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隆文
连横先生《台湾通史》是中国近代史上首部有关台湾历史的著作，其中传记部分收录台湾著名人物众多，其中不乏河洛籍贯的清代循吏多人，如台北知府陈星聚、淡水厅同知曹谨、台湾府分府同知张玺等等，这些河洛籍贯的台湾循吏，不仅能善治一方，且能循规蹈矩、遵纪守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治绩为开发台湾宝岛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近代台湾发展史的一部分，本文以文献为基础，并辅之文物考古资料，仅对河洛台湾循吏曹谨的事迹及文物遗存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连横先生积数十年之力，搜集有关台湾的中外文献、档案和传闻，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写成本书。全书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起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等都有论列；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与台湾人民抗击荷、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叙述尤详[1]。其中《循吏列传》收录中原籍台湾循吏曹谨事迹。曹谨，字怀朴，河南河内人，即今沁阳市人，曾为治理祖国宝岛做出过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历史人物。围绕曹谨事迹，我搜集了一些文物碑刻资料，以之与连横先生所著《台湾通史》循吏传有关内容相印证，不仅使我们对这位“奉法循理之吏”的事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亦使我们倍知先人经营祖国宝岛的艰辛。
一 海峡两岸所存记载曹谨事迹的碑刻史料
目前，海峡两岸所见记载曹谨事迹的碑刻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李棠阶撰《曹谨墓志》此碑1984年发现，现藏于沁阳市博物馆，共三块，碑文内容如下：
曹谨墓志
皇清诰授朝议大夫
晋授中议大夫
数十年来，天下称循吏者，必曰河内怀朴曹公。公何以得此□人哉？按嘉庆丁卯，公以第一人举于乡，时方弱冠耳。才锋颖拔，文奇丽，主试者特异之。公亦自负其才，谓甲科可立致。乃试礼部屡踬，卒以大挑一等分发直隶。天若故困其身，老其才，俾以县令见。公亦愈华就实，沉潜经史及宋诸之书，获其大意，不株守章句，以故，器识益伟岸。直隶畿辅地，号难治，公历署平山、曲阳、饶阳、宁津等县，皆能得民心。饶阳值水旱相继，公请帑赈饥，日走乡曲，察户口多寡，被灾轻重分给之，不经吏胥手。时即饭店市饼饵食之，无丝毫私，民大悦。总督蒋砺堂相国廉得之，数称于众。宁津则首严弭盗，行清庄联庄法，获其梁首，余皆远遁。总督益能之。道光五年，补威县，修文庙、城隍庙，兴教劝士，敦品励行，远近翕然。及调丰润，以被议落职。旋复官，拣发福建，署将乐，又以失察邪教被议。引见，仍以知县用，赴福建。是时，公年逾强，仕学益邃，识益卓，治亦愈懋矣。十六年二月，署闽县。闽附省垣，令多疲于供亿，公独专力民事，而给应征求亦无缺。吏畏民怀，颂声大起，大吏皆称之，适旗军与县民械斗，各千百人，势汹汹如鼎沸，委员谕之不止，公奉檄往，则置坐榻于军民之间，饬各缚获数人，送县署办理。次日，复纠众将斗，公挺身至旗军门外，明白晓谕，示利害甚悉，遂各贴然，盖信公者素也。时大旱祷雨，迎观音□□于鼓山，置会城，官吏奔走跪拜街衢间，公独屹立。或问之，以不载祀典对。劝之拜，不从。以大吏诛之不顾，而大吏顾益奇公，以为可任艰巨者。时台湾岁歉多盗，制府以公廉能，补凤山县。县为府南冲要，周围五百余里。公亲巡行境内，问疾苦，诘盗贼，剔弊除蠹，顺民之欲，而次第施之。以为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淡水溪在县境东南，于是度地鸠工，由九曲塘穿池以引溪流，筑埤导圳。凡掘圳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可灌田三万一千五百亩有奇，可收旱稻十五万六千六百余石。设圳长经理之，凡启闭蓄泄之法具备。郡守六安熊公亲勘视，大喜。名之曰“曹公圳”为文刊石纪其事。二十年，大府以公治绩尤异，擢淡水同知。淡水东接生番，南临彰化，北抵噶玛兰，西临大洋，海寇时剽商贾为民患，漳、泉二州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英夷犯顺，厦门失事之后，公至，即查保甲、练乡勇、为御侮备。甫越月，夷船趋犯鸡笼口，公严谕渔船进口所用，绝其向导。悬重赏擒夷鬼。民知公刑赏素信，踊跃争赴。夷船惊避，触石船坏。众鼓舞奋呼，擒夷鬼百二十四人。九月复至，乡勇又拒却之。明年正月，又至淡水南口外，乡勇设伏土地公港口。令渔船诱至，突出击之，夷复惊扰退，船胶浅水，俘汉奸五人、白夷四十九人。事闻，官吏兵民悉赏赉有差。未几，夷就抚，诡词控诉，总督怡公往勘得实，知公刚直无他肠，谓曰：“事将若何？”公曰：“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可不做，人要做，若罪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捉贼，不宜有所负。”怡公叹曰：“好汉！好汉！”以是夺花翎，注销所升官阶。后以捕海盗及淡水弹压械斗事仍赏戴花翎，以海疆知府即补，而公则已萧然里居矣。当公在淡水时，彰化械斗。淡境之漳、泉人亦怀疑虑，结队厉锋刃为交斗计。公急捕其妖言惑众者置之法，身率乡勇巡境上，即驻彰淡界之大甲镇弹压之，分别晓谕。于是，彰化人相约不犯淡境，淡之漳、泉人亦各释械去。如任闽县时，淡北七百余里得安堵，公之力也。其它薄征敛，减胥役等善政不可殚书。积劳成疾，遂以病归，公归事乃奏闻云。盖公宦历南北三十年，所至民亲，既去民思，一时有识者，多为文诗纪其事。循良之绩，本于素定，诚非幸致也。公讳谨，字怀朴，号定庵。卒于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三。配王淑人，侧室氏田、氏李。丈夫子二：长
本年五月初一日卒；次榕。女子五。世系详行述，兹不赘。今将以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南郭外祖茔之次。榕年十三，其从兄棠襄葬事，以状来请铭。棠阶于公为后进，公顾不弃而进之，共笔砚，通有无，恳恳以道义相切
，固知公甚悉。不在常情中，用掇其大者着之，而系以铭曰：
惟公之才，脱颖斯出，纠纷立开；惟公之识，观火洞如，坚定不惑。有孚之心，威与惠合，奸宄消沉；有本之政，教以养施，膏泽游泳。呜呼！孰谓公死？轩豁之度，凛然如此，我仪其生。铿訇之论，犹闻其声。谱公行治，勒之贞珉。惟诚不二，敢告后人。恪守家学，勿坠厥闻。
赐进士出身前湖北襄阳县知县毛鸿顺书丹
除《曹谨墓志》外，另一种是熊一本所撰《曹公圳记》，此碑刻于道光十九年，现存于台湾凤山市曹公庙曹公纪念亭内，碑文如下：
曹公圳记
赐进士出身
诰授中宪大夫
钦加道衔知台湾府事前署台澎等处地方海防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熊一本撰并书
朝廷建官千百，皆以为民也。而地与民近情，与民亲周，知其利病，而权足以有为者，莫如县令。县令主持一邑，鳃鳃于期会簿书，而不知民之本计，知民之本计，而行以苟且，不能有强毅之力，真实无妄之心者，皆不足与图久远。是故得俗吏百，不如得才吏一，得才吏百，又不如得贤吏一也。予于道光甲午出守台阳，莅官之始，问政于先事诸君而求其要，佥曰：“治台之法，惟在弭盗而已。”询以民生衣食之原，则曰：“台地沃饶千里，户有盖藏，民食不待筹也。”予是时甫莅斯邦，见闻未悉，无以胜言者之口，而心窃不能无疑焉。丙申秋，台、凤、嘉接壤之区，被旱百有余里，闾阎待哺，宵小跳梁，觉向所谓弭盗者，洵为急务，而所谓民食不待筹者，犹未得治台之本计也。予于议食议兵之后，循行田野，察其被害之由，窃谓：“饥馑之患，独在此百余里内，实由民之自取，而不得委为天灾。”盖稻为水谷，自播种以至秋成，皆须深水浸之，周礼稻人之职，所谓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者，乃农家不易之经也。台地惟山泽之田，有泉引灌，可期一岁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行数十里，而不见有沟渠之水，耕者当春夏阴雨之时，仓皇播种，以希其获，及至数日不雨，而水涸矣，又数日不雨，而苗槁矣，前此被害之百余里，皆此类也。又安可委为天灾，而不思所以补救乎！予为劝兴水利，教以凿陂开塘之法，而愚民狃于积习，不能奋然行之。论治者又或自为迂远，而不肯实为其事，则予第托诸空言而已，莫由收实效也。丁酉春，凤山大令曹君怀朴奉檄来台。予于接见之初，首言及此，大令颔之而不轻诺。予疑其事或未谙。抑所闻治台之法，犹夫向者之言欤，固不能强以必行也。数月后，人有言其度地鸠工，将为民开水利者。大令于继见时，言不及之，亦不形诸简牍，则又未见其必能行也。戊戌冬，大令果以水利成功来告，且图其地形以进，凡掘圳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计可灌田三万一千五百亩有奇，于是廉访姚公亟奖其劳，将上其事于大府，而为之请于朝檄。予亲往视之。予于己亥仲春躬临其地，士民迎马首者千数百人。予令董役之若干人随行垄畔，向期一一询之，乃知圳之源出淡水溪，由溪外之九曲塘决堤引水于塘之坳，垒石为门，以时蓄泄，当其启放之时，水由小竹里而观音里、凤山里，又由凤山里而旁溢于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沟承之，上流无侵，下流无靳，咸听命于圳长，而恪守其官法，向之所谓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矣，岂非百世之利哉！吾观从政之士有以才能自诩者，当其述职长官，往往累数十纸不能尽观者。咨嗟太息！谓古循良无以过之。及核其政之所就，则皆饰词邀誉，自谓功利之谋，而所谓泽被生民者，曾不可以终日，此其居心尚可问乎？若大令者，未为而不轻诺，未成而不轻言，可谓务为实事，先行后从者矣。自经始以迄蒇事，不辞劳瘁，不惜厚资，历二载而如一日，庶几知民之本计，而有强毅之力，真实无妄之心者。与廉访嘉其绩而特彰之，岂非体国爱民，用贤若渴之大君子哉！凤之士民从大令之教，而合力成之，所谓民情大可见者，今岂异于古耶！予进士民而奖之，皆曰：“是惟吾邑侯之仁贤劳苦，始克臻于有成，众何力之有为焉。”然则大令之得于民者，不既深乎！予将归报廉访。众复请予名其圳，以刊诸石。予曰：“汝曹以邑侯功，则名之以曹公圳可乎？”众曰：“诺！”于是乎书。
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十月 日勒
《曹公墓志》的撰著者是清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读李棠阶，从李氏所撰《曹谨墓志》铭文内容来看，从曹谨20岁参加乡试以“第一人举于乡”开始，记其历平山、曲阳、饶阳、宁津、威县、丰润诸县，后于道光十六年署闽县，再至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任福建省台湾府凤山县知县，曹谨宦历南北三十年，其“循良之绩”，无不详记，而其中尤详于在台湾的事迹。除此之外，《墓志》中对曹谨家室也有详细的交待。而熊一本所撰《曹公圳记》则于曹谨公在台修筑曹公圳，兴修水利工程，造福台湾民众的事迹记载更为详备。碑文对曹公圳修建的原因，水利与民生的关系、台湾的地理条件与水利的关系、圳渠灌溉效果、管道所经、撰写碑刻的由来等问题记载则尤为赡详。若将两块碑文内容与连横先生《台湾通史·循吏曹谨传》所记相印证，对于我们认识了解循吏曹谨在台事迹都极有帮助。在沁阳齐天昌先生编著的《一代循吏·曹谨》一书中，此两块珍贵碑刻均有收录[2]。
二 由《台湾通史·循吏传》《曹谨墓志》《曹公圳记》互证所见的曹谨事迹
曹谨是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任福建省台湾府凤山县知县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曹谨公又升任福建台湾淡水厅同知，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曹谨以病告退，回归故里河南怀庆府河内县，其间在台湾长达近九年时间，其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连横先生《台湾通史》中所记的曹谨事迹，字数虽不算太多，但其为文平实简练，基本上完整地概括了曹谨公在台湾的主要事迹，若将《曹谨传》再与海峡两岸所见碑刻文物资料相印证，曹谨公在台事迹则更为完备。(www.xing528.com)
首先，曹谨公是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自福州府闽县调任台湾府凤山县知县的，到任不久便向台湾巡道姚莹、台湾总兵达洪阿上书《筹议练兵稿》。故连横先生《曹谨传》载曰：“时台湾班兵废弛，总兵达洪阿颇有意整剔，选六百人，练为精兵，岁犒钱二万五千余缗，巡道周凯赞之，饬府厅县捐助其半。及姚莹任巡道，以练兵事，下各属酌议，谨力陈不可。”[3]关于此事，《台湾通史·军备志》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凤山知县曹谨以为不可。略谓：台湾孤悬海外，中征内地五十二营之兵，三年一班，更番拨戍。人既杂则材力不一，时既暂则考校多疏，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从前偾事，职此之由，则训练诚亟亟也。顾练之云者，讵惟是有兵六百，遂可恃无虞哉？朝廷慎重海疆，额设水陆步战守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无一非镇帅之兵，即无一非镇帅当练之兵。凡各营操演之时，参游以上，皆有犒赏，戍兵所得，较之内地倍多，本是以固其心而作其气。其所以不练不精者，乃弁兵之辜恩，非朝廷之吝赏。今议者不务遵守旧章、申明纪律，而动议变增；计所练之兵，仅全台二十分之一，而所赏较本兵粮饷倍之。试思朝廷设兵，原无彼此；此而当练，孰不当练？此而可精，孰不可精？如必厚赏而后精，则非厚赏遂不必精；必厚赏而后练，则非厚赏并不能练。是必岁捐数十万金，以为全台练兵之用而后可。如其不然，是予各兵以借口之端，而开各营推诿之渐也。且台地绵亘一千余里，精兵六百，以之自卫则有余，以之卫人则不足。一旦南北交警，此六百人者，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势不能不驱未练未精之人相与从事。况费之所出，非官则民。查一县捐摊，每岁数几盈万，已未能按款批解；今又加以千余，名曰捐廉，实则挪移公项，此派之官者之不可行也。若取之于民，则台民数经兵燹，十室九空，加以亢旱频年，则素封之家所入不敷所出，此取之民者之不可行也。惟是练兵之举，将及三年。既议停止，必筹安置。计惟就现练精兵之中，择其年力精强、技艺娴熟者，分插各营，使之转相教习。除本营官照例于三、六、九操演外，镇军南北巡时，再按各操演。赏罚之政，备在中枢。实力奉行，何施不可。是镇兵虽有自练之名，而通台皆宿重兵，人人可成劲旅。官民之间，胥受其福。”[4]
曹谨的建议不仅使台湾各地广练精兵，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了海防，节约了军费开支，更重要的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同治年间台湾巡道丁曰建还将曹谨的言论收入他所撰写的《治台必告录》，还亲自注明“往事可师”，以此作为理台官员必读的治政文献。关于曹谨在凤山知县任上筹议练兵，减轻百姓负担的事迹，连横先生撰《台湾通史》《军备志》《曹谨传》记载最为详尽，而《清史稿·曹谨传》、李棠阶撰《曹谨墓志》对此事都无详细记载，因此连横先生《台湾通史·曹谨传》为我们研究曹公在台事迹提供了详细的史料。
曹谨在凤山知县任上的又一功绩是修曹公圳，关于此事《台湾通史·曹谨传》记载颇为详实。曹公圳的修建是在曹谨任凤山知县后的两个月，即道光十七年三月，“谨乃集绅耆，召巧匠，开九曲塘，筑堤设闸，引下淡水溪之水以资灌溉。为五门，备蓄泄。公余之暇，徒步往观，杂以笑言，故工皆不怠。凡二年成。圳长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润田三千一百五十甲，其水自小竹里而观音、而凤山，又由凤山下里而旁溢于赤山里。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多盖藏，盗贼不生。十八年，巡道姚莹名知府熊一本勘之，旌其功，名曹公圳，为碑记之。已而大旱，溉水不足。复命贡生郑兰生、附生郑宜治晓谕业户，捐资增凿，别成一圳，名新圳，而以前为旧圳，润田尤多。”[5]曹谨公修建曹公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要解决台湾民众的生存问题。《曹谨墓志》中说：“时台湾岁歉多盗，制府以公廉能，补凤山县。县为府南冲要，周围五百余里。公亲巡行境内，问疾苦，诘盗贼，剔弊除蠹，顺民之欲，而次第施之。以为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6]从《曹谨墓志》所载内容来看，曹谨到凤山县上任后，通过赈济灾民和打击盗匪，对台湾的社情民意有了初步了解。他发现过去台湾历任官吏，都把精力放在治盗上，却没有分析产生盗贼的根源所在，因此越治越乱。他认为，民众为盗，大都为饥寒所迫，今日之盗贼，乃昔日之良民，要想彻底治盗，就得让百姓都富足起来。因此他主张“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他看到凤山县沿海平原及丘陵地区的土地虽然都已开垦，但都是靠天收，风调雨顺时就获丰收，遇到大旱，全县几乎绝收。如有水利灌溉，这万顷良田就会变成万亩粮仓。他下决心要兴修水利，根治旱灾，解决百姓长治久安的大问题[7]。其次，台湾多山地、高阜之田必须有渠水灌溉才能发展农业获得收益，而兴修水利则是台湾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熊一本所撰《曹公圳记》明确记载说：“台地惟山泽之田，有泉引溉，可期一岁再收。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行数十里，而不见有沟渠之水，耕者当春夏阴雨之时，仓皇播种，以希其获，及至数日不雨，而水涸矣，又数日不雨，而苗槁矣，前此被害之百余里，皆此类也。又安可委为天灾，而不思所以补救乎！”[8]因此，修筑灌溉沟渠便成为弥补台湾地理条件局限与不足的必要措施。而曹谨主持修筑的曹公圳正是巧妙利用自然条件，因势利导，取得人地和谐的杰作。按熊一本《曹公圳》所记，曹谨公所主持修筑的这项灌溉工程“凡掘圳四万三百六十丈有奇计可，灌田三万一千五百亩有奇”，是一项有“百世之利”的水利工程。不仅如此，曹公圳修筑以后，曹谨还专设“圳长”进行有效管理，使原来的旱田皆为上腴之地。故《曹公圳》记曰：“乃至圳之源出淡水溪，由溪外之九曲塘决堤引水于塘之坳，垒石为门，以时蓄泄，当其启放之时，水由小竹里而观音里、凤山里，又由凤山里而旁溢于赤山里、大竹里，圳旁之田各以小沟承之，上流无侵，下流无靳，咸听命于圳长，而恪守其官法，向之所谓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矣，岂非百世之利哉！”[9]时至今日，曹公圳仍是台湾境内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其灌溉效益仍未减退，据说台湾有二百万人口仍受其益，它使凤山平原成为台湾发展最快，经济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曹谨升任台湾府淡水厅同知，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淡水厅辖地内有诸多港口，如沪尾、鸡笼、大安、中港、香山、竹堑等，沪尾就是今天的淡水港，鸡笼即今基隆港，竹堑即今新竹旧港，这里是英军进犯台湾的必经之地，在曹谨公淡水同知任上的抗英事迹于《台湾通史·曹谨传》和《曹谨墓志》文都有明确的记载。《曹谨传》载：“二十一年，英人犯福建，辄窥伺鸡笼，镇道并力筹防。谨以淡水沿海，沙汕延长，自鸡笼以至大安，凡可以泊舟者，皆囊沙为堵，练乡勇守之。又以厅治薄弱，别筑土城为藩，植竹凿濠为犄角。二十二年，英舰入大安，谨督兵勇御之，编渔舟，禁接济，设哨船，逻海上，先后获海寇三起，解郡正法，镇道嘉之。”[10]李棠阶《曹谨墓志》载：“甫越月，夷船趋犯鸡笼口，公严谕渔船进口听用，绝其向导。悬重赏擒夷鬼，民知公刑赏素信，踊跃争赴。夷船惊避，触石船坏。众鼓舞奋呼，擒夷鬼百二十四人。九月复至，乡勇又拒却之。明年正月，又至淡水南口外，乡勇设伏土地公港口，令渔船诱至，突出击之，夷复惊扰退，船胶浅水，俘汉奸五人、白夷四十九人。事闻，官吏兵民悉赏赉有差。”[11]关于曹谨在淡水抗英事迹，《清史稿·曹谨传》也有明确记载：“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谨禁渔船勿出，绝其向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却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事闻，被优赉。”[12]由上述三处记载看来，曹谨指挥的抗英斗争以李棠阶所撰《曹谨墓志》文最为详实，墓志文中记有曹谨在淡水南口的土地公港口设伏，大胜英军的战绩。此次战役，曹谨先令乡勇预先在土地公港口设伏，然后命渔船引诱英舰进入土地公港，英舰进入土地公港后舰船触礁搁浅，曹谨指挥乡勇奋力围歼，俘获汉奸五人，英人四十九人，获得大胜。曹谨在淡水厅同知任上的又一大功绩是制止了漳、泉籍民的大规模械斗。《曹谨传》载：二十四年，漳、泉籍民械斗，四邑骚动。谨闻报，趣赴漳、淡之交止之，驻大甲两月余，集耆老，陈利害，斗稍息。治民以宽，而非法必罚，猾胥土豪皆屏息莫敢犯[13]。《曹谨墓志》对此也有记载：“当公在淡水时，彰化械斗。淡境之漳、泉人亦怀疑虑，结队厉锋刃为交斗计。公急捕其妖言惑众者置之法，身率乡勇巡境上，即驻漳淡界之大甲镇弹压之，分别晓谕。于是，彰化人相约不犯淡境，淡之漳、泉人亦各释械去。”[14]《清史稿·曹谨传》对此事没有记载，可是其中记载了道光十三年曹谨署闽县时，制止的福建闽县械斗的情况。《清史稿·曹谨传》：“道光十三年，署闽县，旗兵与民械斗，持平晓谕利害，皆帖伏。”对于曹谨成功化解闽县械斗一事，李棠阶《曹谨墓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十六年二月，署闽县。闽附省垣，令多疲于供亿，公独专力民事，而给应征求亦无缺。吏畏民怀，颂声大起，大吏皆称之。适旗军与县民械斗，各千百人，势汹汹如鼎沸，委员谕之不止，公奉檄往，则置坐榻于军民之间，饬各缚获数人，送县署办理。次日，复纠众将斗，公挺身至旗军门外，明白晓谕，示利害甚悉，遂各帖然，盖信公者素也。”[15]在这里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清史稿·曹谨传》中所说此次械斗在道光十三年，而墓志铭所载是在道光十六年，两处记载时间略有出入，按曹谨是道光十二年（1832）任直隶丰润县知县，道光十四年（1834）调任福建省延平府将乐县知县，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任福建省福州府闽县知县。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调任台湾府凤山县知县，因此，《清史稿》所记此次曹谨在道光十三年制止闽县械斗事应属误记，其事应与《墓志》所记在道光十六年为准确。
闽县械斗与漳泉籍民械斗完全不同，从碑文所载来看闽县械斗是驻闽清军（旗兵）与当地百姓发生的械斗，而淡水的漳泉籍民械斗则反映了清代台湾社会内部复杂的矛盾冲突。台湾的这类械斗最早开始于康熙六十年（1721）的凤山县闽粤械斗，也就是福建籍移民与广东籍移民的械斗，其后的一百年间，规模较大的，记载于史志的分类械斗至少有38次之多，其中发生在淡水厅境内的就达23次，这说明淡水厅是分类械斗的重灾区[16]。道光二十四（1844）曹谨所辖淡水厅漳泉籍民的械斗主要是在福建省漳州籍移民与泉州籍移民之间爆发的，从碑文记载来看，械斗发生之时曹谨赶赴现场，晓谕民众，痛陈利害，并逮捕了少数煽动闹事的坏人。为彻底解除纠纷，平息械斗，他又亲自到淡水与彰化交界，驻大甲镇两个多月，逐村逐户了解情况，谋划息事良策。他认为这种群众性的斗殴，只能调解说服，如果调兵镇压势必更乱，还会把地方上的帮派之争带入部队，引起部队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于是他便把双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邀请来，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让他们去教训管束自己的晚辈子弟，一层一层地说，一家一家地劝，经过耐心的劝说，听者无不感激涕零，终于使双方握手言和，平息了械斗，纷纷表示今后要和睦相处[17]。从此“淡北七百余里得安堵”，这都是曹谨之功。
除此之外，曹谨在淡水厅任上还兴文教、崇实学、厚教化，关于此类事迹，《曹谨墓志》和《清史稿·曹谨传》都没有详细记载，只有连横先生《台湾通史·曹谨传》记之甚明，“曹谨莅治五年，日以兴文教，崇实学，为淡人士倡。朔望必诣明伦堂，宣讲圣谕，刊《孝经》小学，付蒙塾习诵。公余之暇，每引诸生课试，分奖花红。淡水固有学海书院，工未竣，捐俸成之。增设乡塾，淡之文风自是盛”[18]。这说明曹谨在淡水厅任内不仅广开乡塾，招徕学童，编印《孝经》作为乡塾的教材，分发给学童习诵，而且每月朔望之日还亲自到明伦堂宣讲圣谕和儒学。曹谨还在公余之暇，亲自主持学童的课试，对学习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淡水厅原来有学海书院，只是一直没有建成，曹谨还捐出自己的俸银，最终建成了学海书院，由于曹谨倡导，淡水文风日盛，使民众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改良了社会风气。
注 释
[1]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页。
[2]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7—127页。
[3] 连横：《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7页。
[4] 连横：《台湾通史》，第167页。
[5][10][13] 连横：《台湾通史》，第497页。
[6]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第119页。
[7]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第39页。
[8][9]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第126页。
[11] 连横：《台湾通史》，第119页。
[12] 赵尔巽：《清史稿》卷478《循吏三》，中华书局1977年。
[14] 连横：《台湾通史》，第119页。
[15] 连横：《台湾通史》，第118页。
[16]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第86页。
[17] 齐天昌：《一代循吏·曹谨》，第87页。
[18] 连横：《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7页。
（陈隆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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