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化度寺：历史文化脉络揭秘

景亚鹂　王原茵

化度寺是隋唐时期长安城的一座名刹，建于隋开皇三年，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舍宅立寺，名真寂寺。唐武德二年更名化度寺，会昌六年改名崇福寺。历史上又名信寂寺、清凉寺、化都寺之记载。初建时以信行传播三阶教知名，贞观之后，由于寺中藏有无尽藏而香火隆盛，以致“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1]。武太后移此藏于东都福先寺，日久渐耗，寻移归本院。开元年间，以所余散京师诸寺，化度寺遂现失落。

刻立于贞观五年（631）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乃著名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所书。北宋庆历初年，范雍见此碑叹为至宝，寺中贪财僧人误为石中藏有宝物，竟砸碑取宝，无果便弃之寺后，范雍将其收藏。南宋兵乱频仍，碑石彻底毁殁。今上海图书馆藏有该塔铭原拓，已属孤本。

化度寺由于历史记载零散、历史事件颇少等故，未能引起人们关注，亦渐渐淡出学界视野。近日游历乾县（故名好）名胜，适逢遇一同样建于隋唐时期的化度寺，且香火隆盛，勾起了作者极大的好奇心。历史上的化度寺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现象，带着这番疑问爬梳了相关资料和寺院遗存，探考勾勒出化度寺那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脉络，就教方家。

一　化度寺的建置与历史地位

化度寺的建置历史脉络基本清晰，但仍存一些缪差。在寺院的建立方面，高和信行是两个主要人物。隋开皇三年，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左仆射齐国公高舍宅奏立为寺，取名真寂寺，该寺位于隋大兴城义宁坊的南门之东[2]。《辩正论》有云“隋上柱国尚书左仆射高造信寂寺及积善尼寺。”（案：信寂寺应为真寂寺）[3]《续高僧传·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曰：“开皇之初被召入京，仆射高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又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是也。”[4]（案：此处化度寺应名真寂寺）《法苑珠林》“唐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传”有云：“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5]交代了隋真寂寺与唐化度寺的顺承关系。《旧唐书·宣宗本纪》有云：“会昌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六所请改旧名……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敕旨依奏。”[6]《唐会要》云：会昌“六年正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先各留寺两所，依前委功德使收管。其所添寺，于废寺中拣择堪修建者。臣今左街谨具拣择置寺八所。……两所依前名额……六所改名旧额；……右街置八所……六所请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为崇福寺。”[7]《长安志》载：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本真寂寺，隋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宅。开皇三年，舍宅奏立为寺。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大中六年，改为崇福寺。”[8]《长安县志》：“真寂寺在义宁坊。开皇三年、高舍宅立。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大中六年改为崇福寺。”[9]清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本真寂寺，隋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颍宅。开皇三年颍舍宅，奏立为寺。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大中六年改为崇福寺。”[10]

综上所述，《旧唐书》《唐会要》均详细叙述了武宗毁佛之后长安城佛教复兴的史事，虽所述在月份上有些许差误，一为五月，一为正月，但会昌六年这个时间是统一的，化度寺更名崇福寺的时间基本可以厘定为会昌六年。而清代所记，如《长安志》《长安县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均将化度寺改名崇福寺记为大中六年显然是不准确的。

总之，该寺建于隋开皇三年，名真寂寺。唐武德二年更名化度寺，会昌六年改为崇福寺。

化度寺在唐时虽非皇家寺院，但通过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略可管窥其历史地位。

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为该寺和尚僧邕撰写塔铭。唐武德四年，高祖李渊设置了修文馆——即后来著名的弘文馆，欧阳询负责为朝廷遴选的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子弟二十四人教授书法。高祖朝欧阳询的书法知名度不仅在国内十分著名，且已誉满海外，朝鲜国曾派使者求购其作品，太宗朝仍被选为弘文馆学士。以欧阳询在唐朝的赫赫地位，能为化度寺僧人撰写塔铭，足显化度寺及僧人僧邕那不同寻常的威望。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化度寺，殷仲容题额。杨廷光、杨仙乔画本行经变，卢棱伽画地狱变。”[11]殷仲容乃是唐朝著名书画家，善篆、隶，尤精于榜书题额。其父殷令名，亦为初唐著名书法家。夫人颜颀，乃大儒颜师古之女，大书法家颜真卿之堂姑祖母，殷仲容在唐代可谓身份地位不同凡响。他除为化度寺题额外，长安城中还为资圣寺、净景寺、济度寺、庄严寺等寺院题额。杨廷光亦是唐时著名的画家，长安寺院中亦有许多壁画出自他之手。除化度寺之外，还为长安的光宅寺、资圣寺、宝刹寺、兴唐寺、菩提寺、安国寺、千福寺、西明寺等寺院绘有多处精美壁画。两京寺观中的壁画，除吴道子外，作得最多的就数杨廷光了，其中不少作品显系吴、杨两人合作，这一切彰显了杨廷光的画技之高和地位之盛。以殷仲容、杨廷光当时之身份能为化度寺所书所画，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佛教的崇尚之心，同时也反映了化度寺当时的神圣地位。三阶教创始人信行，乃佛教界有名的高僧，能敕准下榻化度寺，再一，唐敬宗御赐化度经院金字额，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对化度寺历史地位的诠释。

二　化度寺的佛事活动与相关事件

化度寺虽不为人们所熟悉，没有轰轰烈烈之事迹，但仍可梳理出一些可传可诵之事，在唐代佛教史上应该有一定影响。

长安西明寺沙门释圆照集不空和尚《表制集》有云：“请抽化度寺万菩萨堂三长斋月念诵僧制一首。”[12]三长斋月，佛学术语，又作三长月、三斋月、善月、神足月、神通月、神变月。指正月、五月、九月等三个月长期间持斋。过午不食，称为斋。佛令比丘日中一食，清净自活，端肃身心，安禅入道，以为修行之常法。并记载了此次活动的大致情况：化度寺文殊师利护国万菩萨堂三长斋月念诵僧二七人[13]，十四位僧人为：大兴善寺的大德静超、大德慧，化度寺的大德法真、大德智藏、大德道岸、大德菩提泥沙(唐名义宽)、大德波罗檀(唐名善岸)、大德谈演，西明寺的大德光演、大德摩诃衍，兴福寺的大德达摩，千福寺的大德法崇，慧日寺的大德义成，醴泉寺的大德利言等。右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奏，伏以化度寺护国万菩萨堂，并依台山文殊所见，乘云驾象凌乱楹梁，光明满堂不异金阁，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恩命，赐香兼宣口敕。命不空简择念诵大德，及命寺主智藏专检校道场，其前件大德等。或业茂真言学通戒律，或敷宣妙旨转读真乘。望抽住于此中，每年三长斋月，精建道场为国念诵等。《表制集》还记有：“请子法师化度寺开讲制”[14]，不空牒奉、奏请，沙门子于化度寺万菩萨堂开讲者宜依牒至准，敕故牒，大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牒。并不空牒制一首中书门下，请降诞日度三僧，其中的罗伏磨，法名惠成，请住化度寺。还有“请超悟法师于化度寺修六菩萨制”[15]等。

还如《旧唐书·中宗本纪》有云：神龙“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16]无遮会，乃梵语般于瑟的汉译，是贤圣道俗贵贱上下无遮，平等行财法二施的法会。印度国俗屡行之，我国则南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初举行。

仅和化度寺有一定关联的还有：唐释转明敕住化度寺，该寺曾因都师法该私度王世充儿孙而酿成血流事件[17]。并天宝“十一载四月，焊与故鸿胪少卿邢子情密累年，潜 构逆谋……万年尉薛荣光、长安尉贾季邻等捕之，逢焊于化度寺门”[18]等。

三　化度寺的有关僧人及三阶教

化度寺的诸多僧人中，首推信行禅师，“开皇之初被召入京，仆射高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又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是也”[19]。是信行创立三阶教并弘传于关中地区。

再有僧邕禅师，“年有十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禅慧通灵戒行标异，即授禅法。……魏州信行禅师，深明佛法，命世异人。……知邕遁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与行相遇同修正节。开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与邕同来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之殁，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以贞观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终于化度寺院”[20]。欧阳询所书的《化度寺碑》就是为他而作，看来所言“有住持之功”实不为过。

再为释转明，唐西京化度寺释转明，唐武德三年，从雒宫西达京师，唐高宗李渊深知转明有神异之功，特隆礼敬，敕住于化度寺。且多次被召入宫，讲述一些佛教灵验之事[21]。

释裴玄智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武德年间，高僧信行习禅，以三阶为业，在化度寺置无尽藏。唐贞观，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去之，不知姓名。此时有僧人裴玄智，入寺院洒扫十数年，且戒行精勤，被推为守护此施舍钱绢。后来裴玄智自守自盗黄金无数，寺中和尚并未发觉，只因其逃匿不归才引起了大家的醒觉。搜其寝室，留题诗一首：“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22]释裴玄智留下了唐人监守自盗的案例。

还有释法彦，开皇十六年下敕以彦为大论众生，住真寂寺。并参与了隋代仁寿年间敕建舍利塔的活动，先后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应寺[23]。

释昙遂住真寂寺掩关励业，并亦参与了隋仁寿年间敕建舍利塔活动，仁寿中年下敕送舍利于晋州法吼寺[24]。

释昙良入京游听住真寂寺，参与了隋仁寿年间敕建舍利塔活动，隋文帝时下敕舍利于亳州开寂寺[25]。

释慧如曾在唐京城真寂寺出家修行，卒于武德初年。

还有僧海禅师、明藏、法雅，法真、智藏、道岸、菩提泥沙、谈演、仁瑜、善岸、慧等僧人，均曾在化度寺修行弘法。

化度寺影响最大的首推三阶教。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普法宗，是隋代高僧信行创立的一个佛教教派。“三阶”的划分是从佛教所谓“正法”、“像法”和“末法”的说法中演变而来的。三阶教把全部佛教依时间、处所和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时间的三阶是：佛灭后第一个五百年的正法时期为第一阶，第二个五百年的象法时期为第二阶，第三个五百以来的末法时期为第三阶。处所和人的三阶是：净土是利根第一阶一乘人所依止的世界，秽土是第二阶三乘人和钝银第三阶世间众生所依止的世界。该教派以苦行忍辱为宗旨，每天仅乞食一顿。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竭力提倡布施。死后实行野葬（林葬），置尸体于寒林，供鸟兽食，然后收骨起塔，叫以身布施。反对净土宗所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他们认为一切佛像是泥胎，不须尊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尊敬。

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圆寂于真寂寺，弟子们依法林葬收骨起塔于长安城南终南山至相寺梓谷，梓谷因而成为三阶教的圣地。信行之后，其弟子僧邕、本济等人相继在关中地区弘传三阶教。有史可考的长安三阶教高僧还有真寂寺（化度寺）慧如、法藏和善才，光明寺慧了，赵景公寺道安，净域寺法藏，荐福寺大德明观等人[26]。

三阶教常常受到朝廷的限令，“开皇二十年有敕，禁断不听传行。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隋文虽断流行，不能杜其根本”[27]。唐代京师长安的无尽藏院“恒施为事”[28]。圣历二年（699）武则天下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29]。唐玄宗复敕“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所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纵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令还俗”[30]。长安三阶教无尽藏一再受到统治者的禁绝。尽管如此，德宗时代三阶教典籍终于摆脱了长久以来被列入伪妄经典之流而得以“入藏”，终于经朝廷批准取得合法地位，被编入《大藏经》而得以流传。这说明，三阶教在唐代关中地区长期以来十分流行，而且具有相当的势力。据古写本《贞元释教录》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城内55所寺院中设有三阶禅院，其住持相继长达200多年，僧、尼二众有千人以上，都奉三阶教。直至唐敬宗，仍赐长安三阶教化度寺经院金字额，“御数往观之”[31]。8世纪时，三阶教典籍曾传入日本，11世纪传入朝鲜。

综而言之，从目前所见的资料和研究，可知三阶教前后至少流传了四百年之久，唐代三阶教的流行盛况可窥见一斑。

四　化度寺的地理位置与寺院现行制度

目前就化度寺的地理位置，一直悬而未决，所见有四种说法：义宁坊之说、长安城南之说、朱雀街之说和乾县好之说等。

义宁坊之说记载为，本名熙光坊，隋义宁元年（617）改名，在朱雀门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三坊。南门之东，化度寺，本真寂寺。……改为崇福寺。《历代名画记》《两京新记》《旧唐书》《法苑珠林》《续高僧传》《唐两京城坊考》等均有此记录。此址该寺院今已不存。

对化度寺的具体位置还有详细的记载，如《法苑珠林》“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传”有云：高法眼“隋代仆射高之玄孙，至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台参选，日午还家，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顺义门。”[32]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有云：“隋真寂寺碑，僧法林撰并八分书，开皇十四年正月立，在金光门真寂寺。至元丙午六月，大雨雹，雷轰碑为三段。”[33（]案：拟为至元丙子年之误）。

《长安志》有云：“次南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34]

长安城南之说，如《长安县志》记载：清凉寺，在城南二十里塔坡村北，金大定二年建，明嘉靖二十八年重修。有记，一在丰镐村。碑记云：隋真寂寺，唐改建崇福寺，洪武中，改今额[35]。

朱雀街之说，《金石萃编》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后著有《石墨镌华》有云：“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离离无复兰若之迹，不知碑亡在何时，每至其地，怅然者久之。”[36]

乾县好之说，《乾州志稿》记载：“化都寺在好村”[37]，（案，化都寺即化度寺。）

唐《历代名画记》载：“化度寺，殷仲容题额。”从题额分析，化度寺乃遵循寺院的基本制度，唐时建有寺院的第一门——山门。从唐《两京新记》的“寺内有无尽藏院”可知，唐时寺内建有无尽藏院。

现在上述四处仅存乾县的化度寺，其记载为：“化度寺亦名‘化都寺’，位于陕西省乾县阳洪镇好村西北侧。寺院始建于隋文帝时，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禅师曾为该寺住持。唐贞观五年（631）化度寺僧邕禅师圆寂，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该寺兴盛于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几个朝代。历史上高僧辈出，明朝钦差巡抚大臣宋钦及清朝水师提督王郡，发心重整寺院重修道场。相传玄奘大师西去取经，经化度寺常住60天，并译出梵文《心经》，受到唐朝皇帝李世民的迎请。现寺院存有明成化十五年（1479）、清康熙四十年（1701）、清乾隆十八年（1753）三次朝廷大臣重修殿宇功德记事碑各一尊。弥足珍贵的是隋朝保留下来的一尊2.6米高毗卢佛像，为麻石九层莲花千佛绕毗卢之冠，至今已有1500余年，为化度寺镇寺之宝，又是陕西境内保存完好的一尊古佛像。化度寺传承法系为三论宗，相传它又是三阶教的祖庭。

现任乾县化度寺的住持圆通法师，师从原中国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接受衣钵。圆通法师现任陕西省佛协常务理事、咸阳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乾县政协委员、乾县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1990年11月应乾县众居寺之请，长安区香积寺读佛学院的圆通法师同意入住化度寺。为尽快恢复古刹，重现当年繁荣景象，四处奔波，广结善缘，筹化资金先后建成“圆通宝殿”、五间两层藏经楼、三圣殿、宫殿式结构的天王殿、山门和东西配房。并请回世纪仿古铜大铁钟、6.8米的世纪宝鼎等，现已完成第一期工程。

乾县化度寺座北面南，寺院制度，殿宇布局依次为：

山门，三道门并立，中门门楣的“化度寺”，为赵朴初所书。西门门楣书“般若门”，东门门楣书“光明门”。(www.xing528.com)

天王殿，正中安奉弥勒佛，两侧为四大天王，其背门楣书有“三洲感应”。

第二殿，正门门楣书“圆通宝殿”，为长安鲁鼎文书。其背门楣书“慈航普度”。殿正中安奉菩萨像，其背安奉菩萨立像。东边为：阿修罗、乾闼婆、优婆塞、竟男、妇女、比丘、执金刚神、小王、摩罗迦、西方发愿文、声闻、佛；西边为：无护教伽蓝圣众菩萨之位、南无五路财神福德尊神之莲位、人、天人、竟女、优婆夷、龙、比丘尼、非人、夜叉、大自在天、辟来佛、西方发愿文。

第三殿安奉佛，其后安奉韦陀菩萨。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化度寺的诸多历史事件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将以前的“大中六年化度寺改名崇福寺”，考正为“会昌六年”。乾县化度寺现存有明成化十五年的化度寺碑刻弥足珍贵，还原了乾县化度寺的历史脉络，但建于隋唐之历史痕迹仍不够明确。隋唐时期好县属于京兆郡、雍州。故此，笔者有如此想法，唐末昭宗东迁，长安城缩建，使得佛教寺院受到很大毁坏，有可能被废弃的义宁坊化度寺，被迁移至京兆郡的好县得以传扬。

注　释

[1]（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3，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两京新记辑校》卷3，第57页。

[3] 小野胜年著：《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第297页。

[4]《续高僧传·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卷16，《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第559页。

[5]《法苑珠林》卷52。参见小野胜年著《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第一刷发行，第298页。

[6]（后晋）刘等：《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15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48，中华书局1955年，第853页。

[8]《长安志》卷10，第245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清）张聪贤修，董曾臣等纂，清嘉庆十七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9]《长安县志》卷22，第564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证，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11]（唐）张彦远撰，周晓薇点校：《历代名画记》卷3，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2]《表制集》卷2大兴善寺，参见小野胜年著《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第一刷发行，第297页。

[13] 郭绍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洛阳度二七僧”笺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

[14]《表制集》卷2大兴善寺，参见小野胜年著《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第一刷发行，第297页。

[15]《表制集》卷3，参见小野胜年著《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法藏馆，平成元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第一刷发行，第297页。

[16]《旧唐书》卷7《中宗睿宗本纪》，第149页。

[17]（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

[18]《旧唐书》卷105《王传》，第3230-3231页。

[19]《续高僧传》卷16《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第559页。

[20]《续高僧传》卷19《唐京师化度寺释僧邕传》，第583页。

[21]《续高僧传》卷25《唐京化度寺释转明传》，第652页。

[2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3《裴玄智》，中华书局1961年，第4047页。

[23]《续高僧传》卷10《隋西京真寂道场释法彦传》，第505页。

[24]《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真寂寺释昙遂传》，第672页。

[25]《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真寂寺释昙良传》，第676页。

[26] 李健超：《长安三阶教寺院与终南山三阶教圣地》，（韩）《民族与文化》1994年第二辑。

[27]《开元释教录》卷18。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28]《续高僧传》卷24《道会传》。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29]《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5。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30]《开元释教录》卷18。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31]《长安志》卷10，第244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清）张聪贤修，董曾臣等纂，清嘉庆十七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2]《法苑珠林》卷46。

[33]（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10，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34]《长安志》卷10，第245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清张聪贤修，董曾臣等纂，清嘉庆十七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5]《长安志》卷22，第556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证，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6]《金石萃编》卷43，第745页。《石刻史料新编》（一），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二月二版，新文丰出版公司。

[37]《乾州志稿·土地志》卷5，第238页。《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据（清）周铭等纂修，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王原茵，西安碑林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