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进达墓石门简析：乾陵文化研究第7篇

刘　群

牛进达墓位于礼泉县赵镇石鼓村西北约1000米处，为唐太宗昭陵陪葬墓。1976年4月昭陵文管所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被盗严重，仅余少量随葬品，无法详究。所幸当年墓葬石刻尚非盗贼垂涎之物，得以保存至今。目前，在已发掘的昭陵陪葬墓中，墓葬建制使用石门的有13座[1]。相比而言，牛进达墓石门不仅为其中的上乘之作，而且其图案和纹饰颇具研究旨趣。

一　石门描述

石门，青石质地，由连为一体的门额和门楣1件、门柱2件、门扇2件、门槛1件、门砧2件等8个构件组成。今2件门柱石缺失，西门扇右下角断裂，但可拼接，其余部分保存完整，纹样皆为浅减地阴线刻。

图1　连为一体的门额和门楣

图2　门额局部

门额和门楣，二者连为一体，这在昭陵13合石门中仅此一件（图1），在唐墓石门中亦不多见[2]。正面及下面磨光。其门额部分，下缘长96、中高21、厚11.7厘米。门额东、西下缘分别距门楣的两侧端38.5和31厘米。左右对称浅减底线刻对舞凤凰，其颈部皆系绶带，绶带后端呈火焰宝珠纹状，曲颈下视，双翼展开，两爪一前一后，作飞奔状，西侧凤鸟口中尚衔珠（图2）。凤鸟中间为双台莲花座，莲蓬上为火焰宝珠。周围填饰如意云纹。门楣部分，长165.5、高18.5厘米。正面及下面磨光，周边饰以联珠纹，其中浅减地线刻联珠圈构成9个徽章式图案（两端只有半边图形），其间空隙用上、下对称的叶纹填饰，联珠圈内的内容为翼兽与叶纹图案相间（图3）。联珠圈中的联珠数目不等，由西向东大致递减。联珠的大小不一，反而增加了画面的随意性，减少了呆板之感。

图3　门楣局部

居中的联珠圈内有四株两片叶子的蕾花，花蕾向中间圆圈聚拢。花与花之间有梭形叶子相隔。居中图案两边的联珠圈内均线刻一异兽，左侧者的异兽低头，头背部生鳍，头后呈锯齿形，并有鬣毛表现，嘴巴大张，牙齿外露，瞪目，鼻孔处生两短角，耳似蹄形，尾巴上翘，与左翼相接，翼上有鬣。右翼似雀尾，尾端有三绺羽毛，两爪一前一后呈欲飞奔状。右侧者的怪兽抬头闭嘴，目视前方，双耳外撇竖起，其翼似虎尾，尾生翼状。腹部有鬣毛表现，两爪前扑，腿后蹬，作奔腾状。两个异兽两边的联珠圈内均饰圆形花蕊的连瓣团花。左侧者团花蕊周有10个花瓣，右侧者为8个。正是这种不完全的对称，增加了画面的丰富性和多变性。连瓣团花联珠圈外侧的联珠圈中又均饰一异兽。其兽与上述两异兽大体相同。两兽面均被穿孔破损，应该是纹样完成后再钻的孔。门额的两端均为半圈联珠圈图案，中有叶纹填饰。

在门楣的两端，距西端25.3厘米，距东端31.2厘米处各有一直径3.5厘米的圆穿孔，穿孔最下切点距门楣下缘分别为7.4、7.3厘米。孔周围可见残留的铁锈圈，直径不清。两穿孔最内侧切点相距103.3厘米。圆孔原用于安装固定石门扉轴的铁箍。从翼兽纹样被穿孔穿过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纹样完成后再钻孔的。

门楣下侧的门柱榫槽：东侧者长9.5、宽5.3、深4.3厘米。距门楣前缘3.2厘米，距门楣东缘24.2厘米。西侧者长9.3、宽5.6、深4.5厘米。距门楣前缘3.4厘米，距门楣西缘18.5厘米。两个榫槽内侧相距103厘米。

门扇，雕饰精美，周边皆饰联珠纹，均以线框为界分成上、中、下三部分。中间填饰以二方连续忍冬纹。上部均有一翼兽，中部为联珠圈构成的徽章式人物图案，联珠圈在四至的方位以空格隔成四段，各段中的联珠数目不等。下部各一狮子蹲踞于一台座上。台座在狮身之前有一镂空，台座及镂空处的侧面以若干线纹表示其褶皱及厚度。两门扇上的翼兽、狮子等大体相似，惟局部有差异。

东门扇：带榫通高142厘米，门扇高125、宽52厘米，内侧厚8.5厘米，外侧厚10.5厘米。上榫头横长11、高18厘米；下榫头横长12.8、高5.3厘米。铺首孔直径3.0厘米，距门扇下缘67.9厘米，距门中缝7.3厘米。上部的翼兽抬头张嘴，露出三颗门牙和两颗锋利的犬齿，舌头外露，舌尖上翘，上唇有四撮须毛，其上复有一长角，可见一圆形鼻孔。圆睛，有锯齿形睫毛。翼兽头似龙，头后有三角形毛发后飘，身较短，两肋生翼，背有脊鳍，羽状尾翼分做四绺。四肢前扑后蹬，飞奔于如意祥云之间。左侧腿部后侧表现有鬣毛。翼兽的身上、尾处有团花填饰。线框上部两个内侧角可见一弧形小宽带。这应是装饰线框内角的，但因空间所限而没有如同其他线框在该处尚进一步表现花瓣。中部徽章式图案，联珠圈内径23.3厘米，外径29.8厘米，分割的空格宽3.2厘米。各段的联珠数目10—12不等。

中间人物为胡跪式于一莲花座垫上（图4），右膝促垫，左脚趾外露，头戴花冠，弯柳眉，深目高鼻，髭为八字形，须、髯一体，胡人形象。其左臂抬起，手轻握高脚杯，平置于头顶，腕上有手镯，上有三个铃铛形饰物，臂弯处夹一弯角形器于胸前，器物上也挂有铃铛形的饰物；右手置于膝盖，飘带从掌中滑下。整个画面生动传神，飘带飞舞，静中有动。人物上半身有花团填充空白，线框四内角均饰有半弧状的花瓣纹。余者填饰以浅减地叶纹及宝相石榴花纹，宝相石榴花纹两个，分别见于线框下部两个内侧角处。

图4　东门扇中部人物图

下部为一狮子蹲踞于台座，狮头毛发呈一撮一撮有致的发卷，两耳外撇斜竖，圆目怒视，张嘴露齿，可见上牙床两颗犬齿及其中间的四颗门牙。项系绶带后飘。其左腿及后两腿撑地，右腿上抬，爪掌朝上，可见脚掌的肉垫。四腿背后皆有鬣毛。其尾巴贴背上翘，外侧有阴刻线纹表示毛发。狮身于左前腿根部有一顺时针旋毛，尚饰有小团花，狮子尾巴的内缘以及身体的外轮廓线饰以短钩状纹。线框内侧的左上角饰有半弧状的花瓣纹，花瓣纹外有一宝相石榴花纹。余者填饰以叶纹。

西门扇：带榫通高146.2厘米，门扇高119.5、宽52.5厘米，内侧厚7.6厘米，外侧厚11.8厘米。上榫头高21.8、宽13.5厘米；下榫头高4.6、宽13厘米。铺首孔直径2.5厘米，距门扇下缘67.5厘米，距门中缝7.0厘米。上部翼兽似龙头狮身，回首张嘴，上下牙齿外露，舌弯翘，颚床显露，双角竖起，猪鼻，可见两个圆形鼻孔。圆睛，锯齿形睫毛。身较长，两肋生翼，背有脊鳍。尾巴向背部上翘，尾尖下卷。后爪着地，右前爪奋力踩蛇身。后腿及右腿后部可见鬣毛。蛇身以锯齿状阴线表示蛇鳞。蛇头上竖与翼兽之头朝向相同，张嘴吐信，身弯曲，作挣扎状。蛇的颈部系有绶带，系带处可见多层的“×”形纹，绶带自然下垂。翼兽的身上及图案空白处有团花填饰。线框四个内角皆饰有半弧状的小宽带。

中部徽章式图案，联珠圈内径23.3厘米，外径28.6厘米，分割的空格宽3.2厘米。中间人物头戴尖形冠，冠上插缨，饰有日月图案，头后有背光。细弯眉，且眉心相连，深目高鼻，髭向上弯翘，有须髯，胡人形象（图5）。双手横抱曲颈琵琶，左手四指握弦轴，小指微翘，右手执长条形拨子，手心朝外，作拨弄琴弦状。双腕戴手镯，镯上饰铃铛。左腿在内右腿在外盘坐于莲花座垫上。左脚趾外露，可知双脚皆未穿鞋。身披飘带飞扬，且飘带两端有圆形饰物。人物上半身有花团填充空白。线框左右内上角饰有半弧状花瓣纹，左右内下角则饰半弧状的小宽带。余者填饰以浅减地叶纹。

下部分为一蹲踞状直毛狮子，双耳前伸竖于头顶，双目怒视，张嘴露齿，舌尖上翘，似怒吼状，以致于狮头毛发根根竖起。左爪撑地，右爪前抻，后腿蹲踞势，右前腿和右后腿可见后侧之鬣毛。尾巴贴背上翘，外侧同样以阴线表示毛发。狮身于右前腿根部有一逆时针毛旋，尚饰有莲瓣形小花。狮子尾巴的内缘以及身体的外轮廓线饰以短钩状纹。狮子下有台座。线框左右内上角饰有半弧状花瓣纹。余者填饰以叶纹。

图5　西门扇中部人物图

门槛：长94、宽17.8、厚12.8厘米。正面及顶面磨光，正面浅减地线刻二方连续忍冬纹，上下边饰联珠纹。

门砧石一对，呈长方台阶形。门砧的正面、顶面及内侧面皆磨光。正面、顶面均线刻兽面纹，在顶面刻划有双角、眉、眼、鼻等，正面刻划嘴巴及柱状的门牙及尖形犬齿（图6）。内侧面刻山树等图案。门砧石顶面的正面及内侧面的上缘皆有斜刹。

东门砧石：长5.1厘米，前半部宽25.3厘米，后半部宽27厘米。前半部厚20.5厘米，后半部厚11.8厘米。其前半部长29.2厘米，顶面长27.5厘米，斜刹宽2.5厘米；正面宽25.2厘米，顶面宽24.8厘米，斜刹宽2.5厘米。门柱榫槽长8.3厘米，宽5.2厘米，深5.8厘米；其西边距顶面内侧边4.4厘米，东边距顶面外侧边12.2厘米，南边距顶面南缘19.1厘米。

图6　门砧石

西门砧石：长50.3厘米，前半部宽25厘米，后半部宽26.5厘米。前半部厚21.2厘米，后半部厚12厘米。其前半部长29.5厘米，顶面长27.5厘米，斜刹宽2.6厘米；正面宽25.3厘米，顶面宽23厘米，斜刹宽3厘米。门柱榫槽长8、宽5.2、深5.6厘米；其东边距顶面内侧边4.9厘米，西边距顶面外侧边12.3厘米，南边距顶面南缘18.7厘米。

东西两扇石门上的翼兽和狮子，从画面的表现上看应有雌雄之分。东扇门上的翼兽尾巴为羽状，没有凶狠地踩蛇（西门异兽为后爪着地，右前爪奋力踩蛇身），应是雌性；狮子为卷毛，比较温顺，也应是雌性。这种细致的表现手法在别的石门中是不多见的。还有门额上的对舞凤凰，西侧者头冠高凸为山形，东侧者头冠较扁长，呈火炬状。从凤冠上看应为一对，我们习惯称之为左凤右凰。(www.xing528.com)

二　图案及纹样的分析

牛进达石门构件上的图案造型独特怪异，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纹样特别，线条流畅细腻，一丝不苟，富有动感的联珠纹样，更显其石门的大气与华美，使牛进达墓石门在昭陵诸多石门中脱颖而出，令人叹为观止。

1.图案分析：牛进达墓石门中部的两个徽章式联珠圈内，门吏宝冠上的日月形徽标，曲颈琵琶和箜篌两乐器的组合以及帔帛端稍、手镯、箜篌边上“铃铛”形的挂饰，均可在《隋代虞弘墓》[3]《西安北周安伽墓》[4]两书中看到。

日月形徽标，在《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浮雕画椁壁第五块[5]有所看到，画面正中坐一男一女，男者体形高大魁梧，深目高鼻，卷辫形长发，头戴王冠，冠顶有日月形饰物。无独有偶，这种标饰在《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正面屏风第一幅奏乐舞蹈图上半部分合唱图，帐篷顶上饰有贴金日月徽标。这种应用于冠上的日月徽标与在托克－卡拉祆教徒墓葬中出土的棺盖或棺壁上发现的徽记相似。这种徽标不仅用于冠上，也用于祆教徒居住的建筑顶部以及墓具上，用以表达他们对日月等天体的崇拜。

石门门吏怀抱琵琶和弹奏箜篌，这两种乐器的完美组合，在《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正面屏风第一幅奏乐舞图中有所见：画面右侧一个披长发，着胸前中部开襟且襟边较宽的胡袍，腰系黑带，脚蹬黑色长靴，怀抱曲颈琵琶。其左侧一个卷发，高鼻深目，脚蹬黑色长靴，怀抱箜篌。这两幅画中的人物不管从相貌还是服饰上看，都有西域人的特征。

徽章式联珠纹内人物所披帔帛的端稍、手镯以及箜篌外边沿上“铃铛”形的挂饰，在隋代虞弘墓石椁壁浮雕之六图上均可看到[6]，其人物形象也为深目高鼻特征的西域人。

综上，该石门所绘图案，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格，这和已出土的尉迟敬德、李贞、唐俭、执失善光等石门中所绘中原门吏形象图样，有所不同。这些图案的制作者是西域留学大唐的艺术家所为，还是中原画家看到来大唐深造学习或是游玩的西域人士后灵感所为，都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2.纹样分析：此墓出土石门上的联珠纹样应是皇室贵族和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人专用的一种高档纹饰，特定用于某件器物之上。这种纹饰在昭陵出土的百十余件石刻文物中，只有段璧石门额上，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张士贵、王君愕等墓志的志盖上饰有两圈以及郑仁泰石棺椁上饰有外，其余石刻上均未见到联珠纹。我们试分析一下，这些饰有联珠纹饰墓主人的身份及地位。

牛进达（595—651），名秀，字进达，其先陇西人，因官而迁，今为濮阳之雷泽人。隋末入瓦岗军，后归王世充，武德元年投唐，以攻累除开府。贞观时，历任右武卫中郎将、守左卫将军。他勇悍超群，胆识过人，贞观八年，吐谷浑侵扰皇朝湟中之地，牛君身为鄯善道行军副总管，与李靖、段志玄、侯君集等将军共讨吐谷浑。永徽二年正月十六日（651年2 月11日）薨，享年57岁，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幽州刺史等，谥曰壮公，陪葬昭陵。

郑仁泰（610—663），名广，字仁泰，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武德初投唐，随秦王（李世民）征讨。历经初唐三代皇帝，屡立战功。显庆二年，入为右武卫将军。龙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663年12月23日）薨，享年63岁，赠代州都督等，麟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664年11月16日）陪葬昭陵。

段璧（617-651），字昙娘，母亲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高密大长公主，父亲是驸马都尉段纶。

长乐公主（620—643），名丽质，唐太宗第五女，文德皇后所生，是“太宗特所钟爱”之女，墓离其父最近，规格最高，甬道内设有三道石门。

新城公主（634—663），是李世民21女中最小的，长孙皇后所生。龙朔三年，刚满30岁突然暴亡，高宗李治怜念妹妹命苦寿短，以皇后礼葬于昭陵东南方的山坡上。

王君愕（595—645），武安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人。官至左武卫大将军，赠幽州都 督，封形国公，贞观十九年征战高丽，马革裹尸，力战而亡，享年51岁，诏陪昭陵。

张士贵（586—657），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县）人，本名忽山聿，善骑射，为隋末蜂起的群雄之一，大业十三年（617）归附李世民父子，后屡立战功，官至左领军大将军，爵封虢国公，显庆二年六月三日（657年7月19日）薨，享年72岁，同年十一月十八日（657 年12月28日）陪葬昭陵。赠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荆州刺史、谥号襄。两《唐书》有传。

以上人物，他们不是有着特殊身份及地位的金枝玉叶，就是身经百战、功勋显著的初唐名将，所以笔者认为这种联珠纹应为皇室的一种专用高档纹饰。再看那些归顺于唐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忠和李思摩等）以及一些宫人、废太子李承乾，他们的墓志边饰均无一例有联珠纹饰的，这更证明了联珠纹不是随便使用的一种纹饰。

牛进达墓石门整个画面刻绘精细、内容丰富、布局巧妙、疏密有致，人物造型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石门上特有的联珠纹和有西域贵族风格的图案，反映出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及中原和西亚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并且成功的诠释了我国古代工匠丰富的想象力及高超的绘画、雕刻技艺，为我们研究唐代雕刻艺术、审美情趣、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并对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经历等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注　释

[1] 本文论及的13座墓葬，依埋葬时间之先后为：长乐公主墓、牛进达墓、段璧墓、唐俭墓、张士贵墓、尉迟敬德墓、新城公主墓、韦贵妃墓、李福墓、临川公主墓、安元寿墓、李贞墓、执失善光墓等。其中牛进达、唐俭、李福、以及执失善光等4座墓葬资料尚未发表，韦贵妃墓、临川公主墓葬资料已经整理完毕，不日将付梓。已刊布资料详悉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第10—30页；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第3—12页；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8—178页；昭陵博物馆：《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第20—25页；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第50—5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昭陵博物馆：《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第50—59页；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37—49页；昭陵博物馆：《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第41—49页。

[2] 李寿墓、房陵大长公主墓石门额、门楣也是采用二合一的方法。详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1—88、61页；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第2—6页。

[3]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隋代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5]《隋代虞弘墓》，第22页。

[6]《隋代虞弘墓》，第34页。

（刘群，昭陵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