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日记：东瀛外交生涯纪实

李振声

郑孝胥的东瀛外交生涯，前后凡三年：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32岁，由驻日公使李经方奏调东渡，以同知身份充任随员，驻节日本东京麹町，故有“谁念诗人渐消瘦，麹町馆里看飞鸿”之句⁽¹⁾；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调任筑地副领事，居东京永田町日枝山下，有五言诗《永田町日枝山下新居》记其事；后李经方丁忧回籍守制，汪凤藻接任驻日钦使期间，移任神户兼大阪领事，至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构衅，随公使下旗归国。

郑氏早年以就馆维持生计，历游沈葆桢、李鸿章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取内阁中书，以经济文才，有声于时。先后与萍乡文廷式、义宁陈三立、南通张謇等时彦胜流齐名。由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寓居南京青溪盔山云所，肆力于诗，与友人相酬和，是同光诗中闽派诗的执牛耳者⁽²⁾。郑的书法也为时人所重⁽³⁾，其对隶书尤自负。时值甲申中法战争之后，海内才智之士颇思除旧布新，谋求富强之策，郑孝胥预流其间，关注中外时务，旋由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奏请调充随员。居东三年，归国仍居南京。时张之洞方署两江总督，郑为张详述胜败缘由，为张激赏而召入幕内，充督署洋务局文案、提调等，先后同事者中有黄遵宪这样望重当代的名家。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张之洞特以“人才特保”荐举，得光绪嘉许，以同知擢用同道员，充总理各国衙门章京，此时正是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居中积极用事之时。随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政局急转直下，六君子事败被杀，郑以不在中枢，未与其谋，幸免于祸，旋乞假南归，由张之洞奏请，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并兼办汉口铁路学堂，与时任两湖书院监督和分教的番禺梁鼎芬、嘉兴沈曾植，过往酬唱甚密。一度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后又由两广总督岑春暄等奏调广西边防督办，策划东北锦瑷铁路，以及授湖南布政使等。清王朝为辛亥革命倾覆后，不甘寓居沪上海藏楼之寂寞，在以诗文与避居于此的遗老广通声气，并悬单鬻字之余，还与日本朝野相结纳。民国十三年（1924年）入京见溥仪，任内务府大臣，嗣后更是认贼为父，为虎作伥，出任伪满洲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终为昔日同光诗派闽籍诗友所不齿，并遭世人所唾骂⁽⁴⁾。这里既有所谓命运之于人生的嘲弄，也有思想、文化及其社会乃至地域上的诸多根源。清季一代，福建文风极盛，诗文家辈出，并沿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纷纷效力于晚清政治舞台，民国初年，尤其北伐之后，原先一些闽籍遗老及依附北洋政府的闽籍文墨之士，大多处于权力争衡的失势状态，不甘寂寞而又操守不持的失意者，便会经不起伪政府、伪组织的招徕，容易依违两可或欲拒还迎，这也多少可以解释，何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事伪或投敌者，竟以闽籍文墨之士（前有郑孝胥、梁鸿志，后有黄秋岳）居多的道理。但卖国投敌，终非时势、性格、道德缺陷之类所可等量齐观并稍加宽贷。外在世变即使再分歧难解，作为学者和诗人，一个知书识礼的士大夫，民族大义和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更是不可有丝毫的迷乱惶惑。郑氏丧失民族节义，名毁千秋，罪咎耻辱皆由自取。

不过，咎由自取的耻辱性结局，并不意味着海藏楼郑氏所有早年的行迹作为，也都只能一笔勾销。壮年时代的郑孝胥，毕竟也有过他发奋有为、积极用世的抱负，有过其敏锐的眼光，不俗的才艺和气度不凡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也不可能得到壮年时代众多时彦胜流的另眼相看，并且乐意与之交往了。郑氏居东三年的外交官生涯，前距日本明治维新20余年，后处中日甲午开战前夜，这样的特殊年头，对国内积贫积弱现实的痛切之感和横亘在心的焦虑，在郑氏身上当不难想见。此期的郑氏似也颇留意于日本新政的利弊得失，注意考究日本富强之术及维新变法的过程。郑氏日后既能以深情而又悲惋的眼光看待戊戌六君子惨绝人寰的被害一幕⁽⁵⁾，从政治思想来看，是倾向和同情维新变法的；嗣后的不辞辛劳，走南闯北，督办铁路修建，主持新式学堂，直至筹谋边防，显然在在都有着这段东瀛外交生涯中所受正面熏染的影子。那么郑的耻辱性结局，是否也在这段外交生涯中预先种下了丝丝缕缕的因子呢？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卷帙浩繁的《郑孝胥日记》，于这段经历，有详细条贯的记载，百年之下的读者或许可以凭藉日记提供的线索，钩沉排比，揣摩分析，重返或再现历史的现场。

郑氏第一个结交的日本人，是在赴任东京公使馆途中神户至横滨的海船上。日记光绪十七年四月廿八日（1891年6月4）条：

有缁衣危冠蹑中国缎履者，来搭吾舱，取笔问答，乃僧也。颇晓文理，写诗三章，多失韵。傍晚，僧携笔登船面，倚舷问答，鼓掌以为乐。夜，出其所著语录，名《教林一枝》，略翻阅之，谓“甚似龙舒净土文”。大喜，合章称“不敢”。比出枇杷、朝鲜饴啖余，复出酒，辞之，僧乃自引满，余就寝焉，其名水野贯龙。

中土僧人持戒甚严，酒是禁忌物之一，绝无可能有大庭广众面前开怀畅饮的举止，像鲁智深醉打蒋门神一类话头，只会出现在民间瓦舍勾栏话本小说中，故遇见日僧水野贯龙给自己让酒并当自己面满引痛饮，郑氏殊感意外，特意记下一笔。其实日本僧人不仅无饮酒禁忌，甚至还可以不避女色，故而娶妻生子者，也不在少数。郑氏后来一直与水野贯龙有交往。抵东京不数日，即有水野贯龙的上门拜访，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六（1891年6月12日）：“水野贯龙来访，赠余《华严》一部、《苏山吟稿》二本，盖诗僧竺义应之集。笔谈良久，答以《白香亭诗》二本。又索余为书扇及小册，诺之而去。”隔二日，即初八日（1891年6月14日），郑氏将水野索题的扇面及册页奉还：“晨，同陶杏南坐马车至光照寺访贯龙，以二扇还之，笔谈良久。进荞麦面，但白煮盛木盒中，别器贮酱油自絮之，余与陶皆不能进。”荞麦面为日人日常所嗜食，郑氏所记述的吃法，在百年之下的今日之日本，依然原封不动地延续着，进食时，以冰镇凉面在特制的酱油调料中絮濡一番，或佐以其他调料和小菜，口感最佳。郑氏初到日本，不习惯日人食性，只得恭而却之。

在诸如常常作为兴亚会（日记作亚细亚协会）聚会场址的红叶馆等较为郑重的场合，郑氏与名重侪辈的重野安绎、冈千仞、宫岛诚一郎、寺田弘宇、川盛三郎等东土时流名宿，也有过“易片”（即交换名片）之交，但留下的印象却并不算好。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三日（1891年11月14日）日记有“冈千仞席间取笔交谈，颇讥中国”这样的记载。时隔一日，又记道：

宫岛诚一郎来取中堂文，赠余诗集及上书长卷，唤宝森来。宫岛状甚倨，顷之，张袖海至，乃大踧踖，小坐即求去。盖宫岛者，素交华人以耸国中，图为中国公使所为，诗亦皆黄公度、沈梅史等伪为之。袖海悉知其事，故宫岛见之则嗒然若丧也。

有中国公使为之绘画，黄遵宪等人为之作诗，宫岛其人自非等闲之辈。此人曾是幕府大臣，倾心民权论（这可能也是郑与其无投缘感的原因之一，因为郑终其一生，始终与民权思想理念凿枘不合，详后文），热衷于中国问题，是兴亚会核心人物之一。不过，对宫岛凭借结交华人在国中同胞面前猎取名声，甚至竟然对黄遵宪等中土俊彦的诗画，贪天之功窃为己有的作派，郑氏颇为反感，大有看轻之意。但从后数日的日记看，待郑氏得知了有关宫岛的稍多情况后，日前主要从同僚传闻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就有了略需加以修正的必要。日记廿八日（11月29日）条：

……回拜宫岛，所居平河町，相去不及半里，其屋内仿西洋设几案。其子新自湖北归，呼出见，被服华制，进退甚似华人，年二十五矣。叩其所学，则《史记》、《汉书》、八家文皆已略诵。号勖齐，云暂归省，明年二月复诣张廉卿先生也。

宫岛子名大八，其时正拜直隶省（今河北）保定府莲池书院山长张廉卿为师，前后达七年，对经学、训诂和书法都有一定造诣。甲午开战后回到日本，先在家中开办中文私塾咏归舍，后扩展为善邻书院，是其时日本主要中文教育私塾之一，门生中有不少后来执教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前身）、庆应义塾、早稻田等大学及各陆军学校。张廉卿（1823—1894，本名裕钊），湖北武昌人，与赵之谦同为清末碑学书风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广艺舟楫》盛称其为集北碑之大成。早年受知于曾国藩，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合称“曾门四弟子”，是桐城派殿军人物之一。中年后先后主讲武昌、江宁、保定、西安等地书院，与莫友兰、李鸿章、吴大澂等交往甚密，弟子中以张謇、马其昶等为翘楚。此时应该是宫岛大八留学中途，其服饰举止均已受中土很深熏染，对桐城古文派视为正统的史、汉及唐宋八大家的研习，在一向恃才傲物、出语颇为严苛的郑氏眼里，也已有一定认可，像这样应该说是发自真心尊崇中国文化的家世，仅以“（藉）交华人以耸国中”视之，似稍嫌有失公正。

居东三年与日人周旋交游中，人物品藻及汉诗文造诣皆能入得郑氏法眼的，似乎仅有长尾槙太郎和西岛准之助（又名醇，字子粹）等寥寥二三人之数。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891年12月12日）条记长尾槙太郎因使馆同僚张袖海之介来谒：

其人号雨山，状颇寒素，以《咏怀》五诗为贽。与笔谈，词甚畅达，可比水野贯龙，过于西岛也。又连出数诗，皆质美而无教。《咏怀》诗有曰：“饭箩驱躯急，平生寡暇豫。兀傲不合世，俗子谓吾倨。”又曰：“圣人死已久，大道曷不止？老聃治术疏，无为匪天理。”笔意俱好，可以造就……

从长尾五言古风中流溢出的与世俗之流格格不入的孤傲自赏情绪，以及质疑老子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似乎与郑孝胥内心的自我期许与所持的政治立场颇为合拍。认定长尾诗作笔致与意境俱佳，其人为“可以造就”之才，显然是以这份先获我心的知性惊喜作为前提的。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82年12月3日）日记中，时任筑地副领事的郑氏再次称赏长尾的汉诗才情，显然是出自真心，而非交际酬酢场合敷衍语所可比伦：

至国华社访长尾雨山，适出，小待乃返。月已上，遂登龟清第一楼，临墨江，烟月弥漫，两国桥近在其侧，为烟光所幂，唯见水中桥影及灯火纷驰而已。长尾谓余，此地繁丽，东都之扬州也。……长尾诗颇有佳者，即席连作数首，两自叠韵。

从所记地理方位看，日记所称“墨江”，即今之隅田川，东京境内一条有名的河流。将隅田川写成“墨江”，可能是因为“墨”、“隅”二字，日语读音皆作"SUMI"使然。同年十一月初七日（1892年12月25日），郑氏过访长尾：

入署。往花园町访长尾，谈良久，坐有日人曰田中三四郎。长尾赠日本林谷刻印一，文曰“抚孤松而盘桓”。又示其父竹懒咏琴诗卷子，诗颇萧散不俗。

看来，长尾的汉诗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父亲的诗稿，也得到郑氏青睐。郑氏擢任神户大阪总领事前夕，长尾还特意将擅长汉诗文日本西京文墨之士一一介绍给郑氏。这些在光绪十九年二月初六日（1893年3月23日）日记中都有记载，读者不妨自行检阅。

郑氏对西岛的嘉许见于光绪十七年九月初二日（1891年10月4日）条：“其人文理尚优，气宇亦静。”同月十五日记有过访西岛，诙谐甚洽，并由西岛导游，观览德川将军墓园，归后即作五律一首：

醇粹名殊称醇字子粹，知君伉俪贤。盘餐兼厚意，文字果前缘。时务儒方贱，寒花晚特妍。丸山休望海，满眼是桑田庭下秋海棠方开。

对西岛夫妇真诚款待极表感铭，甚至认为自己与西岛之间的文字（当然也是文化）交谊，就好比有着前世夙缘从中作伐促成似的，这样的修辞表达，在自视甚高，甚至不妨说相当恃才傲物的郑氏身上，似不多见。诗的第三联，在对东土世道竞相趋赴势利作冷眼旁观中（这一点下面还将述及），流露出某种文化价值担当的自信或者说骄傲，它既是对西岛爱惜期待之心的表达，同时也不失为一种自我期许。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93年1月7日）日记中所记郑氏致森槐南的一通书函，可以说是郑氏三年东瀛外交官生涯中，与颇有汉诗文底子的日人之间，最为较真，也最见耐心的一段文字交涉，故不避冗长，引述其主要篇幅于下：

日人森大来题《鸡林诗选》绝句八首，颇清新。中一首曰：“乾嘉诗格已颓残，降及咸同不耐观。如此中原无愧否，辽东属国旧衣冠。”意轻中原之无作者，使人笑怒。乃作书与之曰：“阅新闻纸，见足下绝句八首。虽未相识，意在贵国人中必自命翘楚者。其诗句诚颇清颖，似可以从事于此道。惜口角佻达，甚染上海《申报》馆习气，此为病痛亦不浅耳。贵国自改学西法以来，蒸蒸日上，渐即富强，极为可喜；然汉学益衰，时务之士恨不举而废之。足下独解为诗歌，此在今日可谓硕果仅存，深可爱惜。今观所诣，知足下之于汉学，诵其诗，读其书，已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至此。但欲作诗人，亦贵先立根本。根本者何？惟曰敦厚而已。敦厚之反，谓之浮薄。使人读吾诗如见其人，曰：此人端直清正，蔼然可亲者也，则吾诗必近于敦厚矣。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曰：此人儇巧轻躁，嚣然不靖者也，则吾诗必近于浮薄矣。诗即甚工，使人望而憎之，虽工何益？又况于未工者乎！时务之士之轻汉学久矣，亦由吾党学者多浮薄自喜之徒有以召侮也。足下自今以往，如能立身于敦厚，益为有体有用之学，勿徒以一得自矜，则贵国之汉学或可振于既绝，一洗时俗之诟病，固大善矣；不然，一知半解，沾沾自鸣，徒博下愚无知者一日之称誉，于足下平生学术德业，恐无益而有损也。吾所云根本之论，近人盖鲜可语者；今不惜以语足下，度足下真积日久，将有所得，或能秘奉吾言以为心法乎？平心静气，试三复于此，吾所以貺足下者，亦将观足下之深浅焉……”

书函一上来对森说的一些恭维话，可以读作书信文体所必备的套话。任何历史性文本，古人在长期应用的过程中，由于应用的范围或特定的目的，都会形成一种文本的惯例或文体约定，什么是必须表达的，什么则不可以表达，在不同的文体中都有不同的约定，形成一种写作的惯性。某种文本中不得不写的东西，读者或研究者却切不可将其当作真心有意想说的话，否则，得出的结论或作出的评论就会有危险。此书函的主要关目，自然是对森诗通篇所流露的“意轻中原之无作者”的那种轻蔑和傲慢情绪的回应。粗读书函，本似显得晓之以义，动之以情，颇见出一番夫子循循善诱的况味，但末尾特意添加的一串“细书”文字，却一下子泄露了该书函用以回应的情绪基调，其实同样也充满了轻蔑和傲慢，只是表现得稍稍曲折委婉些罢了，于是，原有的况味便整个儿遭到了颠覆：

顷询之以人，知足下专学作诗，不为他文。此书文义浅显，当可通晓。如有未达，宜就素为汉学如重野成斋之流看之，令细为解说，勿但卤莽一读为要。

如此一目了然的讥讽语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前边所有的苦口婆心、语重心长，都不过是故作姿态，有意为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羞辱和教训对方。宜于郑氏书毕持示同僚共看时，在场者都会“笑噱久之”了。

郑氏居东的三年，尚在甲午战争前夜，两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尚未像甲午战后因出人意料的日本大胜、中国陷入丧权辱国、内外交困境地而急剧逆转，作为胜朝上国的表象既然还未撕破，甲午战后铺天盖地而来的日本人对老大中华百般非难的凌人傲气，此时自然还得有所顾忌。不妨想象一下，倘若书函写于甲午战后，森读到这样一种颇类塾师训诫学生的口吻，他的第一反应，是否还会像郑氏时隔数日后的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颇窘愧，即作诗并答书”（同月廿四日，1893年1月11日条），那恐怕就很难说了，极有可能只是置之不理，置若罔闻，甚至反唇相讥，出语更加不逊。这倒无关乎森氏思想立场是否真的那么善于变异，也无关乎他为人做派是否真的那么难以捉摸，实在是因为时势在里边起着无情的制约作用。幸运的是，郑氏居东之时，沿承传统而来的那份对曾是泱泱中华的尊崇敬畏之情，在日人中间毕竟还没有完全消失。郑氏不通日语（日记中，有关起念学习日语的记录，仅得一见，并且再也不见下文。居东三年间，英语是他持之以恒、一直未曾间断所学的唯一一门外语。此事后面将述及，此处不赘），故与日人交往时，多采用笔谈方式，交流所使用的文字工具本身即与中华文化有一层很深的依托关系，这样，笔谈双方的主从位置，几乎在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的。凡此种种，使得郑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相当程度上都还能享得一份不小的文化上的优越心理。他书函中所有的故作苦口婆心、语重心长，那种犹如先生规劝、开导学生时的从容不迫、循循善诱状，乃至故意装作不识对方汉文底子的深浅，建议其求教于日本汉学名宿重野成斋，其实都不是和这种文化上的优越心理无关的。事实上，郑氏对重野安绎评价并不高，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1891年7月19日）日记中，语涉此人汉文造诣时口气似颇不屑：

日人重野安绎著《高松保郎断腕记题后》一首，丐钦差评观览者，其文殊无法意，固此都之名宿也。

由此似可想见，郑氏特意建议森氏就自己书函的阅读碍难处向重野求教云云，其潜台词无非是说，你还够不上直接向我求教的资格呢。不妨设想一下，一旦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你所面对的只是斯文坠地的窘迫现实，那么，还会容得下你有这份故作语重心长，从容把玩这些揶揄奚落人的文字技巧的余裕？当你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霎时间填满你那颗因剧烈失衡而变得空洞惶惚的心的，也许只会是无尽的逼仄、焦灼、沮丧、懊恼、妄自尊大或相反，妄自菲薄……诸如此类的心态，难道我们读中国近代史，还嫌读到得不够多？《周易》爻曰：履霜，坚冰至。尽管所谓上国胜朝的架子和表象依然还在那里显摆着，但衰败的迹象毕竟已难以掩掖。光绪十七年六月间日记中所记镇远、定远诸舰游弋横滨期间，提督丁雨廷（即丁汝昌）在联谊会上“备诸丑亵，使人不堪”，以及公使“见（兵）船多不洁，令急洒扫”，临时更改早已约定的登舰观礼时间，致使德国公使拂袖而去，凡此北洋水师军纪训练方面的种种懈弛，即已披露了日后甲午海战一败涂地的一角端倪。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能窥见这份迫在眉睫的衰败征兆的东土人氏，自然更不在少数。森槐南诗中语涉“意轻中原”的句子，实非空穴来风，至少不仅仅是毫无根由的轻慢。

从书函中先扬后抑的“贵国自改学西法以来，蒸蒸日上，渐即富强，极为可喜；然汉学益衰，时务之士恨不举而废之”，以及规诫森槐南“益为有体有用之学……则贵国之汉学或可振于既绝，一洗时俗之诟病”等语中，还颇可见出郑氏对其时日本思想文化大势和价值取向的观察：经由明治维新的一番冲刷，“汉学”已久为“改学西法”的“时务之士”所诟病和颠覆，意识形态地位不断被消解，正处于一蹶不振、难以为继的颓败境地。中国经学史上有所谓“汉学”、“宋学”之争，前者肆力于校勘考证，看重经籍文献的原有意义，后者重阐释，着重发挥经籍文献的应有意义。此处的“汉学”，似与中国经学史上的“汉学”无涉，只是泛指东传日本、对古代日本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深刻而又复杂影响的中国儒学。郑氏此通书函的受信人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号槐南，尾张（今名古屋）人，日本汉诗人森春涛之子，与本田种竹、国分青厓并称明治后期三大家。郑氏作此书函时，时任宫内省大臣秘书官的森槐南，正随侍伊藤博文，在日本湘南观光名胜地大磯疗养。

顺便一说，上述书函中郑氏所提及的重野安绎，也曾经在章太炎那里被提及过。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派的整理国故运动如日中天之时，太炎先生与其门下的趋新一派已呈渐行渐远之势。在整理国故方面章氏师弟所表现出来的较为明显的分歧之一，便是在对待日本东洋学和“支那学”者的治学成就的态度及评价上，意见颇见轩轾。“五四”后中国新学术以推崇科学和实证为不可逆转之风气，在此之前，日本所谓的东洋学和“支那学”努力追步欧西重视现代实证精神的史学研究路径，稔悉欧西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将主要包括中国古史在内的所谓的东洋史，放置在整个世界史的开阔视野中，或多种文明、文化的错杂交往、冲突和影响中加以重新考论，似有一番别开生面的气象。章门弟子中的趋新一派对此一新的有开阔的世界史及当代世界性学术视野的研究取径颇为激赏，认为值得借鉴，却为他们昔日的老师所大不以为然。章太炎对西洋及日本的汉学一向嗤之以鼻，早在1910年，他就在给人的书信中明确表示，日本人治汉学“固已疏矣”，而晚近“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朽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⁶⁾。太炎将重野安绎归为日本近代汉学家中长老腐朽一类，以他的博学之眼看去，像重野安绎这样的日本汉学家，除了汉文写得还稍稍像点样子之外，学术研究则根本无从谈起，他们连中国经学史上的大家诸如郑玄、服虔的名儿都十分生疏，对中国学问的识见也实在是陋之又陋了，而所谓的后起之秀，又仅是略知顾炎武以降清代朴学的一点皮毛，根底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中土学人竞相夸赞此等日本汉学并引以自重的风气，太炎先生自是深恶痛疾，并断言新派学人治学路径追随外国风气变化，乃是今日中国学问舍本逐末、日益堕落的要因之一⁽⁷⁾。

郑氏甫抵东京公使馆，公使李经方即命其陪同游览东京油画院。这是郑氏第一次遭遇西洋绘画。西洋画在取材、构架、意念乃至媒质工具上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迥然异趣，加之现代美术馆恢弘的展列气势，其对绘画体验尚处于前近代的郑氏视觉及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当不下于少年钱锺书初读林译哈葛德小说《三千年艳尸记》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⁸⁾。不过，日记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1891年6月9日）条对此次观览所作记述，实是郑氏日记中不多见的一段美文⁽⁹⁾，其摇曳多姿的笔墨间，找不到丝毫因惊慌而带来的凌乱迹象。读这样的日记文字，你不得不油然作此推想，在与外来文化相交接时，壮年时代的郑孝胥，感受神经并不脆弱，毋宁说相反，心态相当包容，可以说不乏定力：

钦差复命陪同游油画院，与林右臣并洋人萨克博坐马车驰十里许，乃至一处，买票而入。有数大厅事，悉挂画镜，约百许面，大小不一。山水、人物、花草悉备，皆望之如生。所为夕阳村坞、断港林薄，颓唐深窈，各极其妙。有数狮子，踞状，赫然可畏，其吻爪皆浴血，怒嚼未息也。又有二妇，长与人等，裸身角力，左以颐抵右之乳，俯蹂而入，右以肩压左之项，迫使下屈，臂手撑拒，不敢小缓，而努力之状，尤在两股踝间也；旁拥视者数人，神皆注焉。又一美妇，行昏翳间，草莽丛杂，意殊惊惶，为迷路也。又为水港月上，其光倒射波间，荡漾不定，中裁一道，四望阒黑，一船摇来，船中数人方饮，灯光自窗间出，亦下映水皆红也。多绝异，不可悉记。出，复驰里许，有高阁正圆，亦买票而入。数转深黑，皆以灯照之。拾级登视，中为圆台，周以回栏，四望约百余里，山川纡折，前为炮台，有数百人自外来袭，又数百人拒战且败，烟迷火起，枪弹横飞，死伤载路，日色方午，其状凶惨，历历可指。盖亦大画，张于四壁，上引天光，使人骇怖如入其境。钦差曰：“南北花旗之战也。”悚然而下，登车遂返。

钦差李经方，李鸿章嗣子，早年师从洋教师习西洋语言文字，出使日本前即曾任清廷驻英公使馆参赞，游历过欧洲诸国，世界历史方面的见闻，自非初出国门的郑氏所可比拟，宜乎由他来告知后者，那幅“使人骇怖如入其境”巨画所描绘的，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恢弘场景。在清季惨淡经营的中日外交事务中，李经方是其父李鸿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甲午败战后马关条约的签署及割赔台湾地区的交付实施，均一一亲历，与身其事，以致一百多年来，父子俩一直背有不小的骂名，但平心而论，失败和耻辱的结果，均为昏聩颟顸的清政府一手招致，李氏父子在清季政治外交史上，只是更多地承担了一份忍辱负重的命运。郑氏日记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八日（1891年6月24日）条，记述了李经方公务之暇私下随意闲谈时所说的一番话：

钦差来……因言“己之处事，惟辨公私而已。至交涉之宜，今奉使者，非推重西人，即袒庇华众，吾欲示外人以诚，束华人以正，期得大体，无所私也”。

从这番闲谈中可以看出，李经方对当时驻节各国的同僚，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不是唯西人马首是瞻，妄自菲薄，将主体性拱手相让，便是奉民族主义之为圭臬，妄自尊大这两种态度，是深不以为然的，而决意以公道及正义为准绳，示人以诚，持守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又不为民族主义藩篱所囿。虽然何谓公道、何谓正义，百年之下依然是国际社会悬而未决的一宗公案，身为弱国，是否有可能获得国际公道、正义的待遇，本身也还有很大的疑问，但大道周流、天下为公，李氏所言不失为一条开明通达的思路，并且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所共同致力的伦理方向。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6月19日）日记，记述了实地查看东京近代化工厂作坊后的感慨：

坐马车至上野劝工场纵览，百工云集，所业皆精，使人叹息，有《周官》之遗意而私憾中原之不讲也。

与此同时，郑氏还很留意从同僚和书肆处搜寻、借阅日本历史和舆图，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1891年6月20日）：

夜，杏南、一琴来坐，杏南一《外交余势断肠记》（日人海舟胜安芳著）、《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假余。余托购日本图史，将编纪其事。

嗣后十六日（1891年6月22日）：

饭后，杏南为买日本舆图，及东京图书肆送书数种，皆诗，文有《通议》三册，日人赖襄子成撰。赖号山阳，近人之最有学问者也，留之，而令归取《日本外史》等。

十九日（1891年6月25日）：

书肆送书来，留《新政》十六卷，亦赖襄所著；《江户政记》六卷，铃木贞治郎纂；《新策》六卷，赖襄纂；《读史赘议》二卷，《逸编》一卷，藤斋馨子德纂。共二元。

又，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891年10月13日）条：

……余告秋樵曰：“欲与公取日本设使署以来案件，择其要而关于交涉者摘编一书，考其得失，究其情事，略附案语于后，似视寻常著作为优。公有意乎？”秋樵喜曰：“此书若成，真有用之学也。”

将驻日公使设馆以来所署理的事务，究其原委，考其得失，择要摘编为一册，并加上案语，其有裨于中日外交、制定策略及文化交流之功，或许不在颇负盛名的黄遵宪《日本国志》之下。可惜此事仅有刍议，并未见真正付诸实施。尽速了解异国文明，显然有利于对自己生活的界限和视阈产生清醒的意识。得力于异国文明的参照，似乎陡然之间将郑氏头脑中那根中外比较的神经磨砺得敏锐了。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八日（1891年6月14日）条，记郑氏与公使馆专任译员李一琴互作礼节拜访时，李感喟自己二十岁前“精力尽于洋文”，年来颇涉猎书史，急欲补上中国典籍这一课，却“苦无所就正”，似有心向诗文有声于国内文坛的郑氏请教；并坦陈：“不喜词藻之文，自顾不能及，但思达意而已。”郑在对此表示赞同并作勉励语时，即涉及中外文化比较畛域：(www.xing528.com)

余曰：“子言甚是。中国风气，懒而无恒，所以不振。君在欧洲久，但学欧人之勤与信与知大体，则为得其大矣。世习洋务，惟得其脱帽、执手、啖洋菜、吕宋烟耳，宜其为欧人所轻也。”

以勤勉、诚信和视阈开阔、善识大体此类褒义词，来概括、勾勒当代西方世界之精神特质（所谓得其大者之“大”），这在甲午战前的中国士夫胜流中，虽不必说凤毛麟角，至少应该说并不多见。揆之数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之际，时彦辈如梁启超、梁漱溟之流，犹在其《欧游心影录》、《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述中，热衷于宣说西方优于物质、东方优于精神的滥调，郑氏中外文化比较观中领先时代的一面，应该不难察识。中华文明与异质文明的冲撞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中世士人在佛教文明侵袭和渗透下就曾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中华文明在充分理解佛教精神的基础上得以将其化入自身之内，成为中华文明肌体的一部分。若要深入认识一个文明，不仅在器物、典章、制度乃至礼仪、饮食这些层面下功夫，更要走进文化的内里和纵深。郑氏这里的劝勉，表明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较之颟顸昏聩的清廷一班人物，相去自不可以道里计。

但是让人稍觉费解的是，另一方面，郑氏对日本新政却又始终看得很低。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一日（1892年11月29日）条：

张袖海自诵赋日本诗有曰：“童呆縻好爵，贾竖预名流”，甚肖今日日本国中之风。

同僚作诗讥诮日本新政及其当政人物，以“世无英雄，使竖子遂名”目之，似有语涉轻薄之嫌，但郑氏却以为酷肖实情。同年九月初四（1892年10月24日）条所记答友人诗中，既曾有过“岛族滔新法，宾僚局腐儒”的句子，讥诮之意几乎如出一辙。日本新政，完全取法西方，何以在郑氏心目中却并无多少好感呢？此前一则日记也许能稍稍提示我们，这恐怕与他视为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某一要诀有关。此要诀似颇难命名，这里不妨暂时借重别人用过的说法，称其为“文化调适”思路。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一日（1892年9月1日）条，对钦差所示《时报》上刊载的《上高丽王策强书》一文作了摘录：

列其目曰：正朔不可轻改也，陆军宜先练而水师可缓也，衣冠不宜轻易也，卿大夫可使游历各国也，亲党不可偏任也，兵船铁甲不必购买也，门第不可太重也，电报须先开也，火车尚可缓图也，税关利权不可尽授西人也，鸦片必宜痛绝也，各国不可遽遣使臣也，子弟讲求西学宜自开馆，不宜使远从日本也，刑法宜酌改从轻也。

此文本身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作者自称“中原下士，随节墨洲”，想必也是一位海外使臣随员。但郑氏对之所作的评价却颇可玩味：

其所论略皆中务，于开化之中存守旧之意，是能不堕日本变法之弊者。

郑氏似乎认定，日本新政有过于开化的弊端，而免堕日本新政弊端的有效办法，在他看来，不外乎下一帖名为“于开化中存守旧之意”的“文化调适”的药剂。其实此一“于开化中存守旧之意”的思路，在更早些时候就已在郑氏头脑中有过相当清晰的呈现。光绪十八年春季，郑氏短暂归省，在南京曾与人陈说过他的“为政之道”，日记同年四月二十日（1892年5月16日）条：

幼莲从容问余曰：“使吾子用世，为政之道何主？”余曰：“务救弊，不急于去弊。实心任事，不护己短而已。”

“务救弊，不急于去弊”，不就是“于开化中存守旧之意”吗？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郑氏对日本众多新闻报纸了无兴趣，独独对《日本新闻》一家格外留意，原因盖在于该新闻报纸的后台老板，即为日本某“不主新法”者。日记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八日（1892年8月10日）条：

张袖海曰：日本新闻报极多，各大臣中皆各主一新闻馆，所论时事得失，悉出此人之意。以故阿谀谤议是非纷然，号曰机关新闻，盖亦效欧洲习也。有曰《日本新闻》者，其持论乃谷干城主之云。谷干城不主新法，其为人强毅梗直，初变法时，谷持异议，乃令游欧洲诸国。日人游欧洲归者，皆极欣羡，虽初谓不便者，既归必极言其便。谷出数年而返，愈益力言欧洲为乱国，不可效。由是坐梗议，辞职家居，召之数，不起。故此《新闻》之论，谓日本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颇讥刺伊藤，盖伊藤始终主学西法者也。

这段日记，虽然通篇都是在记述谙熟日文的同僚张袖海所言，并未出现郑氏自己一个字的议论，但显然他对张所叙述的对象，那个亲身游历过欧洲，却对新政持有异议，并以批评、讥刺“始终主学西法”的伊藤博文作为正当职业的谷干城其人，甚抱同情之好感。另外，可能记述者自己也未必察识得到，这段日记其实颇可读出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文化方面的崭新气象：国民（包括政治家）一定程度上已拥有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并有自由发表其所持政见的渠道，此乃报业日见其发达的重要原因；凭借报纸的广为传播，舆情上传下递，国民知政议政、知晓国情乃至世界大势的权利空间得以扩展，已非昔日封闭的幕府时代所可比拟。而这一切，又与报业的发达互为因果，彼此推波助澜。不过，上述所谓的“自由”空间，在明治年间毕竟还是有限，仅仅时隔数日，日记中便又有了《日本新闻》暂禁发行的消息：“张袖海来，言《日本新闻》已为政府禁停数旬，谓其为治安妨碍云。谷干城行将及祸矣。”（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字里行间颇可见出关注和担忧的神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三（1892年1月3日）条，记述同僚对日本明治时政的描述中又见谷干城的名字：代表各党派利益的国会议员“益欲与政府为难，（中略）其意欲倾覆国政、更为民主者也。国中之得民望者，副岛种臣、谷干城等不过数人，皆不主西法者。如此数人执政而乱可弭，犹为幸也，但恐一动而难遏耳”云云，郑氏甫闻斯言，即极表赞同，并慨叹“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之戒，未可知也”。视日本宪政为乱世之象，显然执见甚迂。

历史和文化是一生生不息的连续体，有开化而无保守，新旧接续断然两分，置文化脉络断截而不顾，则有失去文化认同之虞。经由创造性转换的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资源，起到整合社会、凝聚民族和促成文化认同的作用。但纯然拘于旧业，新文化再造无日，这样的传统，只能是自断生路的传统。郑氏有时对清廷的颟顸和狭隘也还算看得清楚，对清季政治无可救治的痼疾，议论也皆有所据，不失客观公允，但一旦语涉民主宪政，则绝无转圜余地可言。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二日（1892年3月10日）所记的“愤咤”语，虽出自他人之口，但显然也是得到郑氏认同的。而稍前的十七年十一月廿七日（1891年11月28日），郑氏一本正经以“君臣上下乃数千年相承之礼”的话语，折冲同僚对“中国国家好自尊大”的批评，迂腐和强词夺理历历可见，只能表明其政治脑筋距离现代宪政民主实在过于遥远，即使揆之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即有孟子所挑明的“君为轻，民为重”这一不绝如缕的民本思想，也实在迂执得扞格不入。郑氏的所谓“文化调适”理念中，重心显然更多地偏倾于守旧一头。其接续文化方面，似无可厚非，但对中国旧文化、传统政治法理的洗磨扬弃，则一无作为。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守旧，致使郑氏对其跻身其间的当时日本社会中已然崭露端倪，显然更趋近于现代文明的婚姻关系，显得大为不解并且相当排斥。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1891年12月3日）条记有：“昨见新闻纸，言有某夫妇自立合同文约曰：某某前本夫妇，今废去前情，作为罢论。从今以后，更为兄妹，须极相友爱如胞兄妹无异云云。”从郑氏随后写下“此事尤怪”四字，不难想见他读到这则见诸报端的离婚誓约时几近瞠目结舌的神情。而郑氏日后对康梁变法惨遭镇压，对因寻求振衰起敝之途而横遭杀身之祸的维新志士的过人才情，日记中有相当曲折隐晦、欲言即止，实则深怀哀悯和惋惜之情的表达，但对各方面的变法主张，又明显抱持保留意见，对变法人物的个别过激作派也时有訾议⁽¹⁰⁾；应该说，这些都是从他居东三年间即已持守和表露过的、那种偏倾守旧的“文化调适”立场那里延伸过来的。清季一代，郑孝胥以其才情异禀，周旋于熟悉乃至精娴洋务的胜流时彦之间，应对激烈的世事变局，赞成通过洋务吸取西学中的科技工艺，自亦不易，东瀛外交生涯，还使其经历跨越了国界的障壁，触角所及要比一般同时代人范围广阔些，因而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会与众有所不同，从前已述及的与李一琴初识时一席谈，也不难看出他在对西方文化某些内核层面的领会上，也不是毫无心得，但对西方政体学理精髓，则可以说始终无从理会，与现代价值，始终存在一间之隔。

郑氏居东三年的日记中，随公使馆通日文的同僚学日语的记录，仅得一见。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冬至日（1891年12月22日）记有：“从宝森受日本字母。”自此之后的日记中就再也不见有类似的后续之文。但其实郑氏平时对日文还是处处有所留意的。东渡前赴码头探视所乘日本公司轮船，即在日记里特意用中文标明船名的日文读音：“其船名约各哈麦麦鲁，华言横滨丸也。”（光绪十七年四月廿一日，1891年5月28日）“横滨丸”，日人读作YOKOHAMAMARU，郑氏用作标音的中文，若以今日标准汉语考量，读音似相去甚远，但须知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还是很晚近的事情，清季一代并无标准语音一说。郑氏系南人，以南方语音读之，则庶几近之。日记中还经常出现“伙蝶儿”、“伙彻儿”等字词，其实即日人直接从欧美文字中化出的日文外来语“ホテル”一词的日文汉字字汇，其英文原文为"HOTEL"者。由于"HOTEL"是指与近现代文明水准相称的行旅寓居场所，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旅店、驿舍、栈房，乃至骡马铺之类相距颇远，在当时的中文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转换语，故不如干脆用日文汉字将其标出。日文汉字中“彻”读作TETSU，如遇到促音场合，后面的TS音便会被略去，故而会有“伙彻儿”这样的音译字汇出现。

英语是郑氏居东三年间一直未曾间断的唯一一门外语学习。郑氏英语的启蒙，得力于前文已曾提及的，郑氏东渡赴任伊始便与之作有诚恳交谈的公使馆专职译员李一琴，从最初的提议，张罗课本，到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传授，皆由李一琴一人承担。不过，李的热心背后可能也不排除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的打算，即希望此举可以换来有声于国内文坛的郑氏，对自己根底甚浅的书史传统训练，能够有所指点。日记：

一琴劝余学英国语言文字，余诺之。（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1891年6月20日）

李一琴、郑瀚生同出，买西洋书册，将从一琴学之。（同月二十日，1891年6月26日）

嗣后的日记中，便天天记有“午后，从一琴受合音字”若干，“学作英国字”若干，“受英语”若干句等，几乎雷打不动。从前后文语境看，郑氏所称“合音字”，当为英文单词，“学作英国字”云云，大致指习写英文字母或拼写英文单词，“受英语”若干，则指成句的英文。而郑氏的学有恒心，态度认真，也颇得到启蒙老师的嘉许。日记同年九月初一（1891年10月3日）条：“午后，受英语，一琴谓余语音甚正，学成当与西人言语无异。”像这样随李一琴学英语一直持续了一年多，至光绪十八年九月（1892年10月），因郑氏任筑地副领事，遂请得公使允准，入筑地学馆，从英人沙漠士学习。不过，与学馆的交涉和外国教师的择定，仍均由李一琴随侍左右。从日记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三日（1892年11月2日）、十二月初三、初七日（1893年1月20日、24日）诸条看，郑氏此时英语似尚未入道，听力和口语还不足以应付一些简单情景，每遇不解之语，就得请沙漠士写成纸条，携归后再由李一琴一一替他释明。故而前面李一琴的赞语，仅可读作鼓励语，并不能证明他真的已够水平。李对郑的英语启蒙，则一直要尽责到郑氏移任神户领事为止。郑神户期间的英语教师，则先由报馆登出广告，经从应聘自荐者多人中遴选。最后择定的，则为报馆主笔所力荐的李察逊。

郑氏在充任公使馆随员及筑波副领事期间所担当的公务差事，光绪十七年五月廿一日（1891年6月27日）条所记可以略窥一斑：

午后，取案卷览之，所览者：一总署咨行各项事件卷，一北洋大臣来往各案卷，附旗图四册，皆黎公事也。

日记中的黎公，即前后两度出任过驻日公使的黎庶昌。黎第二次出使日本是在甲午之后，故郑氏此处所处理的“黎公事”，当是黎庶昌第一次使日期间留下的案卷。除协助公使处理诸如此类的现时乃至过往的外交案卷，出入各种外交场合之外，再就是时常要替公使捉笔代刀，与日人中一些雅好汉诗文的名流文士酬唱，或应其所请，为其书画收藏或所撰著述等撰写题跋；另外，公使与国内名臣及封疆大吏的来往书札，亲友之间的诸如贺寿、婚庆或吊丧等场合所不可或缺的联语诗文，也须一一为之代笔。但仍有大把时间可以供他自由驱遣：吟诵前人诗集，翻读古人笔记，潜心《说文》，临写碑帖，宴饮，观光，泡温泉，冶游（日记中的郑氏似稍检点，但也只是与同僚的不拘行迹相比较而言）……总之，或许在旁人眼里，此期生活不失为待遇优渥，起居清闲，但其实，它们又并不是郑氏居东生涯所乐意为之的生活。转任神户兼大阪领事，离开东京前夕，平日交谈比较投缘的使署中同僚前来送行道别，郑氏对他们发了一番议论，稍稍可以看出郑氏的抱负和价值取向：

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1893年4月1日）入署。一琴赠《英文捷达》一本。秋樵亦来谈。二子多高旷之论，余因言，年来专就平实，惟知后天情理，不事先天道妙，窃欲以此灭彼也。夫礼义名教皆生于人情，如以此为迂拘，则吾请有以为难焉……

对士大夫一味嫌鄙日常人情物理、热衷于务虚蹈空空谈礼义名教的流俗，郑氏雅不以为然，以为礼义名教本不出日常人情物理范围（乾嘉年间，戴震即曾因痛恨当道者藉推崇“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而造成“以理杀人”的残酷现实，在《孟子字义疏证》里愤激地挑明话头：古时圣人所倡之“理”，实不外乎日常人情物欲，“理”即存在于“欲”中，从而为形而下的日常物欲人情，作了有力的合法性论证。未悉郑氏此处议论，是否受到过戴震这一批判性思路的影响。弄清楚这一点，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此处暂且按下不表），两者本来互为体用不可分割，为力挽时弊计，郑氏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宣称自己准备刻意力求“平实”，只讲后天，也即切合实际的人情物理，拒绝谈论那些先天的、也即好高骛远、凌虚蹈空、不切实际的微言大义。即便有人以“迂执”、“拘泥”相责难，也打算我行我素，不为所折。郑氏对友人说的这番话，征之于他出任神户领事后日记中所记，应该说不是意气用事，不是激奋之余徒逞口舌快感时说的话，而确实是身体力行了的。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1893年4月8日）接掌神户领事印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郑氏日记中的文字，就再也见不到他此前在东京时的那种悠然闲适，每天记述的，几乎全属如何处置和协调发生在神户这一日本大商埠地面上的外交事务，大至与当地官府如兵库县、大阪府、法庭裁判所，及美、德、俄、法、葡等西洋诸国领事之间的交往、斡旋和应酬，编撰《词讼月报》，小至排解发生在华商侨民间的种种民事纠纷，诸如华商控诉日本巡捕施殴，或日人控告侨民殴伤，那边厢刚刚受理得日人或在日洋人状诉华商欠金逾期不还，这边厢华商间又因吞产霸市兴起诉讼，侨民擅设烟馆、吸食鸦片须暂押取保一案尚未了结，转眼间又得为某商号遮阳妨碍官道而出面接洽日本巡捕的投诉，及至琐碎到侨民杀猪宰羊有违日本相关禁令，也不得不发文照会兵库县知事……整天身不由己，忙于奔波，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在东京时的那份从容余裕，诸如吟诵前人诗集笔记、临写碑帖、观光、宴饮、冶游，等等，自然难有重现的机会。在旁人看去，难免不会不生出不胜烦扰、身心疲惫之感，可当事人倒并非如此。郑氏日记光绪十九年七夕（1893年8月18日）记楼中观风雨成诗事：

四围山海一身藏，历落嶔崎自笑狂。天际云涛秋益壮，楼头风雨昼初凉。操心稍悟安心诀，更事翻思忍事方。独有韦郎言可念，俸钱虚愧对流亡。华人来者，半皆流亡之户也。

诗中所写，似乎对烦心费力的现实处境俨然安之若素，并且自勉当尽力有所作为，以期不辱使命，无愧于侨民，不过“历落嶔崎自笑狂”以及“操心稍悟安心诀，更事翻思忍事方”等句，毕竟还是流泄出几分出于无奈的自嘲。更多的时候，郑氏应对繁杂的外事公务，那些多有通常士大夫所不屑的钱谷刑名簿书之事，虽不便说甘之若饴，但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还能一一恪守其职，揆之离开东京前，他在友人面前所抒怀抱中的“年来专就平实”一语，郑氏在神户领事公职任上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初衷可以说是“虽不中，亦不远”，尽了一个职业外交家应尽的责任，挑战了传统士夫中流行已久的偏见，也由此扩大了他的政治实践范围。承担鄙琐的政务，有赖行政技能和专门知识，郑氏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出甘于任事、践履切实的淑世精神。谙练人情世故，洞悉官邪民隐，关涉具体事务设想的周严缜密，都绝少道学的迂陋。应该说，他此期的任事，更着眼于道德担当方面的磨炼和提升，俨然视任事为德行的淬炼之地。

日记中所记述的与日本知事间的各种交涉照会中，有一桩涉及国际婚姻的公案。这件饶有趣味的公案，发端见诸日记光绪十九年五月廿三日（1893年7月6日）：

兵库县照会，言华人马阿万改籍娶日妇事。拟照复引条约折之。

照会中提到的当事人名字，应写作马阿满，事见后引日记。粤语“万”“满”不分，均读作MAN，据此似可推测，当事人应属粤人无疑。男女成婚本来稀松平常，现在却要由兵库县出面照会，至少在日方看来，事情并不稀松平常。此事的要点在于，照兵库县府的意思，凡有意与日人通婚的在日外国人，须得先行放弃自己原有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这也多少折射出其时日本的婚姻风俗，开放程度还相当有限，国际通婚既尚未流行，对国际通婚的当事人是否需要更变国籍等问题，官府处理起来更是束手无策，无成例可援，以致处置时不免显出几分张皇和乖张，有进退失据之嫌。郑氏的应对，出现在时隔一月有余的日记中。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三日（1893年8月14日）：

兵库县照会马阿满改籍，文称：“改籍娶妇，非入籍考试之比”云云。

照会搁置一个多月后才重新加以理会，这在郑氏“专就平实”署理公务的神户领事时期，不能不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翌日的日记中，有郑氏对上述兵库县照会“拟照复引条约折之”的回复：

照会兵库县，略云：“条约明载两国商民均应归己国理事官管辖，并无准其改籍娶妇之文，且贵知事所准者，曰妇嫁夫之事，至马阿满改籍之事，该华人并未禀请，本理事亦未允准，应行免议”云云。

郑氏在面对中日两国不同风俗，援引国际契约时，那种半两拨千斤式的腾挪穿插，既于不动声色间维系住了泱泱大国的尊严，又不至使对方明显感到有损体面的不快，巧妙、得体而不乏幽默，展示出了一个外交使臣的机智。这段日记，想必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家们感兴趣的史料和素材。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第2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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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并参叶参、李义兴：《郑孝胥年谱简编（外一种）》相关记述。《郑孝胥日记》于此诗有注云：“公署地名麹町区，余所居郑学堂初苦其嚣，今颇安之。”拙文初刊《中国文化》2007年秋冬季号后，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张兆敏来信云：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日时租芝山月界禅院为馆址，后黎庶昌于1888年至1890年间二度使日时，馆址仍在芝山，故对公使馆曾设于麹町一说持疑。芝山位于今东京浅草一带，麹町则位于今东京千代田区或文京区一带，分属两个不同的街区。现将张兆敏的疑议一并存录在此，以待识者明确教示。

(2) 同光诗派中闽诗的另一重镇为陈衍（石遗）。钱锺书所记陈衍谈话录《石语》中，有两处较集中地谈到郑氏。因属私人间交谈，较少顾忌。陈对郑诗评价说：“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此评语有褒有贬，或贬中有褒，褒中有贬，但基本上就诗论诗，未掺杂诗以外的因素。

(3)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午后校车中遇伯尹，……又谈郑孝胥遗事，斥其字极俗，如高等娼妓。”但此番评论显然有所谓“后见之明”的嫌疑。

(4) 陈衍（石遗）为郑氏《海藏楼诗集》初刊本所作序文中，于为诗一途，似很有“于我心有戚戚焉”般融合无间的同道感。但晚年分隔南北，不相闻问，甚至互作诋毁语。钱锺书所记《石语》有云，“（郑）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钱锺书于句下注明，其时“一二八”沪战方剧。两人晚年交恶，虽不排除诗学之见多有分歧所致，但政治上、民族大义上的“道不同不相与为谋”，当是主要原因。

(5) 鲲西：《林旭之死》，载《万象》2005年第5期。

(6) 《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72页。

(7)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638页。

(8) 钱锺书如此记述少年时代读林译哈葛德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搏斗那个场面对他造成的心理震撼：“对小孩子说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紧张得使他眼瞪口开、气儿也不敢透的。”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

(9) 日记中另外几处美文，光绪十七年九月廿七、廿八日（1891年10月29日、30日）条记镰仓游一节，应列选其中。

(10) 鲲西：《林旭之死》，载《万象》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