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陵墓地下结构命名考释-乾陵文化研究

程　义

西安是著名的历史古都，在其周围分布着众多的唐代陵墓。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了大量陵墓，有的已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旅游景点，如著名的乾陵永泰公主墓。这些陵墓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是，由于古代文献里缺乏对它们的系统记载，这使得现代人很难通过文献和实物相验证的方法去了解、去研究唐代社会。因为现代考古学有自己的一套描述语言，普通人很难理解它。甚至一些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在利用考古简报和报告时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本文拟结合文献，对唐代陵墓建筑的地下结构部分的名称作以考释，力图使文献记载和现代记录相吻合，以便于大家利用和参考。

唐代墓葬地下部分以最后一道封门为界，通常可以分为墓道和墓室两大部分。墓道部分可以细分为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过洞、天井（早期简报称为天窗）、小龛（有时称壁龛）；其余的部分又可以细分为甬道（双室墓可分为前、后甬道）、墓室等，如下图[1]。

这是现在考古报告和简报里的常用术语，但不是唐代人当时的叫法。傅熹年[2]、沈睿文[3]和韩国河[4]等先生在研究中已注意到此问题。文献中尽管没有关于唐墓各部分名称的系统记载，但还保留了部分相关资料。本文在此综合诸位论述，把唐墓各部分名称略作考释：

一　墓道部分

墓道，又称隧道、羡道、埏道。隧道和羡道是东周时期对墓道的称呼，唐以前文献中就有记载。如《左传·禧公廿五年》《国语·周语》晋文公“请隧以葬”，遭到周王拒绝。贾谊《新书·审微》中释曰：“古代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具下。”《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共伯弟)和以其贿赂士，以袭共伯于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武帝坟高一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一丈。内梓棺柏椁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后汉书·陈王列传》记载“民有赵宣者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晋书·礼志》曰：“（魏文帝）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南史·豫章文献王嶷传》：“生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

唐代文献中也有此类记载，如：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缑氏县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将成，而以元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遂遣司农卿韦机，续成其功。机始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于是撙节礼物，校量功程。不改元宫，及期而就。[5]

此事在《旧唐书》里也有记载：

时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6]

五代时温韬“从（昭陵）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7]。这些资料均说明墓道就是文献中的“埏道”、“隧道”，并且据《狄仁杰传》和《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似乎唐人并没有严格区分二者。所以一称“隧道”，一称“埏道”。“埏”通“羡”，读若yan。从前引文献来看三者在唐代区别不大。但使用“埏道”和“隧道”的几率明显高于“羡道”一词。这也许反映“羡道”一词可能是早期词汇，至隋唐时期，随着墓葬制度的变化逐渐被“埏道”一词替代。

宋代有关墓葬的记载和唐代大抵相似：

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为圹置柩，以土实之者；有先凿埏道，旁穿土室者，撺柩于其中；其坚土之乡，先凿埏道.深若干尺，然后旁穿窟室以为圹。或以砖范之，或但为土室。以砖数重塞其门，然后夯土实埏道。(中略)。葬时，先以竹竿步晚，稍(梢)在圹中，置枢于其上而探之，既而抽其竹，其明器、下账、五谷、牲酒等物，皆于道旁别凿窟为便房贮之。[8]

羡道和隧道在汉以前是有明显区别的，“天子用隧”，其他人只能用“羡”。那么“隧”和“羡”有什么区别呢？唐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冢人》“以度为丘隧”郑玄的注下，疏云“隧与羡异者，隧道则上有负土”，即是说“隧道”上面覆盖有土，反之羡道则无土。傅熹年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唐代和汉代的说法不一样，唐代认为在土中穿洞，上部有顶的称为隧道，在土中开沟，露天开挖的称为羡道”，“用隧道过洞之例始见于东汉”，“所以贾公彦的说法，以之解经，或许有以今释古之嫌”。对此段清波先生也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晋侯请隧中的“隧”不当作墓道讲，这里的“隧”是天子都城外的一种行政建制，即乡隧制度中的“隧”，而诸侯除鲁国外是不得使用”[9]。无论晋侯所请之隧为“乡隧”还是“墓隧”，先秦就有“墓隧”的称呼是不可否认的。从秦始皇兵马俑俑坑的建筑方式看，尚不能排除天子墓道上架设棚木然后用土覆盖的做法。因为一座大墓从开挖到埋葬是要费些时日的，如果在墓道上没有一定的保护设施，则很难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容易造成坍塌。天子墓隧和普通人的墓道不同之处在于：将来棺椁要从墓道进入墓室，所以天子墓道要保留到最后一刻才能封闭；而普通人的棺材是从墓上用辘轳直接放下的，墓道仅需考虑施工出土的方便。随着墓葬形制的变化，这种以墓道上“负土”与“不负土”来区别等级的做法已失去意义。所以汉代以后，“隧”“羡”互通了，均指墓道。唐代贾公彦的说法只是对先秦旧制的解释。如果要勉强区分唐代墓葬中的羡道和隧道的话，显然墓道最前端，第一过洞之前的露天开挖部分，最符合“羡道”的性质，过洞至最后一道墓门部分就为隧道。至于“过洞和前后甬道应称为隧道”[10]的说法，恐怕值得重新考虑，因为毕竟这是后起的事物，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前后甬道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隧”，尽管其形制确实为隧道式的。实际上在唐代两者的区别并无实际意义，一方面唐墓不靠此来区分等级高下，另一方面据先秦文献可知“羡”“隧”不能共存于一座墓中，因此这两部分又可合称为“埏道”或“隧道”。

前甬道部分，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似乎可以称之为“鹿项”。但这是个孤例，还没有其他文献证据来佐证。

二　天井部分

天井是汉代流行横式墓以后，新出现的结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记载。据傅熹年先生研究，这种墓制滥觞于东汉，成形于北魏。随着政权的转移，从北魏洛阳传至北齐、北周的中心地区。传到长安后，在隋唐时期得到大的发展。这种结构一方面利于回填，令一方面可以增加作业面，提高施工速度。如果说“天井”象征庭院里的露天空间这一假说可以成立的话，这一部分称为天井十分合适。

三　小龛部分

颇具争议的是墓道旁的小龛，它该不该称为“便房”。梓宫、黄肠题凑、便房、外藏椁是汉代帝王陵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梓宫、黄肠题凑、外藏椁等诸种葬具的看法基本一致，唯独对便房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分歧的症结源自东汉服虔和唐人颜师古的注文。服虔把“便房”注为“藏中便坐”，颜师古注为“小曲室”。北京大葆台等一批西汉诸侯王墓被发掘后，有学者把形同曲室的回廊定为“便房”。又有人据在《汉书·武帝纪》颜注中提到“便殿，便室，便坐，皆非门大之处……休息闲宴之处耳”的话，于是又把便房“贴”到看似休闲之地的前堂。黄展岳先生分别于1993 年[11]、2005年撰文对此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便房即木制作的棺房，只用于木构题凑式的西汉帝、王墓，其他形式的帝、王墓未见这种葬具。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上引《霍光传》文，可知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是指四种不同材质的葬具，传文叙述层次清楚，从里到外，便房位于梓宫的外围、黄肠题凑木的里边。第二，便房即棺房，三国魏人如淳在上引《霍光传》中己指明。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椁、柏黄肠题凑。”第三，根据前两点，可以肯定位于棺材(梓宫)外围、题凑木墙里面的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房子就是便房。便房门外是前堂(或称前室)，为祭奠之所。在题凑木内侧或内外侧的回廊里隔出若干房间(有的不隔，如大葆台墓)，用来放置各种随葬品，是为外藏椁。便房是一座两侧面和后面围以木板壁的房间。它有木板顶盖.正面设置两扇木门[1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过头去，在汉代文献里寻找证据。从汉代文献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便房的基本特征：其一，是一种葬具，可以“具”为单位，可以赐予；其二，位于封土堆之下，并有一定的高度，否则就不会有“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13]之说；其三，作用是“保幽灵”；其四，具有“房”的形状，有门户之设。其五，位于梓宫（棺材）之外侧。黄先生对汉代便房的认识无疑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论断。但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被放弃了。在外族入主中原以后，这种葬具再次被异族使用。尽管郑岩[14]和巫鸿[15]等人还不能确定其目的，但我们在这些异族人的葬具上确实发现了符合这几个特征的图像，如郑岩、巫鸿先生论文所列举的厍狄洛墓棺亭、傅家北齐石棺第九石上的画像等就是见证。巫鸿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这种葬具可能来自四川，和道教一起传入北方。这是很有价值的推测，近来咸阳出土的两具陶棺补充了其在地域上的缺环。但是东汉时期的道士如何创造出这样的葬具和埋葬方式？我们怀疑这是他们模仿高级贵族墓葬的结果。而这些石棺可能就是对便房的模仿。根据地域的不同，人们选择不同的材质，或木或陶或石。由木转为石，更符合“寿如金石”的理想。而较晚的这些房形椁亭、椁室类葬具就是对汉代便房的模仿。

对此，韩国河先生曾提出“研究汉唐时期的墓葬制度必须用动态的眼光去看问题，也不能绝对认为东汉人(如服虔)解释西汉时期的典章礼仪就一定准确，同时要注意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契合与印证”。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汉代的便房。他坚持认为唐代墓葬中普遍出现的小龛就是便房。

从前引唐宋资料看，小龛确实很像“便房”。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据《唐会要》的记载，我们知道修陵者先为李仲寂，因为“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而后发生民夫动乱。继任者韦机只是轻描淡写地“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就化解了危机。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帝陵结构里该不该设小龛？如果在当时这是一种定制的话，李仲寂也会想到这个方法，即使出现玄宫狭小的问题，再挖几个小龛，也就可以解决，为何会导致民夫愤怒？数千人挖几个小龛，恐不是什么难事，民夫为何要冒生命危险而逃呢？因此，我推测开“便房”只是权宜之计，是韦机个人的发明，不是当时的制度。韦机此人，据其本传可知确实善于营建，但更善于迎合皇帝的心理。他后来受命在洛阳以西营建上阳宫就是很好的例证，后来，大水冲进王宫，造成多人死亡。相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16]。《唐会要》里所说的便房，如果等同于小龛的话，无论如何都和两汉以来的便房性质难以吻合。

其实，在隋唐高规格墓葬里经常出现的石椁，其作用、性质、形制均和便房相合。关于此点，秦建明先生早有论述[17]，我深有同感。在此仅对秦先生的观点加以介绍和解说。我们知道，石椁有屋顶，有门窗，里外有线画，内置棺。这些要素均和便房有关。“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度牖栏槛”[18]，这是针对唐以前普遍使用石质葬具的规定。这一规定是为了限制普通人使用“便房”这一葬具，目的在于纠正北朝以来“便房”使用混乱的局面。从考古发现的实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规定并不是禁止所有人使用石椁（便房）。可以使用便房的墓主，均为皇室高级成员，正好符合“王、侯”的级别，当然帝陵肯定使用了这种葬具。还可补充一个证据如下，据陆龟蒙诗“童初真府召为郎，君与抽毫刻便房”[19]，可知便房上确有刻画装饰，而小龛无论如何是不需要“刻”之的。

但是，唐代文献所记也并非无稽之谈。我认为只是此“便房”非彼“便房”而已。也就是说，这里的“便房”为一名二物，一为葬具之棺房，另一为房屋之便房，也就我们后来常说的偏房。尽管偏房一词出现颇晚，但便殿一词确是秦汉已有的，至唐代更是非常常见的称呼。这在颜师古注《汉书》时就提到了，不过他把地面上的“便房”和葬具之“便房”混为一谈了。他的思路显露了当时人对非正房的称呼，即为“便房”，其作用是“休息闲宴之处耳”。“便房”一词虽然在隋唐文献里少见，但以“便殿”之意推测，“便”和“偏”的意思相合。金代诗人元好问《临锦堂记》有“河朔版荡以来，公宫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贮管弦、列姬侍，深闭固拒，敕外内不得通，其不为风俗所移者，才一二见耳。”[20]“河朔版荡”是指唐代末年藩镇割据，这里所描写的应当就是晚唐时期的景象。便房里所贮的乐队、列姬和在小龛里发现的乐人，侍女也很吻合。因此，唐墓里的小龛应是对地面建筑“偏房”的模仿。根据小龛里面的随葬品，我们也可看出它有很多种功能，但和主人起居的关系很少，自然不是正房，而是“便房”、偏房。所以，我认为把小龛称为“便房”也可以，但绝对不是汉代作为葬具的“便房”，当然也不是汉代“便房”演变的结果。

四　墓室和墓坑

墓室部分，在古代文献里有“玄阙”之称，如：“臣又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21]，但玄阙有时也指墓阙，如“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22]里所说的“玄阙”显然之墓阙，那些石人现在还在原来的位置。沈睿文认为“玄阙”就是墓门的看法显然属于望文生义。墓室也称“玄宫”、“元宫”，如：“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23],“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24]里所说的玄宫显然就是墓室。“玄”字遇到需要避讳时多写作“元”，因而“元宫”也就是“玄宫”。

墓室封闭之前所挖的墓坑，通常称之为“圹”，如“（司空）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25]。这里的圹就是指提前挖好的墓坑。关中至今仍有称修建墓葬为“打圹”者，这是一种含蓄、隐讳的说法。(www.xing528.com)

注　释

[1] 此图采至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2][10] 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2—343页。

[3] 沈睿文：《唐陵结构名称考》，《文博》2000年1期。

[4] 韩国河：《简论坡形墓道》，《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5期。

[5]（宋）王溥：《唐会要》卷21《诸陵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7页。

[6]（宋）刘：《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6页。

[7]（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 441页。

[8]（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学津讨原本，册1040，第789—790页。

[9] 段清波：《晋侯请隧中的“隧”不当作墓道讲》，《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24日第7版。

[11] 黄展岳：《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20日。

[12] 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4期。

[13]（汉）班固：《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024页。

[14] 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八），《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祆教美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 巫鸿：《华化与复古——房形石椁的启示》，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659－671页。

[16] 程义：《隋唐洛阳城是个半成品吗？——对东西二京布局差异的再分析》，《唐研究》第12卷，2006年。

[17] 秦建明：《便房考》，《文博》1999年2期。

[18]（唐）杜佑：《通典》卷85《棺椁制》，中华书局1988年，第2299页。

[19]（唐）陆龟蒙：《顾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铭于袭美因赋戏赠》，《全唐诗》卷626，第7190页。

[20] 元好问：《元好问集》卷33《临锦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3页。

[21]《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3页。

[22]《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5页。

[23]《旧唐书》卷16《穆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478页。

[24]《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89页。

[25]《旧唐书》卷190下《司空图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84页。

（程义，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