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文化研究》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

陈正宏

2008年5月，笔者赴京都访书，在寺町的一家旧书店内，购得和刻本汉籍书版三块，其中两块均正面刷墨色，背面刷红色。持回东京后，检阅相关书目资料，与实物细加比较，乃知所得为明治十二年（1879）敦贺九如堂刻朱墨套印本《芥舟学画编》书版的零片。欣喜之余，特草此文，推考其底本源流及相关的套印方法，以就正于中日两国的美术史、印刷史和古籍版本学专家。

笔者所得《芥舟学画编》书版，均双面刻。兹依其在原书中的排次，略述各版形制如下。

1．卷首日本学者序第五、六叶（16.5×35×1.85（厘米），以下简称1号书版）

此两叶合刻于一版，正反面各刻一叶，均刷墨色。两面版心上部均刻一“序”字，下方分别刻叶码“五”和“六”；又各以版心为界，均分为两个半叶。每半叶四行，每行八至十一字不等，手书上版，无匡郭和界线，其中第五叶字高14.2厘米，宽18.5厘米，第六叶字高14厘米，宽18厘米。值得注意的是，此版两面版心下方所刻叶码均有挖改的痕迹。

2．正文卷一第六叶（17.6×34.7×1.7（厘米），以下简称2号书版）

此版正面版匡整叶纵15.2厘米，横19.4厘米，但以中部版心上下两端均未与左右半叶上下栏连线，亦无鱼尾，故该面所刻颇似完全分开的两个半叶。其实宽1厘米的版心，除中部刻“芥舟学画编卷一”七字外，下方尚有一短横线连接左右两个半叶；且以该短横线为界，上刻叶码“六”，下刻书坊名“九如堂”。该面两个半叶的上部及外侧均留空，文字皆刻于其偏中央略下处。两个半叶的文字部分，又各分上下两栏：下栏较大，刻《芥舟学画编》原文，其中左半叶六行，右半叶五行，每行十八字，均有界线，但无最外侧的一线；上栏较小，刻注释，其中左半叶十二行，右半叶十行，每行五小字，四周各有边栏，而内无界线。此面文字均为楷体，且全刷墨色（见图1）。

图1

背面版匡整体呈“門”字形，整叶纵14.9厘米，横19厘米。其中部版心与上述正面情形同样，亦无连线。整个版面的中心及下方均留空未刻，文字（评语）颇细小，亦楷体，皆刻于由左右侧及上部组成的“門”字形版匡内（半叶十六行，每行四小字或三十四小字，均无界线），适与正面相对。在“門”字形版匡外的右下方，刻有表示卷数和叶码的三小字“一ノ六”（即“一之六”）。此“門”字形部分及相连的外沿部分，则刷有红色（见图2）。

图2

3．正文卷二第十四叶（17×34.9×1.7（厘米），以下简称3号书版）

此版正面版匡整叶纵15.1厘米，横19.5厘米，版心、左右两半叶形式及字体均同上述第2号书版正面，但半叶内文字部分不分上下栏，所刻皆《芥舟学画编》原文，左半叶六行，右半叶七行，每行十八字，均既有边栏，又有界线。此面亦全刷墨色。

背面版匡整体亦呈“門”字形，整叶纵15厘米，横19厘米。版心、版面中心及下方亦留空，左右侧及天头刻评语（半叶十六行，每行九小字或三十四小字，均无界线），形制、字体与上述第2号书版背面相似。此面“門”字形部分及相连的外沿部分亦刷红色。有意思的是，此面中部下方留空未刻文字处，隐约可见原书写样的残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连写样原稿都还在，稿子上的“九如”二字，尚依稀可辨（见图3）。

上述三版均横长制式，左右各有略长于版木本体纵向尺寸的木扶手。其上下两侧，则尚留存有若干个外凸的榫头，其中第1、3两号书版尚保留四个，第2号书版则仅有三个。

图3

按清吴兴沈宗骞撰《芥舟学画编》四卷，由沈氏冰壶阁初刊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之后该书书版为一名为琴书阁的书坊所得，颇加重印；但重印本的版心，仍保留了原版“冰壶阁”的字样。江户时代后期，这个乾隆间冰壶阁刻琴书阁得版重印的本子传入日本，并于弘化二年乙巳（1845）有了第一个和刻的翻刻本。此本虽由江户后期汉学者、以“九方山人”为号的相马肇加了训点和注释⁽¹⁾，而实际上正文完全是覆刻琴书阁后印的《芥舟学画编》，故不仅版式大小相同，字形极为近似，连版心下方的“冰壶阁”标志及其下的短横线，也照样刻出。此弘化本《芥舟学画编》在东瀛颇为流行，至明治时尚有重印⁽²⁾。

而与此同时，尽管已经有了和刻本，中国刊本的《芥舟学画编》依然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流入日本⁽³⁾。其受日本读书人欢迎的程度，由九州大学九州文化史研究所藏当地书贾的卖书账本《落札帐》内“弘化二年巳贰番割”一则下的如下记载，可见一斑——

芥舟学画编　壹部 / 壹包四本

四十三匁　铁や

三十匁二分　安田や

十八匁　松のや⁽⁴⁾

此条材料，取与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弘化二岁巳五月/辰四番五番六番七番船并辰岁新渡（朱）/书籍元帐》第四十八号的记载加以比较，尤其有趣。

沈芥舟学画编 一部一套

拾壹匁　四拾三匁铁屋右一郎⁽⁵⁾

弘化二年正是和刻本初印之年，“铁や”即“铁屋”。由入唐（也就是赴中国）船带回的中国本《芥舟学画编》，每部原价不过十一匁（“匁”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货币单位），却分别被以三种价格出售给日本人，最高的翻了将近四倍。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早在弘化刻本出版的前一年即弘化元年（1844），一位名叫田结庄邦光的大阪画家兼学者，对《芥舟学画编》一见倾心，称赞有加，利用所得的中国刻本，为之写了颇为详细的评说。其原稿现尚保留在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内（见图4）。

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所藏田结庄邦光评注《芥舟学画编》稿本，外封题签和内封书名下均题双行小字“冒评傍训”。“冒评”的特点，在比较深入地解说评论沈氏原文，自然比弘化间刻“标书校正”本

图4

图5

里那种相对简单的注释技高一筹。书内天头和行间都有大量的评语。卷末最后题“浔溪熊锦文原镌”——这可以证明田结庄氏是以中国本为底本撰稿的，因为乾隆本的末叶即刻有“浔溪熊锦文镌”一行。

田结庄邦光（1815—1896）原名馝，字必香，后更名邦光，字齐治，别号千里。因为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芥舟学画编》稿本卷首有一幅他的画像，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一睹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大阪奇人的风采（见图5）。之所以称之为奇人，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实在过于戏剧化。其人幼通儒道和武道，评点《芥舟学画编》之前，即有志于强兵富国，只因机缘未得，故暂而游艺著书。待书成之后，兴趣遽转，决意不再从事艺术研究，而转为考究西洋炮术。至晚年，他又买轮船，当船长，做起了海运生意。有关的情况，可以参看他自撰的《履历书》⁽⁶⁾。

稿本《芥舟学画编》评注本的内容颇有意思，简单而言，是对中国及其传统绘画推崇备至，对日本江户后期绘画严厉批评，而对西方文化（包括绘画）则所知甚少且颇加蔑视。兹举一例，以见其概。稿本卷一第九叶背面至第十叶正面天头，有如下的评语。

……海外异其性、殊其质者，乌可与我中国之教同其旨趣哉。且如西洋，其国自古莫所谓圣人者出焉矣。故其人物，愚痴冥顽，兽耳，鱼耳。夫画固为一小技，而目视而不能笔以写，竟以镜取之，照于玻璃盘，而后得写其形，不尔弗得尔也。故其画无大幅巨障，第片白片黑，千变一律，恶得谓之画？世之不识者，妄谓西洋写真而不伪，汉写伪而不真，是大非笃论也。彼恶能得写真，特镜盘画也耳矣。

“我中国”的称呼，屡见于此日人手写稿本，且均以换行提格的形式书写，颇堪玩味。而“镜盘画”云云，其实是当时日本新流行的一种源于西洋的写实画法。

稿本《芥舟学画编》的卷端书名下，虽然题了“山阴马馝必香氏梓”的字样，其书当时却并未付梓。为田结庄邦光刊刻评注本《芥舟学画编》的，是明治十一年刚从滋贺去京都开了书籍分店的佐佐木庆助⁽⁷⁾。大概是为了和前此一直流行的弘化本争夺市场，次年刊行田结庄邦光的这部评注本《芥舟学画编》时，这位佐佐木庆助特意采用了两项新招：一是不仅刊本字体模仿了弘化本的正文，而且把弘化本原有的相马肇所撰注释全部移入⁽⁸⁾；二是用套红印刷的方法刊行田结庄邦光旧撰的评语。

不过，出版此书的佐佐木庆助大概跟当时还在世的田结庄邦光并无深交，所以初印的这部套印本《芥舟学画编》里，竟把田结庄邦光的字“齐治”，几乎全部误刻为“斋治”⁽⁹⁾。后来大概过了不短的时间本书重印，才用剜改的方式纠正了这一错误⁽¹⁰⁾。

意味深长的是，从田结庄邦光初撰稿本的弘化元年（1844），到佐佐木庆助正式刊行本书的明治十二年（1879），不过三十五年的光景，而这个印刷漂亮的套印本里的评语，已经比原稿大幅度地减少了。其中上面说的对中国及其绘画推崇备至，对日本江户后期绘画严厉批评，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无知与蔑视之语，被删除殆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界与出版界对于中西绘画的价值判断已发生重大变化，即此可见一斑——这倒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已知的《芥舟学画编》和刻本，即上述弘化本和明治本两种。其中弘化刻本笔者收藏了初印和后印两部，皆单色墨印，且版式与笔者所得《芥舟学画编》书版零片并不相同。

明治刻本在西川宁和长泽规矩也先生合编的《和刻本书画集成》第五辑里有影印本，其书正是朱墨套印本，且相关书叶与笔者所得书版形制十分相似。而其原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等尚有收藏。兹以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东大本”）为主，参照《和刻本书画集成》影印本，略述其版本大要。

东大本《芥舟学画编》一函四册，乃青洲文库旧藏之物。其书外封茶色，康熙缀，纵19.7厘米，横12.7厘米，形制类似中国的巾箱本。每册外封书签题“头书标注 芥舟学画编 田结庄斋治编辑”，下标该册序号。内封墨印，四周双边，纵列三栏，自右至左，依次为“田结庄斋治评/芥舟学画编/九如堂藏版”。书内卷首依次为弘化元年（1844）田结庄邦光撰自序（末署“千里学人”，本文墨印，匡郭及界线红印）、“附言”（即凡例）十条（墨印）、《芥舟学画编》原书作者沈宗骞的传记资料（墨印）、乾隆四十六年沈宗骞“自序”（上下两栏，外匡郭及下栏本文与界线墨印，上栏内匡郭及评语红印）、本书目录（墨印），此后即为四卷正文（朱墨套印）（见图6）。

图6

本书的正文部分均四周双边，大致分上下两栏。下栏刻沈宗骞原书原文，通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字，墨印。上栏刻田结庄邦光评语和相马肇注释，注释与评语间以单栏墨匡相区别，通栏每半叶均十六行。其中注释每行五小字，墨印；评语每行至少四小字，至多三十四小字，红印。评语字数何以有多少之别，且相差如此悬殊，则与东大本外封所题“头书标注”中的“头书”二字颇有关联。

按所谓“头书”，又称“首书”、“鼇头”，是日本汉籍的一种特殊形式⁽¹¹⁾。古代日本学者在汉籍原书的天头和左右外匡的外侧书写批注，后人翻刻，将此类批注及其书写样式亦一并刻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定式，即在一叶版匡的中心偏下部刻汉籍原文，而在其上方和左右两侧“門”字形的部分刻批注，原文和批注之间，则有内匡加以区别。以这一形式刊行的某部汉籍里，有时一部分的叶面与中国古籍的两节、三节版类似，即原文在下栏，注释和批语在中栏或上栏，但在更多的叶面里呈现的，则是具有明显日本特色的“門”字形“头书”。明治刻本《芥舟学画编》的正文里，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因为其“头书”部分主要是套红印刷的。

东大本《芥舟学画编》的正文卷一第六叶和卷二第十四叶两叶，自然也是包含了红印“头书”的。兹特检出，与笔者所得书版的第2、3号两块作一比较。比较的结果，是除字形逼肖，朱墨双色印处不异之外，还得到如下的两组数据。

正文卷一第六叶（单位：厘米）

正文卷二第十四叶（单位：厘米）(www.xing528.com)

上述数据，相异处最大不超过0.2厘米。考虑到书版经过至少两次刷印，又自明治十二年刻版至今，已历将近一百三十年，而两者数据仍如此接近，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但东大本卷首的千里山人（即田结庄邦光）序，其中第五叶和第六叶，与笔者所得1号书版正反面相对照，二者适相颠倒：与东大本第五叶相配合的，是1号书版背面的所刻的第六叶；与东大本第六叶相配合的，则是1号书版正面的所刻的第五叶。而细按书版，其版心两面的叶码其实都已经挖改。参照《和刻本书画集成》影印的本书后印本里的相关叶及此两叶的文字内容，可知东大本该两叶的叶码误刻颠倒，至后印本才剜改了书版叶码而文从字顺⁽¹²⁾。

东大本最后有墨印刊记一叶，前半叶分两纵栏，自右至左，依次题——

右栏：

明治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版权免许

同年十二月出版

左栏：

编辑人　大阪府士族/田结庄斋治/大阪府下东成郡二番天王寺村/福井辰方同居

出版人　滋贺县平民/佐佐木庆助/越前国敦贺郡敦贺港旭町/二番地

后半叶不分栏，内上半中心部大字题“发卖所”三字，下半自右至左，依次题——

西京/佐佐木庆助支店/富小路通三条上ル町

仝/藤井孙兵卫/御幸町通御池下ル町

而在此刊记后半叶版匡左边外侧的下方，还有一外形类似书耳的纵条，内题“同/三西/版木师藤本清治郎”。

综上所述，可断定笔者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书版，即此明治十二年敦贺九如堂初刻朱墨双色套印本的残存版木零片⁽¹³⁾，其局部曾经后来剜改；而其刻工，则是当时居于京都的藤本清治郎⁽¹⁴⁾。

比对明治十二年刻《芥舟学画编》朱墨套印原本与该书上述三块书版零片，其最有意味之处，当在其中呈现的双色套印实相。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3号书版的背面。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一版面中部下方留空没有刻字的部分，隐约可见原书写样的残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连写样的原稿都还在，那稿纸上有“九如”二字。联系日本浮世绘的制作方法，我们可以推想，这是把原稿同一叶的写样再复制一叶贴在背面的结果。

我们还注意到，本文前述《芥舟学画编》的第1号书版，是刻于版木两面的前后相续的两叶序文，且此两叶序文叶面的上下顺序，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印刷工刷完一叶、准备印刷下一叶时，是平行地向左或者向右翻转该书版，而不是纵向地向前或者向后翻动该书版。而对比原书，该序文实为双色套印——文字墨印，匡郭和界线红印。有意思的是，比对原书该序文每一叶红印的匡郭和界线，可以发现它们的大小和断口全部相同⁽¹⁵⁾。以此可以证明，明治刻本《芥舟学画编》的第一篇序的双色套印，其实是采用了类似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书》先印套格纸、再印文字的方法⁽¹⁶⁾。当墨印序文时，大概又为了避免和下述的正文套印方法相混淆，所以特意将版木上的每一面文字，均刻成相同方向。

我们又注意到，第2、3号两块正文的书版，其正反两面文字的上下顺序，正好是颠倒的，而这颠倒着的两面，实际上刷印后又组成了完整的一叶。这说明印刷工用墨色刷完一面，接着要换红色刷下一面时，是纵向地向前或者向后翻转该书版，而不是像上述1号书版那样平行地向左或者向右翻转该书版。

据此而言，明治时期保留着的东亚传统的纯文字书籍的套印方法，大概如下所示。

1．当书籍设计为单栏，且所有文字墨印、界栏红印时，原则上采用红印套格纸的方法进行刷印，这样红色部分的书版只需刻一块即可；

2．当书籍设计为上下双栏或者更为复杂的形式时，黑色和红色部分的书版应该分别刻。此时同一页面的双色部分，以刻在同一书版的正反两面为佳，且两面的文字顺次颠倒；

3．当用同一种颜色刷印某部书书版的不同叶面时，原则上是左右翻转同一书版的正反面，或平行移动不同的书版⁽¹⁷⁾；

4．当同一叶刷第二种颜色时，原则上这第二种颜色的书版，就刻在第一种颜色书版的反面，印刷工只要向前或后翻转书版即可。

由于我们迄今未在所见的明治刻《芥舟学画编》套印本原书中发现有朱墨相沾的现象，所以可以推想，套印时并非刷一单叶后当时就上下翻转书版改刷红色，而应该是用墨一次刷完该叶正面若干叶后，再向前或向后翻转书版改刷红色；而且考虑到工作效率，也许朱墨双色是由相邻的两个印刷工分别相续来完成的。显然，这是既便捷又不容易发生错误的优选的双色套印方法。因此从逻辑上说，上述推想应该可以成立。

19世纪及其以前的套印本，在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均留存不少。但纯文字的套印书版，浅见所及，迄今似尚未有过公开的专业性报道；套印书版的内容又恰好是中国画学文献，恐怕更是罕见。由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上溯其乾隆原刻，下探和刻诸本，想必有助美术史界从一个特殊的个案，了解19世纪后期中国美术文献在东瀛的接受和流播样态。而凭此颇为特殊的画学文献实物，相对切实地探讨传统套印技术的诸般细节，其意义又不仅限于美术史研究方面，而于东亚印刷文化、汉籍版本学诸多学科的研究，皆不无裨益。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曾收入皮道坚等主编《探赜索隐：中国画学研究论文集——纪念阮璞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下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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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弘化刻初印本《芥舟学画编》内封左栏上方，钤“日本弘化甲辰翻刻/九方先生标书校正”长方朱文印，又卷末刻“弘化乙巳秋九月书于浪华宿居”之跋，落款署“九方山人平肇”。检市古贞次等编《国书人名辞典》第三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有江户后期汉学者相马肇，字元基，号九方，生于享和元年（1801），卒于明治十二年（1879）三月二十八日，赞岐人，曾应招为岸和田藩校教授，并编有《清书画名人小传》。为弘化本《芥舟学画编》作注者，当即此江户时代名儒相马肇。至其何以自称平肇，盖因日本“平”、“源”等姓为古代著名大姓，旧时学人多喜追溯己姓之所出而归属之。

(2)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子部艺术类，著录《芥舟学画编》弘化刻本的后印本四种，其中两种为明治以前印本，两种为明治时期印本，见《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汲古书院2006年版，第122—123页。

(3) 据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之“资料编”，除下引《落札帐》与《弘化二岁巳五月/辰四番五番六番七番船并辰岁新渡（朱）/书籍元帐》外，尚有《弘化四岁未八月/午四番船/同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未一番船/书籍元帐》“午六番船”条记载“沈芥舟学画编 一部一包/拾匁 写本”（第514页），《嘉永二年酉岁十月/酉二番船/同三番船/同四番船/书籍元帐》“酉四番船”题下记载“学画编二部各一包”“弐拾目/拾匁”（第541页），《嘉永三年戌五月/酉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天草难船/书籍元帐》记载“芥舟学画编一部一包/六匁弐分”（第549页）。以上三种原书均藏长崎县县立长崎图书馆。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年版。

(4) 转引自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624頁。

(5) 同上书，第475页。

(6) 以上有关田结庄氏的介绍，据天坊幸彦《田结庄千里翁传》第一章引田结庄邦光自撰「履历书」，及天坊氏文内其余章节的相关介绍，文载『ヒストリア』第十四号1956年版、60—76頁。另参照了田结庄氏稿本《芥舟学画编》评注本的相关部分。

(7) 参见下节所引东大本《芥舟学画编》卷末刊记。又井上隆明《改订增补近世书林板元总览》记佐佐木九如堂于“明治十一年顷上京”，青裳堂书店1998年版，第336—337页。

(8) 佐佐木未加任何说明即将相马肇为弘化本所撰注释悉数移入其新刊本，盖因至明治十二年此新刊本出版时，相马肇已先此于同年3月去世了。

(9) 按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现藏多种田结庄邦光手稿，凡署字者皆题“齐治”，无一题“斋治”者，参见《大阪府立图书馆特别集书目录 玄武洞文库解题目录》，清文堂1973年版，第37—41页。又，古人名字相配，字“齐治”显然源自“休齐治平”之古训，与“邦光”尚有关联；而“斋治”则似难以说通。

(10) 从《和刻本书画集成》所收此明治刻《芥舟学画编》后印本的影印本看，内封及卷末刊记中原来误刻的“斋”字，已均改正为“齐”字。又，后印本断口明显，此似可证明后印距初印已有不少的年份。西川宁、长泽规矩也合编《和刻本书画集成》第五辑，汲古书院1976年版。

(11) 有关鼇头本内容的变迁，可参阅高山节也「和刻本漢籍鼇頭本について」、『日本漢文学研究』第3号、二松学舍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

(12) 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本与东大本讹误情形相同。

(13) 据京都府古书籍商业协同组合2000年6月出版的『改订版京都古書店巡り』97頁，佐佐木九如堂当时尚存，其店址在今京都丸太町通寺町通附近。2008年10月笔者走访其附近旧书店，据告佐佐木九如堂数年前已关闭。

(14) 关于藤本清治郎的详细生平，现在尚无法知道。丸山季夫著《国学者杂考》附有《刻师名寄》一册，其中著录藤本氏的名字，所据亦仅有此明治十二年刻《芥舟学画编》。《国学者杂考》附册《刻师名寄》（日文版），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140页。

(15) 这一点在《和刻本书画集成》第五辑影印的本书后印本中尤其明显。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后印本的序文部分的外匡是四周单边，而初印本相同部分的外匡是四周双边。两者之所以不同，盖因其套格的版片至后印时或已磨损，或已佚失，故另刻一块代替。

(16) 当然，由于明治刻本《芥舟学画编》的红印界线和墨印文字间距离稍大，实际上是先红印套格还是先墨印文字，还有待研究。

(17) 这也可以想象为正文墨印部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