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认识：大航海时代后日本人的历史与文化

徐静波

西方势力在日本的登陆大航海时代的大幕之所以会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揭开，大概主要是基于下述两个原因。其一是文艺复兴开始之后诸如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诸国逐渐崛起，凭借日益发展的新科技新知识以及强悍的冒险精神试图向海外，尤其是东西方拓展；其二是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并在此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红海、波斯湾等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严重阻隔了新兴欧洲国家向东方的扩张，这也迫使他们力图找到新的海上航路。于是在15世纪末出现了下述重大海路探险。1847年葡萄牙人迪亚斯 (B. Dias) 发现了非洲南段的好望角和通往印度的海路；1498年达迦马 (D. de Gama) 开辟了通向印度的航线并到达了印度；1892年底哥伦布 (C. Columbus) 到达了加勒比海地区的美洲；1519年麦哲伦 (F. magellan) 穿过了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来到太平洋，1521年抵达菲律宾，由其助手完成了环球航行。至此，欧洲人以其探险行为获得了对世界地理的全局性了解。1494年，当时的海洋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签订了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以西经46°左右的子午线为界，以西划归西班牙，以东划归葡萄牙，因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新发现，1529年两国又签订了《萨拉格萨条约》 (Treaty of Saragossa)，用以明确这一分割在太平洋上的位置，由此，葡萄牙将控制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巴西，西班牙则控制美洲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岛屿。但这一划分也只是相对的，1571年西班牙占领了马尼拉，逐渐控制了整个菲律宾，并曾经染指中国的台湾北部，实际上在东亚区域，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势力也是犬牙交错的。

葡萄牙沿着新的海上航路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1517年葡萄牙人安特拉特 (F. P. de Anderade) 率舰和使者皮莱士 (T. Pires) 进入广州，试图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遭到拒绝，但在1557年占领了澳门，以后又将势力北上扩展到了宁波附近。

1543年，三名葡萄牙人乘坐中国帆船漂流到了日本位于九州南端的种子岛，将近代火枪传到了日本，这是历史上西方人首次登陆日本。其实，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西方人对日本所知甚少，此前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曾有关于日本的记载：“日本国 (Zipangu) 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¹⁾当然，马可波罗本人并未去过日本，他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但几百年来却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制造了一个黄金宝岛的幻象。1541年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沙勿略 (F. de Xavier) 得到罗马教皇的允准启程到东方传教，1549年自印度的果阿到达日本，在鹿儿岛登陆，经山口到达京都，他在日本西部各地辗转的两年期间虽然所获无多，却标志着基督教正式传入了日本，以后迦果 (B. Gago)、奥尔艮契诺 (G. S. Organtino) 等又相继来到日本，获得了当时的实际统治者织田信长（1534—1582）的赞许，许多地方诸侯（大名）纷纷受洗，基督教在日本中西部逐渐传开。与此同时，葡萄牙人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其通商。于1563年成为日本第一个受洗大名的肥前国（现长崎县佐贺县一带）藩主大村纯忠（1533—1587）在1770年将长崎辟为对外通商港，葡萄牙在此与日本成交了第一笔贸易，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长崎成了一个日本与外界交流的极为重要的舞台。在1580年和1584年，英国商船和葡萄牙商船又相继来到位于长崎北部的平户，在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之前，平户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口岸。1600年，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船长的亚当斯（W. Adams，日本名三浦按针）乘坐荷兰商船漂流到丰后（今九州大分县一带），因其通晓近代地理、航海和几何知识，得到了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1542—1616）的信赖，曾任幕府的外交顾问。由此，西方人通过传教和通商两条途径，将势力扩展到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

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人登陆日本之前，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公元前57年倭奴国王遣使向中国的东汉朝贡，是现存史料中可见的日本列岛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最早纪录。在此前后不断有海外移民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来到列岛，日本也曾派遣使者或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坐船前往大陆和半岛，日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就局限于直接接触到的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以及通过这两地间接知晓的印度和西域，但是这间接的知识是非常朦胧的。1274年和1281年两次的元军（又称蒙古人）侵袭，使日本人领教到了北方骑马民族的彪悍和强蛮，而后又有与南方琉球群岛的少量接触，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未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但这次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势力的大量涌入，使得日本人的眼界为之拓开，使得相当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世界以及日本在这一新世界中的定位。日本人对外界新认识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1．与西方传教士、商人、学者和专家的直接交往

当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人开始登陆日本进行传教和贸易时，日本尚处于天下未定的战国时代，而后大抵平定了列岛的织田信长对外来的事物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其后虽有初掌天下的丰臣秀吉（1536—1598）在1587年下达的对外国传教士的驱逐令，但秀吉一方面忙于征战，一方面不久于两次出兵朝鲜后得暴病死去，传教士的势力在一度受到压抑后又迅速壮大，先后有黑田如水（1546—1604）、大友宗麟（1530—1587）、高山右近（1552—1615）等近50个大名接受了洗礼，据估算，在17世纪初时日本信教的人口达到了20—30万⁽²⁾，约占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的1％。顺便提及，在中国，1613年前后，教徒的人数不足一万，最多的1664年时曾达到164400人⁽³⁾，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应该是日本的10倍以上。这些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或曰天主教理念的同时，也让当时的日本人看到了一个与迄今的认识大相径庭的新世界。另外，西方商人泊运来的各种货物诸如枪炮、火药、皮革、生丝（大部分转运自中国东南部和菲律宾一带的商港）以及少量的新式器具、食物以及西方人的穿着举止，也让日本人看到了一个新图景，而随同传教士和商人一同来的（大部分本身就是传教士和商人）还有不少具有新知识、新技能的学者专家，他们在日本创办各式学校，虽以传教为主，但新知识的传播必然也融合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1580年时这样的学校在日本共有200所左右⁽⁴⁾，虽然学校的规模不大。

2．直接的海外体验

直接的海外体验主要有来自两个途径。一个是在传教士和具有实力的当地大名的支持和安排下，日本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曾有过两次规模颇大的派往欧洲去的使节团，第一次是在1579年自中国来到日本的耶稣会巡察使范理安 (A. Valignano) 的策划下，由九州的受洗大名大友宗麟等派遣的天正遣欧使节团（其时在日本天正年间），团员在出发时大多为13—14岁的少年，连同西方传教士随员共10人，1582年启程，途经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等，历访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于1583年谒见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最后在1590年辗转回国，历时8年多，当年的少年都已长大成人。另一次是由贵族出身的西班牙人沙狄罗 (L. Sotelo) 组织策划、由实力雄厚的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派遣的庆长遣欧使节团，1613年出发，1620年回国。这次出使欧美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点，远洋海外的船只是在西班牙人指导下于日本本土建造的500吨级的大船；第二点这次航行并非向西而是向东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在抵达墨西哥后再越过大西洋到达欧洲，几乎游历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第三点是人数众多，总共有145人，使更多的日本人有机会观察到相对十分陌生的外部世界；第四点是启航地点不是传统的西方势力相对强盛的九州，而是相距遥远的位于本州东北部的牡鹿半岛，可见当时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日本。很可惜的是，第一次遣欧使团返回时，恰遇丰臣秀吉驱逐西方传教士，第二次使节团返回时，又遇到德川幕府开始采取强硬的锁国政策，着手对传教士进行压迫的时候⁽⁵⁾。因此使节团虽然在海外颇为风光，一路所闻所见也极为丰富，回国后却无法充分述说传播，影响力相对受到了局限。尽管如此，他们的海外见闻还是受到了相当的关注。

另一个日本人的海外直接体验是沿海的居民随着各种贸易船纷纷漂流到列岛以外的地区，短期或长期在海外居住。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交趾（现越南中部）、暹罗、吕宋、柬埔寨、东京（现越南北部）等，而日本人的成分多为海盗、船员、商人、被驱逐的基督教徒，也有些是作为外国商船的雇员，据说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形成了一条条日本街，其中以马尼拉郊外的日本街规模为最大，约有三千人。移居到海外的日本人后来一部分回到本国，一部分则因德川幕府的锁国令而老死他乡⁽⁶⁾。回国后这些日本人的海外体验，后来成了部分漂流记的素材，也成了尔后日本人对外界认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3．有关世界地理（尤其是东亚地理）的著述

书刊的传播，虽然范围有一定的局限，但都集中在有知识、有学问的中上阶层，又通过他们传往更广泛的民间，实际上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深远，由此形成的对外界和自我的认识酿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对当时以及后来日本社会的走向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类书刊的种类相当丰富，仅就与日本人的海外认识相关的世界各国的地志、地名辞书、漂流记等各种著译，自江户时代初年至末期，据统计有两百几十册⁽⁷⁾。在早期的这些书刊中，可以明显地见到来自中国的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著作的影响。

由日本人撰写的最初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是西川如见（1648—1724）的《华夷通商考》，刊行于1695年，1708年又出了增补版。这部书，尤其是增补版主要是参考了利玛窦 (Matteo Ricci) 绘制的、1602年由李之藻在北京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 (J. Aleni)撰写的刊行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增补版还加上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这部在京都出版的著作后来多次重版，被许多文献引用，在江户时代后期广泛流传的《地球万国全图》、《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等都明显受到它的影响。顺便说及，创始于利玛窦的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汉文译名，在整个江户时期乃至明治中期在日本都一直被作为权威的译名。

早期另一册比较重要的是新井白石（1657—1725）完成于1713年的《采览异言》。新井白石不仅以儒学家著称，同时对西方的新学问极有兴趣。这部书主要也是参照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的标注基本上都沿袭了利玛窦的汉译名同时又参考了由荷兰商人传入的其他各类世界地图。全书分为五卷，分别是欧罗巴、利未亚（非洲）、亚细亚、南亚墨利加（南美）、北亚墨利加（北美），体系比较完整。多年以后的1803年，兰学家山村昌永（1770—1807）根据所获得最新知识对这部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完成了《订正增译〈采览异言〉》，篇幅是原著的10倍左右。新井白石又撰有《西洋纪闻》，这是根据对1708年悄悄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乔万尼·西多契进行秘密采访（其时德川幕府已经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的记录补充整理而成的，后来广为流布。

1737年出版的北岛见信（生卒年不详）的《红毛天地二图赘说》，也有相当的价值。1720年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发布了无关基督教的洋书解禁令后，西方的书籍通过荷兰的商船陆续传入日本。自17世纪以来，为与荷兰通商，在长崎一地已经陆续培养了一定数量的荷兰语翻译。《红毛天地二图赘说》是在长崎的荷兰语翻译西善三郎的帮助下，根据此时传入日本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赫维里乌斯 (Johannes Hevelius) 的原著（1700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编译的，有上中下三卷（下卷已散佚），对星名和地名都有较详细的注释解说。编译时参考了不少传自中国的书刊，其中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外纪》，中卷记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史实，这些内容源自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主要有箕作省吾（1821—1847）编译的《坤舆图识》（1845年刊）、《坤舆图识补》（1846—1847年刊）和杉田玄端翻译的《地学正宗》（1851—1856年刊）。后者基本上是荷兰人P.J. Prinsen《地理学教科书》的翻译。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海国图志》、《地理全志》、《地球说略》、《瀛环志略》也陆续传入日本，尤其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被根据洲别和国别刊行成各种版本，在幕府末年的日本流行极广。

除了地理学著作以外，相关的各种世界旅行记也是日本人展望世界的重要源泉。这方面主要有荷兰语翻译出身的志筑忠雄（1760—1806）根据哥特佛利特的《东西印度旅行记集成》翻译出版的《万国管窥》（1702年），里面收录了《葡萄牙人的地中海纪行》、《科尔特斯的墨西哥征服记》、《东印度纪行》等。另一册依据法国传教士的旅行记编译而成的《二国会盟录》（1806年刊行）在当时也很受欢迎，它除了让日本人看到了异国风情之外，也了解到了西方人的海外殖民史。

随着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增加，日本人对本国的兴趣和关切也日益增强。1605年建立了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下令对全国各大名和寺院领地的分布等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制作了日本地图（庆长日本图），但这并不是严格的测绘意义上的地图。17世纪中叶幕府又责成各大名制作相关的区域图，并首次导入了全国统一的21600:1的比例尺，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国地图（正保日本图），以后又陆续绘制了元禄日本图和享保日本图，但相对而言，精确性比较高、科学性比较强的是1821年完成的由测量家伊能忠敬（1745—1818）为主导、运用近代的测绘技术历时20余年绘制而成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以了解日本自己在世界上的确切位置和详细地形。初期该地图还作为国家机密严家保管，至19世纪中期则开始公开刊行，为一般日本人所广为知晓，在西方也受到了高度重视。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从中国传来的知识，日本人所知晓的外部世界主要就是东亚，在6世纪之前，日本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种朝贡关系，7世纪中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日本人心里毫无疑问还是将东亚大陆（很多时候还包括朝鲜半岛）看作世界先进文明的所在，农耕文明、最初的文字和典籍、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新的建筑样式、佛教甚至饮茶文化主要都传自中国，大量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表明了这一时代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

世界新航路发现以后纷纷登陆日本的各色西洋人以及传入日本的各种新事物、新知识，尤其是一部分日本人的海外经历和有关世界地理的新概念新学问，即上文所说的三个主要因素，促使日本开始对外部世界和自身重新加以思考和认识。这里分为外界和自身两部分对此稍加考察。

1．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相关的地理书刊为对象来考察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

首先是对中国认识的变迁。虽然在大航海时代以后的江户时代，中国依然是一个非常尊敬甚至是憧憬的国家，朱子学在很长的时期成了官学，是幕府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但细细考察日本的地理著作中对中国的描述，并且考虑到江户中期后出现的影响甚大的本居宣长（1730—1801）等的“国学派”思想，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江户初期的日本人，多少还有中华中心的思想，虽然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使日本人看到了一直视为宏大无比的中华帝国实际上也是更为广大的全球的一部分，但在利玛窦的汉文版全图中中国还处于相对中央的位置。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参考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之处甚多，他将整个世界分为“中华十八省”、“外国”和“外夷”三大类，包括朝鲜和琉球、交趾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被列在“外国”一类，“爪哇”等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就被列在了“外夷”的范畴，因此在构成上中国占了相当的位置，上下两卷中整个上卷都是中国地志，下卷是朝鲜、琉球、中国台湾地区乃至东南亚、南亚、西洋诸国，在后来五卷本的增补版中，中国地志和十五省的略图占了前两卷，亚洲部分的内容占全书的70％。在该书中，对中国的称谓是“中华”，在所附的地图上则标为“唐土”。到了《采览异言》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部分的内容缩减到了42％，后来的增订版更是降到了31％，叙述的重心逐渐移到了欧美，且对中国的称谓改成了“支那”。到了19世纪中叶的《坤舆图识》和《地学正宗》，亚洲的部分分别降到了22％和9％，对中国的称谓也一直是“支那”。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和人口的多寡为基准，用相扑的名位排列法进行了排序，东西两边的大关（当时相扑中最高的级别）分别是俄国和英国，“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很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一列⁽⁸⁾。由此可知，中国的地位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渐陨落，并不始于19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之后，实际上在大航海时代以后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次是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建立起了新的认识。亚洲这一概念，是由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正式引入的，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日本人并无亚洲的认识。在《增补华夷通商考》所附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上，我看到了用片假名写出的“东京”、“交趾”、“柬埔寨”等地名，那时这些地区应该已有不少日本移民。总的来说，日本人对亚洲其他地区的认识，受西方人的影响颇大，青地林宗根据1756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H.Johan的《地理志》编译的《舆地志略》（1826年刊行）中，对爪哇人的描绘是“其性行觊偷苟且，傲慢无信，狼戾少亲爱”；对锡兰人的描绘是“本土人敏捷，操作虽勤，颜貌黑丑，习俗贱陋”⁽⁹⁾。这些虽然是译自西洋书刊，但对形成日本人的东南亚形象，其影响不可小觑。对于邻国朝鲜，《增补华夷通商考》称其为“尊儒道之事胜于中华”（江户初中期的日本人认为满族人入关毁坏了中华儒家文化），《订正增译〈采览异言〉》称朝鲜为“虽有自立国王，然臣服于支那之帝”，《地学正宗》称其为“支那属国”⁽¹⁰⁾，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地位似乎不高。

最后是对欧美的认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日本人对于欧美几乎毫无知识，早期的欧洲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并无很高的地位，对传教士也无特殊的待遇，受中华思想的影响，16—17世纪时将来自南边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称之为“南蛮人”，将他们的商船称为“南蛮船”，将他们带来的蜜饯称为“南蛮渍”，传教士们兴建的教堂被称为“南蛮寺”。在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中，荷兰等西洋国家是被列载“外夷”一类的。在事实上，16世纪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兴起，近代科技也未充分发达起来。这在日本人的地理著述中也可看出。早期的《华夷通商考》中欧洲部分仅占14％，美洲更是只有5％。但17世纪以后，欧洲日益强大起来，近代工业蓬勃发展，天文学、航海学、医学、博物学等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尽管江户幕府自1616年开始陆续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锁国政策，但长崎一地依然与荷兰和中国保持着贸易往来，荷兰人依然以某种方式带来了欧洲的新知识、新技术。1720年幕府发布了洋书的禁令缓解，与基督教无关的西方书籍得以陆续传入日本。为了求得新知识，不少日本人开始刻苦学习荷兰语，并在1796年诞生了《波留麻和解》这一最早的外语词典，于是以荷兰或荷兰语为媒介汲取西方学问知识的“兰学”逐渐形成了。人们惊叹于《解体新书》（杉田玄白等人根据德国人著作的荷兰语译本编译而成的日本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1774年刊行）中表现出来的精确的人体结构和解剖学知识，各种医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的著作被陆续翻译了出来（这与同时期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洋的新知识基本上都由洋人翻译成汉文，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几乎无人通晓洋文），日本的知识人被西洋文明的先进性所慑服，西洋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逐渐高大起来。1803年刊行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中，欧洲和美洲的内容加起来达到了50％，1845年的《坤舆图识》中增加到了54％，1851年的《地学正宗》中达到了60％，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www.xing528.com)

2．对自身的新认识

在大航海时代带来全球景象世界意识之前，一般的日本人大概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身份。607年圣德太子虽然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¹¹⁾这样的词语表示了追求平等的意愿，但是中国文明的先进性还是使日本人觉得自惭形秽。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在吸收咀嚼大陆传来的文化的同时，日本本土的文化日渐成熟，经历了室町时代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两个文化灿烂的时期之后，到了江户时代，已经呈现出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发展的局面。日本人在与中国人、朝鲜人、各色西洋人以及东南亚的土著居民交往的经历中，在对世界了解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国际意识，同时也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日本人意识。这一意识主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中产生的。这种自我认识形成的初期，由外国人撰写的评说日本或日本人的书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549年第一个登陆日本的传教士沙勿律在给印度果阿的一位传教士朋友的信中说：“这个国家的认识是我迄今发现的国家中最高级的，比日本人更优秀的民族，在异教徒中恐怕找不到吧。他们容易亲近，一般是善良的，没有恶意。名誉心强得惊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重视名誉。”⁽¹²⁾这大概是第一个西方人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日本做出的评价。1579年抵达日本的范礼安对日本人的感觉也不错，他觉得日本人很懂礼仪，有远见和理解能力，服从道理，对新的知识能很快地接受⁽¹³⁾。

进入17世纪不久虽然幕府实行了严厉的锁国政策，但在长崎的出岛依然开设有荷兰商馆，平时商馆的人员虽然不准随意外出，但馆长和相关人员还定期千里迢迢至江户拜谒将军，这样的参拜在1614—1850年间共进行了116次，每次在路途花费的时间数月不等，这使得荷兰人能借此观察和研究日本，另外，商馆的翻译也是荷兰人研究考察日本的最佳助手。其结果是几位有学问的西洋人撰写出了后来在西方和日本都影响甚大的研究著作。其中的开山之作当推作为荷兰商馆医生于1690年到达长崎、在日本待了两年的德国人肯普费尔 (E. Kaempfer) 所著的西方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志》，1727年被译成英文后在伦敦出版，以后又出版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版，该书分为五个部分，综合性地介绍了日本的概况、政治、宗教、外贸各个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两次去江户途中的各色见闻，其部分内容后来被志筑忠雄编译成《锁国论》一书于1801年在日本出版，影响深远。在书中他虽然对幕府的锁国政策有所訾言，但对日本人持有良好的印象：“在手指灵巧头脑聪慧这些方面，他们比其他民族都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在对金银铜等各种矿物的加工技术上，非常出色。”⁽¹⁴⁾另一部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医于1775年来到日本的瑞典人茨恩贝格 (C.P. Thunberg) 撰写的《日本纪行》，在该书中他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做了比较后指出，日本人在刀剑和漆器的制作上可谓无出其右，日本人在运用玻璃器具、时钟方面的聪慧也引人注目，但他同时指出日本人猜疑心很强，迷信很重，同时又十分自负，觉得自己是继承了神的血统的民族⁽¹⁵⁾。

这些西方人的记述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日本人。至少他们觉得在亚洲应该能与中国人并驾齐驱。山村昌永在《订正增译〈采览异言〉》内的“亚细亚洲地图”上，将日本国名标为“大日本”，他觉得从西洋人传来的万国全图来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绝非小国，也没有做过别国的属国，称为“大日本”恰如其分，在该书中他说：“吾邦古来用浮屠之说，或自称粟散边土之小国，自己将本国贱视，可谓愚昧之甚。古老如彼浮屠之国，却为希腊所破，帝王遭擒，今已并入莫卧儿，已成回回教之土，岂可与我万古不易神灵传统之帝国作同日之谈耶！”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洋传来的新的世界知识，使日本人明确了自己的应有地位⁽¹⁶⁾。箕作省吾在《坤舆图识》中将亚洲定为“神州”，称“本邦”与“汉土”为同等的帝国，并将“野作（当时日本对北海道的称呼）、八丈（远离日本本土的八丈岛）、琉球、奥虾夷（今北海道北部或以北区域）、萨哈连”均为“皇国”的“属国”。他不再将中国称为“中华”，而日本却是一个“皇国”。这些意识，与本居宣长一流的抬举日本本国文化、抨击佛教和儒学的“国学派”思潮和由平田笃胤集大成的复古神道思想倒是颇为合拍的。

确实，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意识”或是“日本人情结” (ethnocentrism) 以及西洋先进的观念，是在江户中期即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凸现出来的。形成这一认识或意识，自然有诸多缘由，但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的到来以及从西洋输入的新知识，尤其是描述整个世界的相关地理知识，无疑是酿成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它与明治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也有相当的内在关联。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曾发表于《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后被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刊《世界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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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2) 松田毅一『南蛮巡礼』、朝文社1991年版、207頁。

(3)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8—239页。

(4) 海老沢有道『カトリックの伝来』、“日本思想史大系”第25巻、岩波書店、521頁。

(5) 参见松田毅一『天正遣欧使節』、講談社1999年版；『慶長遣欧使節——德川家康と南蛮人』、朝文社2002年版。

(6) 小倉貞男『朱印船時代の日本人消えた東南アジア日本人町の謎』、中央公論社1989年版。

(7) 鮎沢信太郎、大久保利謙編『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原書房1978年版。

(8) 鳥井裕美子『近世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溝口雄三など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232—247頁。

(9) 鳥井裕美子『近世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溝口雄三など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230頁。

(10) 同上书，第233页。

(11) 《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第六册，第1827页。

(12) 津山千恵『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神をめぐる文化の衝突』、三一書房1993年版、59頁。

(13) 同上书，第211—212页。

(14) 『ケンペル日本誌』下巻、今井正訳、霞ヶ関出版1973年版、454—455頁。

(15) 『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山田珠樹訳注、『異国叢書』、駿南社1929年版。

(16) 『訂正増訳采覧異言』下、影印本『蘭学資料叢書』1.2、青史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