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昇
古代帝国强大与否，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帝国而言，与周边的关系归根结底体现为能否确立一种国家间关系的秩序原则，以此整合国家间关系，形成以此帝国为中心的世界。汉唐帝国通西域，征高丽，都是基于其世界战略而采取的行动。隋唐与朝鲜三国的关系，应该置于此视野中进行研究。
在唐朝前期，朝鲜半岛的问题尤为复杂，不如汉代单纯。汉武帝征高丽，除了建立东方秩序的大战略外，还有斩断匈奴与东方的联系，由东夹击的考虑。而当时朝鲜没有堪与汉朝对抗的实力，故汉朝顺利占领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将其纳入汉朝领土。这是中国在东方领土最大的时期。五胡十六国时代，东北鲜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逐鹿争霸，致使东北后方空虚，高句丽族崛起，攻占乐浪郡，推翻了汉族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进而向东北扩张，一直推进到辽河流域。此扩张势头，被北魏所遏止，故高句丽转而南下，与百济相争。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均有重振帝国的雄心壮志，在顺利打通西域之后，回过来解决东方的问题。而朝鲜半岛的问题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而艰巨。1994年，我曾经用日文撰写了『隋と高句麗の国際政治関係をめぐって』，发表于『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日本，汲古书院1995年版）。这篇文章，我着重分析了学界尚未注意的北齐残余势力、营州刺史高保宁在东北地区抵抗北周统一的情况，引用朝鲜古史料，考证北周宇文神举军队在东北受挫，是由于高句丽军队突然介入战斗所致。从而揭示了高句丽问题与中国内政有着直接的关联。实际上，中国内乱时，常引外敌为奥援，北周末年尉迟迥起兵时，“北结高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2)；隋末杨玄感反叛，其党羽斛斯政“亡奔高丽”(3)等，可资证明的例子多在。因此，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朝鲜半岛的问题包括三个层次，底层是收复辽东领土问题；中层是内乱与外患的呼应勾结，遂成国家心腹之患；上层是东亚世界的国家关系秩序(4)。隋唐两代一定要让朝鲜半岛的国家臣服，其思考超越了一般意义的领土争执，而更加注重上述中、上两个层次的根本战略。隋炀帝戏剧性地进行的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就蕴含着这种意思。他极其夸张地动用一百多万军队，以及数百万民夫，漫山遍野地杀向辽东。种种违背军事作战原则的做法，出自身经百战的隋炀帝，只能说明其用意不在于战，而主要在于威吓，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略企图的背后，正反映出其目的在于使高句丽臣服的全局思考。我们不能因为隋炀帝的失败而不去研究他，甚至以嘲笑责骂代替研究。否则，唐朝的高句丽政策也难以得到阐释。实际上，唐朝大致继承了隋朝处理东亚问题的政策。我的这篇论文因为是用日文发表于日本，所以，后来遭到一些人的不正当抄引发挥，甚至以我的考证或观点敷衍成文，反过来教训我要如何进行研究(5)。在这里，我将一如既往，不同这种伎俩纠缠，而继续进行研究，在前文的基础上，分析唐高宗出兵百济的目的，唐朝决策者与战地指挥官对形势的不同判断，新罗的立场和日本介入朝鲜战争的问题，考察唐朝贯彻国际战略与东亚各国的利益冲突，通过各方的斗争与调整，形成以唐朝制度、文化为纽带的东亚世界，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做一些必要的铺垫。
唐高宗出兵百济，使得唐朝征伐高句丽的战争迅速扩大，到日本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同唐军决战，标志着东亚各国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各国国家利益相互纠缠，激烈碰撞，反而把东亚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加速了东亚世界的形成，白村江之战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关于白村江之战的研究，日本学者起步甚早，最重要的研究是池内宏发表于1932年的长篇论文「百濟滅亡後の動亂及び唐·羅·日三國の關係」(6)，文章考证了与作战有关的若干地名，订正古代文献特别是《日本書紀》记载的讹误，详细论述了当时有关各方的作战经过，成为研究白村江之战必读的经典之作，后来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白村江之战的论文，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池内宏讨论的范围。1945年以后，日本史学界对军国主义时期的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石母田正《论古代的帝国主义》呼吁学者从东亚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白村江之战的历史意义，得到积极的响应。就白村江之战本身的研究而言，日本学者进一步对《日本書紀》的记载进行文献学的批判订正(7)，最重要的成果有八木充『百濟の役と民衆』(8)，根据日本军队前、中、后军的组成，指出参战的日军为地方豪族各自统帅的武装，拼凑而成，没有垂直的指挥系统，所以，失败是难免的。此论一出，反响甚大，几乎成为定论。鬼头清明「白村江の戦いと律令制の形成」和『白村江』(9)，肯定八木充的观点，但是，对于八木充把前、中、后军解释为按照征兵地区编制而成的见解提出修正，认为应是按照出兵时间区分的。笠井倭人『白村江の戦いと水軍の編成』(10)，则分析日本水军的组成情况。
自从八木充提出日军由地方豪族武装临时组成的观点之后，日本史学界便将此作为日军大败于白村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此观点的证据相当薄弱，推测的成分太大。首先，前、中、后军的军队编制，日本乃至世界各国自古以来均采用过，不能证明不存在统一的垂直的指挥系统。其次，《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元年五月”条明确记载：“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罗夫连等”，出现“大将军”这一表示军队统一指挥系统存在的职务。鬼头清明认为这是用日本实行“律令制”以后的军职追记前事，故予以否定。然而，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此结论还是下得太快了。上述笠井倭人的研究证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日军主要作战部队的水军，将领基本上出身于京畿地区的豪族，在日本朝廷任职，多与水军关系深远。日本朝廷本来就是由京畿地区的豪族构成，因此，他们就是朝廷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构成者，难以视为不属于朝廷的地方豪族武装。而且，森公章的研究表明(11)，日军士兵征调的地区颇广，远远超出京畿范围。我想这说明士兵与将领出身地并不重合，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将领的私属武装，而是国家征发的兵员，将领则从朝廷官员中委派，正说明这支军队不是各地豪族武装临时拼凑而成的。实际上，在日本实施“律令制”之前，朝廷军事力量就是以京畿地区出仕朝廷的豪族为基础组成的，这是当时日本政治的现实与特点，而不是白村江之战才出现的特殊现象。第二，日军的每一支部队，由冠位上四、五位的两位将军统领，明显具有上下区分，因此，日军序列井然，并非没有上下关系的指挥系统。“大将军”记载不宜轻易否定，即便是用后来的官称追记，也不表明日军将领之间没有上下统属关系。实际上，日本决定出兵百济，是经过反复权衡和准备的，绝非仓促上阵的乌合之众。前、中、后军编制既非反映士兵征调的地区，也不表明出兵的时间顺序，日本朝廷也不至于愚蠢到用这种编制组织军队投入战斗。前、中、后军是军队作战的序列。所以，日军兵败白村江的主要原因，从日本军队组成上是得不到解释的，这也正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韩国学者对于白村江之战也进行了许多研究。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绪论”对韩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作了介绍，故此不再赘述。值得高兴的是白村江之战的意义和影响，随着东亚世界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密切，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2003年9月，在当年白村江之战的古战场，韩国公州大学主办了有中国、日本和韩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从学术史、历史地理、文献学、国际关系史等各个方面，对白村江之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许多有益的成果。1341年前东亚各国参加的这场战争，今日同样应该通过东亚各国学者的合作研究才能揭示其全貌，取得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因此，我十分乐意提出一得拙见，积极参加学术讨论。
唐朝为什么要发动对百济的战争呢？
当时和现在，存在着各种说法，我觉得唐朝镇守百济的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的话，至关重要。660年，唐朝名将苏定方率水军渡海灭百济后，留下刘仁愿和刘仁轨戍守百济，班师回朝，旋率唐军自北方战线大举征伐高句丽，推进到平壤，战至661年9月，未克，撤回辽东。唐朝南方战线的刘仁愿和刘仁轨，受到百济复国势力的强大压力，在苏定方后撤之后，愈显孤立。高宗允许他们收缩战线，乃至撤军回国，提出两个方案，供他们斟酌选择：
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12)
亦即：第一，自百济退入盟国新罗境内；第二，自海路撤回唐朝。对于这两个方案，刘仁轨均认为不妥，他对希望班师的将领们分析形势道：
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13)
在此，刘仁轨提出了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坚守百济。刘仁轨在朝鲜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深受武则天倚重，长期担任宰相要职。他本人并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故他对局势的把握，主要着眼于政治考虑。而上述形势分析，是在百济唐军统帅部内进行的，所作出的决断，将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其分析可以视为对当时战局的真实写照，而不同于外交辞令(14)。据此可知，唐朝出兵百济，目标仍在于灭亡高句丽。也就是说，唐朝开辟百济战线，是为了从南面夹击久攻不下的高句丽。南方战线依靠水军来完成，出兵规模、后续增援和辎重运输的规模都不可能太大，所以要依靠盟军新罗紧密配合，难以由唐军单独承担，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其于唐朝的作战上属于辅助战线。如果因为此战线的开辟而致使唐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辽东主战场，那就不符合唐朝的战略。因此，当百济地区战事胶着时，尤其是在辽东战线的唐军停止进攻，使得高句丽得以喘息，能够掉头向南面的唐军发动攻势时，高宗便考虑让南面的唐军撤退，以免被歼。这充分表明了高宗对南部战线的基本立场：要使得南部战线的战略价值增高，就必须依靠南线唐军自己去创造。刘仁轨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要坚守百济，相机出击，打开局面，然后争取朝廷支援的战略方针。显然，刘仁轨想走活南线这步棋，以免前功尽弃。当然，他对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过认真的衡量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刘仁轨对于唐朝开辟南方战线的分析，并非一时之言。他曾经多次谈到唐伐百济的目的，前后一致，并无二辞，说明他对唐朝最高战略决策有着深刻而正确的领会。664年10月，刘仁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15)
此时，白村江之战结束，唐军在百济立足已稳，朝廷考虑轮换前线将士，派先期回国的刘仁愿统帅新军接替刘仁轨旧镇之兵，刘仁轨对刘仁愿说：
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16)
刘仁轨在三个重要场合所说的话，都指出出兵百济是为了平高句丽。
征伐高句丽，是隋唐两代构建天下秩序的既定战略。但是，具体的战略因素是随着时间和形势转变的。就唐太宗朝而言，征伐高句丽的原因，又增加了报辽东子弟之仇；雪前朝兵败之耻，扬唐朝国威；以及不遗患于后世（柔弱的高宗）的考虑。但是，在唐太宗的战略擘画中，并没有把百济列为打击对象。诚然，唐太宗在贞观十七年（643）考虑出兵征伐高句丽前夕，曾经对前来求援的新罗使者说过：“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但是，这是同新罗使者讨论如何解救新罗困境时说的(17)，参照唐朝实际采取的外交行为，只能视此为外交场合的应对。
唐朝与百济的关系，不能与高句丽相提并论。在历史上，百济一直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同南朝关系极其亲密，大量吸收，甚至还向邻国中转输出南朝文化，成为东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18)。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百济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战略和野心的大国。从其与高句丽、新罗在敌友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的变化来看，百济所谋求的是确保国家利益不受侵犯，一旦受到侵犯，则不惜同往日的敌人联手对付今日的敌人。百济所谋求的利益，局限于朝鲜半岛，并没有与中国争雄抗衡的企图，也看不出有称霸东亚的野心。其与新罗的矛盾，源于土地为盟国新罗所侵夺，故转而同旧敌高句丽联合对付新罗。从历史到现实利益上，百济和唐朝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由于百济一直同高句丽有仇，所以，隋唐两代都积极争取百济，希望百济成为夹击高句丽的盟国。而百济也多次向隋、唐朝廷控诉高句丽(19)。正因为如此，所以，唐朝屡次派遣使者到百济和新罗，企图调和两国的矛盾，共同成为唐朝的盟友。
显然，打击高句丽，联合新罗，争取百济和日本，是唐太宗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既定政策，一箭双雕，构思宏大。当然，在新罗和百济之间，唐朝是有所侧重的。最初，唐朝对新罗的支持，基本上出自扶弱抑强的传统外交战略，但不针对百济。到了7世纪40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变。贞观十六年（642），新罗金春秋到高句丽，希望与高句丽恢复旧盟，却被高句丽扣押。金春秋逃回后，翌年转赴唐朝，与唐朝结为同盟，共同对付高句丽。金春秋回新罗后，立即全面实行唐朝制度的改革，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到唐高宗时代，新罗进一步采用唐朝年号，制定法律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完全向唐朝看齐。这样，新罗成为唐朝真正的盟友，唐朝在朝鲜南部的政策也发生变化，从对新罗、百济的中立逐渐转为倾向新罗。上述唐太宗对新罗使者提到越海袭击百济的方案，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唐朝对新罗的倾斜，是随着新罗的“唐化改革”而逐步加强的，故此时唐太宗所言，既是对新罗的鼓励和引导，也是一种试探。唐朝真正站到新罗一边，大概要到高宗时代。由此看来，新罗的国内政治改革，同与唐朝结盟互为因果关系。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变化，往往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刺激，并非完全出于主动，这是深值注意的。
在朝鲜南部以新罗为重心，争取百济和日本的政策，是唐朝的战略。然而，此战略构想首先在百济问题上就遭受挫折。唐太宗没有估计到百济对新罗的仇恨如此难以解消，态度如此顽固。如上所述，百济在中国分裂时期，与南朝关系极其亲密，而与北朝没有太多交往，和隋、唐两朝缺乏亲近感，隋朝打高句丽时，百济表面上支持，实际上采取骑墙态度，具体见于《隋书·百济传》。隋朝因为征高句丽而亡国，致使百济以为唐朝难以攻克高句丽，企图利用高句丽同唐朝的争斗作为盾牌，放手攻击新罗，获取现实利益。这种态度，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亲征而未能一举平定高句丽后，越发明显。从贞观二十年（646）起，百济就中断了向唐朝的朝贡(20)。百济要最大限度利用高句丽同唐朝的战争，乱中取利。而高句丽在新罗追随唐朝之后，面临南北受敌的严峻局面。只是新罗为百济所纠缠，腾不出手来攻击高句丽，但终是锋芒在背，寝食难安。故高句丽抓紧辽东战场一有喘息的机会，立即南下进攻新罗，欲除此患。此时此际，百济和高句丽在灭亡新罗问题上不谋而合，虽然各自的利益与目标不同，却有了共同点，迅速结成联盟。
新罗既然成为唐朝贯彻国际战略的盟友，唐朝当然不能坐视新罗被高句丽消灭。唐朝可以在辽东攻击高句丽来援助新罗，然而，现在增加了百济的因素，使得增援新罗变得困难，更不用说利用新罗来夹击高句丽。百济间接地妨碍了唐朝的战略，也就站到了唐朝的对立面上。尽管百济对新罗的攻击不是针对唐朝。
7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一变化，是唐朝没有充分估计到，也是不愿意见到的。实际上，直到贞观十八年（664）十二月十四日，唐太宗还下达了“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的命令(21)。因此，对于百济的这种变化，唐朝调整政策需要时间，而且，鉴于百济同唐朝在历史上无怨无仇，所以还是想通过劝和、警告的手段，让百济停止攻击新罗，避免矛盾升级。也就是说，终唐太宗之世，唐朝并未将百济真正列为敌人，也没有攻击百济的计划。
高宗即位后，对朝鲜的政策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从永徽五年（654）辽东重新爆发战事起，到显庆五年（660）为止，唐朝对高句丽发动多次攻势，兹列示如下：
永徽六年（655），唐朝为了救援遭到高句丽攻击的新罗，命令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部进攻高句丽，在新城取得胜利(22)。
显庆三年（658），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攻占高句丽赤烽镇，高句丽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反击，唐朝令契丹参战，破高句丽，斩首数千人(23)。
显庆四年（659），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等率军出击，破高句丽将军温沙门于横山(24)。
从永徽五年高句丽进攻新城，到后来唐朝的三次进攻，战线仍在辽东一带，可见这一阶段唐军未能突破高句丽的防御，并无重大战果，战局呈现胶着态势。战事长期拖延，对于唐朝是不利的。因此，必须再谋良策，打破僵局。
高宗对于百济的发言，见于永徽二年（651）致百济国王的玺书：
至如海东三国，开基自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近代已来，遂构嫌隙，战争交起，略无宁岁。遂令三韩之氓，命悬刀爼，寻戈肆愤，朝夕相仍。朕代天理物，载深矜愍。去岁王及高丽、新罗等使并来入朝，朕命释兹仇怨，更敦款穆。新罗使金法敏奏书：“高丽、百济，唇齿相依，竞举兵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镇，并为百济所并，疆宇日蹙，威力并谢，乞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若不奉诏，即自兴兵打取。但得故地，即请交和。”朕以其言既顺，不可不许。昔齐桓列土诸侯，尚存亡国；况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藩。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新罗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王。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三蕃无战争之劳。比夫流血边亭，积尸疆场，耕织并废，士女无聊，岂可同年而语矣。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新罗使节金）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25)
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件，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必要略作考订。
此件玺书收录于《旧唐书·百济传》和《全唐文》卷十五，前者文字稍有讹误，点校者已作校订。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二十《百济传》摘引时，省略为：
海东三国，开基旧矣，地固犬牙，比者隙争侵校无宁岁，新罗高城重镇皆为王并，归穷于朕，丐王归地。昔齐桓一诸侯，尚存亡国，况朕万方主，可不恤其危邪？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所俘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文字固然减省，但诏令原貌尽失，尤其是最后一句，意思全变。高宗说的是听任新罗与百济决战，若高句丽参战，将令契丹诸蕃攻打高句丽，使得高句丽无法介入。然而，经过《新唐书·百济传》一改，则变成听任百济决战，不但决战对象不明，而且，还误会为唐朝将令契丹诸国深入攻击百济。与原意相去甚远。
《新唐书·百济传》的误导，似乎影响了《资治通鉴》。因为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高宗永徽二年是岁”条记载：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这条记载颇可怀疑。首先，如前述，唐太宗曾下令百济进攻高句丽，故高宗没有约束百济不得与高句丽相攻的道理，相反，这正是唐朝所期望的。其次，高宗明确威胁要出兵讨伐百济，在中国和朝鲜的史籍里别无所见，亦即典据不明。因此，此条记载恐怕本于《新唐书·百济传》，乃以讹传讹所致。
从高宗甫立即罢辽东之役，到永徽五年战事重起，这段时间，是高宗重新确立东亚政策的重要时期。这件玺书恰好在此时期，对于了解唐朝的战略决策颇具价值。玺书所透露的几点信息，须加重视。第一，高宗是从“万国之主”的战略高度来处理东亚问题的，关涉唐朝的国际关系的宏图大略。第二，对于朝鲜南部局势，唐朝“以其俱为藩附，务在和睦”(26)，故一直在调解百济和新罗的纷争，对百济的警告，也仅限于牵制高句丽，让新罗与百济对等决战。也就是说，高宗虽然已经站在支持新罗的立场上，但还没有出兵攻打百济的考虑，大概对争取百济尚存一线希望。第三，新罗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已经确立，并以此展开对唐朝的国交。所谓臣属国，相互之间不得征战侵伐，有争执必须禀报盟主，听候裁判。新罗完全按照规则行事，赢得唐朝的支持。这也说明，唐朝与新罗的同盟，并非平等，而是从属性的。
由此可见，进攻百济也不是高宗最初的战略构想，而是随着时局推移逐步演变所致。促使高宗下此决心的因素中，百济的行为起了重要作用。自永徽三年以后，百济再度中断与唐朝的国交，同时对新罗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击。永徽六年（655），与高句丽、靺鞨联兵攻破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再次到唐朝告急求援，为此，高宗重开停止多年的辽东战事，进攻高句丽以解救新罗(27)。显庆三年（658），百济又再攻击新罗。这次进攻的情形，未见于唐朝史籍和《三国史记》，而仅见于日本使者自百济回国的报告：
又西海使小花下阿昙连颊垂自百济还言：“百济伐新罗还时马自行道于寺金堂，昼夜勿息，唯食草时止。”(28)
根据《三国史记》记载，显庆四年四月，百济再度进攻新罗，规模甚大，以致新罗国王准备亲自率兵抵御，同时派使者入唐求援。战争打到十月：
（新罗）王坐朝，以请兵于唐不报，忧形于色。忽有人于王前，若先臣长春罢郎者，言曰：“臣虽枯骨，犹有报国之心，昨到大唐，认得皇帝命大将军苏定方等，领兵以来年五月来伐百济，以大王勤伫如此，故兹控告。”(29)
有关这一年的战事，亦未见于两《唐书》，颇为重要。这是最初见到唐朝计划征伐百济的记载。长春罢郎是新罗抗击百济的烈士，所谓幽灵传言，当是新罗王遮掩消息来源的手法。新罗使者四月到唐朝，新罗王十月获得唐朝明年进攻百济的消息，从时间上算，应是新罗使者带回的消息。唐军越海长途奔袭百济，必须得到新罗的紧密配合，才较有胜算。因此，必须提前告知新罗国王。这是最高国家机密，故唐朝和新罗双方都要严加保密。由此判断，这条记载是可信的。那么，唐朝作出征伐百济的决断，恐怕就在显庆四年。此推断，也可以从日本方面的记载得到印证。《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五年（659）七月”条注引《伊吉连博德书》记载了唐朝给前来长安的日本使者敕书：
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逗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
促成唐朝决定征讨百济的主要原因：第一，打破唐军在辽东久攻不下的僵局；第二，百济已经不听命于唐朝，妨碍唐朝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意图，而这还伤害了唐朝的权威；第三，新罗一再请兵。
新罗请兵，对于唐朝的决断颇起作用。永徽六年请兵，唐朝发起辽东战役，予以支援。显庆四年的第二次请兵，大概促成了唐朝出兵百济。
对于唐朝而言，灭百济可以树立权威，以儆效尤。而且，与新罗连兵，可以实现南北夹击，使唐军主力得以突破高句丽防御，自北灭亡高句丽。
从朝鲜局势的演变，战事的发展，以及刘仁轨的话来分析，都说明唐朝征讨百济是高宗应对朝鲜局势演变而作的决策，主要还是为了早日灭亡高句丽，实现唐朝的国际战略构想。因此，进攻百济从属于灭亡高句丽，军事上考虑的因素颇多，并不是以攻占百济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弄清楚这场战争的性质，有助于理解后来唐朝对百济采取的政策。因为唐朝没有直接占领百济的野心，所以曾经考虑建立羁縻统治体制，扶植亲唐政权，尔后在新罗的坚决反对下，放弃这一构想，退出朝鲜南部，默认新罗吞并百济故地。主要的原因在于唐朝的目的限于构建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然而，唐军进入朝鲜南部，局势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罗请求唐朝出兵的目的、其与唐朝的利益关系，乃至日本对唐朝进军百济的利益冲突，都不能不凸显出来。
新罗遭受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打击，国家危亡，不得不完全投靠唐朝，抗衡强敌。如果说新罗投向唐朝，是朝鲜半岛形势所迫，那么，金春秋亲自到唐朝以后，看到唐朝的繁荣强大，应该就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唐朝，力图使得后进的新罗能够迅速强盛起来。所以，金春秋回国后，便在国内积极引进唐朝制度文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647年，金春秋、金庾信主导的中央粉碎了毗昙为代表的庆州门阀势力的叛乱，走上了与高句丽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由中央领导的集权化体制改革。648年，金春秋入唐，“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又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回国后，649年，新罗“始服中朝衣冠”；650年，“始行中国永徽年号”；651年，“贺正之礼始于此”；654年，金春秋即位后，即“命理方府令良首等，详酌律令，修定理方府格六十余条”(30)，迅速完成了国家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奠定了新罗与唐朝联盟最坚实的基础，并使新罗完全纳入唐朝国际关系体制之中。唐朝把新罗作为对高句丽作战的南翼，希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快打下高句丽。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后进国家迅速发展时期，往往带有向外扩张的倾向，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打破于己不利的国际秩序。6世纪前叶，可以看到新罗积极建立国内政治体制的努力，法兴王时代（514—540年），新罗颁布早期的律令，规定百官的秩序，保护佛教发展，并在536年建立自己的年号，称“建元元年”。从6世纪中叶起，亦即下一代的真兴王时代（540—576年）起，新罗从内政建设进而积极向外拓展，扩张领土，北取高句丽十余郡城；东占百济边疆，置新洲，引起同百济的激烈对抗，新罗杀死前来夺回领土的百济国王，两国同盟彻底破裂，反目成仇。百济在这种情况下，转而同高句丽联盟，共同对付新罗，而新罗也逐步靠拢隋、唐帝国，与之抗衡。
前已述及，隋、唐两朝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是为了重建国际关系秩序，故利用朝鲜三国间的对立与矛盾，全力制服桀骜不驯的高句丽。然而，新罗的战略目标显然与唐朝不同，在于借助唐朝的力量，扭转劣势，并尽可能扩张。至于扩张的限度到哪里，因为没有史料留存，难以判明。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在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之前，新罗恐怕还不会脱离现实到向往统一朝鲜。有一件当时的史料，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七》收录新罗文武王的信函称：
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我非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有。我平定两国，平壤已南，百济故土，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垂以计会，赐以军期，新罗百姓，具闻恩敕，人人畜力，家家待用。大事未终，文帝先崩，今帝践祚。
这是咸亨二年（671），唐朝与新罗关系破裂时，新罗文武王给唐将薛仁贵的报书。文中的“先王”，即金春秋。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唐太宗并没有进攻百济的计划，因此也不可能告诉新罗出兵的具体时间，甚至把军事机密宣告百姓，使之“具闻恩敕”。所以，这个所谓唐太宗与金春秋的约定，大概是新罗文武王编造的。首先，此时，唐太宗与金春秋早已逝世，死无对证。其次，如此重大的战果瓜分，竟是口头约定，又一个空口无凭。第三，约定的文辞，显然不是唐人所作，而是新罗人的汉语。第四，贞观二十二年金春秋入唐乞兵，以全面实施唐朝制度文化等内政改革承诺取悦唐太宗，双方结为从属关系，故唐太宗不可能与金春秋讨论瓜分百济事宜。第五，唐朝此时仍在争取百济，没有进攻百济的计划。第六，唐太宗征讨高句丽，乃至唐高宗征百济，都是从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战略进行的，唐朝对周边民族国家，一般不实行直接占领的办法，而使用羁縻制度进行笼络，尽量保持原有体制，培养亲唐人物执政，非但不进行掠夺，还经常给予扶持，因此，不可能用“山川土地，我非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有”这种霸道贪婪的口吻说话。不过，这种霸道话语恐怕不是全无所本。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当初，突厥进犯，李渊致书突厥可汗说：
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31)
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粗通文墨的强敌突厥可汗说的话。新罗文武王给薛仁贵报书的文辞，与此相近，可能是模仿此典故编造的。正因为这个所谓的“约定”漏洞百出，故文武王用“大事未终，文帝先崩，今帝践祚”来掩饰，欺高宗不是当事人，情况不明。
这封信的重要性，在于透过它可以了解新罗的战略意图和目的，也就是要借助唐朝之力，取得平壤以南的土地。
显然，唐朝和新罗在共同对付高句丽和百济问题上，利益一致。但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唐朝要建立以唐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新罗要夺取整个朝鲜南部；唐朝首先要灭亡高句丽，新罗要消灭百济。这种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在唐朝灭百济之后，逐步显露出来，首先表现在新罗对唐军的配合方面，微妙之处，远在长安的唐朝最高当局不一定体会得到，而身在前线作战的将领，最能体察。
首先，新罗对南部作战的唐军，接应配合，不尽人意。《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七》所录文武王给薛仁贵的报书中透露了不少信息。例如，661年：
熊津请兵，日夕相继。新罗多有疫病，不可征发兵马，苦请难违，遂发兵众，往围周留城。贼知兵少，遂即来打，大损兵马，失利而归。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福信乘胜，复围府城，因即熊津道断。
显然，唐军在百济遭遇百济反抗势力围攻时，新罗并没有倾力相助，而只派遣少量部队敷衍了事，以致局势顿然改变，无法形成唐军与新罗联合作战的态势。
其次，在对高句丽作战上，新罗更显得消极被动。这一年，唐朝从北面大举进攻高句丽，而南方战线由于唐军与新罗军不能全力配合，故北线唐军无功而返。这一年新罗是否发生严重的疫病，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六》里面全无记载，大概没有如此严重的疫病。故疫病是一种托词。
662年，支援北线对高句丽作战，新罗亦是消极，与高句丽稍交兵锋，旋退师而还。甚至在李勣最后总攻高句丽时，新罗的配合似乎也不太得力，以至战后李勣“漏云：新罗前失军期，亦须计定”(32)。
由此看来，新罗是有意识地在保存实力，尽量让唐军冲锋陷阵，摧破强敌，以图将来收拾局面。这是唐朝和新罗各自目标不同而必然出现的各行其是局面。
对于在百济前线同百济反抗势力殊死战斗的唐朝前线指挥官，当然比起遥远的唐朝中央更能够体察到新罗的意图，尤其刘仁轨是位政治家，对政治局势颇能洞察，所以才会在前述战情分析时指出：“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也就是说，如果驻守百济的唐军一旦退入新罗，就将丧失主动权，得到新罗善待，也不过是“羁客”；倘若为新罗并吞，那就“悔不可追”了。因为新罗与唐朝的矛盾还未彰显，所以，他也只能说到这里，但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了。不难看出，刘仁轨不但对唐朝中央的朝鲜战略有准确地把握，而且对于新罗的意图也有清醒的认识，因而颇怀戒备，他坚决不肯退入新罗，道理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从高宗提出唐军推入百济的方案来看，到此时，唐朝中央对于新罗在合作下面潜藏的战略意图，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然而，随着战事的进展，唐朝与新罗的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在重建百济新政权问题上，就是一次正面的折冲，可以看出双方的重大战略分歧。唐军镇压百济故地的反抗之后，新罗在短时间内与百济多次会盟，显得不合情理。上引文武王的报书透露了会盟的经过和内幕：
南方已定，……新罗即欲回还。杜大夫云：“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一城，虽未降下，即可共相盟誓。”新罗以为：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未降，不可以为既平；又且百济奸诈百端，反复不恒，今虽共相盟会，于后恐有噬脐之患。奏请停盟。
至麟德元年，复降严敕，责不盟誓。即遣人于熊岭，筑坛共相盟会，仍于盟处，遂为两界。盟会之事，虽非所愿，不敢违敕。
又于就利山筑坛，对敕使刘仁愿，歃血相盟，山河为誓：画界立封，永为疆界，百姓居住，各营产业。
文武王对新罗推三阻四不愿同百济会盟一事所作的辩解，透露了当时唐朝在重建百济问题上，与新罗颇有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新罗不肯与百济盟会，所谓百济反复无常等，均为借口。其时百济已经灭亡，唐朝想扶植原百济太子扶余隆重建百济新政权。这时候，根本谈不上微弱的百济威胁强大的新罗，新罗实际上是不愿意百济复兴。然而，新罗的反对将使得百济时刻面对其威胁而难以重建，唐朝就无法通过扶植亲唐政权来贯彻国际关系体制。所以，这场矛盾，实际上是唐朝同新罗战略利益之争。
唐朝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压新罗同百济会盟。据上引文武王报书称，唐军在百济地区扭转被围攻的局势，将百济反抗势力压缩在任存城时，就要求新罗同百济盟会。这个时间可以考定在龙朔三年（663）。也就是说，唐朝于百济地区胜利在望时，就开始谋划重建百济，采用的是唐朝对外广泛实行的用当地人统治当地的羁縻制度。这个计划不符合新罗占领整个朝鲜南部的目标，故新罗以百济尚未完全平定为借口，用拖延战术来表示反对。事情上报唐朝，唐朝中央应该认识到新罗有所图谋，所以“复降严敕，责不盟誓”。唐朝需要获得新罗不侵犯百济的盟誓，以作为重建百济的保证。在唐朝的压力下，麟德元年（664），新罗不得不在唐军统帅刘仁愿的主持下，派遣“角干金仁问、伊飡天存，与唐敕使刘仁愿、百济扶余隆，同盟于熊津”(33)。然而，新罗设了一个陷阱，国王不亲自参加盟会，而只让臣下代行，为日后翻案埋下伏笔。唐朝国际交涉的经验丰富，岂能不知新罗潜藏的用心。所以，翌年“秋八月，王与敕使刘仁愿、熊津都督扶余隆，盟于熊津就利山”(34)。盟誓的内容，除了对百济以往罪行的谴责外，最具实质意义的有两点，一点是上面引文中的划定疆界，永不相侵；一点是“各承诏命，永为藩服”。前一点意在约束新罗，后一点则是确认新罗和百济共为唐朝藩国，首先在朝鲜南部建立唐朝的国际关系体制。唐朝对此极其重视，故盟誓完成后，刘仁轨即带新罗、百济、耽罗和日本使节赶赴泰山，参加唐高宗封禅大典，将此功业，也昭示于天下。
从唐朝压新罗与百济盟誓的经过，也可以证明前述新罗文武王所谓金春秋与唐太宗密约瓜分百济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如果真有这样的密约，为什么在此重要时刻，新罗不提出来，成为抵制唐朝压力的有力根据呢？
然而，唐朝对朝鲜南部的安排，与新罗的战略目标根本冲突。只是当时高句丽尚未灭亡，故新罗勉强从命，暂时忍耐。这也为不久唐朝灭亡高句丽后，新罗从暗中支援高句丽、百济残部反抗到公开吞并百济、蚕食高句丽、与唐朝对抗埋下伏笔。
毫无疑问，对于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之后的朝鲜，唐朝与新罗有着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斗争。两国的战略分歧，从唐朝灭亡百济开始，逐渐形成，并随着局势的发展而逐步加深扩大，新罗从占领朝鲜南部到谋求统一整个朝鲜半岛，欲望在不断膨胀。故唐朝和新罗在高句丽灭亡之后，立即转变为敌对关系，甚至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其实也是必然的结果。唐朝与新罗这段抗争的历史过程，我写过《论新罗的独立》(35)，专门进行研讨，请参阅。
新罗与唐朝虽然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冲突，但是，双方的矛盾不同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根本的一点，在于新罗并不谋求同唐朝的国际关系体制对抗，而只是要在唐朝国际关系框架内，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新罗不妨碍唐朝在东亚的影响，甚至帮助唐朝稳定东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罗与唐朝没有根本性冲突。其实，一个拥护唐朝的统一的新罗，对于实现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内在联系紧密的东亚世界，颇有助益。所以，唐朝同新罗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之后，重新恢复和平，唐朝基本退出朝鲜半岛，新罗臣属于唐朝，这同样是一个合理的演变结果。
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与重要性，还在于它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深具影响，尤其对于日本，更为巨大。日本是岛国，其发展端赖于同大陆的联系，获得大陆的资源、人才，吸收文化制度，不至于完全孤立于大陆之外，封闭落后。其与大陆交往的主要通道，就是朝鲜半岛。甚至可以说，朝鲜半岛是日本的生命线。
自古以来，日本就不断侵袭朝鲜南部，谋求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成为通向大陆的桥头堡。在《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可以看到，日本同南朝的交往，使者频频到访，主要就是为着让南朝册封日本，使之获得对朝鲜南部的统治权。实际上，日本经常攻击朝鲜南部，争夺对南部小国的控制，为此与百济、新罗时常发生冲突，甚至与北方的高句丽也曾经激战多次，战和关系错综复杂，兹不追述。日本同朝鲜三国的关系，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并不为朝鲜三国相互之间的矛盾所转移，更多是利用三国间的矛盾，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谈不上日本与朝鲜的哪个国家有同盟关系。
大约就在前述新罗积极向外扩张时代，同日本的矛盾尖锐起来，日本古史《日本書紀》称，新罗吞并了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因此同日本处于对立状态。关于“任那”问题，韩国与日本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这里也不涉及，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的，就是此时期新罗同日本的矛盾加深，日本一再谋划出兵进攻新罗。于是，日本密切同百济的关系。与此同时，百济为了围攻新罗，也加强同高句丽和日本的联络，一时形成利害一致的关系。
日本同隋唐两朝关系友好。隋朝建立后，日本主动派遣使者到隋朝，甚至向隋朝学习政治制度，在国内推动改革，其间微妙的政治交往，我已在《〈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一辑）做过详细的考订，这里不再重复。但是，须加注意的是，此期日本同隋唐的交往，不同于同南朝的关系，亦即日本在中国动乱而无力主导国际局势时，已经独立于中国的国际关系体制之外，习惯于自己凭借实力处理同朝鲜国家的关系。因此，隋唐时代，日本一方面同隋唐友好，另一方面，并不希望隋唐介入其与朝鲜的关系。在历史上，南朝从不支持日本对百济的领土要求。
因此，当新罗完全倒向唐朝之后，朝鲜南部国家间的动态平衡格局就要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防备。651年，新罗国内实行唐化改革后，其使者前往日本，却遭驱逐，导致两国关系大大恶化。这里先来看看事件的经过：
是岁，新罗贡调使知万沙飡等，著唐国服泊于筑紫。朝廷恶恣移俗，诃啧追还。于时巨势大臣奏请之曰：“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其伐之状不须举力，自难波津至于筑紫海里，相接浮盈舻，召新罗问其罪者，可易得焉。”(36)
日本违反国交礼仪，粗暴对待新罗使者，不惜恶化两国关系，理由是“恶恣移俗”。所谓“移俗”，亦即前述549年新罗改行唐朝服饰制度，翌年采用永徽年号，推行唐朝制度改革。我在《〈隋书·倭国传〉考释》已经指出，日本自圣德太子革新，就吸收许多隋朝的文化制度因素。而且，唐朝建立之后，日本召其留隋学生回国，以便导入隋唐制度，君臣共识：“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37)因此，日本并不反对隋唐制度和文化。那么，日本所反对的，是新罗将唐朝引入朝鲜半岛南部。唐朝与新罗的联盟，必将大大限制日本在朝鲜南部的活动空间，加速日本被动地纳入唐朝的国际关系体制当中。对此，日本是反对的，驱逐新罗使者，就是明确的表示。至此，日本与百济、高句丽在抗衡唐朝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上，多了一层共同利益。由此可以明白，后来日本出兵百济而与唐朝正面交战，也是一个合理的演变结果，首先是基于日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百济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唐朝最高当局对于日本的立场，也有一个认识和变化的过程。唐太宗时代：
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38)
显然，唐太宗把日本作为友好邻邦，还专门派遣使节高表仁前往日本绥抚。然而，当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南朝时代希望中国予以册封的国家，其谋求的是与唐朝平等交往。唐朝对此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导致宣抚使命不能完成，无功而返。唐朝却怪罪于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这是不正确的。此问题颇为复杂，需要专门探讨(39)。
因为对于日本的立场缺乏清楚的把握，且仍将日本视同“藩附”，故高宗时代：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瑙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40)
让日本站在唐朝一边，出兵援助新罗，完全是唐朝中央的一厢情愿。
对于东亚形势，首先是唐朝指挥官刘仁轨，通过百济前线作战而有所洞察。他在前引664年给高宗的上表中指出：“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明确向朝廷报告，日本与高句丽、百济相互支持的关系。刘仁轨的报告，应该引起了高宗的注意和警惕。
唐朝对日本态度的变化，由于各方史料欠缺，难于描述。然而，根据前引日本使节撰写的《伊吉连博德书》，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唐朝决定次年征讨百济时，扣押了在长安的日本使节，显然把日本视为敌国。实际上，在此期间，日本大大加强了同高句丽和百济的互相呼应，迅速滑向唐朝的对立面。具体情况，请参阅拙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一卷）。唐朝对日本使节的特殊处置，说明对日本立场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在这种形势下，唐朝灭百济，自然引起日本的高度紧张。660年9月，百济达率沙弥觉到日本，报告百济灭亡，鬼室福信率残部抵抗的消息。10月，鬼室福信派人将一百多名唐朝俘虏送到日本，请求日本出兵增援，并请送还在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立为新君。日本齐明天皇同意百济所请，开始整军备战，建造船只，拟攻击新罗。齐明天皇移居难波宫（今大阪市），坐镇海港(41)。
翌年正月，齐明天皇亲自出动，自海路经吉备大伯海（今冈山县邑久郡），伊豫熟田津（今爱媛县松山市），5月抵达北九州那大津（今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建立磐濑行宫。5月，迁居博多海边的朝仓橘广庭宫，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件常被忽视的事情。《日本書紀》“齐明天皇七年（661）五月丁巳”条记载：
躭罗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贡献。
其下注称：
《伊吉连博德书》云：辛酉年正月廿五日，还到越州。四月一日，从越州上路东归。七日，行到檉岸山明，以八日鸡鸣之时，顺西南风，放船大海。海中迷途，飘荡辛苦。九日八夜，仅到躭罗之岛，便即招慰岛人王子阿波伎等九人同载客船，拟献帝朝。五月廿三日，奉进朝仓之朝。躭罗入朝始于此时。
据此可知，所谓躭罗王子贡献，是为日本使者途经其国而带回者。最须重视的，是日本使者，在唐朝攻克百济之后，旋被释放，自越州送回日本。迅速释放，是为了能赶上四月的季风。当时，日本与唐朝的海上交通，一定要依季风往返，一年只能一个来回。因此，放回日本使者，是唐朝有目的的行动，为的是让他们传递信息。其具体内容，史无传文，不得其详。从后来局势发展推测，应该是传达唐朝无意进攻日本，甚至可能是争取日本。
总之，齐明天皇移驻博多后，并未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死于朝仓宫。天智天皇即位，10月回到难波。从天智天皇即位到663年与唐朝战于白村江，《日本書紀》的记载多有混乱与可疑之处。例如，《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纪》记载，661年8月，亦即天智天皇即位后，立即派遣前将军大华下阿昙比罗夫连等，增援百济。但是，在662年5月，又记载派遣“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罗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送丰璋等于百济国”。两事不但重复，而且记载也有错误。661年条阿昙比罗夫冠位“大华下”，是大化改新制定的冠位十九阶中的第八阶。而662年条的“大锦中”，是天智天皇三年（664）“增换冠位阶名，……其官有廿六阶”(42)，其中的第八阶，时间倒置。因此，阿昙比罗夫出兵朝鲜事，《日本書紀》同时混用了不同来源的材料，应是一事的重复记载。
此外，百济反抗势力到日本迎还扶余丰璋以号召民众，《日本書紀》卷廿七，在661年记载：“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于本乡。于是，丰璋入国之时，福信迎来。”然而，在662年又记载：“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罗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送丰璋等于百济国。”同样是重复记载。
有些记载，则完全无法获得证明。例如，《日本書紀》卷廿七记载，661年，“日本救高丽军将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而燃火焉”。662年，“唐人、新罗人伐高丽，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这两条记载与其他相关记载不同之处，是都没有将领的名字。无论是唐朝方面还是朝鲜三国的记录，都没有见到成建制的日本军队出现于战场。唐朝灭百济以后，日本派些人员，乃至小股部队到朝鲜侦察形势，联络高句丽和百济，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大规模介入战斗，则不可能不在唐朝及朝鲜档案和史籍里留下记录，前引新罗文武王致薛仁贵的报书中，罗列大小战绩摆功，其中提到靺鞨兵，却完全没有涉及日本。因此，《日本書紀》关于663年以前日本援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记载，难以置信。
显然，《日本書紀》是把不同来源的材料编集在一起。而且，日本军队各部夸大其词，邀功请赏，造成记载相当混乱。大概日本朝廷，对其军队和战局的掌握，也是混乱的。
这里根据现存唐朝、朝鲜和日本三方的记载，将日本在此期间的行动作一整理。
天智天皇继位后，暂时停止了出兵计划。前面考证的唐朝送回日本使者伊吉博德带回唐朝的信息，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应该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日本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在军事物资上支援高句丽和百济反抗势力。例如，661年8月，“救于百济，仍送兵杖五谷”；662年1月，“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支、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3月，“赐百济王布三百端”(43)。通过支援百济反抗势力，使唐朝和新罗难以迅速平定百济，以争取时间，观察形势，留下决策的进退空间和介入的桥头堡。
第二，积极整军备战。
1．据《日本書紀》卷廿七记载，日本参加百济战场的将领有：阿昙比罗夫连，河边百枝臣，阿倍引田比罗夫臣，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狭井连槟榔，秦造田来津，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大宅臣镰柄，庐原君臣。这些人主要为京畿地区出身且出仕于朝廷的豪族，多与水军深有关系(44)。但是，他们统率的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从各类官私文献中可以找到骏河、甲斐、常陆、陆奥、但马、播磨、备中、备后、赞岐、伊予、筑前、筑后、丰前、肥后等地兵士从军的记录(45)，可知征兵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京畿豪族以外，并未见到地方豪族的高级将领。这说明来自地方的兵士应编入日本远征军中，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地方武装参战。因此，前述八木充、鬼头清明以来所谓日军由地方武装互不统属地投入战场，各自为战的观点，难以成立。(www.xing528.com)
2．需要建造大批战船。660年，“敕骏河国，造船”(46)。662年，“是岁，为救百济修缮兵甲，备具船舶，储设军粮”(47)。日本水军到底拥有多少军船，在《日本書紀》卷廿七里反复出现“一百七十艘”这一数字，如“阿昙比罗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而唐朝方面，也是“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烈于白村江”。由此看来，“一百七十艘”虽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亦不应是凭空杜撰的。日本在663年大规模出兵朝鲜时，兵力为2000人。(48)如果平均每船装载水手、战士150人，则可载运25500人，大概也就是日军出动的规模。150人左右的战船，比较有利于作战，故此推测应是合理的。日本从来没有向海外出动如此大规模的水军，印象深刻，故常以“一百七十艘”形容水军之盛。唐朝记录白村江之战，焚毁日本战船四百艘，新罗甚至记为千艘(49)，这些数字大概都源于战报，可能有所夸大，不一定准确。即使按照日本方面的数字，投入170艘战船，则赴朝鲜水师总规模必须远大于此数。制造数百艘战船，需要相当时间。
除了建造战船，还见到661年“是岁，播磨国司岸田臣麿等献宝剑”。
从战备情况来看，到662年，日本仍在积极赶造战船和储备军粮，大规模出兵的条件并未完全具备。
当然，最重要的是日本最高当局对于是否出兵以及为什么出兵，还在盘算之中。所以，从660年唐朝灭百济，到663年，近三年的时间里，日本出兵是雷声大雨点小，采取拖延战术，让百济反抗势力、高句丽同唐朝、新罗双方去拼个你死我活。
站在日本的立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不考虑，首先，唐军出现在百济，与对日本抱有敌意的新罗联盟，将使日本失去在朝鲜南部的利益，故日本要争。其次，朝鲜战火将来会不会进一步烧到日本，也是无从预料的。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天智天皇虽然改变齐明天皇的激进政策，但肯定始终在观望形势，从未打消军事介入的方案。在军事介入的考虑上，战场的形势对于日本的决断十分重要。如果唐朝迅速取胜，日本也就难以插足，问题是唐朝在南北两线，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便使得日本跃跃欲试。
在这个时候，情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日本書紀》记载分析，日本朝廷获得的情报相当混乱，军队谎报军情，恐怕是存在的。例如前述662年日军坚守疏留城，分割唐军与新罗联络之类，是个例证。另一方面，百济和高句丽也用各种方法做日本的工作。百济不断将唐军战俘送到日本来，660年10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50)。663年2月，也就是在日本出兵前夕，“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绩守言等”(51)。送唐军战俘来，无非是报功和坚定日本出兵信心。高句丽也在动员日本，661年，“十二月，高丽言：惟十二月，于高丽国寒极浿冻，故唐军云车，冲輣鼓钲吼然。高丽士率胆勇雄壮，故更取唐二垒，唯有二塞，亦备夜取之计。唐兵抱膝而哭，锐钝力竭而不能拔，噬脐之耻非此而何”。实际的情况是唐朝苏定方一路攻打到平壤城下，契苾何力也突破鸭绿江，斩敌三万(52)，显然，高句丽也在谎报战绩，目的同样是鼓励日本尽早出兵。在不实情报影响下，日本低估了唐朝的军事能力，认为有机可乘，这无疑是促使其作出参战决断的重要因素。
日本出兵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分析《日本書紀》含混而矛盾的记载，可以看出，日本朝廷对此问题颇有分歧，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案是乘机攻略新罗。这是日本朝廷一派人长期的夙愿。因此，唐朝灭百济的消息传来，“是岁，欲为百济将伐新罗，乃敕骏河造船”(53)。日本朝廷首先想到的就是攻掠新罗。此后，进攻新罗成为出兵的方案之一。
（天智天皇二年）三月，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率二万七千人打新罗。
六月，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等，取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54)
据此，日本大规模的增援部队，是从新罗登陆的，而不是从百济反抗势力控制的地带登陆。从3月登陆到8月决战于白村江，宝贵的五个月时间，就在日本攻略新罗的私心下度过，让唐朝和新罗军队得以集中，唐朝援军孙仁师部得以赶到，以逸待劳，大破一路转战而来的日本、百济联军。
日本学术界对于日军在白村江战败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日本军队的组成，亦即日军由各地豪族武装临时组合而成，没有统一的上级指挥机构，遭遇组织严密的唐军，当然失败。这几乎成为定论。如前所述，日军确实是从各地征召而来，将领之间的协调，会有些问题。但是，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首先，日军部队分为前、中、后军三个战斗序列，各有正副将军2名，总兵力27000人，若平均分为3部，则每部9000人，还是合理的，也有上下指挥系统存在，故不能说成是缺乏组织的乌合之众。其次，近三万人的部队，在一个方面发动突袭，是强大而有力量的，大有成功把握。日军越海而来，战役发起的时间、地点都难以预料，防不胜防。因此，战役的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日军手里。再次，唐朝在朝鲜南部的兵力不大，才会被百济反抗势力长期围攻，艰难据守。也就是说，唐军不具有兵力优势。因此，日军失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指挥错误。如果日军从日本直接在白村江一带登陆突袭，与据守周留的百济主力会合，则形势殊难预料。
然而，日本出于对朝鲜南部利益的执著，短视地将应为突袭性的攻击，变成从次要战场发起的推进式进攻，一路攻城掠地，完全丧失战役突袭性优势。唐军得以掌握日军动态，不与这股日军作战，主力集中于周留城，全力包围这里的百济反抗武装，围而不攻，分断敌军。《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
余丰袭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兵士大振。于是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村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村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熖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55)
刘仁轨的判断和指挥是正确的，集中兵力，围城打援。所以，刘仁轨率唐、罗水军赶赴白村江口，迎击日军。显然，刘仁轨已经料定日军必来，早已严阵以待。可见日军自弃优势，战略失误何其严重。此时，日军已无胜算。
刘仁轨敢于分兵迎敌，在于手上有兵。因此，孙仁师部队的到达，至关重要。前已述及，百济战场，只是唐朝的辅助战线，因此，投入的兵力都是较轻的。孙仁师在朝鲜战场上，算不上名将，统率的也是临时征集的部队，“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56)。兵力规模并不大。而且，这支军队抵达朝鲜的时间至关重要，各书记载含混矛盾。按照《旧唐书·百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等记载，孙仁师部是662年前往百济增援的。然而，前引新罗文武王报书明确说：
至龙朔三年，总管孙仁师领兵来救府城。新罗兵马亦发同征，行至周留城下。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
显然，孙仁师部是在白村江之战前夕赶到百济，与刘仁轨部会合。如果按照《资治通鉴》系时，则孙仁师部从龙朔二年七月增援百济唐军，到翌年夏天才抵达，历时经年，全然没有这个道理。因此，应该是刘仁轨获得日军出动的情报，紧急要求国内增援(57)，同时调集新罗主力，集中于周留城下，故孙仁师部才会及时赶到，旋投入战斗。这绝非巧合。
日军从新罗登陆，用五个月的时间才进入主战场，完全丧失战机，不败何待！岂是军队编制不善所能够解释的。
日本出兵的第二个方案，是出兵百济，扶植听从于日本的政权。日本手上握有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当然是一张王牌。百济君臣王室被唐军虏往唐朝后，扶余丰璋就成为反抗势力号召民众的象征，故鬼室福信在660年10月领导百济残部反抗时，立即向日本要求迎回扶余丰璋，以立为新君，已见前述。然而，日本迟迟不放回丰璋，故翌年，“夏四月，百济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58)。“糺解”就是扶余丰璋。日本并没有响应鬼室福信的请求，拖到齐明天皇死后，皇太子称制的九月。
皇太子御长津宫，以织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于本乡。于是，丰璋入国之时，福信迎来，稽首奉国朝政，皆悉委焉。(59)
如后述，此时丰璋回到百济的记载，与后面的记载重复；而福信交权的记载，也与后面的记载矛盾，故此条记事颇有疑问。实际上，丰璋到达百济恐怕要更迟些。当百济反抗斗争如火如荼之际，日本不是即刻送回丰璋，而是关心在百济的利益，忙着给丰璋授以冠位，妻以日妇，制造傀儡，为的是战后如何建立和控制百济亲日政权。一直等到明年，亦即662年。
夏五月，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罗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送丰璋等于百济国。宣敕：以丰璋使继其位。又予金策于福信，而抚其背，褒赐爵禄。于时，丰璋等与福信稽首受敕，众为流涕。(60)
据此还可知道，鬼室福信并没有主动交出权力，而是日本封丰璋继任国王，要福信服从。前述福信主动交权的记载，是后来杀福信后用以证明福信篡权而编造的。
从丰璋回国的经过来看，日本出兵百济，仍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从军事角度而言，日本直接突袭百济，与百济反抗势力会合，为上策。进攻新罗，进逼新罗首都，为下策。然而，日军先在新罗登陆，再转战百济，为无策。这一切，恐怕都是执著于私利所致。而且，谋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大局，还进一步把百济的局势搞得一团糟糕。
丰璋到达百济之后，662年12月，“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朴市田来津议曰：……”(61)根据此记载，可知前引661年9月丰璋第一次回国记载，大概是日本同意其回国，并为他配备日本随从官员。狭井连亦即狭井连槟榔，朴市田来津亦即秦造田来津，与前引史料人员相符。这些人成为丰璋身边的决策官员，并力图夺取百济反抗势力的领导权，所以，《日本書紀》接着记载，福信提议放弃州柔（周留）城，转移到低地之避城。日将朴市田来津反对，但福信执意转移。663年春，遭到新罗进攻，不得不回州柔。也就是说，丰璋回到百济之后，日本官员立即与福信意见分歧，结果证明福信决策失误。
这段记载可以判明是捏造的。福信自始至终以周留城为根据地，前引《旧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刘仁轨在白村江战前提议围攻周留，指出此城为“贼之巢穴，群凶所聚”，是很好的证明。福信坚守百济多年，一度打得唐军颇为狼狈，决不至于突然提议放弃险要的根据地，这明显是在栽赃福信，以为杀他的理由。但是，这条记载十分珍贵，证明日本官员一开始就想夺取福信的领导权。所以，丰璋与福信的矛盾，实际上是日本要夺取百济反抗势力领导权的斗争，丰璋只不过是个傀儡。此内部激烈的斗争，外人难以窥知。《旧唐书·百济传》记载：
时福信既专其兵权，与扶余丰渐相猜贰。福信称疾，卧于窟室，将候扶余丰问疾，谋袭杀之。扶余丰觉而率其亲信掩杀福信。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也沿袭此说。唐人难以知道百济统帅部的内情，恐怕是根据丰璋杀福信后所公布罪状而作的记载，不如当事者一方的日本记录更为可靠。其实，福信重兵在握，要杀丰璋无须如此周折费心。相反，日本官员与福信的矛盾日益尖锐，但要铲除福信，需要实力，故等到663年3月，日本27000人的大部队登陆后，“夏五月癸丑，犬上君驰告兵事于高丽而还，见糺解于石城。糺解乃于福信之罪”(62)。此时，日本和丰璋已经决意杀福信，相与密谋，故当日军转战开赴百济时，《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二年六月”条记载了诛杀福信的过程：
百济王丰璋嫌福信有谋反心，以革穿掌而缚，时难自决，不知所为，乃问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斩不？”于是达率德执得曰：“此恶逆人不合放舍。”福信即唾于执得曰：“腐狗痴奴！”王勒健儿，斩而醢首。
此段记载，要比《旧唐书》的道听途说更可靠。就这样，百济反抗势力的领袖死于内讧。日本固然借丰璋之手，夺得领导权，但大敌当前却挑起内讧，不能不使得百济抵抗将士士气沮丧，人心涣散。所以，8月，刘仁轨和新罗联军知道此消息后，旋做出了前述围攻周留的重大决策。《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便透露：新罗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州柔。可见对手视福信为良将，而以百济内讧为良机，集中兵力于执决战。日本以远道转战之师，驱使百济沮丧之众，失战机于前，入对手选定之战场于后，焉能不败。
日本一直视百济和新罗为藩属，如果能够帮助百济复国，就可以建立对半岛南部控制。其实，日本对朝鲜的介入，还不限于南部。出兵之后，前述日本“犬上君驰告兵事于高丽”，亦即同高句丽联络，相互呼应，以期共同对付唐罗联军。《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元年”记载：“夏四月，鼠产于马尾。释道显占曰：‘北国之人将附南国，盖高丽破而属日本乎。’”这条占卦记事绝非无稽之谈，可知日本朝廷对朝鲜局势发展作过种种预测，并对自身的抉择祈祷于天。此卦大吉，次月，日本就大规模出兵了。由此也透露出日本的战略思考，亦即当高句丽顶不住唐朝的进攻而垮台之后，日本已经抢先在南部建立了从属于己的新战线。
日本早就想出兵朝鲜南部，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百济灭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得日本自己投身于战火之中，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在东亚的这场大战中，日本是自己卷进去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然而，这也是有迹可寻的演变结果。日本经过五、六世纪的发展，成为国内大部统一的国家，在圣德太子时代同隋朝交往的时候，已经摆脱了过去希望中国予以册封的国交模式，力图追求同中国的平等国交。另一方面，隋朝因为征伐高句丽而灭亡，无疑让东亚国家难免产生低估唐朝之心。所以，日本敢于同唐朝对抗。白村江军事较量，日本大败而归，举国震动，惶恐不安，深惧唐朝乘胜进攻日本，故在九州一线修栅筑城，紧张设防。其注意力转而集中于国内，而各种政治势力也趁机抬头，矛盾激化，最后酿成“壬申之乱”，爆发大规模内战，至天武天皇即位，才告安定。白村江之战使得日本痛定思痛，切身认识到唐朝的强大。如果说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国内政治体制革新的外部刺激，是对于隋唐国家制度先进性的认识，那么，天武天皇以后全面建设“律令制国家”的“唐风”改革，就是基于对唐朝盛世的深刻体会。
唐朝进攻百济之战，是唐高宗时期根据对高句丽作战的需要，以及百济日益倒向高句丽等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的新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唐太宗只攻击高句丽的方针。这种改变，是唐朝重新确立东亚国际关系蓝图在实践中遭遇到当初意想不到的复杂因素和阻力而做出的决断。
唐朝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保障国内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重新构建动乱年代崩溃的国际关系体制，其对高句丽和百济的战争，乃至后来与新罗的冲突及妥协，都围绕着这个世界战略而展开。
自从汉帝国崩溃以来，东亚长期没有一个权威国家及其确定的国际关系秩序，各国实行的都是实力政策，以实力争取国家利益。因此，当唐朝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性帝国出现，并着手重建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时，便激起东亚国家关系重新分化组合，各国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结成阵线分明的国家集团，有的追随唐朝，有的反抗唐朝。即使在服从唐朝的阵线内部，也还存在各自战略目标不一致的矛盾。这种纷乱的局面，其实正是国际关系从无序走向以唐朝为中心重新确立秩序的过程。国家集团的对抗，源于不同权力中心的存在与斗争。唐朝势力远远凌驾于敌对国家之上，使得这场斗争不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对抗，而成为唐朝重整国际关系秩序的进程。
唐朝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有着深厚的国内与国际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表现为：第一，唐朝的强大，有着先进国家制度的保证，体现于法令的规定；第二，唐朝的开放性文化，有着空前的包容力和创造力；第三，唐朝平等的民族政策，吸引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才聚集而来，安居乐业。唐朝物质与文化的发达程度，大大领先于周边国家，而其开放性特点，又对周边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学习模仿，通过移植唐朝制度文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第一，唐朝主张建立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各国之间的交往，不能光凭实力，而必须有一定的道义原则；第二，唐朝注重建立羁縻体制，实行民族自治，在保存各个民族、国家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力图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以华变夷”；第三，唐朝制定了以礼制为基础的国家间交往制度，如国书、朝贡、通使、交易等的法律规定，规范外交行为。这些方面，构成国家间交往的基础。在东亚，由于共同的农业社会基础，各国致力推行唐化改革，形成以汉字为共同文字、以礼制为道德规范、以儒学为文化内容、以法令制度为特征的东亚文化圈。换言之，唐朝的先进性和开放性，使得东亚国家在与唐朝较量后转而为唐朝所吸引，大力推行唐制。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帝国不多。世界帝国不同于军事征服的帝国，在于它强调的是建立一种国际关系体制来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共存，它输出的是制度和文明，而不是暴力与掠夺。
这是唐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因此，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与总的战略目标相矛盾之时，唐朝能够以战略原则优先，因而在具体处理上，便能够手法灵活，形式多样。唐朝灭亡高句丽、百济之后处理其与新罗的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正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秩序原则上，所以唐朝最终能够承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能够认可与日本建立更加宽松的国际关系。
唐朝攻打百济和后来的白村江之战，是东亚世界形成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折射出各国不同的利益主张和利害冲突，由于东亚国家都加入战争，反而加快了东亚世界的形成。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曾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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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项目“古代中国移民与东亚世界的形成”研究成果之一。
(2) 《周书》卷二十一《尉迟迥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下引用的正史均为中华书局校点本，不一一注明），第351页。
(3) 《隋书》卷七十《斛斯政传》，第1622页。
(4) 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各种原因，我在《唐朝对高句丽政策论析》（《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做过综合分析，请参阅。
(5) 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收于《盛唐时代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6) 池内宏「百濟滅亡後の動亂及び唐·羅·日三國の關係」、后来收入其著『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
(7) 例如，坂本太郎『日本古代史の基礎的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青木和夫『日本書紀』下“补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65年版。
(8) 八木充『百濟の役と民衆』、『国史論集』、小葉田淳教授退官记念会1970年版。
(9) 鬼头清明「白村江の戦いと律令制の形成」、收入其著『日本古代国家の形成と東アジア』、校仓书房1976年版；『白村江』、教育社1981年版。
(10) 笠井倭人『白村江の戦いと水軍の編成』、大林太良编『日本古代文化の探求』、社会思想社1975年版；后收入其著『古代の日朝関係と日本書紀』、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
(11) 森公章『朝鮮半島をめぐる唐と倭——白村江会戦前夜』、池田温编『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
(12)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龙朔二年七月”条，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下所引版本同，不一一注明），第6329页。
(13) 同上书，第6329—6330页。
(14) 唐朝征伐高句丽时，有多种说法，例如《三国史记》（根据日本今西龙校点、末松保和校正的第三版，日本朝鲜史学会1941年，韩国景仁文化社1988年影印出版，以下同。）卷第七《新罗本纪第七》“文武王十一年”条记载，648年，唐太宗曾对前来朝见的新罗国相金春秋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这明显属于外交辞令。新罗遭到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合进攻而出现危机时，会影响到唐朝发起征伐高句丽战事的时间，却不能左右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决策。
(15)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高宗麟德元年十月”条，第6341页。
(16) 同上书，第6341—6342页。
(1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记载此次会谈的内容和经过：“会新罗遣使者上书言：‘高丽、百济联和，将见讨。谨归命天子。’帝问：‘若何而免？’使者曰：‘计穷矣，惟陛下哀怜！’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辽东，而国可纾一岁，一策也。我以绛袍丹帜数千赐而国，至，建以阵，二国见，谓我师至，必走，二策也。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而国女君，故为邻侮，我以宗室主而国，待安则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计孰取？’使者不能对。”这些对策，都是唐太宗在决断发起征伐高句丽之前的一些临时措施，显然不属于唐朝战略思考的方案，亦即此时唐朝并未将自己的战略告知新罗。而且，从谈话内容也可看出，这也是唐太宗对新罗意图的一次试探。在没有其他政策宣示和外交行动支持下，这类外交场合的谈话，不能表明唐朝已经形成对百济政策的重大转变。
(18) 参阅韩昇：《南北朝与百济政治、文化关系的演变》，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编：《百济研究》第26辑，1996年2月。
(19) 见于《隋书》和《旧唐书》《新唐书》的《东夷列传》。
(2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
(21)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第6215页。
(22)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第6195页。
(23)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三年六月”条，第6309页。
(24)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条，第6319页；《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第2781页，其时间记载或有误，《通鉴考异》据《实录》作了订正，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三年六月”条。
(25)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0—5331页。
(2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新罗传》，第5335页。
(27)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1页。
(28)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四年是岁”条、吉川弘文馆“国史大系”本、269頁。
(29) 《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太宗武烈王六年”条，第59页。
(30) 《三国史记》卷第五《新罗本纪第五》“太宗武烈王元年”条，第58页。
(31)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32) 《三国史记》卷第七《新罗本纪第七》所录“文武王给薛仁贵的报书”。
(33) 《三国史记》卷第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四年”条，第68页。
(34) 《三国史记》卷第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四年”条，第68页。
(35) 韩昇：《论新罗的独立》，载《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
(36) 『日本書紀』卷廿五“孝德天皇二年（651）是岁”条、252頁。
(37) 『日本書紀』卷廿二“推古天皇卅一年（623）七月”条、161頁。
(3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倭国传》，第5340页。
(39) 请参阅池田温「裴世清と高表仁」、载日本歴史学会编集『日本歴史』1971年9月号、吉川弘文馆。
(4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第6208页。
(41)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七年”、274—275頁。
(42) 『日本書紀』卷廿七、287頁。
(43) 均见『日本書紀』卷廿七、282—283頁。
(44) 参阅前引笠井倭人『白村江の戦と水軍の編成』。
(45) 森公章「朝鮮半島をめぐる唐と倭——白村江会戦前夜」、池田温编：『古代を考える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58頁。
(46)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六年是岁”条、276頁。
(47)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元年是岁”条、284頁。
(48) 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认为日军兵力为四万人。其根据是将《日本書紀》有关兵力记载的四条材料相加而得出的。但是，前述池内宏、坂本太郎以来的日本研究者均指出这四条记载的史料来源不同，实际上是同一事的不同记载，本文前面也对这些记载的具体情况作了分析，指出不但存在重复记载的情况，而且，有些出兵记载根本就没有实现，或者说是将一件事拆开分别记载于不同年份。因此，对于日军兵力，我认为《日本書紀》“天智天皇二年三月”条所记载的27000人比较可信。关于中、韩、日三国古代文献对白江之战的记载，拟另文比较考订。
(49) 见《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三国史记》前引新罗文武王致薛仁贵报书等。
(50)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六年十月”条、274—275頁。
(51)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二年二月”条、285頁。
(52)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龙朔元年（661）”，第6325页。
(53)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六年是岁”条、276頁。
(54)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二年”条、285頁。
(55) 关于白江之战，唐朝方面的记录，以《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的此段记载最为详细，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的记载为此段记录的要约。朝鲜方面史料，《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六》记载与《旧唐书·刘仁轨传》大同小异。
(5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第5332页。
(57)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称：“俄而余丰袭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可以为证。
(58) 『日本書紀』卷廿六“齐明天皇七年四月”条、277頁。
(59)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称制辛酉年九月”条、282頁。
(60)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元年五月”条、283頁。
(61)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元年十二月”条、284頁。
(62) 『日本書紀』卷廿七“天智天皇二年三月”条、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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