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在丝路贸易中的重要性及粟特人作用——乾陵文化研究.7

魏　鹏　杨　萍

在乾陵博物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专题陈列中有许多骆驼俑，它们制作精美，形象逼真，为我们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笔者拟以该批驼俑为主线，浅谈骆驼在丝路贸易中的作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几件精美的骆驼俑

骆驼是偶蹄目骆驼科，反刍哺乳动物，分单峰驼和双峰驼。单峰驼只有一个驼峰，主要分布于阿拉伯半岛、印度及非洲北部；双峰驼背部前后有两个驼峰，又称大夏驼，分布范围较广。骆驼头较小，上唇分裂，便于取食。颈粗而长，弯曲如鹅颈。躯体高大，体毛褐色。眼为重睑，鼻孔能开闭，四肢细长，蹄大如盘，两趾，跖有厚皮，柔软、宽大，适于在沙地或雪上行走。胸部及膝部有角质垫，跪卧时用以支撑身体。尾细长，尾端有丛毛。性情温顺，常单独活动，食粗草及灌木。骆驼绒毛发达，颈下也有长毛。骆驼能忍饥耐渴，每饮足一次水，可数日不喝水。古时，中原地区不产骆驼，加之交通闭塞，人们对骆驼的认识不足，使之充满神秘色彩。后来，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域外骆驼的传入，人们对骆驼有了更多地了解，开始使用和养殖骆驼。

隋唐时期官营畜牧业机构是太仆寺下设的典牧署。主要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兼管其他家畜饲养。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等，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可见，唐代对骆驼的养殖已经十分普遍了。唐代墓葬出土的大量驼俑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唐代骆驼俑可分为载物驼俑和骑驼俑两种类型，其质地主要有三彩和彩绘陶两种。《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专题陈列中有驼俑多件，类型和质地不外乎以上所列。下面仅择其精美者略叙述之：

图一：唐三彩载物骆驼

载物骆驼，两件。其一为三彩载物骆驼（图一），1972年出土于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骆驼昂首、闭口，双耳后竖，头较小，四肢较长，直立于一方形踏板上，背部双峰。背部双峰间敷椭圆形鞍袱，峰两侧置托板，其上驮有一包囊状物，上有一饰兽首的物体，四周以绳索固定。据推测，包囊内所装物品应该是丝绸，饰兽首者有人认为是装水的“虎头囊”。另外一件为彩绘载物骆驼（图二），陕西礼泉昭陵陪葬墓出土。造型与前一俑相似，惟其盛水器变为一壶状物。此件骆驼冉万里先生在其《“丝绸之路”视野中的一件三彩骆驼俑》[1]一文已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图二：唐彩绘骆驼俑

图三：唐三彩胡人骑驼俑

骑驼俑可分为骑卧驼和骑站驼两类。骑站驼者最典型的是陕西礼泉县唐昭陵陪葬墓出土的三彩胡人骑驼俑（图三）。骆驼昂首嘶鸣，背部双峰间骑一胡人。胡人深目高鼻，身着翻领袍服，应为乘驼来唐的胡商形象。骑卧 驼者以陕西省西安市金乡县主墓所出的彩绘骑卧驼陶俑（图四）最为典型。骆驼四肢跪地而卧，其上有一胡人骑士，人驼分离，这应是骑乘瞬间的生动写照。此外，也有驮物兼骑乘者，山西长治市王琛墓1954年出土的陶载物骑驼胡人俑（图五）即为一例。还有一种奏乐骑驼俑，最为典型的是2002年西安南郊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骑驼奏乐胡人俑，骆驼昂首嘶鸣，背上双峰间坐一胡人。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为典型的西域人形象。胡人腰际带一细腰羯鼓，左手握一圆棒型鼓槌。这应该是正在演奏西域音乐的胡人形象。唐玄宗对胡乐非常喜爱，《羯鼓录》记载他极爱羯鼓。与唐玄宗、岐王李范、杜甫均有交往的唐代乐师李龟年就善击羯鼓。除羯鼓而外，传自西域的唐乐器还有筚篥、箜篌、排箫、琵琶等。另外唐代十部乐中的《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都是西域音乐，而《天竺乐》还是从西域地区传播而来的。可见，西域地区音乐对唐乐的重要性。跟随胡人传到中原的还有西域地区的服饰文化，如离、帷帽、胡帽和胡服，以及女着男装的习俗风尚等。

图四：唐胡人骑卧驼陶俑

二　丝路贸易的主要商品

中西贸易开拓后，中国的丝绸、金银器、漆器、铁器、硝、桃、杏、大黄等物产就远销西方，到唐代时，输向西方的物品更多，数量更大，瓷器、茶叶这时也成为输出的大宗。伴随着这些物品的西传，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也传入西方。这条联结着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通道，以中国的丝绸命名，是历史的必然。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丝绸很早就开始输入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人称我国为“赛里斯”，即丝国，可能当时已有丝绸商队往来东西了。希腊罗马早先是用羊毛和亚麻制衣的，当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丝绸传入西方后，人们赞不绝口，视为天物。所以最初传入时，丝绸价比黄金。罗马皇帝提庇留严禁男子穿著绸衣，以为奢侈逾制。但随着中西交流的扩大，丝绸的应用就愈益广泛了。

图五：唐陶胡人骑驼俑(www.xing528.com)

唐代，丝绸生产已有进一步发展，产量大为增加，工艺更精美高超，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并吸收了波斯等外来的图案，因此更受外国人欢迎。在丝绸技术西传的记载中，杜环的记录是值得重视的。怛逻斯大战后，杜环流落异域，曾到过大食的都城亚俱罗。在他的记载里，那里“四方辐辏、万货丰贱、绵绣珠具、满于市肆”。他还看到“绫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2]。由此可知，当时我国的纺织工具已传入中亚及西方，而我国的纺织工匠，也在西方为当地人民服务了。

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贩运丝绸能获得巨额利润，唐朝政府知道丝绸贸易的巨大好处，对丝路上的贸易进行直接控制。另外，唐朝与中亚的丝绸贸易往往也与团结边疆各民族、维护唐帝国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丝绸往往成为唐政府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丝绸贸易如此重要，为了对其加以控制，当时曾发生过多次战争。拜占庭和波斯就曾为此进行了持续二十年的战争(572—591)，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丝绸传入西方，不仅在文化生活方面对西方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政治外交等方面对西方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丝路贸易中，纸张是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疆尼雅东汉遗址中发现过最早的纸张，看来纸从2世纪后就已传入新疆地区。此后，纸再西传到中亚，到了5世纪末期，中亚各地都普遍用纸了，但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都是在8世纪。一般认为怛逻斯战后，被阿拉伯俘虏的中国工匠中有造纸工人。被俘的中国人教会撒马尔罕地方的居民用碎布造纸，到10世纪时，撒马尔罕的造纸工业已经很发达了。纸是由俘虏自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济雅德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民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3]。我们知道，经济交流中，生产技术的交流较之商品交流更具有价值。所以，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对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有着决定性作用的。

西方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物品也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家畜、野兽、鸟、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料、食品、香料、药品、织物、颜料、矿产、珠宝、金属，上流社会日用品、神器、书籍等，这是大的种类，细分的话可分更多。如珠宝类就又有碧石、水晶玻璃、光玉髓、孔雀石、青金石、玻璃、犀角、象牙、鱼齿、珍珠、玳瑁、珊瑚、琥珀等等。其中大部分物品的运输，骆驼的作用不可或缺的。关于此方面的论述美国汉学家谢弗在其《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记述甚详，可资参考。

伴随着商业贸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愈广泛。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天文学、医药学、文学和音乐、绘画艺术等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为各国融合吸收，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波斯、东罗马的杂技百戏，印度、粟特的音乐舞蹈以及中亚的宗教艺术也源源传入我国，对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兼容并蓄，也许正因为此，唐代文化才得以达到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高峰。

三　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的作用

谈到丝路贸易，就不得不谈粟特人，他们在丝路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称作“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粟特人是指居住于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胡，西方称为粟特人。在罗马看不见一个中国商人，同样，在长安也很少罗马商贩。纯粹的西方文化在古代很少能直接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文化基本都是先由粟特人接受，然后再辗转西传。

总之，在唐代，特别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随着对突厥、吐蕃、吐谷浑、契丹等部族势力的打击和驱除，唐朝廷对西域控制的加强，丝路贸易逐渐繁荣了起来。安西四镇和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设立，更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此外，唐代实行开明、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各国、各族平等友好相待，从而吸引了大批的胡人胡商骑马乘驼，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好几千、甚至上万人往返于长安、洛阳与各国各族之间。盛唐时期都城长安、东都洛阳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商业活跃，市场繁荣，常住人口多达近百万，其中又有多达十分之一的人口是胡人，这些胡人大部分都经商。而这些经商的胡人又以粟特人为主，正是他们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才使中西贸易很繁荣。他们运来了西方的香料、珠宝和珍玩等物品，传入胡服胡乐等异域文化，运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生活用品，又使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传入西方，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是丝路贸易的黄金期。而在此过程中，骆驼是运载货物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谓其“丝路灵魂”当毫不为过。

注　释

[1] 冉万里：《“丝绸之路”视野中的一件三彩骆驼俑》，载《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47—157页。

[2]（唐）杜环：《经行记》，转引自《通典》卷193《边防九·大食》，中华书局1988年，第5297—5280页。

[3]（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7页。

（魏鹏、杨萍，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