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坚
19世纪西学和洋学（前身为兰学）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发展并逐步取代传统儒学，成为两国走向世界的导引和现代化过程的记录。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在对外政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点，而且都面临着业已完成产业革命、大举向世界各地殖民的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被迫开国以求生存。西学和洋学是在海防的锁链渐次断裂的背景下，由来自西洋捷足先登的基督教传教士、商人、医生、探险家等和与其合作的中日两国非主流人士发其端绪，随着开国而来的现代化的展开，逐渐渗透主流社会，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明治维新后开始成为两国思想文化中的显学。
西学和洋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相似的境遇，面临共同的语学困境，相互之间有过密切的相互借鉴，在彼此以后的国语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但是也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国民性的差异，以及两国面临列强时的不同遭际，西学和洋学在发展速度和影响社会程度上，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一方面，一步先行的西学在明末清初成功发端后长期徘徊，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依然局限于沿海开放口岸的非主流知识阶层，直到19世纪末清朝被相邻的日本打败和洋务运动失败，才开始汇成席卷全土的洪流。而另一方面，洋学在19世纪前半叶就开始受到幕府执政的重视，并迅速辐射到东西各藩，其后成了幕末开国决策和明治西化的重要依据和原动力。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迅速现代化，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跻入世界列强之林，日本洋学也从19世纪末开始成为中国西学的摹本和主要来源。
反观西学和洋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对中日两国现代化建构的影响和功效，不但可以在学术上厘清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道路和归宿的文化思想诸种因素，而且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严重迟滞之后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之际，具有超出学术层面的现实意义。此外，西学和洋学之间互动模式的建立，既是中日交流史近现代部分的主要课题，也为观照现代汉语发生和形成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和语学资源。虽然西学和洋学都已经成为历史，但中日两国依然面临着传统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压力。至少对中国来说，中西相对的主轴依然未变，引进和学习西方这一西学的根本任务依旧没有最终完成，理清西学和洋学成败的端绪，可以对本国的未来发展提供预测和规划的参考框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着这一基本认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即汉译西籍对兰学的影响在先，和译西籍对中国西学的影响在后），本文拟先就不同时期的兰学特征描述其总体发展的轨迹，然后探讨兰学发展和汉译西籍之间的关系，藉以说明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在现代化启蒙时期是如何展开的。至于另外一环，即和译西籍以及其他日籍从19世纪末开始如何影响西学一节，留俟另文处理。
日本洋学的前身被称为兰学。江户时代确立了朱子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和中国士大夫相似，江户士人也讲究“华夷之辨”，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高于“四夷”，并以“侦探敌情”的心态去了解外来文化，因此将当时最早来日本海探险的葡萄牙、西班牙人称为“南蛮人”，而将收集的有关情报称为“蛮学”，即“南蛮人之学”。当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通过南洋活动于日本周边海洋，并最终获得幕府认可成为唯一可以在日本领内建立商馆留住后，贬义的“蛮学”被改称为中性的“兰学”，即“荷兰人之学”。从“蛮学”到“兰学”（洋学），显示了从鄙夷外国文化发展到比较客观地观察审视外国文化的过程，就像中国士大夫从鄙视西洋文化而称其为“夷学”，发展到平视对手的“西学”之称，都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兰学”狭义是指对荷兰语言和文化的体认，广义是指通过荷兰对欧洲诸国文化的体认。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采用洋学史学者沼田次郎在其论著《洋学的传来》中的划分，在成为“洋学”之前，“兰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所谓“草创期”、“勃兴期”和“幕末期”(1)。
1774年《解体新书》编译成书以前是草创期，其特点是经历了从“蛮学”到“兰学”的转变。草创期的主役是驻扎在长崎的荷兰商馆的商人、随从医师以及他们的日本人通译（称“通词”）。最早成书的代表文献有通词西吉兵卫（？—1684）和颖川藤左卫门（1617—1676）的《诸国土产书》（1669）和西川如见（1648—1724）的《华夷通商考》（1695）。两书介绍荷兰及其通商国的地理、物产和贸易往来，是“兰学”的滥觞之作。
18世纪初，“兰学”开始受到官方的注意，幕府官员以及传统士人开始参与其活动。以精通朱子学而做过第六代幕府将军侍讲和七代将军辅佐的新井白石（1657—1725），以审讯偷渡入境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 (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 1668—1714) 的笔录（1708）为基础，并参考了当时流入日本的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编译的汉籍《坤舆图说》等，先后撰写了《采览异言》（1713）和《西洋纪闻》（1715）。前书成了当时体系最全的世界地理书，后书在补充介绍世界五大洲地志以及各国概况之外，还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解说当时列为禁区的基督教问题。新井从儒家优越的立场出发，认定西洋文化的“形而下”位置，并指出基督教的反儒学性质及其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危害性。但是新井在《西洋纪闻》里逸出了江户朱子学严格的“华夷之辨”的定位秩序，承认西洋“技术”的实际效用，这对后来第八代幕府将军缓和禁书令应该有直接的影响。此外，他还赞美拉丁文以其二十余字母囊括天下一切音声，似乎也偏离了当时儒学者恪守“国学”（汉学）的立场，无怪乎以后的汉字罗马化学者将他也列入“废汉字论”者。这当然不准确，但是新井无疑受到早期“兰学”译述的重大影响，并积极主动地将“兰学”糅合进当时的正统儒学。他被以后的史家定位为“兰学”的开创者，并被誉为“和魂洋才”之源（宫崎道生：《新井白石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并不过分。
八代幕府将军吉宗（1684—1751）本人对“兰学”兴趣浓厚，有“兰癖”之称。他缓解禁书令，将与基督教没有直接关系的医学、科技类书籍划出所禁书之列，是江户政府开始重视“兰学”的标志。他曾正式派遣青木昆阳（1698—1769）和野吕元丈（1693—1761）两人去江户的荷兰商馆长住所学习荷兰语。两人在兰学方面后来各有著述，由于像他们这样精深汉学的幕府高官和儒学者的积极参与，“兰学”走向其勃兴期。
勃兴期的“兰学”开始于杉田玄白（1733—1817）和前野良泽（1723—1803）从荷兰语译文转译的《解体新书》（原作者为Johan Adam Kulmus, 1689—1745，德国人）。其特征是一批学养高深的专业医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即后世所谓的科学家）取代商馆的通译，开始系统地译介西洋的医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开始了前现代化时期的科学启蒙时代。当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已经进入介绍科学技术等的实学知识，但是和一百多年前的明末格局没有多大变化，即还是主要以非科学专业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其半专业的中国通译助手完成其译述。
据杉田晚年撰述的回忆录《兰学事始》（1815），他和前野等同僚结伴在1771年春去江户（东京）小冢原刑场观摩人体解剖，发现体内器官排列和他们参观时所持的荷兰语解剖书完全一样，十分惊奇，第二天就相约开始翻译该解剖书，其成果就是在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解体新书》。该书译出流传以后，以医学为主轴的西洋科学技术知识逐渐在19世纪的日本普及。《解体新书》不仅在日本医学史上有划时代的贡献，其翻译理论和实践也对此后19世纪的“兰学”发展提供了楷模。译者在该书的“凡例”里总结其翻译实践，提出以三种方法处理译语（新术语）：
译有三等：一曰“翻译”，二曰“义译”，三曰“直译”。如和兰（即荷兰）呼曰“面题验”者即骨也，则译曰骨，翻译是也。又如呼曰“加蜡假面”者，谓骨而软者，……则译曰软骨，义译是也。又如呼曰“机里尔”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2)
对两位译者来说，分为“三等”并无高卑的区别，只是处理不同术语的应对方法。“三等”论的归纳要比严复提出翻译三标准“信、达、雅”不仅早了一百多年，而且更为简单明确、易于操作，对19世纪的兰学翻译实践，尤其是对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起到了启蒙和规范作用。
杉田和前野的学生大规玄泽（1757—1827），于1786年在江户开设私塾“芝兰堂”，于每年西历正月，邀集兰学者聚会，评骘当时的研究成果。他的《兰学阶梯》（1788）是一部为初学者编纂的兰学入门书，介绍兰学背景知识之外，从字母、词汇、音韵、语法、标点、成语、参考书目和方法等方面对荷兰语作了介绍。此书一出，先后吸引了一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才俊汇集门下，摩习兰学，不仅使京师开始成为兰学的中心，而且在学生返归故里后，又将兰学普及各地。大规一生著述达三百余种，其中在他逝世前一年出版的《重订解体新书》（1826），在对《解体新书》作了约三分之二的改订之外，还增加了“名义解”和“附录”两部分，汇集补充了该书问世五十年来的兰学新知识，对医学的贡献十分重大。
大规的学生稻村三伯（1759—1811）翻译编纂了弗朗索瓦·豪迈（Francois Halma, 1653—1722，荷兰人）的荷法辞典《波留麻和解》（1796）（亦称《江户波留麻》，以区别于后来的《长崎波留麻》，“波留麻”为Halma之姓的和译）。翻译出版这部具有8万左右词条的大型辞书是一项浩大工程，共耗费了稻村13年时间和万贯赀财，最后使他负债累累。《波留麻和解》是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兰和辞典，它和其缩编本《译键》（1810）以及后来长崎荷兰商馆长 (Hendrik Doeff, 1777—1835) 和其通译助手翻译出版的荷兰文原版第二版《长崎波留麻》（1833），使兰学的后学在译介西洋文化时有了据以立足的参考工具书，因而推动了19世纪兰学的发展和普及(3)。
这个时期的兰学者在出版多部各科的医学书之外，如《西说内科撰要》（1793—1810）和《疡医新书》（1825）等，还出版了其他诸学科的著译。天文历学方面如志筑忠雄（1760—1806）所译英人约翰·基尔 (John Keill, 1671—1721) 的拉丁语著作《历象新书》（1802）和高桥至时（1764—1804）所译法人约瑟夫·拉朗德 (Joseph Lalande, 1732—1807) 的『ラランデ历书管见』（1803），介绍牛顿以来的天文新学说，对以后天保改历（1844）具有影响(4)。地理学方面如福知山藩大名朽木昌纲（1750—1802）从荷兰语译本转译的德国人约翰·修伯那 (Johann Hubner) 的《泰西舆地图说》（1789）、山村才助（1770—1807）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1802）、桂川甫周（1751—1809）的《鲁西亚志》（1793）《北槎闻略》（1794）等，对世界各地的地理、风俗、人情进行更为细密的描述介绍，尤其对北方强邻俄国的关心引人注目。
当时的兰学者通过自己的译述，不但对世界、尤其是对列强的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而且开始意识到本国的现状，并对其安危进行思考。博物学者志筑忠雄在上述天文学方面的译述之后，在19世纪初又从荷文着手编译英人恩格柏特·坎普法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的名著《日本志》 (History of Japan, 1727)。由于原书卷帙浩繁，志筑氏将书末附录的作者关于幕府海禁政策的论述先行译出，并冠以《锁国论》（1801）的书题。“锁国”一语，是志筑氏的发明创造，后来成了幕末时期“锁国”、“开国”辩论的关键词之一。此外，“植民”一词也是志筑氏在翻译中首次提出，表明兰学家开始思考“锁国”是否是应对西方列强在东方殖民扩张的有效对策。
勃兴期的兰学家在对科学的分门别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开始在编译著述时探讨并提出各类科学新术语，如帆足万里（1778—1852）的《穷理通》（1836），以“穷理学”称后来通用的“物理学”。又如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祖”的宇田川榕庵（1798—1846），著《植学启原》（1835），以“植学”指称“植物学”；又译英人威廉·亨利 (William Henry) 的《实验化学》 (Experimental Chemistry, 1799) 为《舍密开宗》（1837），以“舍密学”译“化学”，是日本最初具有系统的化学著作。
兰学，尤其是其中自然科学在19世纪初的昌盛，和幕府重视实用科学密切相关。幕府在1811年根据高桥景保（1785—1829）的建议，设置作为翻译局的“蛮书和解御用”，使兰学公学化，尤其是为幕府制定外交和国防政策提供科学数据和海外情报。“御用”以后于1856年改称“番书调所”，1863年再改称“开成所”，是洋学的官方机构。其主要活动包括测量全国土地，绘制世界和日本地图，并翻译出版外交关系以及军事国防书籍，代表文献有伊能忠敬（1745—1818）通过先后17年在日本各地实际测量结果绘制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1816）、以杉田立卿（1786—1845）为主翻译的《海上炮术全书》（1843），以及翻译法人努埃尔·肖梅勒 (Noel Chomel, 1633—1712) 的《日用百科事典》 (Dictionnaire Oeconomique, 1709) （1845）等。
清朝在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中败北以及其后被迫割让香港并签订开埠条约，给江户朝野带来强烈震动，在空前的危机意识刺激下，幕末期的兰学发生急速变化，其主要内容从医学、自然科学转向兵学、政治思想、国家体制和国际公法等；其著译者构成从原先以通词、医师为主转为以各藩的武士为主，他们往往能迅速应用洋学知识于富国强兵如造船筑炮的实践；其语学媒体也发生变化，开始从主要由荷兰语转译的比较狭窄的经典兰学发展为以英、法、德语为主的涵盖更为广泛的“洋学”。
江户的兰学者其实很早就开始感受到来自欧洲列强，尤其是俄国兵船南下窥视北海道的压力。18世纪末，林子平（1738—1793）出版了16卷本《海国兵谈》（1791），专论日本海防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具体的防卫、海战措施，希望通过完备海防跻身海上强国之列。作者在书中论述道：“海国者何谓也？曰：无陆地相连邻国、四方皆海之谓也。军舰若得其顺风，两千三百里外之日本，一两日可抵矣，其备不可怠也。海国之武备在海陲，海陲之兵法在水战，水战之大要在巨炮，是为海国之兵制也。自江户日本桥迄中国、荷兰，由无境之水路可矣。”尤其是最后“无境水路”一句，针对当时设防未臻完备之现状，十分耸动视听，幕府便在1792年以危言无端扰民的口实取缔出版，并没收刻板和以“蛰居”（限制活动）处罚作者。
50年后的鸦片战争和美国东印度洋舰队（“黑船”）的两次威胁性叩关（1846和1853），无疑全面印证了林氏的预见，一时《兵谈》式的著述大量问世，其特出者如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海防八策》（1842）、斋藤竹堂（1815—1852）的《鸦片始末》（1844）(5)、筒井政宪（1778—1859）和江川英龙（1801—1855）的《海寇漫笔》（1844）、佐藤信渊（1769—1850）的《海陆战防录》（1848）、胜海舟（1823—1899）的《海防意见书》（1853）等(6)。
和“海防”直接关联的兵学书籍在幕末时期大量出版，是幕末兰学内容的第二个特点(7)。幕府通过其长崎等情报窗口收集各类《风说书》，密切注视鸦片战争的进行状况。一俟战争结束，负责海防的执政老中松代藩主真田幸贯（1791—1852）就命令其谋臣佐久间象山收集分析有关海外情报以拟定对策。除了佐久间外，当时参与编译的兰学家如高岛秋帆（1798—1866）、渡边华山（1793—1841）、鹿山文平（1811—1857）、吉田松阴（1830—1859）、胜海舟、江川英龙、铃木春山（1801—1846）、大村益次郎（1824—1869）等都曾先后习兵或参与过海防担当。他们先后出版了一批在幕末和明治初期影响很大的兵书，如《海军要略》（1842）、《新撰炮家必读》（1848）、《水陆战略》（1849）、《三兵答古知几》(8)（1856）、《远西武器图略》（1853）、《炮术训蒙》（1854）等。
面对环伺的列强兵商船队，江户政府强化海禁防御政策，并在1825年发布炮击驱逐一切进入日本海域异国船只的命令。当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17名兰学家结成“尚齿会”（Shoshikai，1832），研究国内外政治情势，议论时局，是兰学时务论的开端。当1837年发生炮击送返海上遇难漂流日本渔民的“莫理森号”事件时，渡边和高野等发挥志筑氏提出的“锁国”论题，批判幕府不合时宜的应对措施，遭到镇压，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所谓“蛮社之狱”。但是其后鸦片战争爆发、幕府不久又在列强炮舰的威胁压力下，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1854）以及其他相关不平等开埠条约，被迫开放门户。这些危机使幕末时期的兰学家更注意介绍西方有关政治思想（包括国家体制）和国际公法等著述，以为解决时务问题提供见解和对策。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会泽安（1782—1863）的《新论》（1825）(9)、渡边华山的《慎机论》（1839）、高野长英的《戊戌梦物语》（1839）、帆足万里的《东潜夫论》（1844）、横井小楠（1809—1869）的《国是三论》（1860）等。怀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强烈危机意识，以及痛感文化上国清朝和列强战役屡遭失败的教训，或以“通商”、“开国”，或以“富国”、“强兵”、“士道”来革新幕政，可以说是这些著述的共同特色。
在译介政治思想、国家体制和国际公法方面，除了魏源《海国图志》的汉籍训点本（1852）和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公法》的汉籍训点本（1864）在幕末发挥了重大影响之外（前者甚至被称为是一大批幕末“先觉志士”的“海外知识的种本”(10)，笔者将在下面介绍其经纬），比较重要的著译有箕作阮甫（1799—1863）的《联邦志略》（1861）、青木周弼（1803—1863）训点重刻的《英国志》（1861）、津田真一郎（1829—1903）的《泰西国法论》（1866）、西周助（1828—1897）的《万国公法》（1868）和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1866）等。
综观兰学从其草创期经过勃兴期进入幕末的全盛期而转变成为明治时期的洋学的一百年过程，如果和邻邦的中国西学的发展历史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以下这些特点：
1．从《解体新书》到《西洋事情》，兰学发展历经一百余年，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其发展似乎一直不曾间断，保持着知识积累的连续性，因而避免了无谓的半途而废和原地周而复始的过程。而西学在16世纪的明末兴起，接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西洋科学技术。从李之藻编辑出版《天学初函》（1628）到林则徐组织翻译《四洲志》（1839），中间两百余年，除了宫廷御用的天文历算，西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鲜有长足的进步和骄人的实绩。
2．从长崎到江户，又从江户辐射全国，一百年间，兰学通过各类藩校、私塾和编译机构，将西洋科学知识传播、普及各地，形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启蒙运动。各类公私学校和其他机构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兰学者，他们活跃于各级官府和民间，几乎同步将洋学知识传入日本。而在林则徐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译介西籍的仍然集中在主要活动于沿海开埠城市的传教士及其助手和少数上层京官和开明的封疆大吏之间，未能辐射内地，缺乏广泛的影响。
3．兰学者的主力是日本本国的学者士人。江户时期从各地到长崎游学、在各类兰塾学习荷兰语和西洋科学的人数，姓名事迹可考的就有1052名(11)。从八代幕府将军吉宗在1740年派遣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去长崎学习荷兰语以来，著名的兰学家如前野良泽、大规玄泽、志筑忠雄、林子平、稻村三伯、渡边华山、高野长英、高岛秋帆、箕作阮甫、西周、津田真道和福泽谕吉等皆精通一门或数门西语，无须通过外国人的中介，直接根据现实需要自由选择西籍进行译介。而从明末开始，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西学的译介基本上以传教士为主、华人学者助手为辅而展开，西籍的选择由传教士作主，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而且往往偏离当时国内读者的关心焦点。以介绍西学闻名的林则徐、魏源等，又基本上不谙外语，对中介的依赖性较高。
4．兰学从发轫伊始，就具备较强的批判意识。对当时和汉医学的不满，使不少江户医学者转向兰学，而兰医学更使他们看出和汉医学的破绽，坚定其批判意识。如杉田玄白在出版《解体新书》后，很长时间被正统医学界目为“小人”和“狂医”，但他不为所动，认为当时在医界被奉为“圣书”的托名炎帝、黄帝、神农的医经都是不能应验的“欺人之书”，主张“废支那（中国）之书、特取和兰（荷兰）之书”(12)，一点不留妥协的余地，因为他自信“看破古今和汉医说”，可以“凭借西医学说，辨正医道”(13)。和杉田同时代的兰学者林子平在1791年出版《海国兵谈》，无视禁忌，畅谈国是，间接批判幕府的海防政策。这一传统为以后的兰学者如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所继承，在幕末形成强大的社会批判意识，为确立明治新传统开辟道路。而明末传入的西学，为了立足，刻意掩抑锋芒，以迎合异质的本土文化传统，先天就缺乏批判精神，以致被“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等妥协之论所淹没，迄19世纪末而未能形成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批判意识，遑论建立一个可以作为替代物的西学新传统了。
日本从平安时代起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僧）全盘引进中国唐代的文化（包括文字和文章）和典章制度以来，汉学（儒学）一直是构成上层统治文化的主要成分。江户时代确立儒学的朱子学为正统学术，汉学作为意识形态主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变。此外，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一直通过长崎等港口维持和清朝的贸易往来，唐船（中国货船的通称）在货物之外，当然也带来了汉籍（包括当时部分属于禁书的汉译西籍）(14)。据幕府官员的统计，江户时期光从长崎入口的汉籍医书，如《本草》、《伤寒》、《金匮》、《内经》、《针灸》类典籍和医方等，就有804种(15)。另外还舶来很多宋、明以降的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以及各类稗史和情色小说，对江户文学和市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譬如江户中期兴起的“读本”派小说，就在故事题材、叙事方式等方面受到中国小说的直接影响。唐船舶来的中国医书和通俗小说虽然和兰学没有直接的纠葛，但是其语言，尤其是通俗小说和当时作为官方文体的汉文风格迥异的叙事体及其口语词汇，应该给幕末和明治初期的洋学家提供过译语词汇的参照和选择，如幕末曾经训点并和译过多部汉译西籍的兰学者柳河春三（1832—1870），就在所著《横滨繁昌记》（1861）里，大量采用来自中国小说的“俗语”词汇。
兰学从一开始便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存在而出现的，“蛮学”的称呼不仅包含着对所研究对象的“蛮人”的鄙视，也包含着对兰学本身和汉学有高下之分的鄙视。兰学初期在长崎从事译述的通译大多属于本地下层士人，往往只具备世代相传的语学专门知识而缺乏精深的汉学素养。此外，初期的兰学局限于西洋医学等不被正统士界重视的所谓“形而下”之学，而其流传亦大多以抄本的形式局限于小部分厌弃以“本草”为中心的和汉医学的学者之间，影响有限。《解体新书》的问世，使兰医学打破了“本草”医学的一统天下，但仍遭到传统和汉医家和汉学者的诋毁和不屑，直到50年后的“蛮社之狱”，迫害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等兰学者的幕府执政和儒士还是以“野蛮”的罪名作为口实。
但是兰学和汉学（儒学）并不只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兰学所开拓的新天地很早就开始受到有识见的幕府执政以及儒学者的注意。前面介绍的八代幕府将军吉宗和幕府重臣新井白石介入兰学，可以看作是儒学和兰学融合的开端。如果说兰学为江户文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的话，那么通过借用当时依然执掌“话语权”的汉学，兰学不但找到了强有力的传播媒体，而且汉学本身也使兰学得到质的提升，使其在19世纪前半叶跻身学术之林，并在幕末取代汉学成为明治新时代的导引之学。因此，加藤周一等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明确指出：“德川日本的知识遗产，便在汉学修养，即消化外国思想的习惯和手段。对汉学传统掌握得越扎实，就使明治的洋学者越能深刻把握西洋思想”(16)。当时出色的兰学家，很多同时也是汉学家，汉学的素养使兰学的表述更容易为普遍接受过汉学训练的士林所接受。
如果说汉学对兰学发展是“素养”和“媒体”的话，从清朝，尤其是晚清输入的汉籍对幕末的兰学来说，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断言汉译西籍和从荷兰语译出的典籍一起成为日本近代知识的两个源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文献所学到的西学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17)
井上的论断堪称准确，可以稍作补充的是这种参考汉籍的传统早在兰学草创期的18世纪初便开始了。前引初期兰学的先驱者新井白石撰述《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时，就参考了当时传入江户日本的南怀仁的《坤舆图说》。杉田玄白在其《解体新书》的“凡例”里提到：“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而合诸和兰万国地图相参勘，集以释之，旁书倭训以便读者也。”(18)其所取显然指的是艾儒略所译的《职方外纪》，该书和《坤舆图说》一起给兰学者提供了世界地理知识以及地名和术语。
除了地理学书之外，通过唐船驳来的汉译西洋科技书（特别是天文、历学方面的书籍）也给兰学者和一般士人提供了科学新知识，刺激兰学从单纯医学扩大到广域的自然科学范围，并提供译语（术语）的参考。这种势头在幕末得到加强，汉译西籍异军突起，几乎和荷译西书在流传和影响方面旗鼓相当，如果不是更大的话。熊月之在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列出在江户开国后传入日本的主要西籍，其表如下(19)：
其中合信氏的内外妇婴诸科医书，根据增田涉的判断，对当时的日本作出过“巨大贡献”。增田指出，虽然当时已经出版了多种译自荷兰语的医书，但是由于译者“语学力不足”，而“大抵怪戾”。合信的医书虽然晚出，但其结合自己临床经验的医学理论，自然更容易为当时习读汉文的日本知识界所接受并得到普及(20)。
对幕末和明治初期的兰学（洋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汉译西籍，不单单是上表所列的医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还有下表所列的社会科学类的汉译西籍：
两表中列名的汉籍和译重镇柳河春三在其《横滨繁昌记》（1861）中有一段总结性的描述，可以和两表相互印证：
“舶来书籍”：西洋书籍，测天量地，讲武修文，百工技艺之书，舶来最伙，非洋学先生，则不能得而读也。近今英米两国，务修汉学，在上海香港等处所刊汉字著书颇多，亦是知全世界之繁昌矣。如莫利宋、林则徐所著，则不更论。新出书目，推步则《谈天》、《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重学浅说》、《格物穷理问答》、《智环启蒙》；刀圭则《全体新论》、《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广舆史乘则《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万国纲鉴录》、《大英国志》、《联邦志略》；新报纪事之属，则《遐尔贯珍》、《六合丛谈》、《上海新闻》等。(21)
从上表和柳河的描述可以看出《海国图志》、《智环启蒙》和《万国公法》三种，曾被一再以训点、摘译以及全译的形式重刻出版，显然受到当时读书界的高度重视。
《海国图志》百卷本在1852年传入日本，受到读书界空前的欢迎，仅1854—1856年三年间就至少出版了二十余种选译本，可以说是当时的畅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在异国日本所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在其本国中国(22)。
魏源编译《海国图志》，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鸦片战争清军败绩的巨大刺激。但是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士人知道这部巨著的存在，更不要说阅读了，因此其影响非常有限。而全本传入日本次年（1853），便发生了裴利率领美国东印度洋海军舰队鸣炮叩关的重大事件，江户朝野在空前危机意识的重压之下，《海国图志》所提供的地理、地志知识以及如何应对拥有坚船利炮的海上诸强的战略研究，不啻是一种适时的教科书，因而备受瞩目。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当时著名的儒学家盐谷宕阴（1809—1867）在其《重刻海国图志》序言中叹息道：“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而更为清主悲。”(23)这可能是当时日本读书界对《海国图志》在日中两国不同遭际的普遍看法。
《海国图志》对众多幕末的兰学家、传统儒士和改政志士们发生过影响。首先是佐久间象山，他先期读过魏氏的《圣武记》，惊叹该书“感时著言”，和自己“有暗合者”，“真可谓海外同志矣！”他又称赞魏氏在《海国图志》中提到要“内地设学，专译夷书夷史，了悉敌情，以补于驾驭，是又其见与予相符者，第不识彼国今日能用其言否耳”(24)。佐久间的海防思想可能没有受到过魏源直接的影响，而且作为兵学家，他还发现作为学者的魏氏及其海防思想的不足之处，但是从他在遭羁押时所写的《省愆录》（1854）里用很多篇幅提到魏氏及其著述，可以看出魏氏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而这种对魏氏著述的特殊好感，很可能传递给了门下诸生。
佐久间为之坐牢的学生吉田松阴，就可以说是受到过《海国图志》的直接影响了。《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上三种政治体制，即中国和土耳其式的君主制、英法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对明君不能世出有清醒认识的吉田，因而十分向往美国式的政治体制。有学者甚至认为吉田不顾幕府的海禁令，试图登上裴利的兵舰偷渡美国，便是受到“知其形”、“知其情”，因而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魏源自序）动机的驱使(25)。增田涉也肯定地指出过吉田从《海国图志》“获取了海外知识”(26)。吉田非常仔细地研究过《海国图志》，他的文集《野山文稿》收了多篇读后感式的论文，如“读甲寅兰顿 (London) 评判记”和“读筹海篇”等。此外，他还手抄《海国图志》的有关篇章，希望当时的有志之士也能写出这样的“好书”。
吉田松下村塾的学生如高杉晋作（1839—1867）和久坂玄瑞（1840—1864）等似乎都曾热心研读过《海国图志》。高杉在1862年受幕府派遣乘“千岁丸”轮访问上海，亲眼目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和太平天国内战之中大清帝国的衰败景象，认为《海国图志》在中国绝版是“中国衰微”的理由之一(27)。久坂玄瑞在系狱一年间里，要他的同学入江九一（1837—1864）寄送《海国图志》，并反对他读中国古代二十一史的计划，因为太花时间，解决不了当时“尊皇攘夷”的急务(28)。笔者揣测其言下之意，是劝入江读《海国图志》这一类的时务之作。
《海国图志》还对许多其他幕末思想家、维新志士如横井小楠（1809—1869）等有影响，可以被看作在幕末流传的最有影响之汉籍（以书中译介海外知识，亦可视作汉译西籍），是幕末开国和明治维新的推动力之一。(www.xing528.com)
理雅各的《智环启蒙》于1865年在香港出版后，旋即传入日本，除了英汉对照的原本广泛流传之外，抵明治初期二十年间，又有十余种训点及英和对照本相继出版，被各类学校采用作英语及百科教材。石井研堂在其《明治事物起原》中称其“启发新知，功绩不薄”(29)。东洋史学者中村久四郎在其《六谕衍义和智环启蒙》中指出该书“向近世邦人提供了西洋新知识”，为幕末、明治初期追求新知者所“爱读”，和同时传入日本的其他汉译西籍一起，“在养成普通学术常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是“日中两国文明传播史上的代表著述”(30)。
《智环启蒙》对兰学的主要贡献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第一，它通过对福泽谕吉等兰学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兰学在幕末向“英学”（洋学）的转化。第二，和其他汉译西籍一起，在近代日语语汇发生学上有重大贡献。我们知道，兰学者在译介以荷兰文为主的西籍时，从新井白石开始，经过杉田玄白的楷模式的翻译实践，一直参考从明末清初以来所传入的汉译西籍。这一传统在19世纪上半叶一度沉寂后，随着《海国图志》等汉译西籍的传入，再度复燃，延烧至世纪之末。其最明显的是译语新语汇，在幕末到世纪末，汉译西籍影响重大。在这方面进行过比较深入研究的武藤长藏、尾佐竹猛、小早川欣吾以及对《智环启蒙》在日本的传播有研究的沈国威和内田庆市等学者认为，如“银行”、“陪审”、“国会”、“生物”、“成人”、“平原”、“引力”、“文明”等新语汇都是由《智环启蒙》带入日本而流传的(31)。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1864）在中国出版的次年便在日本有了江户万屋兵四郎的和刻训点本，是日本最初输入的有关国际法的文献。《万国公法》也是幕末畅销的汉译西籍之一，有多种训点、注释的和刻本。据传坂本龙马（1835—1867）被暗杀前半年，还在筹备出版又一种新版本。1867年4月，坂本的海援队运送枪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和大藩纪洲藩的船只相撞沉没，他便依据《万国公法》的海事处理原则索赔成功，是一时流传的佳话。据说他出行一直随身携带《万国公法》，声称“这个时代日本光拥有剑和枪是不行的”（见司马辽太郎《龙马行》）。
幕末开国以后，需要和欧美列强打交道。如果说《海国图志》帮助开国后的江户朝野从地理和政体上了解列强，那么《万国公法》就填补了当时国际法知识的空白，帮助日本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拥有法律武器，如大隈重信就据此应酬过英法外交官。增田涉认为该书在国际法领域是当时“唯一的宝典”和“经典”(32)，应该不为过誉。
此外，像“权利”、“义务”、“自主”、“自治”、“主权”这些明治时期盛行的法律新词语，皆由《万国公法》传入日本，加上如“野蛮”等其他首次使用的新语汇，促进了日语新语汇的发生和流行。
上述三种书的一部或者全部以及其他上述两表中所列书目如《格物入门和解》等，在幕末和明治初期还被广泛采用作各类学校的教材，可以说是明治新时代名副其实的启蒙书。
有“明治翻译王”之称的森田思轩（1861—1897）在谈及半生译述生涯的甘苦时称，“日语词汇不足用”是翻译时的“第一困难”。明治的译家大抵用三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参考兰学所译出之书，另一是无所凭据时只好自造新词，再一就是参考从长崎入口的由唐船舶来的汉译西籍。笔者认为这最后一个可能是幕末和明治初期新语汇发生的最重要的来源。
一个新时代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或数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导引，新的世界观的确立程度，往往影响与之同来的新时代的坚实程度。如果新文化不能普及，不能扬弃传统的旧文化，或者只能在与旧文化的妥协之中苟求一脉之传，这样的新时代是脆弱的、不彻底的和不稳定的，注定具有发展缓慢和辗转反复的痼疾。幕末和明治初期的兰学（洋学）便是比较彻底的新文化和新世界观，其全盘西化的倾向和与旧传统决裂的勇气，对旧秩序和旧文化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为日本现代化廓清迷障、垒下坚固的地基。相反，中国西学发展虽然源远流长，却从明末清初以来几乎原地徘徊，未能如兰学一般在19世纪后半叶形成激流，浸淫沾溉社会各个阶层。西学在中国似乎是象牙塔作业，三家村经营，一直将新学的胚胎保存在酒精瓶里，没有及时形成启蒙运动的大气候。在强大的内外压力和惰力之间，晚清的知识界除了个别失眠的清醒之士之外，依然热衷于科举仕途，浑浑噩噩，不为如磐风雨所动，等到在世纪末大梦初醒时，便发现打败自己的东邻小邦日本，裹携着明治维新的强风，用不到三十年时间成了一个军事强国，而自己只能瞠乎其后，在风雨飘摇中接受列强的摆布。中日两国在19世纪介绍和学习西方，表现于兰学和西学的不同遭际以及不同成绩，攸关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不加注意。
幕末的兰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接受过汉译西籍的影响，以内容而论，这是因为当时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开国和开国后应对西方的共同问题。以载体而论，对稔熟汉学并以汉文写作的幕末知识界来说，汉译西籍是一条走向西方的捷径。由汉译西籍传播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新语汇，为明治时期的翻译者以及其他语文学者提供了创造新语汇的启示和楷模，并在日本广泛使用定型后又被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带回中国，融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日本知识界对汉译西籍的受容主要还是媒体的便利，随着明治中期以后西文教育的普及以及大清帝国的愈益衰败，汉学开始被挤出学校教养的内容，“废止汉字论”开始甚嚣尘上，汉学家也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对汉籍这一媒体的依赖和兴趣开始消失，“得鱼忘筌”便是自然的结果了(33)。
（本文作者为日本大阪常磐会学园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原载《中国学术》第23辑（2007），标题以及文本格式作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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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沼田次郎『洋学の伝来』、至文堂1966年版、2—4頁。
(2) 引自永岛大典『新版兰和·英和辞書発達史』（書誌書目系列第四十二種）、ゆまに書房1996年版、15頁。
(3) 『江戸波留麻』用汉字解释词条，没有例句。『長崎波留麻』收单词四万五千和短语五万余条，基本上以口语释词，并收例句。
(4) 日本自平安时代的862年以来，一直使用中国的宣明历，八百年后的江户初期，由于历面和天象的差距明显，幕府考虑改历，于是在贞亨二年（1685）采用涉川春海的“大和历”修改历法。西洋历法通过汉籍和兰学的译介传入后，又据以先后在宝历五年（1755）、宽政十年（1798）和天保十五年（1844）三次改历。高桥也参与了宽政改历。
(5) 其详见增田涉『西学東漸与と中国事情』、岩波書店1979年版、“『夷匪犯境录』和『鸦片始末』”、69—72頁。
(6) 孝明天皇也下达《海防剌书》（1846），要求臣民“修文道”、“备武事”以“坚固海防”，可验证当时气氛。
(7) 根据平松堪治所编《長崎遊学事典》、溪水社1999年版，江户时期赴长崎学习各类洋学内容的人数统计如下（第410页）：
学习兵学的人数紧随荷兰语之后，居第三，明显为幕末时期。
(8) “达古知几”为荷兰语"taktiek"的音译，义为“战术”，本书是对步兵、骑兵和炮兵战术运用的专书。
(9) 其成书虽稍早，但刊出于1857年，因此影响主要在幕末，曾被维新志士奉为圣典般的必修经典。
(10) 见『洋学事始：幕末·維新期西洋文明の導入』、59頁。
(11) 见平松勘治所编『長崎遊学事典』“序言”、i—ii頁。
(12) 见『狂医之言』、沼田次郎等『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240頁。
(13) 见浜久雄沢『蘭学事始』转引、25頁、详见『洋学』（上）、『日本思想大系64』、239—242頁。
(14) 详见大庭修『日中交流史話—江戸時代の日中関係を読む』、燃烧社2003年版、其对舶来汉籍有比较详尽的介绍。
(15) 真柳诚『江戸期渡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板』、1頁、http://www.hum.ibaraki.ac.jp/mayanagi/paper02/netherlands.htm.
(16) 见加藤周一等『日本人の生死观』、矢岛翠译、岩波新书1977年版、206頁。
(17) 见井上清『日本現代史：明治維新』、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版、214頁。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18) 转引自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第212页。
(19) 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18页，笔者以日译本出版先后为序作了一些调整，并添加了两种书目和补充了两处日译者或出版机构。
(20) 见『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8—9頁。
(21) 见增田涉『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23頁，亦见内田庆市、沈国威『近代启蒙的足迹』（关西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所转引原文、1頁。
(22) 详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7页。
(23) 见『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252頁。
(24) 见『日本思想大系55』“佐久间象山”卷、415頁。
(25) 见桐原健真「幕末维新时期自他认识的回转」日本思想史研究会『年报日本思想史』创刊号、2002年。
(26) 见『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41頁。
(27) 见田中彰校注「開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岩波书店1991年版所录『游清五录』、226—227頁。
(28) 见池田谕『高杉晋作と久坂玄瑞：変革期の青年像』、大和书房1966年版。
(29) 见『明治事物起原』、日本评论社1969年版、348頁。
(30) 见《东亚之光》第11卷第10期（1916）所载该论文，第24—31页。
(31) 详见沈国威、内田庆市『近代启蒙の足迹』、关西大学出版部2002年版、4頁、68—73頁、145—146頁。
(32) 见『西学東漸と中国事情』、5—6頁。
(33) 据潭汝谦主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统计，抵1895年，日本共和译汉书129种，而从1896年至1911年16年间，仅译出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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