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与观察

——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

徐静波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

然而我却选择了这样一位作家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主要有如下三点：

1．梢风于1923年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准确地说是上海）的著作《魔都》，至今仍被研究界无数次论及⁽¹⁾，他所描绘和界定的上海形象，至今仍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承袭，他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近十部著作，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以自己的中国游历为素材所撰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最近被东京的大空社作为“重刊‘外地’文学选集”的两种分别按原版本影印出版，可见在这方面的影响至今不衰。

2．与大部分带有调查色彩的考察记或浮光掠影的游记不同，梢风前期的数度来华，一般都不负有特别的使命或受报纸杂志的指派，他到中国来，尤其是最初的几次，纯粹是作家个人的游历，因此他对中国的论述，重在描述个人的体验，表现个人的鲜活感受。无意间就留下了更多真实的内心吐露。而这些，在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时，也就具有了更大的价值。

3．梢风到中国的游历及有关中国著述的出版，主要在1923—1933年间，也就是在大正的中后期和昭和前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乃至于险恶。通过一个个体的研究来考察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的日本文人，或是日本知识阶层的中国观，对于我们透视和把握日本侵华战争酝酿期至爆发期期间的一般日本国民的心态也许是不无裨益的。梢风的中国观不能说一定具有代表性，但至少是日本文人中的一种类型。对数种类型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也许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

本文将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分成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后两个部分。“一·二八”战火就规模而言，在日本近代以来的海外军事扩张中不是一次很大的战争，但日本的媒体和舆论界却对此表现出了罕见的关注和狂热，这种日益高涨的褊狭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明治中期以来日本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的一次爆发，同时对尔后一般日本国民、包括文化人的思想理念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以此为界，梢风的中国观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的“日本人”意识明显地强烈起来了。

佐藤春夫在《唐物因缘》中颇为自得地说：“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在文坛中对支那的文物多少持有些兴趣的，似乎就只有亡友芥川龙之介和自己了。”⁽²⁾（在本文的日文引用文、书目中出现的“支那”一词不改译为“中国”，以存其历史面目——本文作者）佐藤这段话是否言过其实，这里姑且不论，但与佐藤等年龄相仿的梢风，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对中国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大概是确实的。

梢风于1889年9月出生于静冈县的一户地主家庭。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未能找到青少年时代的梢风曾对中国或中国文史有兴趣的记录，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芥川龙之介等确实大不相同⁽³⁾。梢风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进入了庆应义塾理财科预科学习，此时他才接触到日本的新文学，并由此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不久因父亲的猝然去世，作为长子的他只得返回家乡看守田产。其间在家乡的小学和农林学校担任过教员，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颇为倾倒的作家有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而卢梭的《忏悔录》更是他的不释之卷。从个人习性上来说，梢风不是一个安分稳静的人，他不顾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处游玩。“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有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爱漂泊，喜爱孤独。”⁽⁴⁾这一习性，与他后来的中国游历很有关系。他忍受不了乡村的沉闷，1912年又来到东京入庆应义塾的文科学习。这一时期他坠入了东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他一时感到前途困顿。

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出兵，于1914年11月占领了被德国殖民统治的青岛。前途迷茫的梢风不觉将目光移向了中国。他想到这一陌生的土地去闯荡一下。这时他的一位师长辈的人物洼田空穗劝阻了他。洼田劝他不必急着到中国去，在这之前不如先锻炼一下文笔，在文学上辟出一条路来。于是梢风暂时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一边写稿，一边帮朋友编杂志，以后又进入日本电通社做记者。1917年，他将写成的小说《琴姬物语》投到了当时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得到了主编泷田樨阴的赏识，在8月号上刊登了出来。由此梢风在文坛上正式崭露了头角，作品频频刊发，知名度也日趋上升。梢风写的大都是传奇故事类的大众文学，渐渐他感到可写的素材已捉襟见肘，于是想到在人生中另辟一条生路，这就是使他35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国之行。

梢风后来在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中这样写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寻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从这意义上来说，他的意图可谓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其结果是梢风将35岁以后人生中年的十几年生涯沉入到了中国之中”⁽⁵⁾。这里所说的芥川的刺激，是指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于1921年到中国作了近四个月的旅行，回国后在报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等多种游记，后来集成《支那游记》一书出版。芥川那稍稍有些夸张的、多少有些寻奇猎异的文字无疑打动了梢风的心。梢风为此曾专程去访问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的见闻⁽⁶⁾。从梢风日后所写的游历记来看，可以说是深得其中三味。

去上海之前，梢风还去见了佐藤春夫。梢风与佐藤虽是庆应文科预科时的同学，平素却颇少交往，相反，当梢风的通俗小说大量刊载在《中央公论》时，佐藤曾与芥川等联袂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要求《中央公论》保持自己的品格。佐藤闻悉梢风将往上海，便给在上海的田汉写了一封介绍函。田汉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时，颇慕佐藤的文名，先是给他投书，后来又几次去访他，均不值，1921年10月两人才得以初次相会。1922年秋田汉回国后就职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佐藤仍常有书函往返⁽⁷⁾。于是梢风怀揣着佐藤的介绍函，登上了长崎开往上海的轮船。“说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⁸⁾

1923年3月22日清晨，轮船驶进了长江。梢风在几年后写的《支那礼赞》中追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感，这段话有些长，但对我们理解梢风的中国观非常重要，姑且全文译出：

宫崎滔天在他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曾写到他22岁初渡中国时，当船进入扬子江目接到中国大陆的风光时，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已，站在船头顾望低回不禁泪湿衣襟。我读到此处时方感真正触及了滔天的内心世界，对他平生出一种信赖感，于是将此书细细读完。

我每次溯入扬子江时也有一种同样的感受。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情感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最后变成了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滔天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支那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支那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下来的梦。这种内心的感动有时会比较强烈，有时会比较朦胧，但当我们去支那旅行，双脚踏在支那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着，不会消退。像我这样缺乏汉学修养的人，并不是在学艺知识上被支那所深深吸引的。尽管如此，每当我踏上支那的土地，我心头立即会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之乡的情感，说来也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长年居住在支那，这种感觉自然会变得日渐稀薄。但是我想基于我最初的印象来思考支那的诸般万象。⁽⁹⁾

这一刹那间自心灵深处涌发出的“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动，差不多成了梢风以后接触中国、感受中国、观察中国和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支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会有这种文化寻根式的感动⁽¹⁰⁾。

梢风的第一次中国游历是在1923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约两个月。其间曾短期地往杭州、南京一带游历，但活动的主要舞台在上海。此后的两年间，他因卷入一场演艺事件，又曾数次来到上海。1928年10月，梢风再度来到中国，除了上海以外，这次他主要将目光转向了南京，他试图亲眼来观察一下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新政权下的中国面貌。1930年4月初至5月底，他经台湾游历了厦门、汕头、香港、澳门、广州、惠州和梧州。这次南游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中国革命的过去和将来抱有相当的关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山川风物一直怀着憧憬。这次旅行圆了昔日的一个梦”⁽¹¹⁾。因此，上海事变以前的梢风的中国游历主要在江南一带和闽粤一带的南中国地区，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的记述结集出版的有《魔都》（1924年）、《上海》（1927年）、《支那漫谈》（1928年）、《新支那访问记》（1929年）和《南华游踪》（1931年）。

这一时期梢风的中国游历，基本上是一种平民化的活动，他所留下的文字，大体上是一个文人对陌生世界的个人体验记和见闻录，这与一般负有某种考察使命的日本人不同。评论家德富苏峰1917年自北而南地在中国游历了三个月，其所访见的中国人不外乎是张作霖、段祺瑞、冯国璋这一类的军阀政要人物；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中国，特意去访问的也是如章炳麟、郑孝胥、胡适这一类卓有影响的风云人物⁽¹²⁾。而更多的日本人到了中国，交往圈子几乎只限于当地的日本人，极少有与中国平民间的往来。而梢风这一时期的中国游历，尤其是前期在上海的经历，几乎是与当地的民众交融在一起的。

初到上海后不久，经《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村田孜郎的介绍，梢风认识了曾在大阪待过几年的朱福昌，又通过朱认识了当时红遍上海的、几乎与北京的梅兰芳齐名的京剧花旦绿牡丹（本名黄玉麟）父子，以后又认识了不少演艺圈内的人，时常到他们的家中去闲坐，或一同去大舞台、大世界看戏。朱还带他经常出入于四马路一带的娼馆妓院、带有赌博性质的“诗迷俱乐部”和江湾的跑马场。梢风虽不通中国话，但凭借日语、一点英文和现学现用的上海话，再加上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竟然与当地人也有较深入的交往。因前一年梅兰芳赴日公演大获成功，绿牡丹的父亲和朱福昌便托梢风斡旋赴日公演的事。恰好梢风与东京帝国剧场的经理久米秀治颇为稔熟，此事进展得比较顺利，定于这一年的10月成行。不料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赴日公演一事不得不搁浅。1925年3月，朱福昌又向梢风提及了此事，梢风便再次与帝国剧场商议，决定当年7月邀请绿牡丹一行赴日公演。1925年4月，梢风为此事再次来到上海，并将演出金一半的12500元单独交给了朱福昌，在上海游历了半个月后返回了日本。不料朱福昌后来私吞了这笔钱，而这时又恰逢“五卅运动”爆发，上海的反日、反英气氛骤然高涨，绿牡丹的赴日一事很可能因此而夭折。身为中介人的梢风自然十分狼狈，在获取了帝国剧场的谅解、重新获得演出经费后，1925年6月他再次西渡上海，向上海各主要报社申明了绿牡丹访日的初衷，取得了上海舆论界的谅解后，带领了绿牡丹一行40余人于6月下旬坐船来到了日本，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梢风的使命却并未因此结束，为了向朱福昌追讨被私吞的演出费，他又再度来到上海，甚至一直追到了朱的家乡舟山群岛的定海。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无疑加深了梢风对中国的认识。他的一部长篇作品《上海》，虽名曰小说，实际上却是写这一段经历的纪实报告，其中插入了大量的对上海各个侧面的描述，就其对上海的熟识程度而言，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横光利一的同名长篇小说《上海》。难怪当时的《上海》一书的出版介绍中称梢风是文坛首屈一指的上海通，此书在1926年出版后的不到两年中，已印行了七版，后来又被收在梢风的选集中。

怀揣着佐藤春夫的介绍函，梢风接触到了在上海的中国新文坛。初到上海后不久，梢风去中华书局拜访了田汉。田汉热情地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家中，又在当晚带他到新世界去看中国北方的戏曲大鼓。由于田汉的详细解说及日后与中国演艺圈的交往，梢风逐渐喜欢上了大鼓：

最初是从田汉君那里听说了大鼓的妙趣，此后为了听大鼓，我又曾数度到新世界去，慢慢听熟之后，其内含的妙趣也就渐渐能领会了。不过那里不仅见不到西洋人，连日本人的影踪也难以寻觅。夹杂在中国人的人群中，品味只有当地人才能欣赏的特别的艺术，我觉得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中。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了一种他人难以体会的喜悦和满足。⁽¹³⁾

几天之后，田汉在自己的住所举行家宴欢迎梢风，同时还请来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灏（以后还有郁达夫）等与梢风认识。梢风后来在《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中颇为详细地记述了他与这些中国作家的交往。这差不多是日本人介绍创造社及上海新文学状况的最早的文字。梢风还在四马路上的丹桂第一台剧场的后台认识了欧阳予倩，他与欧阳予倩的友情似乎保持得最久。在上海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对梢风的一生来说也许都是很重要的，他的长孙、后来成为作家的村松友视于1983年到上海寻访了他祖父浪游的旧迹后写道：“被上海所迷醉的梢风的感动，当然并不只是来自魔都上海的形象，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文人的交往肯定大大改变了梢风的人生。”⁽¹⁴⁾

作为与中国近邻的一个日本知识人，也许是出于一种日本人的意识，也许是出于一种内心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情结，总之，自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他就对中国的命运和将来一直颇为牵记，他后来的访南京、游广东，多少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在上海时，有一天某日本报纸驻上海的特派员邀梢风一起去访问国民党的总部，“会见支那的政治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于是一起跟了去。一同去的还有其他几名记者和日本领事馆的武官。其时孙中山正在广州，时任国民党要职的张继和居正出面会见了他们。张继早年留学日本，政治上倾向于与日本合作，而居正则对日本持强硬的态度。但因语言的障碍，那天几乎是张继一个人滔滔大发中日亲善的宏论，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附和。坐在一旁的梢风觉得这样的言论不免有些酸腐，便书生意气地冲着张继说：“你及其他各位所说的那种时代恐怕永远不会来吧。请看一下朝鲜。那是朝鲜的命运。我难以想象日本会跨过朝鲜独独对中国采取讲道德的政策。”梢风接着举出了水平社和国粹社最近在奈良发生冲突时，政府出动军队去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水平社一事后说道：“对歧视意识如此浓厚的日本国民及其政府企求他会对其他国民有真正的亲善和谅解，这无异于缘木求鱼。”⁽¹⁵⁾梢风这一番书生气十足的率直话，立即招来了周围的白眼。后来日本领事馆的海陆军武官勒令梢风离开上海，经几个记者朋友的从中斡旋才幸免于难⁽¹⁶⁾。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的梢风，“日本人”的意识还并不浓厚，对于逐渐变得险恶的中日关系，他多少还具有一种国际主义的襟怀。

1928年秋，梢风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虽也在上海待了些时日，但他将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南京。“我是第一次观察北伐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胜利后的支那，这种世态的变化尤其令我感兴趣。”“在最近的世界历史中，最令人关注的地方应是南京吧……在南京，汇聚了现代支那的所有的精神。因此，要理解新的支那，首先必须要了解南京。”⁽¹⁷⁾

1923年他曾游历过南京，这次他更多留意的是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变化。梢风既徜徉在庶民气息浓厚的茶馆和书场之间，在六朝遗迹中留下了屐痕处处，同时也去访问了曾留学日本的国民革命军军医总监陈方之、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去参观了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对国民革命后的新气象颇有赞叹。但他同时也敏锐地感到了新政权之下弥漫着的各种浮弊之风，最为显彰的一是跑官、猎官之风的盛行，一是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且新政权在大兴土木之时，不惜粗暴地毁坏旧有的古迹遗物，这也使他感到痛心疾首。总之，他感到的一种新，基本上是一种虚饰的气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种鼓舞，一方面却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梢风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新支那访问记》，先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后由其自己创办的骚人社书局出版，在序言中他表示，自己将以南京为窗口来进一步探究中国，以后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的南京之旅，这本书只是一种总论性的序文。可惜，梢风的这种愿望始终只是一种愿望。

南京之行两年后的1930年4月，梢风又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这次去了中国的南方，其目的我在上文已经述及。这次旅行前后历时两个月。一路经日本和中国友人的安排和介绍，看了都市、乡村和各地的名胜及各类学校，为探寻近代中国革命的源流，还特意去看了孙中山和洪秀全的故乡。与1923年初到上海时所写的见闻记相比，这一时期的旅行记已使我们感到，梢风对中国的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其程度都较前大为深入。1930年春，正是李宗仁等在广西举兵反蒋的时期，广西与蒋掌握的广东处于战争状态。作为外国人的梢风也许一时还不能对中国政治犬牙交错的派系争斗的内幕有透彻的了解，但对两广的局势却非常清楚。他曾去访问过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5月11日又随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等一同坐船去广西参观过已为广东军占领的梧州。对于这场两广纷争或是国民党中央与广西的龃龉，局外人的梢风自然不便随便置喙，只是他在身临其境后对当时当地的各类人物和风土场景的生动细致的描绘，令今天的我们读来依然感到兴味无穷。

梢风感到他在广东的另一个收获是见到了老友欧阳予倩。自上海相识以来，他与欧阳一直保持着很笃厚的友情。欧阳当时在广东开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推动戏剧的改革和创新。说是研究所，实际是一所学校性质的机关，重在培养戏剧人才。梢风在欧阳的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并在翌日观看了由师生们公演的《茶花女》。

自1923年3月踏上上海的土地，一直到1930年4、5月间的华南之行，这七、八年间，对于中国，梢风是从生疏到熟识，从朦朦胧胧的憧憬到几近热恋似的痴迷，这样的情形，在同时代的日本文人中并不多见。1928年5月，他在《支那漫谈》序中说：“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几近疯狂地喜欢支那。喜欢也有好几种，我是恋爱的那一种。支那是我的恋人。”“有人说，你赞美支那也无不可，但那样地心醉神迷，恐怕就无法有真正的研究，会失去中肯的批评。这话也许有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倘若不心醉神迷，就难以抓住对方的真相。冷静的观察未必就能触及真实。热情和爱恋常常是理解的前提。”⁽¹⁸⁾在与中国有关的日本人中，梢风最感到共鸣的是一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但滔天自己决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者。他只是一个诗人，热情洋溢的诗人。他与支那发生关系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喜欢支那。”滔天在初次见到浩浩长江时，感动得怆然涕下，“我对滔天的这种心情比谁都能理解……倘若我与滔天生在同时代的日本，或许我也会追随滔天投奔到孙文那里去”。梢风甚至幻想，若无家累，“我就自己一个人到支那去，寻找一处自己喜欢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无名的支那人而终老一生”⁽¹⁹⁾。在同时代的日本人中，梢风常常引后藤朝太郎为同志。“大正昭和年间，在文人里对中国心醉神迷者中有后藤朝太郎和梢风。”⁽²⁰⁾后藤原是一个研究汉语语音的语言学家，从1918年到1926年间，二十几次访问中国，仅在1927年到1930年间，就写了28本有关中国的著作。我曾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在后藤的笔下，中国简直成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之邦，而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决不会只是一片田园牧歌。梢风虽自认为是痴恋着中国，但他笔下的中国，倒是五色杂陈的。对上海，他写它的繁华、它的温情，也写它的喧嚣、它的芜杂和它在黑暗中的肉欲横溢。但上海确是他热爱着的都市，以至于他的长子才成婚不久时，他就竭力推荐他到上海每日新闻社去谋职。他尤爱江南的风物，他说：“我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支那的江苏、浙江一带那么美丽的自然和人生。”⁽²¹⁾他有一段文字，写自火车上见到的沪宁线沿途的景色：

昨日夜半时分下起来的雨今日早晨已经停了，但还没有完全放晴，四周升腾起了浓重的朝雾。在弥漫的晨雾中，有座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寂静地横现在眼前。村里有条河，有小桥，有杨柳的树荫。在所有的国度，乡村里的人似乎都是早起的，可见带着帽子、穿着长衣的农夫在田里耕作，身穿淡青色宽大衣服的老妇人来到河边洗菜。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早晨的光线中，我望着所有的这些景物。⁽²²⁾

然而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古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把那个时代南京夜的黑暗渲染得太深刻了，我读过后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可见梢风并未夸大其词），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拥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我读过几十种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这种笔下的温情，构成了上海事变前梢风中国观的基本色。

严格地说，上海事变以后梢风到中国来已不是纯粹的游历了。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的著述结集出版的有《话说上海事变》（1932年）、《热河风景》（1933年）、《男装的丽人》（1933年）和重新编定的《支那漫谈》（1937年）、《续支那漫谈》（1938年），在战后有将以前的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稍作修改后重新出版的《上海的回忆》和《燃烧的上海》。

昭和时代开启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紧接着召开了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东方会议，并蛮横地出兵山东，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政。此后日本加紧了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的步伐，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的沦陷。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抗日反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使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1932年1月，日本军部策划了日僧被殴事件，企图借此扑灭上海的反日、抗日运动，28日，悍然出兵攻击中国的闸北守军，“一·二八”事变于是爆发。

闻悉上海事变的消息，梢风自然大感震惊。他对上海怀有不同寻常的感情。他决定冒着战火去上海实地察看。1932年2月7日凌晨，他作为《朝日新闻》的临时特派员（现无资料证实是否为正式的委派，但梢风赴上海前，已有为该报写通讯稿的允诺⁽²³⁾）从长崎起程，8日抵上海，在上海待了近20天。最初刊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几篇通讯，虽已有明显的日本人立场，但大抵还算如实。从内山完造的口中得悉鲁迅和欧阳予倩等平安无事，他不觉松了一口气：“像鲁迅、欧阳予倩这样的人若有个万一，那才真是千古的恨事，听说都平安无恙，我感到十分欣慰。”⁽²⁴⁾在《流浪的小姑娘》这篇通讯中，他记述了一个居住在闸北、家已在战火中烧毁的小姑娘，为寻找失散的家人，在街上流浪徘徊的情景，“不管怎么说，她是在战祸中流离失所的一个羔羊”。出于同情，梢风塞给了她一块银圆⁽²⁵⁾。在《吴淞战争风景——俘虏和间谍》一文中，他叙述了原居住此地的一家三人冒着战火来察看自己的老屋时，却被宪兵队当作间谍抓获。“我可以想象，一旦被认定为间谍后，他们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我还想到了他们三个可爱的孩子今后的命运。”⁽²⁶⁾虽然文章的笔调一直比较婉转，但无疑已流露出了梢风对遭受战火之苦的中国民众的同情。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上海事变的爆发，使梢风的中国观顿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尤其在对中日冲突的态度上，基本上已与甚嚣尘上的日本国内的舆论同调了。对于中国由来已久的反日抗日运动，常来这片土地的梢风自然是早已感受到了。他以前在《上海》中，对当时发生的“五卅惨案”已有所触及，不过“日本人”的意识并不强烈。但上海事变爆发后，他对这一运动开始持激烈的谴责态度。在《话说上海事变》的序言中他写道：“支那的排日运动，其本身就已经是一场很厉害的战争了。虽然导致直接的交火是由支那方面对我陆战队警备区域出动进行开枪挑战引起的，但事实上，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不法的暴虐、残忍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经济绝交的范围，与公然对日本宣战已没什么两样。”“我军为了世界的正义和人道，不得已以实力对此不法的抗日运动进行猛烈的镇压，此亦属必然之事。”⁽²⁷⁾梢风的这些话写于3月3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上文所引述的表现了梢风对中国无限眷恋的《我与支那》一文，竟也是发表在《新潮》杂志同年3月号上。这篇文章写于何时暂不可考，但依日本的情形，实际的执笔时间与发表的日期应该不会相距太远，梢风对中国的态度何以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变？我目前尚未发现能对此作出充分解释的梢风个人的史料。但联系到当时日本国内的整个大背景，梢风在上海事变后有如此的言论的出现，似乎也不完全是一种偶发的现象。

进入昭和期后，特别是田中内阁上台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急剧膨胀，思想界国粹主义、日本主义泛滥。政府于1928年3月和1929年4月对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左翼力量的两次残酷镇压，已基本上肃清了政治上的反对力量，由军部所左右的当局已暴露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法西斯倾向。由舆论鼓动起来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日益升温。犹如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一样，在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精神也迅速陨落。对传统的过于褊狭的执著和近乎膜拜的认同，实际上是对近代人类思想文明的一种反动。已经膨胀起来的、狂热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弥漫了全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恐怕要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非常清醒的头脑才不至于受到这种热狂情绪的感染。很遗憾，作为大众文学作家的梢风还缺乏这样的思想力量，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毫无疑问，他的热爱中国，确是出自内心，但诚如他的自述，他对中国的爱，是一种类似于对恋人的爱，而恋爱期的爱，多少是带点热狂和盲目，而缺乏一种内在的坚定性和深沉性。因此，当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时，在铺天盖地的舆论的煽动下，他的“日本人”意识就会骤然间凸显出来，尽管他的内心对中国依然抱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从我上面所引的他对鲁迅等的关切、对上海小姑娘的同情都可看出这一点。

确实，身处上海战场中的梢风，其心情是很复杂的。与日军作战的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军长陈铭枢及该军本身在梢风游历广东时曾给予不少照顾。从内心来讲，他自然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因此当已从广东返回上海的欧阳予倩找到他，希望他就中日两军停战一事以一个文化人的立场从中进行调停和斡旋时，他立即答应了下来，马上找到陆军武官田中隆吉转达此意。但军部的谋算是彻底打垮上海的抗日运动、完全控制上海的局面，因此对梢风的调停一口拒绝。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梢风倒是结识了军部特务川岛芳子。作为一个小说家，梢风对这个传奇人物产生了兴趣，决定将她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是为了对川岛芳子作进一步的采访，一方面也是心理牵记着上海，1932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上海待了近一个月，回日本后，一是写了一篇《战后的上海》刊在《中央公论》上，另一是在《妇人公论》上开始连载《男装的丽人》。川岛芳子本身就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写成小说就更富有传奇色彩，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大概也符合当局的“国策文学”的方针，一时间颇为走红，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在新落成的东宝剧场作为首演剧目上演。但川岛本人却对梢风颇感不快，据梢风自己说，一是因为在采访芳子的过程中虽与芳子长期同居一室，但颇爱女色的梢风对芳子却一次也没有特别的表示，这使芳子觉得有一种羞辱感；另一是芳子曾邀梢风到旧满洲去，梢风却没有应允。芳子对此颇怀恨在心，二、三年后曾想在东京的御茶之水公寓中毒杀梢风。多年之后梢风的儿子曾向他问起此事，但梢风却没有细说详情，这件事多少也成了一桩无断的公案⁽²⁸⁾。

1933年2月至5月，日军以热河省属“满洲国”领土为由，公然向当时的热河省和河北省发动进攻，占领了承德周围的地区。承德内有昔日清廷的行宫避暑山庄及众多的喇嘛教旧迹，极少有外人进入，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对未知的世界一直有浓厚兴趣的梢风便向当局申请去承德作文化考察，获得了允准。1933年6月经朝鲜半岛、“伪满洲国”进入承德，在承德待了10天，考察了避暑山庄和八大喇嘛庙，7月3日坐军部的卡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奔波了4天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游历了半个多月，在日本公使馆翻译原田的安排和陪同下，会见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外交部长黄郛，梢风记录发表出来的那些谈话⁽²⁹⁾，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方面根本无意与日本对抗，倒是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剿共和平定治安，这大概不是捏造，但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指责，则一概被删去了⁽³⁰⁾。离开北京后又南下济南，又特意去青岛看望了以前在上海相识的旧情人赤木芳子，然后再从青岛经大连回到了日本。(www.xing528.com)

从梢风对承德旧迹的介绍、对北京古城的记述、对济南名胜的描写来看，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化还是满怀感情的。但这感觉与上海事变前已经很不一样了。在事变中或事变后的游历中，梢风已不再（或不能够）与当地的中国人交往了，他的一切游踪都受到当局或军部的安排，因此他个人的体验也就相当有限，属于他自己个人的感受也就相当模糊了。回日本后，梢风将这次游历的文字整理成《热河风景》一书出版，在序文中，不知是出于真心的感动，还是因为受到了军部的照顾，要写一些捧场的话，总之，我们读到了如下的文字。

“这次在朝鲜、满洲、华北匆匆走了一圈，首先深有感慨的是，日本也终于强大起来了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帝国啊！”能有如此强盛的国运，“我觉得是因为全体日本人的伟大。正因为日本人的伟大，军部才能有如此的伟业。”以前朝鲜都是荒山秃岭，日本人来了后才遍植绿树，旧貌变新颜。照此看来，满洲的前景也一定是美好的。“支那人虽有储积之心，却无建设之力……人们常说支那的政治混乱，但国民若是优秀的话政府就不会糟糕。现在支那的政治恰好与支那的国民相吻合。政府并不见得比国民更坏。”“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满洲国成立才不过一、二年，但建设整顿已井然有序地在展开了。这种建设的干劲，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任何其他民族都远远及不上日本人。”⁽³¹⁾

由此可看出，在以前的中国游历中梢风的头脑里一直并不显彰的“日本人”意识，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或者说在充溢着全日本的那种闹哄哄热腾腾的“万岁”声中，竟然如此急剧地膨胀了起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决不是出现在梢风个人身上的一种孤立的现象（若如此，我这项研究的意义也就很有限了）。曾用日文改写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小说、参与过《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郁达夫田汉等曾相交颇厚并两次来中国游历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变后不久，就逐渐沦为“大东亚战争”的吹鼓手。20年代以后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良好形象的武者小路实笃，后来竟也会写出《大东亚战争私观》这样公然为侵略者帮腔的东西来。1938年林芙美子等22名作家积极报名参加从军记者一路深入中国内地来欢呼武汉会战的日军大捷，连以左翼作家出名的佐多稻子也多次到中国来进行战地慰问，以至于1942年诞生了为当局政策摇旗呐喊的“文学报国会”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聚到了它的麾下。这实在是一段令人深思的历史。

近代日本人与中国的正式交往，当始于1862年5月江户幕府所派遣的贸易官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随行的年轻武士高杉晋作等撰写了《游清五录》、《上海杂记》等近十种著作，首次向日本人描绘了中国的现实面目，或者说第一次击破了大部分日本文人对中国所抱有的虚幻形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人的心目中逐渐滋生了对中国的蔑视意识，这种意识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趋向炽烈。不仅是政治家，不少中国文化情结不浅的文人也公然宣称日本要做“东亚的盟主”⁽³²⁾。可以说，明治中后期以来，“日本人”的意识不仅空前觉醒，而且日益膨胀。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以多种的样态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内对日本长达一千多年的长期渗透，已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这一点在明治时期出生、曾受过汉诗文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中尤为明显。因此，当“长崎丸”驶入长江口时，梢风的心头才会突然翻腾起这样的情感波澜。

可以说，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结和“日本人”的意识构成了大部分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文人的中国观的两个基本层面，这两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场合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对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的研究中可看出，随着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民族扩张主义的日益升温，其中国文化的情结便日趋弱化，而“日本人”的意识则越来越凸显。一旦当某个契机（比如像上海事变）来临时，“日本人”的意识就会猛然盖过中国文化情结。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在明治初期就引进了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但至少到昭和前期，这些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都没有真正成为日本知识阶层的思想力量，因此日本大多数的文人一直缺乏一种深刻的民族自省力和社会批判力（中国至少有鲁迅）。也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更容易为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左右。梢风中国观的骤然变化，同时也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最初发表于《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2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刊《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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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及“魔都”这一意象的近年来主要有高桥孝助等编著的《上海史》，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著的《上海人物誌》、東京東方書店1997年；和田博文等著的《言语都市上海》，東京藤原書店1999年；刘建辉著的《魔都上海》，東京講談社2000年；赵梦云著的《上海，文学残像》，東京田畑書店2000年。

(2) 佐藤春夫『支那杂记』、東京大道書房1941年、4—5頁。

(3) 有关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的关系，请参阅関口安義『特派員芥川龍之介』、東京：毎日新聞社1997年；施小炜：《中国文学的意义——芥川龙之介的形成》，载《日本文学集刊》1993年创刊号。

(4) 村松梢風「梢風物語——番外作家伝（一）」、载東京『新潮』杂志1953年1月号。这部自传分三期刊于此杂志。

(5) 东京『新潮』杂志，1953年2月号，第66页。

(6) 村松梢風「芥川龍之介の『支那遊記』を評する」、载大阪『騒人』杂志1926年4月号。

(7) 据佐藤春夫「人間事」、载『中央公論』1927年11月号。

(8) 村松梢風『魔都』、小西書店1927年4月、自序。

(9) 村松梢風『支那漫談』、騒人社書局1928年、94—95頁。

(10) 佐藤善次郎在《南清纪游》（東京博文館1912年）中描述自己进入长江口时的感觉只是“满目荒凉”而已。而芥川龙之介在《上海遊記》中记述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则是从船码头开始的。

(11) 村松梢風『南華に遊びて』序、大阪屋号書店1931年。

(12) 见德富蘇峰『支那漫遊記』、東京民友社1918年；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東京改造社1925年。

(13) 村松梢風『魔都』、小西書店1927年、59—60頁。

(14) 村松友視『上海ララバイ』、東京文芸春秋社1984年、211頁。

(15) 村松梢風『魔都』、小西書店1927年、256頁。

(16) 村松梢風「梢風物语（二）」、『新潮』杂志1953年2月号。

(17) 村松梢風『新支那訪問記』、騒人社書局1929年、序。

(18) 村松梢風『支那漫談』序、騒人社書局1928年5月。

(19) 村松梢風「私と支那」、载『新潮』杂志1932年3月号。

(20) 同上。

(21) 村松梢風『支那漫談·江南の風物』、騒人社書局1928年、63頁。

(22) 村松梢風『支那漫談·江南の風物』、騒人社書局1928年、64頁。

(23) 村松梢風「梢風物語（三）」、『新潮』杂志1953年3月号。

(24) 村松梢風『上海事变を語る』、東京平凡社1932年、142頁。

(25) 村松梢風「さすらう小娘——上海の町スケッチ」、载『東京朝日新聞』1932年2月17日夕刊。

(26) 村松梢風『上海事变を語る』、158頁。

(27) 同上，序之3—4页。

(28) 村松瑛『色機嫌』、東京彩古書房1989年、200—201頁。

(29) 最初以「黄郛·何応欽訪問記」为题发表于1932年7月的『朝日新闻』上、后收录于『熱河風景』、春秋社1933年12月。

(30) 村松瑛『色機嫌』、東京彩古書房1989年、205頁。

(31) 村松梢風『熱河風景』序、春秋社1933年、1—4頁。

(32) 佐藤善次郎『南清纪遊』（東京博文館1912年）中曾反复出现了“東洋盟主としてのわが国”这样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