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陪葬墓石门特点及稀有性的研究成果

李浪涛

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即1971年—1995年，在唐太宗昭陵陵园内先后发掘了近40座陪葬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石墓门15套，数量不多，但其纪年明确，均有线刻画，纹样独特，对研究美术史、审美情趣发展演变史以及对墓主人生前地位、身份、经历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这些石墓门中最早的是，贞观十七年（643）埋葬的长乐公主墓3道石门，最晚的是开元十一年（723）埋葬的执失善光石墓门，时间跨度达80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高等级的墓葬，三品以上的官员及皇室成员墓，均在不同程度再现了当时社会丧葬文化发展主流方向多方面的信息，是认识当时上流社会人们的审美追求、思想观念直观的形象资料。

15套石门的墓主人中嫡出的公主2人，即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1]、新城公主[2]；庶出的公主1人，即唐太宗与韦贵妃生的临川公主[3]；皇亲1人，即为唐太宗的外甥女段璧[4]；王子2人，即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5]，第十一子赵王李福[6]；贵妃1人，即唐太宗妃韦贵妃[7]；特进1人，即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8]；都督1人，即并州都督尉迟敬德[9]；大将军2人，即虢国公张士贵[10]、琅邪郡开国公牛进达[11]；少数民族将领2人，即右监门卫将军朔方郡开国公执失善光[12]；安胡人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元 寿[13]。

这些人物的墓葬中长乐公主墓是唯一设有两道阙楼图的，而且第一道为双层，脊兽采用鸱尾造型；第二道为单层，脊兽又采用鸱吻，这是昭陵陪葬墓唯一的现象。另外该墓设置有三道石门，不仅是昭陵已发掘陪葬墓中唯一一例，在唐代墓葬中也是罕见的。长乐公主墓墓道东西壁绘制的《云中车马图》场面宏大，似有在吸收《洛神赋图》升仙意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意，将其二龙驾车改为二马驾车，而二马形象又吸收了“昭陵六骏”浮雕形象中的某些元素，创作者以此画来诠释生与死以安慰失去爱女的唐太宗，投其所好又让唐太宗喜欢的马去驾车护送公主去往天国仙境。整体构图是这样的：以西壁为例，两匹骏马并肩同驾一辆无轮双箱车，内侧车厢内乘坐一男一女两人，男在前女在后，男者年长、女者年轻，所以有学者认为年轻女子可能是长乐公主形象，外侧车厢乘坐一女子，可能是陪护者。车的内侧有一张口吐舌牙齿外露的摩羯鱼同步向南护驾。二马之间有一驭手，二马的外侧一前一后站有两名男士，头均向左后偏，双臂向后作导引状。

新城公主墓有壁龛8个，其中最大的进深约3.3米、宽3米，这是昭陵陪葬墓中最大的壁龛。另外，该墓东西两壁及墓室绘制的壁画人物约有139人，是昭陵陪葬墓中最多的，其中墓道东壁的担子图极为珍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轿辇制度提供了新的直观资料。

韦贵妃、临川公主墓设有两道门，一道石门、一道木门。

韦贵妃、赵王李福墓为双室墓。

临川公主墓中葬有石质诏书（应为告身）2件[14]，一是贞观年间封临川公主为公主，二是永徽年间又封她为临川郡长公主的告身，这在昭陵仅此一例。一座墓内两件告身其他地区也罕见。

安元寿墓出土的三彩《蓝彩女立俑》是昭陵已发掘近40座陪葬墓中唯一的一例。其石门楣一端所刻的“安胡”字样也是唯一的。

门神尉迟敬德墓志边长120厘米，是昭陵最大的。其边饰十二生肖图案为深减地阳刻，每只生肖动物造型生动优美、比例准确极富美感。更特别的是墓志盖额题“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25字，采用了“飞白书”，极为罕见，弥足珍贵。目前已知河南洛阳“升仙太子碑”为女皇武则天所书的飞白体。

张士贵墓陪葬的丰富多彩的各类彩绘釉陶俑600余件，其他地区少见。该墓出土的彩绘贴金文、武官俑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图一：新城公主石门线描图

15套石墓门中除尉迟敬德、临川公主墓石门 为白石质外，其余均为青灰或灰白石质。石门一般由门额、门楣、门柱、门扇、门砧石、门槛构成，唯有牛进达墓石门门额与门楣由一块青石雕成，而长乐公主墓三门额中间均辟有天窗。最大的石门扇是尉迟敬德墓石门，高147、宽63、厚9—11厘米；最小的是执失善光 石墓门，高89、宽45、厚7.5—10厘米。其他石门高一般在117—133.5、宽52.5—63、厚7.5-9.5厘米之间。构图最为繁缛的首推“以皇后礼葬”[15]的新城长公主石墓门（图一），不仅每扇门正面有6排、每排4枚，两扇门共48枚泡钉。6排泡钉之间有5幅线刻图案，共10幅。自上而下分别是对青龙、白虎，对凤鸟，对翼马，对狮，对瑞兽，既庄重又华美。石门最多的的是长乐公主墓，共3套，但其装饰却十分简约。每扇门正面均饰有3排、每排5个（枚）泡钉，仅在泡钉周围线刻蔓草纹。其次是牛进达墓、段璧、韦贵妃墓石门，每扇门均有3副线刻画构成。段璧墓石门自上而下由对凤鸟，对青龙、白虎，对瑞兽构成，而韦贵妃墓石墓门自上而下为青龙、白虎，对凤，对瑞兽。牛进达墓石门则引进了徽章式构图，即中间为联珠圈，圈内各刻一胡人形象，胡人坐于毡毯之上或奏乐或舞蹈。其上段为对瑞兽；下为对狮图案。其中牛进达、段璧墓西门扇瑞兽，前者踩蛇斗蛇、后者正在吞咽蛇。韦贵妃墓不仅石门有对瑞兽，而且其石椁正面两窗棂下亦各有一对瑞兽；新城公主墓不仅石门有对瑞兽，就连石棺床边18个门内全是瑞兽形象；段璧石棺床边15个门也全是瑞兽形象；牛进达石门对狮形象在新城公主墓石门、韦贵妃墓石椁右窗棂上出现。

其余石门均为单人线刻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段璧墓、牛进达墓、张士贵墓、新城长公主墓石门楣均采用了徽章式构图方法在联珠纹圈内线刻动物图案。

昭陵陪葬墓出土石门具有多样性、丰富性的特点，统一中求变化。比如同一年埋葬的段璧、牛进达墓石门，虽然都是三段式构图，而牛进达墓石门却引进了徽章饰，均有怪兽但造型互不雷同、富于变化，牛进达石门中部为徽章饰人物形象，段璧石门中部为青龙、白虎形象；上部（上层）牛进达为怪兽图，段璧为凤鸟图；下部（下层）牛进达为对狮图，段璧为怪兽图。稍晚的韦贵妃墓石门，距前两者晚约16-17年，其构图为：上部为青龙、白虎，龙作从天而降的下落状（此种姿态在隋、北朝时期较为流行），虎作行走状；中部为凤鸟图；下部为怪兽图。

就石门扇而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段式构图；一种是人物形象。

分段式构图的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三段式，如长乐公主石门、韦贵妃墓石门、段璧墓石门、牛进达墓石门，共4件；另一种则是五段式，仅新城主公主墓石门1件。这一类型除牛进达墓石门位于平原区外，其余4座均居山上距昭陵主陵较近。

值得一提的是，新城公主墓石门扇,线刻中头顶独角、肩有双翼飞奔的天马或龙马形象与唐代帝王陵墓地面石刻翼马形象接近，而已发掘昭陵陪葬墓中石门线刻仅此一例。这种奔跑的翼马形象，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铭中，也仅有开元六年埋葬的，越王李贞墓志盖斜刹（下）可以看到。还有头顶双角的狮形兽，新城公主墓石门有，越王李贞门楣、墓志铭边饰有，其余未见。

人物形象构图的几乎都是男性形象，唯有张士贵墓石门为一男一女形象，其西门扇为仕女形象，东门扇为手持杖的宦官形象。

就门额而言，几乎都是对凤鸟或对朱雀形象，唯有执失善光墓门额似为对鸟。

就门楣而言，可分为5种类型。

第一种是，徽章式构图，共4件。有7个徽章与9个徽章两种。7个徽章的有2件，即段璧墓门楣、张士贵墓石门楣；其构图均在中间线刻一兽面，段璧墓门楣两端头为怪兽头，怪兽头与兽面之间分别线刻一对联珠纹团花（莲花），张士贵墓门楣则在兽面左右各线刻三副联珠纹团花、莲花图案。

9个徽章的有2件，即牛进达墓石门楣、新城主公主墓石门楣。牛进达墓石门，门楣部分以联珠纹作边框，框内中间为联珠纹团花，两端头为半个联珠纹团花图案，团花与两端头之间线刻对称的瑞兽一对、莲花瓣形团花图案，莲花瓣形联珠纹团花位于瑞兽之间。联珠纹圈之间用上下对称的花叶纹间隔。新城公主墓门楣“正面线刻画中间刻龙首图案，周围一圈连珠纹，两侧各有4个连珠纹团花图案其下又于一排连珠纹图案下刻三角及半团花图案。”

第二种是，对青龙、白虎构图，共3件。即唐俭墓石门楣、临川公主墓石门楣、安元寿石门楣。

第三种是，蔓草纹构图，仅1件。即执失善光墓石门楣。

第四种是，对狮（头顶双角）形象构图仅1件。即越王李贞墓石门楣。

第五种是，中部线刻一兽面，兽面嘴衔缠枝忍冬纹向左右伸开构图1件。即韦贵妃墓石门楣。

就门柱而言，几乎多是一方或二方连续忍冬纹，唯有越王李贞墓门柱为二方连续的牡丹纹，执失善光墓门柱为蔓草纹，而段璧墓石门柱正面则是由兽面与二方连续的忍冬纹构成。新城公主墓石门柱正面刻龙首图案，下有5组卷草纹，四边饰一周回纹。

就门槛而言，仅在南面、上平面线刻图案。一般多为蔓草纹、忍冬纹、缠枝葡萄纹。其中长乐公主墓石门槛周边饰有连珠纹联珠纹；新城公主石门槛正面卷草纹，周边饰回纹。

图二：段璧石门楣左端怪兽头

图三：段璧石门楣右端怪兽头(www.xing528.com)

图四：安伽墓正面榻板第16幅·神兽头像

就门砧而言，有素面、兽面、蔓草、瑞兽4种类型。兽面有两种刻法，一种是将一张大兽面分三部分、分别刻在门砧石的正面（南）、上平面与内侧面，如段璧墓、牛进达墓门砧石；另一种是，正面、上平面分别线刻一完整的兽面，如临川公主墓、安元寿墓门砧石；而张士贵墓门砧石则在正面线刻一怪兽，侧面线刻奔跑状怪兽，上平面线刻莲花形团花图案。素面的有唐俭墓、执失善光墓门砧石。正面、上平面线刻蔓草的有李福墓门砧石。尉迟敬德墓门砧石上平面刻莲花纹团花图案，正面线刻瑞兽或怪兽图。新城公主墓门砧石，上平面皆阴线刻凤鸟，正面皆减地阴线刻怪兽，头皆向内侧，周围填饰祥云。

值得一提的是，段璧墓石门楣两端头的怪兽或神兽头（图二、图三），其鼻孔探出的对火苗状物与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的围屏石榻正面榻板第16幅上的神兽头像极为相似[16]，只是安伽墓神兽头像未见大盘角（大弯角）而已（图四）。另外，牛进达墓石门中部联珠纹圈内的胡人形象，头戴日月宝冠，其一人怀抱曲颈琵琶（图五），另一人手握高脚杯，衣带飘舞，亦与安伽墓及隋代虞弘墓石椁壁浮雕之五男者形象接近“正中坐一男一女，男者体形魁梧，深目高鼻，波形长发，头戴王冠，冠顶有日月形饰物（图六）。他侧身而坐，右手平端酒碗于胸前”[17]，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格。这些形象的制作者是胡人艺术家所为，还是胡人提供蓝本由中原土著中国人雕刻，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去考证。

图五：牛进达石门胡人细部图

图六：虞弘墓椁壁浮雕之五局部

注　释

[1]《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第10—30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3]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616—636页。

[4]《唐段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第3—12页。

[5]《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第41—49页。

[6]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501—526页。

[7]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379—399页。

[8]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151—177页。

[9]《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第20—25页。

[10] 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68—178页。

[11]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91—116页。

[12] 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691—708页。

[13]《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37—49页。

[14] 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博》1977年第10期，第50—59页。

[15]（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67页：“新城公主，晋阳母弟也。下嫁长孙诠，诠以罪徙州。更嫁韦正矩，为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礼。俄而主暴薨，高宗诏三司杂治，正矩不能辩，伏诛。以皇后礼葬昭陵旁”。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一0一正面榻板第16幅·神兽头像。

[17]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隋代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9页，《虞弘墓概述》。第22页，版图“9椁壁浮雕之五局部”。

附：图版说明

图一：新城公主墓石门线描图（采自《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26页）

图二：段璧墓石门楣左端怪兽图

图三：段璧墓石门楣右端怪兽图

图四：安伽墓正面榻板第16幅·神兽头像（采自《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一○一）

图五：牛进达石门胡人细部图

图六：虞弘墓椁壁浮雕之五局部（采自《隋代虞弘墓》第22页）

（李浪涛，昭陵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