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雄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渊远流长，存世资料繁多。我们在讲授《日本文化史》时极易让学生陷入死记硬背之中。本文试图以紫色为论题，通过分析多种史料，不仅让学生了解史实，而且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通过比较中日两国文化对紫色认识的异同，来揭示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
色彩是文化之一。古代中国的色彩观植根于阴阳五行的宇宙论，而日本的色彩观则大量接受了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可以列举出奈良明日香村龟虎古坟的玄武和高松冢古坟中的青龙、朱雀、玄武、白虎，这种独特的色彩观完全是来自中国文化的移植。日本最初的色名为明、显、暗、漠(1)，从其假名读音可看出有青龙、朱雀、玄武、白虎的影响，但就字面意思看，它们显然起源于光线的明暗浓淡，色彩学的意义还不强。之后，它们才成为代表某种颜色系统的名称，最后才形成指称特定颜色的色名。
无论东方西方，紫色如今都被认为是高贵而神秘的颜色。但在中国古代，紫色曾有时期被视为卑俗之色，而在日本，却一直被尊为帝王紫，还被配置为冠位十二阶之首。本文想通过比较中日两国文化对紫色认识的异同，来揭示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
1．扎根于宇宙论的中国色彩观——阴阳五行与五色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中核是阴阳五行学说，即：万物皆因日月阴阳和木火金水土五行而生。就方位而论，是以土为中心，东为木，南为火，西为金，北为水，包括季节、色彩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归纳入这个阴阳五行学说。《礼记·月令》就说，天子于立春骑青马，穿青衣、佩青玉，在东郊迎接春天的到来；立夏时则穿赤衣佩赤玉于南郊迎夏天；立秋穿白衣佩白玉迎秋于西郊；立冬则穿黑衣佩黑玉迎冬于北郊；暑伏时，穿黄衣佩黄玉居于中央的大庙。这里，东南西北中五方配木火金水土五行，如果加上五色，则为青、赤、白、黑、黄。这五色为正色，比中间色更为重要。古人把色彩和方位的关系加以神格化，就产生了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中——天子的独特思想。
鉴于色彩的重要性，作为自己的代表色，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崇尚青，其后的殷朝则重视白，周朝看重红，秦始皇尚黑。由此可见，色彩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被认为与社稷大政、国家盛衰密不可分。以至于当看见中间色的紫色盖过正色——红色时，一心克己复礼，以恢复周朝文化为理想的孔子不得不大为叹息：“恶紫之夺朱也。”(2)
2．被视为卑俗之色的中间色——紫色
中国文化重名轻实的倾向比较严重，一味强调正统，是故历朝名实之争特别繁多。这可以用孔子的名言作为代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论语·子路第十三》）颜色也不例外，青、赤、白、黑、黄这五色被定为正色，具有神圣的地位。在重视正名、正色的正统性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中间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礼记·玉藻》中说：“衣正色、裳间色。”也就是说，上身衣服颜色必须用正色，只有下身内衣才可使用中间色。作为中间色的紫色，当然也属于鄙俗之列了。哪怕到了王莽（在位8—23）之时，仍有如此规定：“紫色蛙声，余分闰位。”(4)（《汉书·王莽传赞》）应劭解释说：紫，间色；蛙，邪音也。也就是说，色之间色，乐之淫声，皆非正统。作为中间色的紫色等同于蛙声邪音，这在《论语·乡党第十》中更能得到印证：“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衣。”(5)即：君子不用深青透红和黑中透红的布匹来做衣服的镶边，红色和紫色的布不能用来制作家里穿着的便服。孔子在《论语·阳货》也表明：“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6)
3．楚文化和秦文化中的紫
相对于重视正名、正色的中原文化，秦楚文化应属于边缘文化，较少受到正统文化的束缚。与中原文化的色彩观不同，在中原被视为鄙俗的紫色在楚文化和秦文化中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人们基于对紫色直观地感受到的美感，无拘无束地赞美紫色。我查阅屈原的作品发现，《楚辞·九歌》中紫字出现过三次，都是用作褒扬之用：“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7)（《河伯》）“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匊芳椒兮成堂。”(8)（《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9)（《少司命》）
兵马俑驰名中外，可谓是秦文化的精髓，兵马俑身上原来有色彩，但其着色现在几乎褪尽，不过，依稀可以从兵马俑身上发现些许美丽紫色。崔豹在《古今注·都邑》记载：“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紫塞往往被与青色搭配，构成了一组颇为协调的色调，如：鲍照《芜城赋》：“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唐朝李峤《道》：“紫徼（北方边塞）三千里，青楼十二重。”这种青与紫的搭配与《楚辞·九歌》中的“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紫色地位的上升
“恶紫，恐其乱朱也。”从孔夫子这一担忧本身也可以窥得一些信息：作为中间色的紫色已有可能比正色之朱更容易受人欢喜。尽管紫色被正统文化视为鄙俗之色，但它那神秘高贵的色调依旧博得人们的青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一段记载就表现出了当时的情形：“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10)孔子再怎么恶紫之夺朱，终究抵挡不过大众对美丽的追求。齐桓公喜欢穿紫色，不仅造成了紫色风靡齐国，而且使得紫色布帛价格暴涨，这种情形丝毫不亚于如今对流行色的追求。
在春秋晚期礼乐崩坏的时代，紫色甚至成了某些君王的御用颜色，成了权势的象征，臣子擅用就可能获罪。史载卫国的浑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坦裘，不释剑而食。大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子”（《左传·哀公十七年》）。浑良夫因紫衣、坦裘、带剑三罪而丧命。尤其是“紫衣”，乃触犯了君王禁色，自然会被课以重罪。
此外，紫色对天文、宗教也有一定影响。紫色位于红与蓝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捉摸的特性，因而，被看作种不可思议的神秘颜色。可能正因为带有这种神秘性，它才会和道教等结缘，而被作为高贵之色吧？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中，范蠡夜观天象，仿天上“紫宫”而筑小城。“紫宫者，太一之居也。”(11)（《淮南子·天文训卷3》）紫宫，也就是紫微宫，是天帝的住所。模仿天上紫微宫而建造的当然是人间天子的住处，故而，紫宫、紫微宫以后就成了皇宫的代名词了。就如《文选·左思咏史之五》“列宅紫宫里，飞云若云浮”(12)。汉武帝极其喜欢紫色，他“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帷”（《太平广记·卷第三·神仙三》），在汉代，“紫青”已成为贵官高位的代名词了，“相国、丞相……皆金印紫绶”(1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后世皇帝诏书所用的印泥称紫泥，皇帝的车辇称紫轪，紫青、紫衫、紫服也成了达官贵人的代名词了。唐朝由于道教的影响，紫色地位飙升。太一，原本是指万物之本，后来用于指称北极星。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座是紫微宫，北极星还被神化为北极紫微大帝。由于紫微星、紫宫、紫皇、紫气等词语把紫色推到极其崇高的地位，“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杜甫在《秋兴》中把紫气和瑶池相提并论了。而明清的紫禁城可以说把紫色推到了极致。
紫色在唐诗中的美丽意境也不胜枚举。笔者利用多种网络资源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书籍中“紫”字出现的频度很低，以后逐渐递增，在唐诗中大量出现。如果说宋代的流行色是红+绿，那唐朝的流行色无疑是紫+黄和紫+红。在唐诗中，和紫色搭配成美丽色调的举其荦荦大者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类。
（1）紫与黄、金的组合
紫与黄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钱起《阙下赠裴舍人》）
紫与金
顾无紫宫宠，敢拂黄金床。（李白《秦女卷衣》）
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
（2）紫与青、翠、碧、绿、苍等的搭配
紫与青
紫塞白云断，青春明月初。（陈子昂《春夜别友人》）
芜没青园寺，荒凉紫陌田。（杨炯《和旻上人伤果禅师》）
紫与翠
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李白《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
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紫与碧
落落树阴紫，澄澄水华碧。（卢照邻《九陇漳集》）
泉呜碧涧底，花落紫岩幽。（卢照邻《过东山吝曰》）
紫与绿
花开绿野雾，莺啭紫岩风。（卢照邻《入秦川界》）
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杜甫《天育骠骑歌》）
紫与苍
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杜甫《重题郑氏东亭》）
（3）紫与赤、丹、朱、红的搭配
紫与赤
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李白《秦女休行》）
紫与丹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岑参《寄左省杜拾遗》）
列室窥丹洞，分楼瞰紫烟。（王勃《三月曲水宴得烟字》）
紫与朱
云生朱络暗，石断紫钱斜。（李贺《过华清宫》）
春风开紫殿，天乐下朱楼。（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其六》）
紫与红
紫鳞掣芳饵，红烛然金盘。（岑参《陪群公龙冈寺泛舟得盘字》）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
（4）紫与玉色、白色等的组合
虏入白登道，烽交紫塞途。（陈子昂《答韩使同在边》）
东望白阁云，半入紫阁松。（岑参《因假归白阁西草堂》）
载玉女，过紫皇。（李白《飞龙引二首》）(www.xing528.com)
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七》）
1．作为表音文字的“紫”
众所周知，日本以前没有文字。成书于平安初期的《古语拾遗》开头就有：“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14)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百济博士王仁将儒家典籍《论语》和《千字文》等传入日本，据认为这也是日本接受汉字之嚆矢。之后，日本出现过全盘接受汉文化的同文时期。当时的日本把汉文作为“真名”（具有实义的文字），以后逐渐又产生以汉字来标注一些日本固有语言的发音，形成了其独特文字——假名。“紫”字在日本似乎也经历类似过程，这个汉字当然来自中国。《古事记》中已经出现“紫”字，比如“筑紫”（九州的古称）的“紫”，但它只是作为表音符号而出现，并非色彩学意义上的紫。
2．全盘接受中国的色彩观
随着大量汉籍传入日本，日本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日语汉字中也保留了和中文意义相同的紫字，日本也借用“紫禁”、“紫宸殿”来表示与天皇有关的事物。也用“紫绀”、“紫烟”、“千紫万红”、“紫根”等来表现颜色的色相。
3．"MURASAKI"（紫）的登场
如前所述，日文中“紫”这个汉字源自中国。日本的紫色概念也来自中国。日语中的"MURASAKI"（紫）是指紫草。紫草的根茎——紫根是作为“对万病皆有效的魔幻中药”（牧野富太郎著《日本植物图鉴》）而传入日本。《万叶集》中有用万叶假名“牟良佐伎”来表记紫根，比如东歌3500“紫草连根可用尽，人家可爱女，尚未尽意寝”(15)。
紫根具有解热解毒的特效，也可用于治疗某些皮肤病。据传江户时期的一代名医花冈青洲就曾采用紫根制作了“紫云膏”，是疗治痔疮和烫伤的特效药。古代中国曾从紫根中提取紫色来做染料，此法很早就传入日本，这可从日本的印染史中得到佐证。紫色作为高贵的颜色被大量使用于染织、和服色彩搭配。
紫草也开有可爱的白色小花，日本很早就有栽培，而且在日本文化中占很高的地位。《万叶集》中吟咏紫色的和歌有17首。尤其是额田王与大海人皇子的赠答歌更是传唱至今，脍炙人口。风姿绰约的才媛额田王已被天智天皇纳为嫔妃，某日伴驾游猎蒲生野，见到前夫大海人皇子挥袖示爱，不禁吟诗相劝：“紫茜围猎场，君马正徜徉。岂不虞人睹，君袖乃尔扬。”但大海人皇子难抑相思之苦，竟然答诗一首：“紫茜同妹艳，往来围猎场。何至他人妇，思慕断我肠。”(16)（《万叶集》卷1—20，21）可谓情真意切，也惨痛悲绝。
紫色以其高贵优雅的色相，深得平安贵族的喜爱。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把才色兼备的绝代女子称为紫上，一代才女清少纳言也在她的名著《枕草子》中对紫色也颇多称赞。《宇津保物语》中有“能驾紫云的七位天仙”(17)。文化文政时期（1804—1830），日本酱油比盐贵7—8倍，也由于它的颜色看似暗紫色，人们便把它美称为MURASAKI（紫）。直至今日，在一些颇有教养的女性中，还沿用着这一美称。
4．紫与《冠位十二阶》
早在钦明天皇十四年（552），包含有色彩观念的阴阳五行，记载正史的历书就已经传入日本，但日本的拿来主义是有选择性的。我国《礼记》中曾规定：“衣正色、裳间色”，但在日本，却没有把紫色作为鄙俗之色的传统。无论是作为药草的紫根还是用于印染的染料，紫色在日本都是备受重视，而当紫色被结合至冠位十二阶中时，它在日本文化中又新增了一层非凡意义。
圣德太子以前的时代，日本豪族世袭特权，秩序混乱，为了加强统治，圣德太子参照了隋、百济、高句丽的官位制度，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等，以朝廷、当政者的角度将各豪族、氏族加以秩序化。授予冠位，已不完全看出身门第的贵贱，而较多地依据该人对朝廷的功绩大小。冠位制的实行，使得政府能广纳贤士以为我用，又能削弱豪族势力，巩固皇权。圣德太子实施了这一系列通往律令制的改革，也利于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律令国家和中国进平等的外交活动。
所谓的《冠位十二阶》，就是把紫、青、赤、黄、白、黑这六种颜色按顺序排列，按照其浓与淡分出为十二阶。这十二阶与冠位相关联，就产生出令人一目了然的官位等级。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十一年）记载，圣德太子于“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升十二阶，并以当色缝之，顶撮总如嚢，而著缘焉，唯元日著”(18)。也就是以德、仁、礼、信、义、智配紫、青、赤、黄、白、黑这六种颜色。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太子在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外引进了德，并把德置于五常之首，又在阴阳五行说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之上加上了紫。
显然，圣德太子受到了中国和百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他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的色彩观，而是以汉文化为基础，打破了中国的五常、五色的规范，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色彩思想。通过对这种色彩思想的分析研究，我们将发现一些曾被人们忽视的史实。
5．紫被配置在冠位十二阶之首的原因分析
（1）作为新兴国家的平等外交意识
据《隋书·倭国》：“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如果这是夜郎自大，那自当别论。但当时的日本大量引进汉文典籍，以我国为楷模认真学习，应该非常熟悉中国情况。向中国派遣隋使的一大目的就是采购中国的典籍。中国把皇帝尊为天子，而日本居然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其想超越中国的意图应该十分明显。
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日本命小野妹子率遣隋使出使中国。小野妹子递交的国书里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的记述，隋炀帝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倭王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是对他的不敬。便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倭国传》）因为当时周边诸国对中国大多执臣子之礼，不敢拂逆中国天子。不过，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日本国书也可能不是对中国傲慢无礼。所谓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可能出典于《大智度论》：“日出处是东方，日没处是西方，日行处是南方，日不行处是北方。”《大智度论》的隋代抄本残卷现存于正仓院《圣语藏》，圣德太子曾在《维摩经义疏》引用过。而依照佛教流布，西方乃佛祖圣地，极乐之土，东方则需接受教化之地，东野治之由此认为，“日没处天子”的称呼至少不含贬义。但是，即便不含贬义，以当时一个偏野小国而与大隋天子并称，不能说没有分庭抗礼的意味，更何况倭王还曾“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呢。
从以上两例不难看出，尽管日本当时全盘汉化，但依旧存在着强烈的平等外交意识，从骨子里散发出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独立精神，表现出作为新兴国家的强烈平等意识。日本既想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但中国是如此庞大，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这种强势文化所淹没，而日本岛内无论哪股政治势力若与中国联手，对于日本执政者来说恐怕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一直是日本国的为政之道。
在五常之上冠以德，构成“德仁义礼智信”的六阶序列，这种排列最早见于5世纪的道教经典《太霄琅书》，这部典籍也被记载于贞观十七年（875）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但圣德太子是否读过此书尚不得而知。如果只是因为道家和道教都崇尚紫色，而《太霄琅书》中有以“紫天”、“紫清”、“紫晨”比喻仙界，就由此推导出《冠位十二阶》以“紫”配“德”并冠于五常之首，就是来自道家和道教的影响，这恐失之草率。而在十二位阶中，德之所以被置于仁之上，笔者认为，下述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战争频仍，杀伐之气严重，对于那时的中国而言，仁慈之心最为重要。而圣德太子掌权时，日本正处在规范典章仪轨制度时期，强调的是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合理治理国家。要平衡豪族权势，决定冠位施政则德不可或缺，以德才能服人。就像日本所有年号皆来自中国典籍，日本的这种治国方略很可能出自《论语·为政第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9)“为政以德”，正是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要义。具备德政，就会“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庶几也可认为是紫宸、紫宫之嚆矢。因为北辰就是北极星，也叫紫薇星，接受众星拱卫，则德政昭然。在这里，原本毫不相干的德与紫，终于联成一体，宛如珠联璧合。鄙人的揣测也可以用《十七条宪法》来参证，圣德太子垂示群臣的训诫首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它也来源于《论语》。如果研读《十七条宪法》，可以发现其大部分都来自儒学，尤其是受到《论语》的巨大影响，受佛教的影响倒相对很小。
（2）与历书的关联
《冠位十二阶》是日本当时典章制度的集中体现。圣德太子于推古十一年（603）制定《冠位十二阶》，并于翌年颁布《十七条宪法》，同年九月又确立了朝礼之法，明确了皇位的尊严和君臣之别。这一系列的重要举措的出台不会是心血来潮，里面似乎蕴藉着某种深意。我查考到推古十一年恰逢甲子，熟知历书、遁甲、方术等的圣德太子于甲子年推出《冠位十二阶》，应该有时间上的考虑。《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中有记载：“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也是在甲子年，“（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20)（《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圣德太子于甲子年推出《冠位十二阶》，是否也是一种“慎始初”？
（3）突破中国的色彩观
日本律令制度几乎是中国制度的翻版，但持统七年（697），天皇下诏：“天下百姓服黄衣、奴服皁。”(21)（《日本书纪·卷第三十》）把中国皇帝的专用颜色——黄和官员衣服颜色——黑，让日本百姓和奴才使用，使之变成庶民之色，这完全脱离了中国的色彩体系，是突破中国色彩观的明证。把紫色置于五色之上，既可能有道教的影响，更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
（4）与圣人的关系
对中国人来说，圣人是令人敬畏、肃然起敬的一种存在，人们的理想是向圣人学习，希冀有朝一日能脱凡入圣，即便是一代名君唐太宗，其德也被褒奖为“齐圣”（《旧唐书·本纪第一·太宗》）。对此，日本却不是“齐圣”或脱凡入圣，而是希望超越圣人。太安万侣撰写的《古事记·序》中记载有“（天皇）名高文命、德冠天乙”(22)，即：天皇要名声高过夏禹，道德胜过殷汤。
确定冠位是为了理顺上下秩序、实行礼治，冠位上配以颜色是为了更容易识别等级。但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已不是单一的视觉识别方法。配置在位阶的颜色也不是单纯的颜色，其背后还有冠位，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存在着日本人脱离中国影响的努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紫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由植根于宇宙论的色彩观逐渐走向对其物理性质的重视，趋于对审美视觉的推崇；而在日本文化中，并没有接受孔子“恶紫夺朱”的陈腐观念，而是在把紫色尊崇到最高位的同时，日本人显现出了本民族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由全面汉化向日本化转变和发展。
（本文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以《论中日文化中的紫色》为题，发表于陆红菊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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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田泰弘『新版 色の手帖』、小学館2002年、242頁。
(2)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379页。
(3)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282页。
(4) 班固《汉书》第1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94页。
(5)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209页。
(6)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379页。
(7)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8) 同上书，第36页。
(9)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0页。
(10) 《诸子集成5韩非子集解》，上海书店1986年，第210页。
(11) 《诸子集成7淮南子·天文训卷3》，上海书店1986年，第39页。
(12) （南北朝·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90页。
(1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24页。
(14) 伊藤正雄、足立巻一『要説日本文学史』、社会思想社1982年、18頁。
(15) 佐々木信綱編『新訂万葉集』、岩波書店1992年、126頁。
(16) 同上书，第49页。
(17) 永田泰弘『新版色の手帖』、小学館2002年、134頁。
(18) 小島憲之『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日本書紀②』、小学館1996年、541頁。
(19) 《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第20页。
(20) 〔日〕平冈武夫主编：《唐代的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1) 小島憲之『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日本書紀③』、小学館1998年、535頁。
(22) 倉野憲司校注『古事記』、岩波書店1993年、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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