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极寺与唐密的关系及其意义

郭海文

罔极寺位于西安城东，是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修建的一座尼寺。这座尼寺非同凡响，因为它与唐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密即唐代密教，是一种与显教不同的佛教流派。密教是佛教吸收印度民间婆罗门教和民间信仰诸种因素，并结合佛教高层次的教义和理论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它在教理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其理论前提，在实践上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礼仪、坛场（曼荼罗）、仪轨（供养、念诵佛像的仪式、准则等）和俗信、本尊等各种神格信仰崇拜为其主要特征[1]。这个宗教流派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真正兴起则是7世纪以后的事情，因此，人们谈到密教，往往称之为“唐密”。唐密的兴起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它与罔极寺的兴建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具体探讨罔极寺与唐密的关系，希望能够有助于大家对唐密的认识。

一　罔极寺使唐密与皇权政治相联系

太平公主修建罔极寺的本意，是为了让密教徒给她的母亲武则天祈福，同时向世人展现她的孝道。但这一举动在客观上将唐密与皇权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密的发展。

史载神龙元年（705）二月，82岁高龄的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趁机发动政变，致使武则天病情进一步加剧。三月，“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为罔极寺”[2]。罔极寺的“罔极”二字，取自《诗经》“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以德，昊天罔极。”可见太平公主为她的母亲兴建这座寺庙，明显具有孝亲性质。尽管这一年的“十一月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3]。但罔极寺作为孝亲的标志，却一直被流传了下来。

孝亲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中国，孝亲问题一直是佛法与名教论争的焦点，佛门与儒家的每一次论争大多都集中在孝亲观上。因此，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面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孝亲观念，经常自觉地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大力宣传孝道，以尽量调和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矛盾[4]。

武则天死后，唐代政局一度动荡。李隆基经过宫廷政变击败了政治对手太平公主，睿宗李旦禅位给他。玄宗继位后，更加虔诚地信仰佛教，对太平公主为武则天所立的罔极寺一如既往地加以礼敬。而且唐开元八年（720），玄宗命拆兴庆宫和大明宫别殿，对罔极寺进行扩建，史载：安国寺在朱雀东第四街之长乐坊。若兴唐观则与之同坊，而兴唐寺别在向南一坊矣。开元八年营造之。初敕令速成，其兴唐观即毁兴庆、大明两宫别殿，而取其材以为观矣。而兴唐寺材亦殿材也，其天尊殿即兴庆宫之通贤殿也，门楼即大明宫之乘云阁也，至于精思堂即以白莲花殿为之，而老君殿亦以甘泉殿为之。后至元和八年，又增壮其旧观之地，北距太极宫城，因是有复道以为行幸之所《长安志》。则知毁殿为观，固以徼福，要之亦便游幸也。教坊实在其地，即可见矣。至夫通贤、乘云、白莲花、甘泉等四名者，既经改毁，史册之书宫殿者遂没其名。以此知古来宫殿难得其明矣[5]。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兴唐寺，明皇御容在焉[6]。供万民瞻仰祭拜。玄宗崇尚道教，他的画像也主要珍藏在道教宫观，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十余所佛寺拥有这样的特权。密宗能在创立后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印密教高僧教团大力宣讲并突显密教经典中的护国思想（如《仁王经》中的正法护国思想）及一些现世利益，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和一般民众的现实追求，而且还多次通过国家行为的设坛作法，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在当时朝野上下产生甚大影响，深得民意，为密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因为，密教传教者深知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因此，在密典传译过程中，尽可能寻找两者作为异质文化的共同点，和谐共生。为了迎合儒学中的政治思想，便突出密教经典的护国思想[8]。像《大方等大集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都是高扬护国思想。“若闻是经，护汝国土。……若于是经，受持读诵，一切所求，官位富饶，男女慧解，行来随意，人天果报，皆得满足；疾疫厄难，即得除愈，械枷锁，捡系其身，皆得解脱。破四重戒，作五逆罪”[9]。唐玄宗深谙此理，在处理西北边陲民族矛盾上，充分利用密教高僧，推行密教毗沙门天王信仰，利用宗教的力量平定了西北之乱[10]。所以，把太平公主的“罔极寺”改成“兴唐寺”就与密教的护国思想如影相随。

为此，不仅唐玄宗将御容放在兴唐寺，宰相姚崇还寓居与此。姚崇，唐代名相，以清廉正直著称。开元中，宰相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史载：“姚元之，长安中为凤阁侍郎，以母老，表请解职归侍，言甚哀切，则天难违之。玄宗初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国公，食邑三千户。追旧勋，特优异也。又为紫微令，后改名崇。病，居于罔极寺，黄门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气力虚弱，不能行步，伏以军马事切，欲得与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馆，特许家人视疾。’”[11]从之。一时间，罔极寺成了宰相官邸，往来问候的中使、大臣络绎不绝。除了禳病外，祈求国家安定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　大德高僧在罔极寺弘扬唐密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时期，随着佛教宗派的形成确立，印度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当时的长安是佛教的世界中心，各大宗派的高僧来到长安弘法。和整个长安佛教界诸宗并弘的风气相同，净土宗、禅宗、律宗、唐密和华严宗都有高僧在罔极寺住锡弘法。

有唐一代，在罔极寺弘扬唐密的高僧首推僧一行。僧一行长期住锡罔极寺，唐代密宗受数代皇帝的崇信和大力支持，不能忽略一行的作用[12]。一行原籍魏州昌乐县，本姓张，名遂，是唐初功臣张公谨的后裔。他生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圆寂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年仅45岁。一行天资聪敏，过目不忘，20岁左右，已博览经史，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一行根据实测，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一科技成果比西方要早一千多年。一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同时还是唐密的高僧，“对密宗最终在中唐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3]。“所诵经法，无不精讽”[14]。“睿宗、玄宗并请入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15]。“玄宗在大明宫，从容密问社稷凶吉并祚运终毕事，……帝大悦：‘一行之言，信其神矣。’”[16]《酉阳杂俎·前集》卷3《贝编》：“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真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17]《大唐新语》卷13、《续博物志》卷1、《南部新书》辛、壬卷均有一行事迹的记载。开元十五年（727）一行法师圆寂时，“四众弟子悲号沸渭，撼动山谷，乃停神于罔极寺。自终及葬，凡经三七日，爪甲不变，髭发更长，形色怡悦，时众惊异”[18]。玄宗对一行的去世深感痛惜，“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19]。中唐著名画家韩为一行画像，并将他的画像赠予罔极寺，悬挂在大殿内，供寺僧四时瞻仰、礼拜。

除僧一行外，在罔极寺弘法的高德大僧还有净善等。《大唐兴唐寺净善和尚塔铭》：“和尚姓张氏，法号净善，京兆云阳人也。幼 而神清，长益灵悟，诚请既深，缘爱自净。乃授经于惠云，溯源穷委，靡弗彻贯。以故业行高超，利益弘溥，知与不知，宣示咸得。解脱朗悟，信大道之津梁也。以乾元元年二月六日，告行于兴唐寺。门人惠信等，与俗侣白衣会葬，近千人焉。以其年九月九日，起塔于毕原高冈。式昭大□，庶慰永怀。铭曰：佛有妙法，使皆清净。世界罕闻，□然莫正。大哉我师，降厥慈悲。开示寂乐，破其惑迷。法相既圆，色空自离。千万大众，叹泣而随。功成身去，自契自藏。铭于塔石，与天同长（石刻）。”[20]还有“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济代神秀，统其法众……二十七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大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21]。以及“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又兴唐寺主尼法澄，字元所得，见开元十年塔铭”[22]。

塔林是埋葬罔极寺历朝历代高僧大师的墓地，罔极寺后原有宏伟古朴塔林一处。每座塔上都镶嵌一块青石石碑，镌刻着高僧的法号、简历、立石朝代、年、月、日等。由于罔极寺属于敕建寺院，高僧的圆寂塔修筑得十分恢宏，高度均有10数米，形状如北京的北海白塔一般。闻名于世的少林寺塔林都是砖塔，而罔极寺塔林以白石料为主，因此坚固得多，虽逾千年多的塔也完好如初，且比少林寺塔高大雄伟得多，塔顶的日月仍熠熠生辉。罔极寺塔林的塔均为喇嘛白塔，与历史上有名的“长庆会盟”有关。罔极寺塔林的白塔由于修筑的年代、朝代不同，可谓百塔百面各具特点，为集喇嘛塔之大成者也。从中可看到这些高德大僧在朝野心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　艺术家在罔极寺展示唐密

唐代是中国壁画艺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壁画创作，在唐代已发展到全盛。佛寺壁画是其极为发达的一个类型，无论寺院还是石窟内，随处都可见到十分精美的佛教壁画作品，且内容丰富多彩[23]。都城长安更是画师云集，高手如林，以寺院壁画的创作在唐代达到了顶峰，著作画师尉迟乙僧、吴道子等人都在罔极寺留下了作品。

《历代名画记》载：“兴唐寺，三门楼下，吴画神。东般若院，杨廷光画山水等。西院，韩画一行大师真，徐浩书赞。又有吴生、周绢画。中三门内东西偏两壁，尉迟画。殿轩廊东西南壁，吴画。净土院，董谔、尹琳、杨垣、杨乔画。院内次北廊向东，塔院内西壁，吴画金刚变，工人成色损。次南廊，吴画金刚经变及郗后等，并自题。小殿内，吴画神、菩萨、帝释，西壁西方变，亦吴画。东南角，吴弟子李生画金光明经变。讲堂内，杨廷光画。”[24]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具体讲尉迟所画之图，但通过“尉迟乙僧者，吐火罗国人。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这段史料，我们可大致了解乙僧佛画之撼人了。至于吴道子“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25]。

中国密教发展的高潮首先是表现在密教经典的翻译上，密教经典的传译是密教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果、金刚智两个纯密大师先后于长安译出根本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建立灌顶道场，我国佛教密宗一脉于是真正成熟。[26]既然如此，在罔极寺（兴唐寺）刻佛经也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文献通考》记载：“《六译金刚经》一卷，陈氏曰：此经前后六译，各有异同，有弘农杨者集为此本。大和中，中贵人杨承和集右军书，刻之兴唐寺。”[27]《记观王氏书画》中这样写道：“华阴王弘撰，字无异，工书法，博学能古文。……又兴唐寺石刻《金刚经》。贞观中集王右军书、又汉华山庙碑、沈石田秋实图三物，皆华州郭宗昌胤伯家物，皆有胤伯跋。”[28]

四　士大夫在罔极寺与唐密结缘

在唐代，佛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官吏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他们结交僧人，研读佛典，探讨佛理，坐禅诵经，设斋布施，舍宅为寺，布道传法，可以说许多官吏士大夫们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29]。密教的流布又渗透到民风习俗中，如在民间很盛行的水陆法会，就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30]。

史书记载：开成六年二月“十五日，兴唐寺奉为国开灌顶道场，从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缘赴来，结缘灌顶。”[31]（大历）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济禅师廓清检校殿中监。廓清，京城兴唐寺僧也，以修功德承恩，特赐袈裟及厩马，出入禁中无时。初赐号大济，至是又宠以班秩，京师诸僧咸惮之[32]。章敬太后忌辰，百寮于兴唐寺行香，内侍鱼朝恩置斋馔于寺外商贩军坊，延宰相及台省官就食[33]。佛寺不仅是僧人研习佛法，宣扬教义，进行佛事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拜佛求福的场所，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当时的演艺活动、各种民俗活动多集中在寺院举行。寺院已成为民众消遣、娱乐的场所[34]。宏伟的殿庭可供游览；高耸的佛塔可供登临，又有多种类的众多艺术作品可供欣赏。

唐人崇尚牡丹，以牡丹为贵。罔极寺作为皇家寺院，京都名寺，建筑宏伟华丽自然不在话下，同时，寺内花木繁盛还以牡丹花著称。段成式在《酉阳杂俎》提到，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35]。可见其培植技术之专精。在寺院赏花，成了京城一项重要游艺活动。李肇《唐国史补》：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36]。有诗为证：杨巨源《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37]。刘禹锡《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38]。所以当时才有“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39]的事。段文昌于毁佛后有诗说：“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能南国对芳枝。”[40]他对花木零落表示无尽的遗憾。

五　唐密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早在唐太宗时期，长安佛教界与吐蕃就开始有了联系。据《新唐书·吐蕃传》载：“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41]公主入藏的同时，亦带去大量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这样更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开展。而且松赞干布执政时期，雪域已有多部密典流传。松赞干布曾从印度请来译师，已译出显、密经典多种，最早进入西藏传教的是印度僧寂护[42]。

据历史记载，从公元705年至822年，唐朝和吐蕃共会盟八次，其中两次唐蕃会盟，就发生在兴唐寺。选择兴唐寺的原因，是因为兴唐寺是一座有密宗传统的寺庙[43]。第一次会盟：（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广德元年(763)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上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对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国不可守矣。”不虞，犹不备也。乃相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觇之[44]。第二次会盟：大历二年四月，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使同盟于兴唐寺[45]。这两次会盟史书语焉不详，但可从第八次会盟中窥其一斑。

第八次会盟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进行的，所以也称为“长庆会盟”。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46]。此碑至今犹存，从中我们也可反观发生在兴唐寺的两次唐蕃会盟的重要性。现存唐蕃会盟碑的背面，还记述了唐蕃和盟关系的始末，对唐朝文成、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唐蕃间长期和战不定的形势作了回顾；对极力主张与唐和盟的赤祖德赞作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盟在客观上使吐蕃社会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吐蕃的经济、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唐蕃双方人民而言，会盟反映了他们向往结束战争的共同愿望，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现长庆会盟碑仍完好地保留在拉萨大昭寺内。

上述情况表明，罔极寺与唐密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但遗憾的是，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禁断佛教，诏令废毁天下寺院、招提、兰若等，罔极寺亦在此时被废毁。好在时隔不久武宗病死，宣宗立即复兴佛教，重新修建了罔极寺[47]。明初重修时寺址从原长安城大宁坊东南隅，南移唐安兴坊内。古建筑有大雄宝殿、金刚殿、钟鼓楼、山门。清乾隆五十四（1789）年、道光三十年（1850）多次重建和修葺。民国14年（1925）由僧寺改为尼寺，民国19年（1930）卧佛殿毁于火灾。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将罔极寺改为十方尼众丛林并立有碑记。1948年重修，1949年寺院仅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卧佛殿等明清建筑。“文化大革命中”，卧佛殿被拆，六朝石雕卧佛被砸，1983年寺院恢复，1987——1988年翻修遗存建筑[48]。罔极寺1983年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罔极寺至今仍然矗立在西安城东，成为唐密发展的历史见证。

注　释

[1] 夏广兴：《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 陕西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西安府志(二)》，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596页。

[4]《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129页。

[5]（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第226页。

[6]（宋）宋敏求撰，（清）毕沅校证：《长安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58年，第192页。

[7]《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24页。

[8]《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131页。

[9]《大正藏》第8册，840a。

[10]《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181页。

[11]（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2年，第3772页。(www.xing528.com)

[12]《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84页。

[13]《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80页。

[14] [15]（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中华书局1987年，第92页。

[16]《宋高僧传》卷2，第93页。

[17]（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18]《宋高僧传》卷2，第94页。

[19]《旧唐书》卷191《方伎》，中华书局1975年，第5113页。

[20]《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24页。

[21]《旧唐书》卷191《方伎》，第5110页。

[22]（清）梁章钜，陈铁民点校：《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页。

[23]《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345页。

[2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25]（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画录》，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26]《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96页。

[27]《文献通考》卷226《经籍53》，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5页。

[28]（清）王士：《池北偶谈》卷13《谈艺录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296页。

[29]《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345页。

[30]《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17页。

[31]（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32]《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2年，第577页。

[33]《册府元龟》，第6161页。

[34]《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345页。

[35]《酉阳杂俎》，第186页。

[36] [39]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37] 杨巨源：《城东早春》，《全唐诗》卷333，中华书局1960年，第3737页。

[38] 刘禹锡：《赏牡丹》，《全唐诗》卷365，第4119页。

[40] 段文昌：《桃园僧舍看花》，《全唐诗》卷584，第6772页。

[41]《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4页。

[42]《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第37页。

[43] 杨铭：《长安兴唐寺与两次唐蕃会盟》，《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44]《资治通鉴》，第7174页。

[45]《册府元龟》，第11360页。

[46]《资治通鉴》，第7800页。

[47]《全唐文》，第11010页。

[48] [49]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442-443页。

（郭海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