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当代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阅读视野中的重要地位

李振声

中日两国文学自古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古典文学而言，中国曾予日本以丰厚的滋养；近代以降，中国人“开眼向洋看世界”，日本近现代小说滋养过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学一代巨子。1949年后，随政权易手，文化政策和文学建制重新洗牌，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无产阶级”作家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优先获得广为翻译传播的门径和空间。至“文革”十年，日本小说在中国的流播几近中止。其间因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事件，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组织各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突击”译出三岛长篇小说《忧国》和《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此即属于后来有关“文革”回忆文中，谈到当时地下读书界流行读物时，称之为“黄皮书”、“白皮书”一类的读物；还有一种“灰皮书”，主要是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的国外政治、社科类书籍；它们均为当时用作“反修”、“批资”的参考资料，专供“高干”及“大院”内军界高层参阅，其后又经由“高干”及“大院”内子弟之手流播至部分民间读书界，主要是当时一部分“知青”群落。“黄皮书”、“白皮书”属文学类，因封面装帧呈黄色或白色而得名，多为苏联小说，也收欧美如卡夫卡小说、萨特存在主义作品，还有像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多戈》等。当时以“黄皮书”方式“内部发行”三岛由纪夫小说，目的当然也不会出于文学传播和鉴赏方面的考虑，仅是专供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之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宣布“正常化”，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以“内部控制”方式出版过松本清张《黑雾》、有吉佐和子《恍惚的人》、小松左京《日本沉没》等作品，供人借以了解当代日本的社会、心态及其问题。⁽¹⁾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阅读得以重新恢复。在力主“读书无禁区”的启蒙思潮的簇拥裹挟下，全民思想、文化、知识欲求的指数空前高涨，与读书出版界长年对内对外禁锢封闭，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般读物尤其是文学读物荡然无存的现状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亟待得以改变和平衡。历史和现实多重原因的辐辏，致使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随同欧美文学一起，迅速步入继“五四”新文学发轫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据粗略统计，出版的有关日本文学的翻译作品即近600种，涉及纯文学、作家传记、侦探小说、文学史诸多领域。1979年9月，“日本文学研究会”宣布成立，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国家教委在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联袂设立“日本学研究中心”，加上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系统的日本文学研究机构，全国各大学外文系日文专业，此前此后相继复原或创设，均为促进和确保日本文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顺利进展，提供了体制上与机构上的平台。国家及地方的众家出版社，《世界文学》（北京）、《外国文艺》（上海）及《译林》（南京）等家杂志，一时间成了日本现当代小说传播的主要窗口及云集日本现当代小说各路译介高手的竞技场。

除周作人、钱稻孙、李芒、林林等前辈倾注心血的古典名著获得重印外，20世纪80年代推出过两套日本现当代小说丛书，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曾留下过较深的印象。一套是李芒、李德纯、高慧勤等人主编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大致于1985—1988年年间，由当时海峡文艺、江苏人民、湖南人民、中国文联、吉林人民、黑龙江人民、四川文艺等七家出版社联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分别收录了从20世纪初头到20世纪末的日本现当代小说中，包括“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新思潮派”、“新兴艺术派”等流派在内的小说家代表作近二十家。一些在日本现当代小说史上颇有定评的小说流派，可能因为格于当时意识形态还相对拘谨的局面，或鉴于作品已由他家出版社出版等方面的原因，诸如“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新感觉派”（如横光利一等）、“存在主义派”（如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无赖派”（如太宰治），似均未予以列入。入选小说有：夏目漱石《哥儿·草枕》、《明与暗》，森鸥外《舞姬》，岛崎藤村《家》、《春》，田山花袋《棉被》，永井荷风《东绮谭》、《舞女》，佐藤春夫《更生记》，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悲哀》、《新婚家庭》，谷崎润一郎《异端的悲哀》，菊池宽《不计恩仇》，野上弥生子《迷路》，圆地文子《女人的路》，三岛由纪夫《金阁寺·潮骚》，宫本辉《春梦》，山本有三《一个女人的命运》，石川达三《爱的终结》，山崎丰子《女系家族》，舟桥圣一《意中人的胸饰》，伊藤整《火鸟》等。或许是译者门户众多，又是相当松散的暂时联手，加上共襄其事的出版社又散布于天南地北，政出多门，众口难调，协调起来相当不易，故而译本水准参差不齐，有些甚至相当仓促粗糙，似乎本该是意料中事。另一套五卷本的“日本当代文学丛书”，大连外国语大学刘和民主编，1985年12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举推出。第一卷《夕雾楼》为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徐甲申等译；第二卷《冰点》包括三浦绫子长篇《冰点》和有吉佐和子等其他女作家的七个短篇，小说取名“冰点”的寓意，大概如主人公阳子所言：人内心深处的“冰点”，是让人失去生存力量的所在；第三卷《磋跌情》为石川达三、大佛次郎等人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人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则为电影、话剧、诗歌选。这是单独以日本现当代小说作品辑为系列丛书传播发行的情况，而汇集或掺杂在当时综合性外国文学丛书中出版的日本现当代小说，其实也不在少数，自然不能忽略不计。

1978年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早些年属内部控制发行的一批当代外国小说，纷纷挣脱“黄皮书”、“白皮书”的拘囿，与众多新译作一起，为从蒙昧十年间走出的中国普通读者，摆出了一道道精神盛宴。其时上海译文社的“外国文艺丛书”中即收有太宰治的《斜阳》。80年代初，上海译文社与北京的外国文学社开始联手推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丛书选题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亚非拉及大洋洲，多为现代主义作品，此套丛书中所收川端康成《雪国》，译者为译界宿耆韩侍桁，译笔多有后学者所不及的精到处。此公30年代即与鲁迅、胡风、“四条汉子”（鲁迅揶揄语，指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位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阵营中的共产党领导）、胡秋原、戴望舒、施蛰存、苏雪林辈多有交往，49年以后，则与巴金、柯灵交往稍多。其时漓江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丛书”中，也收有川端康成卷《雪国·千鹤·古都》。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上海译文社和人民文学社两家大牌出版社，则联袂推出过一套规模甚巨的“日本文学丛书”。

上海译文社所出书目大致为：

《哥儿》《明暗》《爱情三部曲》（包括《三四郎》、《后来的事》、《门》）《心·路边草》（夏目漱石著，柯毅文、于雷、吴树文等译。）

《斜阳》（太宰治著，张嘉琳译。）

《田园的忧郁》（佐藤春夫著，吴树文译。）

《细雪》《春琴抄》（谷崎润一郎著，前一种为储元熹译，后一种为吴树文等译。）

《迷路》《该隐的末裔》（有岛武郎著，译者失记。）

《墨东绮谭》《地狱之花》（永井荷风著，后一种为郭洁敏译。）

《舞姬》（森鸥外著，译者失记。）

《泡影》《越前竹偶》（水上勉著，柯森耀、吴树文译。）

《缩影》（德田秋声著，力生译。）

人民文学社所出书目大致为：

《源氏物语》（丰子恺译）

《平家物语》（周启明、申非译。⁽²⁾）

《落洼物语》（丰子恺译）

《日本谣曲狂言选》（申非译）

《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周作人译）

《日本古代随笔选》（收《枕草子》、《徒然草》二种，分别由周作人、王以铸所译。）

《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钱稻孙译）

《古事记》（邹有恒、吕元明译。）

《叶山嘉树黑岛传治小说选》（李芒、包容译）

《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www.xing528.com)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文洁若等译）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适夷、文洁若等译）

《三叶亭四迷小说选》（译者失记）

《没有太阳的街》（德永直著，刘仲平、李思敬、李芒等译）

《高野圣僧》（泉镜花著，文洁若译。⁽³⁾）

《不如归黑潮》（德富芦花著，丰子恺、巩长金译。）

《风流佛》（幸田露伴著，文洁若译。⁽⁴⁾）

《我是猫》（夏目漱石著，尤炳圻、胡雪合译。）

依托国家出版社雄厚的资源与首屈一指的招牌，承续20世纪50、60年代楼适夷主持出版日本文学读物时的传统，加上此期的执事者文洁若本身既拜家世门第之赐——50、60年代任职人民文学社期间，又因编辑事务与周作人、钱稻孙辈时有交往，甚至可以说过从甚密⁽⁵⁾，其日本文学的造诣自然要胜人一筹，故而人民文学社所出本子，几乎都当得起名家名译一说。像夏目漱石的长篇《我是猫》，后来90年代曾分别推出过于雷（译林社）、刘振瀛（上海译文社）等人的新译，但平心而论，值得一读再读的，还是人文社尤炳圻这个老译本。尤的名字，我最初还是从汪晖写的怀念他博士生时代的导师唐弢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约略知道的。20世纪30、40年代，尤氏曾是知堂老人关系不一般的弟子，周作人当年从南京老虎桥出狱后到上海，就借住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堍边上的尤家，一住就是198天。记忆中汪晖述及这段往事时，笔底似有无限惆怅。尤译《我是猫》最初连载于1942、1943年间的天津《庸报》，1958年收入人民文学社二卷本《夏目漱石选集》的第一卷，译者署名“尤其、胡雪”，显然真名恪于形势有所忌讳。90年代再版时，方改署“尤炳圻、胡雪”。近年人文社又将其收进该社“名著名译插图本”书系之中。

20世纪90年代，出版界出版国内当代当红作家系列文集一时蔚然成风（莫言，马原，韩少功，苏童，叶兆言，格非，方方，铁凝，池莉……）。也许是顺应这一出版时尚的缘故，日本现当代小说家个人文集的中译本也随之成批推出。名头最响的川端康成，自然成为首选。记得前两年随意浏览“北大中文论坛”中的“比较文学”栏，即见有人将川端的《雪国》，与乔伊斯《尤利西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卡夫卡《变形记》、加缪《局外人》和纳博科夫《洛丽塔》诸作比肩，推举为“二十世纪十部影响深远的外国小说”之一。川端将西方小说中的象征、暗示、自由联想等技法融入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哀”、“幽玄”和“空寂”的日本美学传统之中，他的敏锐的季节感受，平淡自然的叙述笔调，向来被视为表达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川端晚年写作中对少女肌肤依然保持的那种少男般的憧憬，自杀前在夏威夷的文学演说中对阳光在玻璃杯上移动的那种精美之极的描述，以及两个以上、彼此间可能截然无关的多重事实，可以同时进入眼中的写作视阈，致使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家余华在其开列的“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的一份书目清单中，毫不犹豫地最先写下了川端和卡夫卡的名字。返身回视川端的《雪国》、《温泉旅馆》和《伊豆的舞女》之于自己最初的写作的笼罩，余华情不自禁地作此感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一样值得标榜，同时也一样必须羞愧。”⁽⁶⁾川端的文集有好几个系列的译本，就我所能见到的，即有作家社、中国社科社和河北教育社三家。1994年大江健三郎继川端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中国人气骤升，作家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翻译出版了大江的多卷本文集。

可能是受到美国评论界热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三岛由纪夫即曾在中国声名鹊起，作家出版社1995年也推出过他的文学系列（叶渭渠、唐月梅夫妇主持翻译），收录包括“丰饶之海”系列在内的，《晓寺》、《奔马》、《假面自白》、《潮骚》、《爱的饥渴》、《午后曳航》、《忧国》、《仲夏之死》等主要作品，达十一册之巨；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也曾推出过《心灵的饥渴》、《禁色》、《镜子之家》三卷本三岛小说选；但近年不知何故，一下子显得十分冷落，如果向一般大学生去打听，恐怕十有八九已经难详其名。时势的变迁，令人有不胜今昔之叹。顺便说说，曾经深受鲁迅喜爱的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多种中译本，当以楼适夷的旧译和文洁若的新译最值得一读。稍稍令人不解的是，对日本文学深有研究，并主持主译过多种日本现代作家文集的叶渭渠，他所翻译的川端名作《雪国》却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也许学者的学术理性过强，反而会对文学感性造成某种妨碍。但高慧勤所译的川端却又似乎对此提供了一个反证。可见凡事一概而论总有危险，会靠大不住。高氏1957年毕业于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后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川端康成十卷集》，即由她担当主编，里边的《雪国》、《千鹤》、《古都》诸作，均出自她的译笔，堪称上乘。

最叫人忍不住扼腕叹息的是日本最好的小说家谷崎润一郎，他的小说在中国明明不乏笔力旗鼓相当的翻译家，像吴树文翻译的《春琴抄》，佐助刺瞎双目以保全他所爱慕的女琴师春琴的美貌永驻心间的故事，被传译得那么惊心动魄，但还是识者寥寥。另一位让人为之抱屈的则是安部公房。安部对物化现实所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疏远，有异乎常人的警觉，他善于把习以为常的东西以陌生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凸现其遮蔽在习以为常表象下面的存在的荒诞，思考和表达的深刻有力直逼卡夫卡，风格冷峻，叙述偏于抽象，喜欢撇开现实外部，直接将目光投向人的生存处境并思考这样的处境。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意志，谁还在关心存在？谁还在坚持揭发我们生存中的诸多可疑问题？又有谁还在倾听有关存在的话语？这或许正是安部公房不同凡响和值得一读的地方。1997年珠海出版社出过他的三卷本文集：《砂女》、《箱男》、《他人的脸》，也未见引发多少涟漪。这可能跟这样一种偏见有关，一般中国人普遍觉得日语是一种长于对细节，对细微的视觉、听觉、味觉等感觉印象的微妙传达，而不怎么长于思想表达的语言文字。幸好大江得了诺贝尔奖（在急于“与世界接轨”的意欲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当今中国，诺贝尔奖的账还是不得不买），否则，这位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度过少年岁月，在战后民主主义的亢奋和幻灭中送走了青春年华的小说家，他那对时代沉浮的敏锐体悟，对民主宪法日趋空洞化的焦虑，在痛苦中思考，从感性中所生成的有力的思想，恐怕也会与中国读者失之交臂的。贯穿在大江作品中的“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和人的尊严”（诺奖的授奖辞），超越了文化和文字的阻隔，让中国读者感到亲切和敬佩。大江作品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群落中拥有为数不少的知音。小说家莫言与大江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更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这里可以不赘。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一向喜欢干脆利索、大阖大张的中国读者，似乎对日本小说喜欢沉溺在细致精微的景物和心境里，摩挲把玩，一咏三叹，欲说还休，容易感到不耐烦，老觉得不像读欧美小说那样来得痛快。村上春树却似乎是个异数。这些年在中国的风头之劲健，可以说无人匹敌。2000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重金购得村上在中国的独家出版权，迄今已出版《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二、三十种村上的小说和文集，据有心人统计，印数已逾200万册，加上此前漓江出版社发行的50万册，村上流播中国的十几年间，累计发行量达280万册之巨，已远远超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出版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村上擅长双线或多线叙述，人物多以畸零的身份对抗宿命的压抑，在以逃离作为救赎的唯一契机的过程中，遍历心灵的扭曲和参悟。他的成名之作《挪威的森林》里，那最终无从捉握的爱情，无从唤回的时光，缓慢而哀伤的基调下，一段段私密性独白中泄漏出的自我寻找的孤独与绝望，使得村上成为继美国作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第二个以成长小说风靡中国的外国作家。他的《海边的卡夫卡》，对诡异丛生的结构有丝丝入扣的驾驭，对形而上则自始至终保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故事令人惊怵并具象征意味，暗示人类最终无法依凭自己的力量摆脱原罪和宿命的缠绕。小说家以寓言式的逻辑所苦心传达的，却是一份从中找不到可以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启示录：“事件一件接着一件，那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责任不在预言，不在诅咒，不在DNA，不在非逻辑，不在结构主义，也不在第三产业革命。我们之所以都在毁灭都在丧失，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建立在毁灭和丧失之上，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其原则的剪影而已。”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大岛，试图以此番宣谕来宽释和抚平少年主人公内心的焦灼和自责，则多少有游离人类文明基本价值法则和道德承当精神的嫌疑。我不知道诸位的阅读感受如何，我自己则对里边的图书管理员大岛颇有好感。此人非男非女（生就女人肉身，却全无女性魂魄），似乎谕示着某种非人间所有的，或超拔于人间的神祗的性质。他/她是小说中，孤独的田村卡夫卡唯一可以与之倾心交谈的一位哲人式精神导师。小说中大岛轰跑颐指气使、胡搅蛮缠的“女权主义”者的场景，在令人忍俊不禁之余，也逼人不得不深长思索，因为大岛认定，有无判断力和判断正确与否，都还有事后补救的余地，唯独缺乏想象力（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谓乎？），则将从根本上导致人类无可救赎的命运。在他/她看来，所有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无不源自于想象力的匮乏和阙如。她/他看不惯“女权主义”的理由，同样也基于“缺少想象力”这一实实在在的理由。另外，村上的小说基本上都有个相似的原型结构，故事得以发生的最初成因以及故事得以持续推衍的叙述动力，最终都无不可以归结到这个核心的原型结构那里。此原型基本脱胎于《圣经》中“失乐园”一幕：亚当、夏娃原本生活在天趣盎然、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中，后因受蛇言诱惑，吞食智慧果，致使遭到天谴并被逐出乐园，从此蒙受永无尽头的苦难。村上《挪威的森林》中少年时代的直子和木月，用直子后来对渡边亲口讲述的话讲，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饿了吃香蕉，寂寞了相拥而眠，但这样的“乐园”并不能长此以往一直维系下去，懵懂少年在一天天长大，总有那么一天得进入社会。渡边之于他俩，便成了存在在他们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或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赖以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的一道环节。他们指望经由渡边这道环节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却事与愿违。嗣后陆绎而起的种种不幸，即皆根因于此。事情就像《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佐伯，等待着智障中田（此人通猫语，却几乎无法以人语跟人沟通）的光临，将自己一直密不示人的笔记交到他手中，并对他说的那番话里所提到：“从前我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中，一切在圆圈内自成一体。当然不可能这样一直完美无缺下去。我们长大成人，时代即将变迁，圆圈四处破损，外面的东西要闯进乐园内部来，内部的东西则想跑去外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却为当时的我所无法想象和接受。为了阻止这样的闯入和出走，我打开了入口的石头，于是遭到了报应。”（大意）本来好好的，生活在一个虽然封闭但却自足完美的圆圈里，一旦圆圈打开，原先的生活格局变残破了，于是发生诸多问题，甚至最终无从救赎。人物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均患有严重不适及惧怕症状，出现了可怕的精神障碍。林少华对村上春树的理解也许说不上是最好的，这从他关于村上春树的译序、评论和讲座中多泛泛之谈，而少见独出机杼的洞见，即不难看出。不过他的译本，据说最能契合春树的情调，林也因此成为一手包揽春树小说中文译本的专职译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上海译文等大牌出版社为首的各家出版社，及时相继推出《厨房》、《垃圾》、《东京塔》、《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等诸多日本当代言情、亲情、心境小说。借助改编自原作的日语版电视连续剧影碟在街头巷尾间的跟风销售，在年轻白领阶层和在学少男少女那里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读者群落。上海译文的吉本芭娜娜“青春梦幻手卷”系列，即一举推出其《白河夜船》、《厨房》、《哀愁的预感》、《蜜月旅行》、《N.P》、《甘露》系列作品，加上柳美里、小田咏美、江国香织、片山恭等日本当红小说家，似乎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年轻读者追崇的新一代“村上接班人”。第130届芥川奖得主绵矢梨沙，17岁时的处女作《INSTALL》（2001年版），2004年即有中译本——改名《毒蘑菇》面世，反应不可谓不迅速；而2007年度折桂芥川奖的青山七惠的中篇《一个人的好天气》，当年即由上海译文推出竺家荣的译本，其引介的同步趋势，如套用当年吴汝纶撰序称道严译《天演论》的口气，可以说是“骎骎乎”与引介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速效率“相上下”了。

梦枕貘的《阴阳师》等近年畅销日本的小说，也已被一一引进译出，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书市上掀起过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梦枕貘依托日本古代野史传说，撰就有关平安朝擅用方术又通达人情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故事，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鲁迅取材于汉魏六朝志怪故事《列异传》、《搜神记》的《铸剑》（原名《眉间尺》），正像鲁迅《故事新编》让人为之心旌摇曳的力量，不在对历史的严谨再现，从而给人以“历史考据癖”的满足，而是蕴藏在志怪故事背后的绚丽多彩的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对古代人情物理的揣摩和洞察。《阴阳师》的魅力，主要也不在占卜施法、降伏厉鬼之类古代阴阳师的高深法力，而在于故事背后的人情通达，以及承载这一切的想象力的驰骋。另外，《阴阳师》中对冤魂厉鬼的处置态度，即便只具负面价值的鬼魂，也很可能有他不得不然的苦衷，因而同样值得理解和同情，从中颇能见出日本人的祭祀传统。日本人将死于非命者尊奉为神祗，有时甚至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只要死于战乱，一律予以供奉，以便摆脱怨鬼的纠缠。这与弥漫在《铸剑》中的那种不依不饶，宁求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决然的“复仇”意念，那种鲁迅式的“绝不宽恕”精神，两者之间，似乎隔着一道不浅的鸿沟，由此也可见出中日文化性格上的一重差异。

顺便一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的“日本文学名著选译丛书”，里边收有钱稻孙《万叶集精选》等名家名译；2000年初，河北教育社推出过一套“东瀛美文之旅”的随笔文集，收有《枕草子》（清少纳言）、《艺术断想》（三岛由纪夫）、《阴翳礼赞》（谷崎润一郎）、《方丈记·徒然草》（鸭长明、吉田兼好）、《奥州小道》（松尾芭蕉）、《王朝女性日记》（藤原道纲母、紫式部）、《穗高的月亮》（井上靖）、《断肠亭记》（永井荷风）、《北越雪谱》（铃木牧之）、《广岛·冲绳札记》（大江键三郎）、《自然与人生》（德富芦花）和《世界漫游记》（加藤周一），深蓝封面，衬以仿宣纸的护封，给人的感觉非常雅致。直接能用中文写作的新井一二三，近年则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鲁迅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们这一代东京人》等文，在读书界颇著名声的《万象》杂志上崭露头角，她那自由洒脱不随俗流的天性，对世界和人充盈着坦诚和纯净，有时甚至不免显得异想天开的新鲜感觉和想法，让不少愿意静下心来读她这些文字的读者忍不住怦然心动。新井的《樱花寓言》、《无性爱时代》、《123成人式》三卷本文集，前不久已由江西教育社出版。不过这些暂时不属本文所设定的日本现当代小说在当代中国的翻译阅读的题旨范围，只好按下不表，以后另找机会论列。

当代日本小说在中国的流播，除了拜学养深厚、训练有素的一批日本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辛勤耕耘之赐，我还想特别提到李长声、施小炜等人的书评，后者更是功不可没。大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者虽然学问严谨湛深，但也容易为学院体制所囿，眼光大多停留在所谓“有定评”的作家身上，特立独行难有定评的小说家，往往不容易进入他们的法眼。面对呼啸而来的新人新态势，他们更是容易陷于捉襟见肘和言不及义的窘境。李、施二位长年旅居日本，洞悉日本小说最新动态，有置身第一现场的优势，他们分别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的诸如北京《读书》、南京《译林》（如李氏，李的“日知漫录”系列书话最初多刊发于《读书》杂志）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如施氏）上发表大量书评，为国内读者和出版界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和小说的最新出版动态，提供了很可信赖的指南，加上两位又都写得一手美文，文字鲜活跳宕，视野开阔灵敏，其自身的魅力就远非学院内流行的八股式论文所能企及。顺便还须一提的是，李长声即是前述20世纪80年代七大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的编委，近年在国内出版有《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和《四帖半闲话》等多种书评随笔集；施小炜则是小说《阴阳师》的中译者之一，近期另有书评集《东篱撷樱》等问世。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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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筹划翻译印行及流播的详情，当事者事后的回忆和访谈，可参阅陈丹燕：《白皮书时代的往事》，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23页；张福生：《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3日第10版；孙绳武：《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14日第10版。

(2) 周启明即周作人。50、60年代的周作人以“附逆”的戴罪之身，依然著译甚勤，著译在国内出版时，因恪于形势，本名有所忌讳，故改署周启明或周遐寿等别名。此译本前六卷为周作人译，后七卷为申非所译。

(3) 芥川称道泉镜花“行文笔致兼备绚烂与苍古，几乎可说是日本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表现”。小说背景高野山，是日本关西一处名山古刹，入唐求法高僧空海和尚开日本真言宗山门的所在地，近年已列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但历史上曾在此发生过一件非常血腥的事件：丰臣秀吉因不满继嗣义子秀次的所作所为，将其赐死。董康《书舶庸谭》一书中，对此专门花了七千字笔墨，记述丰臣秀次切腹及姬妾被诛经过。秀次与部下互为“介错”〈切腹后，须以利刃断其首，名为介错〉的场面，惊心动魄，从中颇可见出大和民族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但泉镜花这篇小说故事与此段历史无涉。

(4) 露伴与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齐名，有“红露逍鸥”时代之称。故事类近中国的梁祝化蝶传说。

(5) 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我所知道的钱稻孙》、《旅人的绿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 余华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一文中这样追述当时情景：“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成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购买双份，一份保藏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后来他的作品集出版时不断重复，但只要一本书中有一个短篇我藏书里没有，购买时我就毫不犹豫。”《余华作品集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4—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