁽⁵⁶⁾，他们的存在权受到威胁，企图超越现实的“墙”的奢望都归于徒劳。在异化的世界中消亡的个体象征的是一种人类处境，人必须首先认识到存在的偶然性与荒谬，才有可能去追求真实存在。在《闯入者》和《赤茧》中，极端体验使人“驱向于一种赤裸裸的存在，即存在的零度，而从这个零度出发，一切都是可能的”⁽⁵⁷⁾。而这就引出另一个话题：超越性或自由选择。雅斯贝尔斯说：“唯有超越性，才是实在的存在”⁽⁵⁸⁾，所以面临“存在的零度”的人必须选择是被异化的世界同化还是反抗异化，进行超越或自由选择。

4．“异化”主题

“异化”一词始见于黑格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马克思曾给“异化”下过如下的定义：“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⁵⁹⁾也就是说，人创造物以及与物的关系，而同时这种规律又统治着人，自己的产品对人成为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表现为物的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化，孤立化”⁽⁶⁰⁾，即“异化”。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异化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建立了“匮乏—异化”的理论结构，将产生异化的原因归结为“匮乏”。由于人有克服匮乏的愿望，所以在与物质发生关系、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人有可能越来越外化于物，处理过的物质变成异于人的力量，从而产生了异化的根源。这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异化的原因有很大不同，暂且不论两者理论上的差异，仅仅从现代社会人所面临的异化危机来看，他们有共同之处。

存在主义文学的主题之一就是描绘异化的世界带给人的荒谬感、被异化的人以及与异化作着孤独的斗争的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非卡夫卡莫属，“构成卡夫卡内心世界的，是属于这个异化的世界，沉没于其中的感觉，和唤醒昏睡者过一种真正的生活的强烈愿望”⁽⁶¹⁾。他所描写的梦幻般的世界中那些被异化制度吞没而浑然不觉的小人物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处境，他突出的手法是“变形”，貌似荒诞的故事将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境况坦白呈现在读者面前：每个生活在不断被物质充斥的世界中的人面临被异化、变成“物”或“非人”的危机，这个极端视角让人更清晰地发现异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物化关系。

《变形记》中受压抑的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样的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但一个现实生活的失败者从人到虫豸的命运转变并不鲜见。可见“非人化”的命运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上的问题，卡夫卡的比喻证明：“他认为异化是一个客观现象，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矛盾。”⁽⁶²⁾

安部的作品常常是艰涩深奥的，对于他的阅读者与研究者而言，易于接受的是相对较为彰显明白的“变形”特征。“日本的卡夫卡”之誉也多半源于此，有评论家认为“安部公房采用极度变形的手法，传达高距于具体现实纠葛之上的抽象化感觉，从抽象的艺术表现中产生了丰富的现实联想”⁽⁶³⁾，这种评价颇具代表性。但具体分析他的创作手法，可以发现“变形”意象实际上包含了一条“具体→抽象→具体”的暗线，从具体事物抽象出人的一般生存处境，再通过适当的具体形象（变形后的形象）加以表述。而文章引导读者逆向体验这一过程，从象征性的形象理解存在的内涵并推及个人体验得到启示或共鸣。关于安部公房作品中的“变形”意象，我们来看一个表。

安部公房作品中有丰富的“变形”意象

上表中列出的是安部作品中一般意义上的“变形”，在他作品中有另外一类“隐遁”、“失踪”的意象——外形淡化甚至消失，可以讲是更为彻底的“变形”，所以也应属于这一范畴。安部作品中的“变形”一直是评论的中心，多数评论都努力解读其中的象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尝试见仁见智，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各种解说，但这也有培养惰性的危险。由于寓言体文章本身具有的多义性，单一解释难免会削弱作品的意蕴。所以拙论不准备就文本中“变形”所包含的意蕴展开论述，而将联系“异化”与“变形”，就“异化”主题下的两类变形作一比较。

（1）被动变形

这类变形以《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为代表。作品主人公经历类似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当卡尔玛醒来时发生了一件怪事——他忘记了自己的姓名。到公司后他发现自己的名片取代了他的位置，失去名字的主人公胸中因虚空而产生负压，将杂志封面上的沙丘的图片和动物园的骆驼吸入胸中，并因此陷入荒唐的审判，原来熟悉的一切——衣服、鞋子、领带一起反对他，连他的父亲也变得陌生，在孤独与疲惫中他变成了一堵墙——在荒野中慢慢成长下去的墙。

在这篇小说里，“变形”是为了揭露异化世界中人存在的荒谬性。作者选择“名字”对“人”的控制和反叛，其意义在于现实社会里：名字=身份、地位、名誉、权利。这正是异化世界趋向物化、非人性化的表现，符号是人所创造，但它取代了活生生的人而为社会认可，人变成名衔的附庸。

下面的一段描写是卡尔玛失去姓名之后的心理活动，它反映的是物化社会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不安的境况。

我突然觉得自己丢失了名字这件事是如此的不可靠。反正没名字逛大街的体验是头一回。这么一想，我更胆怯了，觉得脸上无光。我觉得胸部的虚空感又活动起来。⁽⁶⁴⁾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卡尔玛在医院听见护士叫他的候诊号码时，仿佛又回到了习惯的符号化世界而产生一种奇妙的喜悦。

“15号，请！”

我听后不觉莞尔一笑。自打睁开眼到现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感到幸福。实际上，别处还有用15号这样的毫无拘束的叫法吗？倘若人们全都废除名字，以适当的号码来互相称呼，那该多么愉快啊！⁽⁶⁵⁾

当主人公失去为社会承认的依据时，他的存在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谬。在他汲汲寻求返回生活中心的可能时，他被冷酷地告知：“你永远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总之，这是因为所谓人权，毕竟也是与名字有关。”

最后，等待卡尔玛的是“变形”。

他抬起头，看到映在窗玻璃是自己的身影，这已经不是人的模样了，手脚和头部七零八落地在一块四方形的厚纸上朝着任意的方向伸了出去。

不久，他的手脚和头部像被钉在鞣皮板上的兔皮那样被抻长，他的全身终于变成了一堵墙，一堵实实在在的墙。⁽⁶⁶⁾

“墙”可视为人与现实社会的“疏离”，但这个物化的形象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人时刻面临被异化的危险，“被动变形”是生活以它荒谬、非理性的一面警示人从异化的昏睡中苏醒过来，追寻真实存在。与之相类似的是里尔克的《马尔特札记》，其中指出了人游移于真实存在与异化边界时的尴尬，人必须与异化的世界作斗争，与现成的生活抗争，寻求“人”的实在：

我们发现了自己不知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寻找一面镜子；我们要把我们的装扮拿掉，并且去掉虚伪的东西而活得真实……就这样我们到处晃荡，一个冒牌者和一个仅仅的一半：既没有达到存在，也没有成为演员。⁽⁶⁷⁾

（2）主动变形

安部作品中另一种变形则体现了对异化体制的背叛、对真实存在的追求。与不可抗拒地被“变形”相比，自发的变形，尤其是“隐遁”与“失踪”是一种抗拒异化的自由选择。安部曾坦言：“起先我选择失踪为主题，原因在于这是以都市化的洪水为背景的一种时代病。”⁽⁶⁸⁾都市这一建立在秩序、规则之上的生存空间迫使人袭用某种现成的生活模式并为之同化，只有少数人体察到异化所带来的孤独、颓废并与之抗争。

“箱男”就是以主动变形抗拒异化的范例。安部在小说《箱男》中描写了这样一类放弃了姓名、职业、住所等外在束缚，生活在硬纸箱里的人。“箱男”是“自动放弃了所有的社会归属的人”⁽⁶⁹⁾。他们代表了一种从现实社会逃离的人，文中的箱男A甚至还认为，“这纸箱不仅是左寻右觅后才跨入的死胡同，而且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出口”⁽⁷⁰⁾。

箱男用纸箱造成与世界的隔离是因为意识到，“从前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原来浑身都生着意想不到的刺。这些刺一直给自己造成无形的紧张”⁽⁷¹⁾。而“只要凑近纸箱的小窗，藏在这风景背后的假象和贪欲就尽收眼底”⁽⁷²⁾。“对箱子倾斜度的调节，代表着箱男对外界的眼光，当然这眼神决不会是不带恶意的。”⁽⁷³⁾箱男的纸箱是对抗充满假象和贪欲的世界的堡垒，文中A有句狂言颇耐人寻味：“要让我从纸箱中出来，我就要把世界关到纸箱里去。”⁽⁷⁴⁾

在小说所设定的“箱男”的存在之外登场的还有“假箱男”。它的出现实际上暗示了并非所有的逃遁都具有反叛和不妥协的意义，“假箱男”的姓名、户籍、行医资格甚至人格都来自以前的上级，他生活的是无意义的他人的生活，所以他在纸箱中体验到的是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的快感。隐遁可以是抗拒异化世界的形式，也可以被当作自欺的手段而滥用。所以，安部笔下的“箱男”有的悲壮孤独，有的卑怯可笑，箱男的变形是对世界的消极抵御，这种行动的前途在安部看来似乎也是暧昧不清的。

文末有一节的题目“梦中，箱男也告别了纸箱。他梦见的是开始纸箱生活前的事，还是告别纸箱后的生活？……”⁽⁷⁵⁾也说明了作家对放弃一切社会归属进行抗拒的“变形”持不确定的态度。

《砂女》是安部公房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有评论家认为：“以此为契机，安部从一位普通读者不甚熟悉的前卫作家一跃成为著名作家。”⁽⁷⁶⁾它曾获日本“读卖新闻奖”和法国“最优秀外国文学奖”；同名电影也获得戛纳电影节奖、旧金山电影节外国影片银奖，是安部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品。

它讲述的是八月某天的日暮时分，一个在临海的沙丘采集昆虫的男人由村里的老人介绍到一个垂直于地面的洞穴中借宿。洞里住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孀妇。翌日凌晨当男子准备离去时，突然发现进来时的绳梯消失了，自己被禁闭在地狱般的洞穴之中。男子被迫与女人每天一起与不停落下、腐蚀着房屋的沙子作斗争，干单调的“清沙”工作。

男子考虑如何逃脱，他尝试了许多方法：装病、以女人为人质要挟等，但抵抗在水源断绝之后以屈服告终。男子又偷偷准备了长绳，在充分计划后终于在第四十六天回到了地面，但他迷了路，在被人发现后他慌不择路地陷入“沙沼”里，村民救了他并将他重新送回到沙穴之中。

十月，男子在空地上做了个捉乌鸦的装置——“希望”，“希望”没有捉到乌鸦，里面却积了水，这吸引他开始每天研究蓄水装置。春天来的时候，女人怀孕了。因怀疑是宫外孕而被送到镇上的医院，女人被带走后绳梯没有撤去。男子慢慢爬了上去。他想，没必要急着逃走，倒是蓄水装置的事要告诉谁，今天不行就明天，逃亡在那以后第二天考虑怕也不迟。

第七年，家庭法院判定男子为失踪者。

1962年这篇小说发表后各种评论接踵而至，其中多数还是集中探讨其中形象的寓意，尝试着对作者的意图作适当的解释。本文将在众多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存在主义文学内涵的角度对文章的以下三个特点进行分析：

处境中的人：环境的设定揭示了人所处的处境；

荒谬的意象：人存在的荒谬境况与正视荒谬的勇气；

自由与超越：男子从自欺到自由，从逃脱到超越⁽⁷⁷⁾的过程。

1．处境中的人

《砂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安部以往的“变形”小说，文中“变形”的不是人物，而是环境。小说描写了变形的荒诞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叫人觉得似曾相识。小说的虚构将“现实决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行动和心理象发生在现实中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⁷⁸⁾。匪夷所思的荒漠与蝼蚁般生活的人——这样的设定提供了非常特殊的视角，即通过虚拟的寓言式环境引导读者观照人在现实中的处境。

人存在于处境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日常生活习以为常，对自身的处境以及存在处于浑然不觉的状态并且听任驱使；而当人置身“临界境况”，即“极限处境”时，才有机会了解人与世界的疏离、人存在的荒谬，从而接触到存在的核心，并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趋向真实的存在。存在主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境文学”，因为对于存在的荒谬、对人的异化（非人化）以及自由选择、超越等主题的刻画，大都基于对处境的认识上。

存在主义文学是关注人的存在的文学，这首先表现在它对人的处境的关注上。以卡夫卡、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对传统文学所要求的完整的主题、曲折的情节、典型的人物显示出悖离的倾向：“一切都要着眼于真实性，要把世界——现实世界原原本本显现出来。”⁽⁷⁹⁾他们用现实主义的、接近白描的手法将生活的偶然、荒诞展示在读者面前，环境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对于故事的主角而言，环境即等于处境。在存在主义文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被生活推向一个个处境，面临在处境中是随波逐流还是超越现实的选择。

在萨特的作品中，处境是与选择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小说《墙》，还是戏剧《苍蝇》，他都在揭示人的处境的同时宣扬从自身的处境出发，进行自由选择。萨特曾谈及“处境剧”：“……在戏剧中就应该表现人类普遍的处境及在这些处境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我认为，戏剧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处境中选择最能表达他的忧虑的处境，并且把它作为向某些自由提出的问题介绍给公众。”⁽⁸⁰⁾可以这么讲，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述和关注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砂女》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荒漠，这也是安部为小说中人物所设定的极限处境。他曾在随笔《沙漠的思想》中阐述了为什么选择“沙”来象征人的处境：“感受到沙漠一类的东西的魅力，并不只停留在那样的个人体验上。正如花田清辉在《两个世界》中所指出的，那是在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创造的现实中，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倾向。”⁽⁸¹⁾沙的世界不是孤立的，在《砂女》所提供的语境中，它是安部将现实世界抽象化后的具体表述。许多评论家都认识到了这个特点，比如渡边广士就认为：“使《砂女》成立的首要事实就是用沙反映对现实状况的认识。”⁽⁸²⁾

在《砂女》中，沙子具有吸引现代人的不可思议的魅力——流动，与之对应的是被秩序所固定的现实世界的僵化，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日益变成各种证明、义务的附庸。而“安部常常对安定的社会所拥有的秩序，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证明、名片、地图显示出生理上的厌恶感”⁽⁸³⁾。沙的流动对于强调秩序、将人异化成社会的某种功能的现实世界是一种反抗。

确实，沙子不适应生存。对生存来说，扎根落实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要根扎住了，就会出现讨厌的竞争吧。现在，沙漠上也开花，居住着虫子和野兽。这些生物，利用极强的适应能力，逃到了竞争圈之外。例如，他的斑蟊虫一族……⁽⁸⁴⁾

《砂女》中的男主角在进入沙的世界之前是名叫仁木顺平的教师，教师这一缺少变化的职业象征着秩序所带来的“固定”和“僵化”，因为他所面对的是被现实所限定的、刻板和乏味的处境。

学生们每年都像河里的流水，从自己身边越过奔流而去，只有教师老是必须留下来，像深深沉在河底的石头。“希望”只是对他人说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梦见的东西。⁽⁸⁵⁾

正如萨特所言：“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⁸⁶⁾，《砂女》中的主人公认识到自己被渐渐异化成制度化社会里各种证明的附庸，所以开始深深厌恶这种制度化社会所决定的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时“秩序”这家伙来了，代替自然，它弄到了牙、爪和“性”的管理权。于是，性交也像“通勤列车”的预售票一样，使用的时候，一定得请人用票钳打个洞。而且，这种预售票还得让人确认是否是真货。然而，还有令人害怕的烦琐东西，牢牢对应于这种“确认”，以及“秩序之麻烦”，所有种类的证明书……合同书、资格证、身份证明书、使用许可证、权利书、认可书、登记证、携带许可证、工会会员证、奖状、支票、借用证、临时许可证、承诺书、收入证明书、保管证，甚至到血统书……看来是要把你所能想到的纸片，来一个总动员。⁽⁸⁷⁾这段独白式的描述清楚地显示出主人公对现代社会固定、僵化的处境发自内心的厌恶。所以他把目光投向流动的沙子，他特地查阅了百科词典中沙的义项：“沙——岩石碎片的集合体。有时含有磁铁矿，锡石，甚至还含有少量的沙金。直径2—1/16mm。”⁽⁸⁸⁾

定义简明而客观，给人一种单纯可信赖的感觉，而对主人公而言，更重要的是流动。因为“根据流体作用，沙是岩石破碎物中最容易使之移动的粒子”⁽⁸⁹⁾。所以，在他发现沙子的流动特性时产生了莫名的兴奋：“他在心里描绘出沙子流动的姿态，有时甚至被一种错觉攫住：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开始流动起来。”⁽⁹⁰⁾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沙的世界。从那一天起，他在现实世界的姓名——“仁木顺平”消失了，他仅仅是个“男人”。这意味着现实世界所加在他身上的姓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证明、义务、责任都烟消云散了。但不久当他被禁闭在沙穴中失去自由时，他发现以1/8mm为中心沙的流动特性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它所建立的秩序下，人必须与不断侵蚀人的生存的沙搏斗，面对实质上并没有改变的荒谬处境，他不禁哀叹：“尽管沙子也会流动……但水里可以游泳，而沙子却幽闭人，戮杀人……”⁽⁹¹⁾

沙穴展示了被“日常灰色生活”掩盖的荒谬，它提供了一个“极限处境”，将人与世界的不和谐显露出来。主人公最后“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新侧面”⁽⁹²⁾。沙的规则与现实世界的秩序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沙穴生活从另一个侧面将人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凸现出来。“不断侵蚀的沙与不断的抗争，这样赤裸裸的生活确实将我们的命运形象化了。”⁽⁹³⁾流动的沙带来的只是另一种荒诞的处境，它彻底否定了从现实逃离的可能性，同时也昭示了人除了正视现实处境进行超越之外别无选择。

2．荒谬的意象

《砂女》将人类的荒谬处境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这种处境时常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所掩盖。存在主义从哲学层面揭示了人的非理性、人存在的偶然与荒谬，存在主义文学则以感性形象与描述的方法将这样的处境具体化、形象化，它剥掉了使人们安之若素的心理外壳，将生活的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20世纪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一个荒诞的世界推到人们面前，这使人类在反省的同时，对动荡不安的环境产生了怀疑和厌恶的心理感受。可以说，“这种由荒诞世界所引起的荒诞情感乃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⁹⁴⁾

荒谬或荒诞⁽⁹⁵⁾是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意为非理性、无意义、荒唐。它首先作为一种感性的感受而存在，当人的认知愿望与实际认识能力产生距离时，就有可能对世界产生荒谬的感受。可以说，“荒诞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心理体验”⁽⁹⁶⁾。而在现代社会，人对自身的认识从纯理性的思考走向建筑在经验、体验、情感基础上的反思。孤独、焦虑、死亡等人所无法克服的体验使现代人意识到人类的生存处境从本质上讲是荒谬的。另外，存在主义哲学也揭示了：世界是虚无的，人的存在是自由而荒谬的，人必须正视荒谬的自由，以生存的勇气承担荒谬的命运。

“荒诞感是一种时代的思想病症”⁽⁹⁷⁾，从表现人生无常、生命无意义的古典作品到充满反叛精神的达达主义，以及荒诞派戏剧，文学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人的荒谬感受的描画。而在存在主义文学中，“荒谬”成为一种对人存在的基本认识，它与自由、超越等命题有机地构建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核心。存在主义文学以揭示处境的荒谬为己任，并将其与探求真实存在的途径紧密结合起来。

荒谬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呈现出殊异的意象。萨特通过“偶然性”阐释人存在的荒谬；卡夫卡以环境对人的异化，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揭示这一主题；加缪则视人平庸、机械、无意义的生活为荒唐可笑。虽然认识的途径、呈现的意象各有千秋，但他们所确立的荒谬的主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

荒谬的主题常常表现为对人日常生活实质的揭露。“存在主义也是对现代文明中把个体转变为像纳税人、投票者、公仆、工程师、工会会员等社会机能或许多机能之一般趋势的反抗”⁽⁹⁸⁾，而几乎所有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都将现实世界中人程式化、机械的生活赋予了荒谬的意义，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于人在机械的生活中被磨灭了个性的境况作了形象的描述：

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⁹⁹⁾

这令人想起不久之前乘热气球完成环球飞行的布赖恩·琼斯，他在瑞士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那天是星期一，他感叹：“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星期一没人上班。”⁽¹⁰⁰⁾这句赞叹实在是对人类理性生活的绝妙反讽，它与加缪的描述一样凸显了掩藏在生活平静秩序下的荒谬。《砂女》中主人公对生活的意识流追述也同样反映了这样的主题：

“痉挛……重复着相同的事……老是梦幻着别的东西，投身进去的样子不变的反复……吃饭、走路、睡觉、打嗝儿、叫唤、交换……”⁽¹⁰¹⁾

世界以理性的面目将人纳入秩序之中，而如果人对现存体制等进行探究，就会发现原先认定为合理的一切并非无懈可击，就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人生活在习惯的泥沼中，随之而来的是怀疑、厌恶以及荒谬感，而这正是人清醒认识生活本质的开始。

《砂女》中的男人在对自己职业的反感中意识到处境的荒谬，进而推断出平庸生活背后的荒诞，他隐瞒了休假的行踪，“就是想让那些在日常灰色生活中，连皮肤都发灰的家伙们发发急，这是再好不过的有效手段了”⁽¹⁰²⁾。他所梦想的并非“反抗、自由和激情”⁽¹⁰³⁾式的彻底反抗，而是暂时逃避然后再重新安于现实。他虽然渴望逃离职业所带给他的荒谬处境，从流动中寻找到自由，但内心深处仍是对安定秩序的留恋。在发现自己被囚禁在沙穴中时，他的心理活动充分体现了被制度异化的思维方式：

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可能的事。实在是过于超出常规了。自己有正经的户口，有正当的职业，老老实实地缴纳税金，还持有医疗保险证；难道允许把这种正正经经的大人，当成老鼠、昆虫似地张网捕捉吗？简直不敢相信。⁽¹⁰⁴⁾

主人公意识到了生活的荒谬，但习惯的惰性使他沉溺于现实的安逸平静，没有对荒谬进行超越。直至最后他才领悟到：与其逃离，不如直面荒谬处境，发掘超越现实的可能。

《砂女》中贯穿文章的主线“清沙”实际是另一种对人类存在的荒谬的描述。虽然男人认为“流动的特点才是沙子的生命”⁽¹⁰⁵⁾，但事实告诉他，流动的沙正不断侵蚀着人的生活。沙具有掩埋一切的力量，而且会腐蚀房屋、威胁人的生存，所以砂女及村民必须日复一日地清沙，与沙斗争。从来自“正常”世界的男人的角度看，清沙的工作“简直就像在冥河河滩上堆石头——白费劲！”⁽¹⁰⁶⁾他在砂女单调的生活中深深体验到荒谬的感受：

（女人）那背影令他想起蝼蚁。难道她打算把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下去吧？……从外面看起来，也许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可是站在洞底看，满眼皆是无边无际的沙子和天空。像幽闭进眼中的单调生活……⁽¹⁰⁷⁾

这种生活无疑是单调而充满悲剧感的，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经历的正是这样荒谬而自由的生活。

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是紧贴在巨石上的脸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¹⁰⁸⁾

沙子在《砂女》中具有西西弗的巨石同样的意义。它是人必须承担的重负，西西弗显示的是与荒谬的生活竭力抗争的精神，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是快乐而幸福的，因为“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¹⁰⁹⁾。与沙的侵蚀斗争的人从事的是琐碎、机械的劳动，这更像是平凡的日常生活，而非加缪所描绘的西西弗那样理想化的英雄主义行动，但在正视荒谬并承担这样的命运上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加缪认为：“对于这种荒谬的状态，关键是要在其中生活”⁽¹¹⁰⁾，这句话明晰地解释了人面对荒谬的处境时应采取的态度，而这也是存在主义文学中自我选择、超越、反抗的主旨所在。

3．自由与超越

有评论家认为“安部作品中一直回荡着崭新的存在论的足音”⁽¹¹¹⁾，这样的评价准确地反映了《砂女》的特色。文章除了对人普遍处境进行刻画并揭示其中隐含的荒谬，还进一步深化主题，对人面临荒谬处境时的超越以及自由选择作了描述。安部作品的内涵因此从“境况、感受”的层面跨升到自由与超越的“主张”，从而显露出与大多数“存在体验”文学局限于描述个人感受的差别，使文章染上较为鲜明的存在主义文学特征。

自由从古至今一直是人吟唱的主题，而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自由被上升到真理的高度。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显露为自由”⁽¹¹²⁾。克尔凯郭尔也讲：“如果一个生存着的个人真的能超越自己，那么真理对他而言也就是完结的，完成的东西。”⁽¹¹³⁾如果再结合萨特的“自由选择”概念对《砂女》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由及超越的思想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从男子捕捉昆虫的行动到最终放弃逃离，文章逐步展示了主人公在追求自由与超越过程中思想及行动所经历的变化。

男人在日常生活之外保留了一片不为人理解的天地——捕捉昆虫，这是他认识到现实的荒谬真相之后渴求自由而作的选择。在逃避的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被现实秩序接纳的幻想，例如他对捕捉昆虫的意义的想法就很形象地印证了这点：

只要你有所发现，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虫长长的拉丁学名放在一起，用花体罗马字写进昆虫大图鉴去呢。而且，恐怕还能半永久地保存下来。即使那虫的形状改变，但如果那虫能长长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话，那就会显出努力的效果来。⁽¹¹⁴⁾

这种情况用萨特的术语讲即为“自欺”⁽¹¹⁵⁾，在日常生活中心满意足的芸芸众生屈从于自己的身份与所处的环境，没有意识到自己个体的存在，所以他们不会有焦虑的情感。他们为了躲避焦虑、恶心等荒谬感，采取了“自欺”的态度，自欺者对自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简单地说，自欺是人不自觉地将事实伪装成自己乐意接受的样子并且坦然地在幻象中生活。萨特曾尖锐地指出：“自我欺骗显然是虚伪的，因为它掩盖了人有承担责任的完全自由”⁽¹¹⁶⁾；里尔克也曾描述过这样的情状：“我们发现了自己不知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寻找一面镜子；我们要把我们的装扮拿掉，并且去掉虚伪的东西而活得真实。但是在某些地方我们忘记的一片伪装仍然沾着我们。”⁽¹¹⁷⁾

《砂女》中的主人公捕捉昆虫的行为正体现了这样的暧昧——希望过真实的生活，但又陷入自欺之中。他在期望超越荒谬处境同时又用现实世界的标准衡量行动的意义，而事件本身只是对现实微不足道的反叛，并不能改变他处境的荒谬。这实际上和安部在文章中描写的一种荒诞想法有相似之处：“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废墟时代，人人都狂奔着去寻找不用走路就能解决的自由。”⁽¹¹⁸⁾有评论家曾明确指出：“不用走路就能解决的自由”就等于自我欺瞒⁽¹¹⁹⁾。

男人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自欺的情结始终伴随着他，例如在被困在沙穴中后他尝试用装病、逃离等方法抗拒沙的世界的荒谬，在他意识的底层不难发现自欺的影子。但同样不能忽视男人对沙流动特性的关注体现了他渴望超越的精神，甚至他精心计划的逃离目的也是为了自由。他也曾慨叹：“咱呀，还应该有更好的存在理由呐！”⁽¹²⁰⁾他内心对于生活没有停留在被动承受上，而是涌动着自由、超越的冲动。他在无意中认识并履行了“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¹²¹⁾的原则。

文章中男人的行动大致经历了“渴望自由→为自由逃离→自由选择”的过程。在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最终使他正视荒谬超越现实的东西，那就是变革处境的意识。例如，他在反思沙穴中人们过的无意义的生活时，自觉地设想改变这种现实的可能：

水上行舟，沙上也该能行舟嘛。如果摆脱房子的固定观念获得自由，那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去同沙子作无谓的争斗。沙子上漂浮的、自由之船。……流动的房子，无形的村镇……

当然，沙子不是液体。所以不可能期待它有浮力。软木塞似的东西即使比沙要轻，但任意放置，也会自然地下沉。在沙上漂浮的船，必须具有一些不同的性质。譬如像晃动的大桶形状的房子……稍微转动一下，就能把覆盖在身上的沙全部清除，立刻又爬上表面来……要是房子整体老是转个不停，那住在里面的人会感到不安定吃不消吧……那么，再来动动脑筋，把桶做成两层……内侧的桶，以轴为中心，桶底只要一直朝着重力的方向即可……内侧固定不动，只有外侧转动……就像大钟上的钟摆，滚动的房子……摇晃的房子……沙漠之舟……于是，这些船聚集起来，不停地振动，村子和城镇……⁽¹²²⁾

男人记忆中清晰地保存着一次讲演会听到的一段话：“跨越劳动，除了通过劳动没有其他路可走。不是劳动本身有价值，而是要通过劳动来超越劳动……只有这自我否定的能量，才是劳动的真正价值。”⁽¹²³⁾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他后来所选择的超越行为，从逃脱到超越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自由不在彼处，而在自己手中，只有依靠自己的行动才能趋向真实的存在。佐佐木基一在评《砂女》时特别强调了文章中人物所面临的是逃脱还是超越的困境：

那才是人难以逃避的境况：只有日常性的赤裸裸的本质被揭露，才给一心想从生活逃离的人绝望与死亡的感受，而仅仅是那些在不断斗争、从中把握了创造和超越的契机的人才能与生命、未来作约定。⁽¹²⁴⁾

在《砂女》结尾部分安部描写了男人制作捕捉乌鸦的装置“希望”，他意外发现沙的“毛细管现象”使“希望”中积了非常纯净的水，男人开始潜心研究“希望”，并放弃了逃离的机会，文章最后是家庭法院的判决，七年未归的男人被认定为失踪者。这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篇幅不大但使主题得以升华。他计划从沙穴逃离与从现实世界逃离的意义并没有本质区别，而沙穴的极限处境使他领悟到现实的真相，并在断念之后发现直面现实反而更具超越的可能。男人对处境的彻悟指引了他选择超越，并且勇敢地承担了自己荒谬的命运。他所作的“自由选择”印证了萨特的结论：“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¹²⁵⁾所以他用行动战胜了自己荒谬的处境，完成了自由的梦想，如果借用加缪评述西西弗的句式，不妨说：“应该认为，他是幸福的。”

日本战后出现的“存在体验”文学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前所未有的风景，它是基于极端处境与历史心境的文学，它所显现的不安与叛逆极大地震撼了凝滞的文学传统，将文学引向真实的人的生活、人的处境与体验。20世纪文学对人的关注主题在日本战后文学中得到了应有的回应，使战后作家担负起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刻画的使命。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对人本身的深沉思考，即使是以个人经历为题材的作品也映射出对人的命运、人的将来的关怀。这与战后各种思潮在日本的广泛流传有关，尤其是带有伦理学性质的存在主义在日本得到空前的传播与响应，这促使知识阶层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一系列的反思，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存在体验”文学的勃兴。

但是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当战争经验逐渐为人所淡忘时，对平静富足生活的渴望超过了对历史的反省，大众文学渐渐昌盛，战前雄踞文坛的纯文学日益衰微。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战后派作家大众为文化潮流所左右，不自觉地放弃了激扬深切的文字，或转向大众文学或重新陷入狭隘的个人天地。所以大江健三郎曾慨叹1958年之后，“新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在可怕的孤独中，一直持续着模糊暧昧的斗争”。在这样的孤独中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从事不懈尝试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而安部公房即为其中一员。

安部的写作生涯坚持了早期积极探索的精神，他将视线投向日本混乱的现实，不断以敏锐的视角发现貌似繁盛安宁的表象下的种种不合理的、荒谬的现象，并用“黑色幽默”的笔调进行深刻的剖析。他不仅获得世界性的赞誉，而且影响了一批文学青年，使日本的文学获得超越传统的可能。例如日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在中学时期就喜爱阅读安部的作品，并着眼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关注人生的背谬、无法回避的责任进行写作并最终获得肯定。他曾说：“我所接受的奖金，老实说最合适的要属安部公房了。如果他还没有去世的话，在大冈升平和我的连接线上，当然应该由他去领奖。”⁽¹²⁶⁾我想这不是谦辞，如果没有安部公房的存在，那么像大江健三郎这样得到世界文学认可的作家的出现虽然并非不可能，但至少要晚得多。

在日本评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安部公房是个难以评说的作家。”⁽¹²⁷⁾这是由于他一方面从事超现实主义的实验，一方面借鉴存在主义文学，使作品显示出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特色。由于安部作品存在显著的抽象、怪诞、晦涩特点，而使得很多评论家退避三舍。这导致他虽在日本与海外极负盛名，但同时国内评介专著屈指可数⁽¹²⁸⁾的不协调现象。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安部“前卫”以及“存在”的两翼都与审美传统有相当的距离，两者都以反抗传统文学重视对生活的“模仿”模式，用高度的抽象性手法描摹生活的不协调、不合理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由于安部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特点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给人的艰涩深奥的印象⁽¹²⁹⁾，造成了其作品知音难觅的现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存在主义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重新评说安部以及其他具有存在特色的作家也随之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参照标准。本文对安部的评述参考了近来国内对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些批评观点，特别在存在主义文学的内涵的界定上借用了柳鸣九先生的定义：主要是“人的境况、人的存在感受以及面对着人的状况、人的存在状态而提出来的主张”⁽¹³⁰⁾。并以此为参照系对安部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文学特色以及其代表作《砂女》进行评析。

安部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作品⁽¹³¹⁾。从所寓目的文章来看，技巧方面他主要借鉴了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并汲取了卡夫卡、萨特等作家的长处，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特色，但也给评论造成一定的阻碍。本文着眼于他作品中一贯的对人存在的关切，尝试从人的“处境”、“存在的荒谬”、“自由及超越”几方面彰示《砂女》中的“存在”特征。而这几点也是笔者认同的存在主义文学的“境况、感受、主张”内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安部作品突出的“变形”意象反映了人的“异化”，反映了人对存在的荒谬的认识。《砂女》作为安部的代表作，其中的存在主义文学特征表露得更为突出，如拙论所示，文章中存在主义文学的内涵相互衔接，贯穿了主人公生活的过程，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现代社会人生存所无法逃避的问题在《砂女》里得到了详尽而形象的描述，主人公面临的困境不仅予人荒诞的感受，而且也诱导读者在关注文中人物命运的同时反观自身的处境，昭显人除了超越自身并没有逃避的乐土。这是一篇存在主义文学色彩浓郁的作品，小说用源于生活的抽象勾画人类处境的荒谬，并直面人的存在状况提出超越现实、追求真实存在的主张。

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虽然不断满足人所能想象的物质上的需求，但同时使人更深地陷入物化的深渊，如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警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¹³²⁾如果放任人的欲望，结果只能是迷失本性。物质并非万能，它并不能改变人的非理性，也无法解决人焦虑、孤独等种种极端体验。

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人不断破坏着自身的生存空间；人仍从事着荒谬的战争；现代社会中文学、艺术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传统人文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颓势。在这样的现实下出现了“终极关怀”的口号，但关怀显然远不能消除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疏离感以及对未来的彷徨。所以在20世纪末，存在主义又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重新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作为揭示人的存在并主张超越的学说，虽然不能使人全然摆脱困境，但至少使人清醒认识存在的本质，同时给人以存在的勇气。

现在重新阅读安部在三十多年前写的作品，仍能对其中所勾画的幻境般的真实有所感、有所思，原因实际很简单，那就是人对处境的感受及超越处境的渴望并没有变。安部的作品随着存在主义文学内涵为人普遍认识，逐渐显现出一直以来被“前卫”特色掩盖的“存在”内核，他的作品以描画“世界中的人”为目的，深刻揭示了人类的荒谬处境以及应采取的态度。安部作品中所蕴涵的对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为处于20世纪末的人指示了重新认识自身的路径、反思与超越的勇气，为日本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留下值得珍视的财富。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高级讲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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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卞崇道：《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2) 这种分类占主流，一般战后文学史均持此说。

(3) “第三新人”并非指安部一人，而是包括了堀田善卫、安岗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在内的新锐作家群体。

(4) 〔日〕本多秋五：《物语战后文学史》，新潮社1979年第九次印刷版，第533页。

(5) 持此说的主要有《花田清辉与安部公房》的作者岡庭昇、《前卫的迷途》的作者渡辺広士等。

(6) 指出安部公房作品与存在主义的联系的主要有：本多秋五的《物语战后文学史》、粟津则雄的《安部公房与存在主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收集难度较大，仅在研究资料介绍中见其论文题目而无从寓目）；李德纯的《内在精神的深层挖掘——论日本存在主义文学》。

(7) 根据《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的统计，两篇论文分别为1998年1月《外国文学理论》上登载的流火的《奇人奇书——安部公房的〈樱花方舟〉》与半岛的《日本社会形而上的现实——安部公房的〈樱花方舟〉》。

(8) 〔日〕安部公房：《猛兽的心加计算机的手》后记，转引自〔日〕渡边广士：《安部公房》，审美社1976年版，第11页。

(9) 转引自『現代日本文学』、東京：双文社1977年版、272頁。

(10) 安部公房、針生一郎：対談『解体と総合』、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東京：新潮社1979年版、538頁。

(11) 安部公房「リルケ」、『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5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152頁。

(12) 安部公房「私のカフカ」、『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3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204頁。

(13) 绿原：《里尔克诗选》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4)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5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152頁。

(15) 安部公房「物質の不倫について」、『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3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210頁。

(16) 〔俄〕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8页。

(17) 同上书，第30页。

(18)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页。

(19) 奥野健男『日本文学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年版、200頁。

(20) 同上书、202頁。

(21)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5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31頁。

(22) 谷真介『安部公房·年譜』、佐佐木基一『作家的世界·安部公房』、東京：番町書房1978年版、281頁。

(23)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24) 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集』、東京：学習研究社1978年版、446頁。

(25)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26)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2页。

(27) 参见白川正芳：《梦的象征》中有关论述。

(28) 〔法〕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选》，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29) 同上书，第123页。

(30) 同上书，第129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233页。

(33) 〔法〕萨特：《处境》，第2卷第14页，转引自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34) 〔法〕萨特：《苍蝇》第3场，《萨特戏剧选》，沈志明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35) 岡庭昇『安部公房と花田清輝』、東京：第三文明社1980年版、19頁。

(36) 参见本多秋五『「政治と文学」論の意味』、『物語戦後文学史』、東京：新潮社1976年版、766—770頁。

(37) 包括花田清辉、针生一郎、野间宏、安部公房等十数人。

(38) 以安部为代表的《人民文学》作家对于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等感到反感，并进行了批判。安部在访问了捷克及东欧之后发表了《东欧之行》，表达了对于东欧社会主义的个人意见。

(39) 小田切秀雄『私の見た昭和の思想と文学の五十年』、東京：集英社1988年版、174頁。

(40) 详见安部公房1962年以后年谱。

(41) 参见三联版《存在与虚无》中文版附录《译后记》中关于术语译法的说明。

(42) 〔法〕萨特：《恶心》，《萨特小说集》，亚丁、郑永慧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1页。

(43) 〔日〕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杨炳辰、王新新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4)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45) 佐佐木基一『解説』、『壁』、東京：新潮社1981年版、256頁。

(46) 本多秋五在『物語戦後文学史』中认为在《闯入者》中有“可理解为讽刺美国势力闯入日本的章节”；小田切秀雄在『日本近代文学史講座』中写道：“这样激烈讽刺战后假民主的作品，可以说几乎还没有过。”

(47) 〔日〕安部公房：《闯入者》，《维荣的妻子·日本当代小说集》，任溶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8) 同上书，第368—369页。

(49) 同上书，第367页。

(50) 同上书，第370页。

(51) 同上书，第384页。

(52) 〔日〕安部公房：《闯入者》，《维荣的妻子·日本当代小说集》，任溶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页。

(53) 〔法〕罗杰·加洛蒂：《卡夫卡》，叶庭芳主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54)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55) 汤永宽：中译本前言《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56) 利沢行夫『戦後作家の世界〈昏迷期の想像力〉』、東京：荒地出版社1971年版、93頁。

(57) 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58)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3页。

(59) 马克思：一八六三年《资本论》第六章初稿。

(60) 〔捷〕保尔·雷曼：《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叶庭芳主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61) 〔法〕罗杰·加洛蒂：《卡夫卡》，同上书，第375页。

(62) 〔捷〕保尔·雷曼：《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叶庭芳主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63) 李德纯：《内在精神的深层开掘——论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64)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箱男》，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65)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箱男》，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66) 同上书，第229页。

(67)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0页。

(68) 安部公房『都市について』、『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5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118頁。

(69) 高桥英夫『視姦者の自由と不幸』、『昭和作家论103』、東京：小学馆1993年版、283頁。

(70)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箱男》，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71) 同上书，第11页。

(72)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箱男》，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73) 同上书，第6页。

(74) 同上书，第136页。

(75)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箱男》，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76) 〔美〕ドナルド·キーン：『解说』、〔日〕安部公房：『砂女』、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第231頁。

(77) 该提法参见〔日〕佐佐木基一：『脱出と超克』、『日本文学研究叢書·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東京：有精堂1980年版。

(78) 〔日〕三木卓：『非現実小説の陷穽』、『日本文学研究叢書·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東京：有精堂1980年版、22頁。

(79) 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80) 〔法〕让松：《萨特谈自己》，第7—8页，转引自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81) 安部公房『砂漠の思想』、『安部公房全作品』第14巻、東京：新潮社1973年版、32頁。

(82) 渡辺広士『安部公房』、東京：審美社1976年版、75頁。

(83) 鶴田欣也『「砂の女」における流動と定着のテーマ』、『現代日本文学作品論』、櫻楓社1973年版、228頁。

(84)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85) 同上书，第56页。

(86)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87)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88) 同上书，第9页。

(89) 同上书，第11页。

(90) 同上。

(91) 同上书，第67页。

(92) 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その世界·その劇場·その案内』、佐佐木基一『作家の世界·安部公房』、東京：番町書房1978年版、49頁。

(93) 同上书，第48页。

(94) 老高放：《超现实主义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95) 荒谬与荒诞在本文中的意义是一致的，在论述存在文学时这两个概念常常通用。

(96)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97) 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98) 〔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8页。

(99)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100)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期，第9页。

(101)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下同，不一一注明。

(102)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69页。

(103) 加缪所肯定的面对荒谬的态度。参见〔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页。

(104)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37页。

(105) 同上书，第20页。

(106) 同上书，第133页。

(107) 同上书，第47页。

(108)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2页。

(109) 同上书，第144页。

(110) 同上书，第46页。

(111) 高野斗志美『安部文学のキー·ワード』、佐佐木基一『作家の世界·安部公房』、東京：番町書房1978年版、267頁。

(112) 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7页。

(113) 同上书，第21页。

(114)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8页。

(115) “自欺”又译作“自我蒙骗”，《存在与虚无》的译者认为这一术语中的“欺”不应理解为“欺骗”。萨特认为“自欺”是“真诚”的，事情的真相处于“半透明”的含混之中，而且“自欺”也包含对他人的态度。

(116)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17) 〔奥〕里尔克：《马尔特札记》，〔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0页。

(118)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63页。

(119) 参见高野斗志美『「歩かないですむ自由」の問題——自己欺瞞』、『安部公房论』、サンリオ山梨シルクセンター出版部1971年版。

(120)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152页。

(121)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122) 〔日〕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文集·砂女》，杨炳辰、郑民钦、申非等译，第31—32页。

(123) 同上书，第113页。

(124) 佐佐木基一『脱出と超克』、『作家の世界·安部公房』、東京：番町書房1978年版、151頁。

(125)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08页。

(126) 〔日〕大江健三郎：《世界文学能容受日本文学吗》，《个人的体验》，杨炳辰、王新新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127) 渡辺広士『安部公房』、東京：審美社1976年版、104頁。

(128) 据笔者统计，除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文章，日本评论安部公房的单行本仅四、五本，加上译成日文的国外的专著也不过十本左右。

(129) 日本专门论述存在文学并有所成就的当数出身哲学专业的高野斗志美，这从一侧面说明了由于学科隔阂造成的评论上的困难。

(130) 柳鸣九：《“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前言，第3页。

(131) 日本新潮社已出版由唐纳德·基恩编辑新版《安部公房全集》，收录安部至90年代的所有作品，规模大大超过1977年编撰的15卷本《安部公房全作品》。

(132) 老子：《道德经》上篇，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