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雄军节度使府的研究成果

刘　冬

天雄军节度使府是唐大中、咸通（847-874）年间唐中央政府在河陇地域设置的3个高级军政权力机构之一（另两个为归义军、凉州节度使府）。它与归义军、凉州节度使府不同：归义军、凉州节度使府独立性很大，管内具体事务较少受唐廷遥控；而天雄军自成立之日迄龙纪（889）年间，就完全服从唐中央政府的统治。但是，学界对归义军、凉州节度使府关注较多，而涉及天雄军相关问题的论著则较少，其中亦多有谬误。今人存在的争议、缺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天雄军节度使府的肇始。此无争议，均认为由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发展而来。但有关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的兴废与辖州，未见有这方面的论著。

2.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学界依此亦有不同看法：《两唐书辞典》“天雄军”条[2]、《中国历史大辞典》“天雄军”条[3]认为在咸通五年（864）；吴廷燮[4]、冯培红[5]、李军[6]认为应是咸通四年（863）二月。

3.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治所。《两唐书辞典》“秦州”条[7]认为治今甘肃秦安，但同书“天雄军”条[8]则认为治今甘肃天水市；《中国历史大辞典》“天雄军”条[9]认为治今甘肃秦安西北。

4.天雄军节度使府的属州。学界多认为领秦、成、阶3州，如《唐方镇年表·天雄》[10]、《两唐书辞典》“秦州”条[11]、《中国历史大辞典》“天雄军”条[12]等。李军则认为天雄军节度使府在不同时期属州是有变化的，其管秦、成、阶3州的情况仅发生在广明元年（880）至文德元年（888）间[13]。李军忽视了唐代后期正州与行州是不同的，以及天雄军节度使府对各州的实际控制力也有差别，导致结论仍有商榷之处。

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与涉及天雄军节度使府的历史记载本身有矛盾之处不无关系。另外，学界对唐代后期行州这一问题关注极少，导致今人往往将其与正州相混淆。为还原历史原貌，笔者仔细分析历史文献，对天雄军节度使府相关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今试作文述之。

安史之乱对大唐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镇压叛军，唐廷赋予地方很大的权力（主要是军权），将方镇体制推广至内地。方镇与道结合，逐渐成为州之上、地方一级军政权力实体。平乱过程中，唐廷将西北边镇军队大量派往中原，吐蕃势力乘虚而入。很快，陇右地被吐蕃蚕食殆尽[14]。继大量领土被纳入异族统治后，唐廷在西部缘边地域建立了一系列行州，其全名往往称“行×州”。“×州”为沦陷的州名；“行”，音“xíng”。《辞源》没有收录“行州”条目，“行”字释义亦不甚完备。笔者认为“行州”之“行”，有“临时的”、“寄治的”之义。行州作为侨治州的一种形式，在唐后期最为常见。唐廷此举主要是为了彰示世人自己收复失地的决心。贞元三年（787），“德宗置行秦州，以（行秦州）刺史兼陇右经略使，治普润（今陕西麟游西北）”[15] 。

9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吐蕃帝国在内外多种矛盾的冲击下瓦解，各地军阀之间发生内战。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唐廷趁机收复原属秦州之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西北），因本州（秦州）未复，以之权隶凤翔节度使府[16]。次年（849）六、七月，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原（今宁夏固原）、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北韦州）及萧关县（今宁夏同心县东南、清水河东）光复[17]。同年（849），唐廷升秦州防御守捉使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18]。经略使府的权力、地位虽不及节度使府，但仍是方镇（道）一级的高级军政机构，统管州县。六年（852），秦成两州经略领押藩落副使[19]。但其它文献与之相关的记载则大不相同。《唐会要·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条载：大中“四年（850）二月，（唐廷）割（秦州）隶凤翔（节度使府）”[20]。《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二月条载：唐廷“以秦州隶凤翔（节度使府）”[21]。《新唐书·方镇表一》载：大中四年（850），凤翔节度使府“增领秦州”[22]。以上三种文献均认为秦州在大中四年（850）割隶凤翔节度使府，亦即之后不存在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建制。后世所修地方志亦承其言，如《（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沿革》载：大中“四年（850），以秦州郡（秦州）改隶凤翔（节度使府）”。不过，《新唐书·方镇表》本身记载亦有矛盾之处。《新唐书·方镇表四》载：咸通五年（864），“升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为天雄军节度、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23]。如果秦州在大中四年（850）二月已割隶凤翔节度使府，何以咸通五年（864）仍存在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另据《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六年（852）春正月戊辰，以陇州防御使薛逵为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24]《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冬十月己巳条亦载：“以秦成（两州）防御（经略）使李承勋（李光弼之孙）为泾原节度使。”[25]如此，则大中四年（850）之后，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依然存在。

据《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条载：蕃将尚延心归降唐朝后，为防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李承勋谋害他，主动向其示好，允诺率部内徙；但李承勋的幕僚劝诫他道：“若从（尚）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节度使府），吾属无所复望矣。”[26]如此，则大中四年（850）二月，秦州割隶凤翔节度使府一事亦应无误。胡三省认为：“秦州本属陇右节度（使府），是时新复，以属凤翔（节度使府）。”[27]陇右地沦陷后，唐廷时刻计划收复失地，制以凤翔节度使兼领陇右节度使[28]。秦州光复后，唐廷以之隶凤翔节度使府大概是受此影响。

针对上述矛盾记载，笔者认为：凤翔节度使府兼领秦州仅短短数年而已，唐廷很快复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陇坻以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唐廷以陇坻为界、在其西设陇右道不无道理。在古代较为落后的交通、信息通讯条件下，凤翔节度使府对陇坻以西的秦州必然存在诸多管理上的不便。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唐廷很快恢复了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建制。笔者认为具体恢复时间是在大中六年（852）春正月戊辰。大中五年（851），凤翔节度使府“罢领陇州（今陕西陇县），以陇州置防御使，领黄头军使”[29]。地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之间的陇州分割出来后，凤翔节度使府更无法对秦州这块飞地行政区[30]实行有效的管辖。时秦州地处西陲，为守土防边，唐廷只能建以方镇，赋予其更大的权力。于是，大中“六年（852）春正月戊辰，以陇州防御使薛逵为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31]。大中四年（850）二月至六年（852）正月戊辰秦州隶属凤翔节府使府期间，疑成州被纳入山南西道（方镇名，治今陕西汉中市）节度使府管内。

有关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均有记载，然二者亦有出入。《新唐书·方镇表四》载：咸通五年（864），“升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为天雄军节度、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增领阶州”[32]。《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863）二月条载：“置天雄军（节度使府）于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隶焉；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节度使﹚。”[33]依《资治通鉴》记载，天雄军第一任节度使为王晏实。王晏实担任天雄军节度使的时间，就是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千唐志斋藏志·唐故天雄军节度九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清河张府君（谅）墓志铭》载：“至咸通（860-874）岁直辛未，属公之亲舅大夫太原公建节秦州，宠于起复。”［34］唐代后期（以安史之乱为界），辛未年只有贞元七年（791）、大中五年（851）。咸通（860-874）无辛未，“辛未”应为“癸未”之笔误，亦即咸通四年（863）。郁贤皓认为其文所言“属公之亲舅”就是王晏实，但未给出依据[35]。笔者与之看法一致。王晏实担任过正议大夫、食邑五百户的太原县开国男[36]，所以被称为“大夫”、“太原公（应为尊称）”。王晏实生年，史书阙载。刘稹之乱（843-844）时，王晏实为磁州（今河北磁县）刺史[37]。唐代，刺史为地方要职。王晏实担任磁州刺史时，必已具备一定资历。则其时，王晏实最少也应该有三十岁左右。天雄军节度使府成立之时，王晏实应已年过五十。咸通五年（864）五月廿六日，张谅卒于天雄军节度使任上，时年三十六岁[38]。从年龄上来看，王晏实为张谅舅父是合乎常理的。王晏实（祖）父王智兴为怀州温人[39]，则王晏实与张谅母籍贯应是怀州温县（今河南温县）。《墓志铭》称：“尊夫人（张谅母）太原王氏，封太原郡君。”[40]恐是好事者盗用名门望族的身份以抬升其地位。王晏实为第一任天雄军节度使，咸通五年（864）五月廿六日，张谅卒于天雄军节度任上，疑张谅为王晏实继任者。综合历史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应以《资治通鉴》记载为准，亦即咸通四年（863）二月。

二 　天雄军节度使府治所探析

唐代后期，方镇主官例兼治所州刺史。从历史文献记载看，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与天雄军节度使必兼任秦州刺史。《全唐文》卷749杜牧《薛逵除秦州刺史制》载：唐廷以薛逵为“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秦州诸军事，兼秦州剌史、御史大夫，充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川（州）经略及义宁军行营镇遏都知兵马使、本道营田等使”[41]。同书卷962阙名《授王晏实天雄军节度使制》载：唐廷授予王晏实的官职名为“守金吾卫将军，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天雄军节度、秦成河渭等州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42]。《旧唐书》卷178《郑畋传》载：“（郑）畋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节度使仇公遇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43]《旧五代史》卷21《梁书·符道昭传》载：“（唐）昭宗反正，（朱全忠）奏授（符道昭）（为）秦州节度使、同平章事。”[44]

由上可知：天雄军节度使府因治秦州，其主官天雄军节度使亦俗称“秦州节度使”。终唐一代，秦州（一度称“天水郡”）治所发生过数次小范围的迁移。《新唐书·地理志四》载：秦州“本治上（今甘肃天水市），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地震徙治成纪之敬亲川（今甘肃秦安西北），天宝元年（742）还治上，大中三年（849）复徙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45]。成纪县，本治小坑川（今甘肃静宁西南），开元二十二年（734）移治敬亲川[46]，秦州亦随之从上移治成纪敬亲川。天宝元年（742），秦州还治上（今甘肃天水市）。《（乾隆）清水县志》卷1《星野》载：“宝应（762-763）初，（秦州）陷于吐蕃。兵火之后，城圮庐毁。大中三年（849）收复，复徙治成纪。”疑上县城已在兵火中毁坏，大中三年（849）唐廷收复秦州后，只好移治成纪县。《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七月条引宋白语云：秦州，“时治成纪，在旧州南一百里”[47]。“旧州”，即秦州在安史之乱期间失陷时的治所——上县城。而成纪本在上北约一百里。宋白语“在旧州南一百里”疑为史官之笔误，应为“在旧州北一百里”。综合上述三种文献记载，大中三年（849）秦州收复后，移治成纪；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亦治成纪县城。

如此，则产生一个疑问：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升格为天雄军节度使府后，是否仍以成纪为治城？答案是否定的。《（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1《沿革》载：“咸通四年（863），置天雄军（节度使府）于秦州废天水陇城（今甘肃秦安东北）。”秦州，唐天宝、至德（742-758）中称“天水郡”。“秦州废天水陇城”，应为“秦州废陇城”之误笔。安史之乱期间，吐蕃东犯，兵火之后，陇城县城恐亦遭毁坏，因此，称“废陇城”。但是，其他历史文献与之相关的记载则大不相同。《全唐文》卷833钱《册赠李茂庄太师文》载：“成纪接右界之险。”[48]同书卷818张元晏《授李继徽秦州节度使制》载：“既委之（李继徽）钺，锡以土疆，抚成纪之遐封，治秦川之拓地。”[49] 卷820吴融《授孙储秦州节度使制》载：“今复以成纪雄藩，仇池善地，将图静镇，乃易麾幢。”[50]《全唐诗》卷604许棠《成纪书事》载：“闲与将军议戎事，伊兰犹未绝胡尘。”[51]唐代后期，常以治所州、县代称方镇。上述文献称天雄军节度使府，均以“成纪”代之。则其时，天雄军节度使府应复移治成纪县，但移治时间史书阙载。李茂庄被授予太师一职是在景福二年（893）七月丁亥[52]。李继徽出任天雄军节度使则在乾宁三年（896）三月[53]。孙储被任命为天雄军节度使约在乾宁四年（897）[54]。许棠《成纪书事》的创作年代，吴廷燮认为是咸通十一年（870）[55]。则最晚在这一年，天雄军节度使府已移治成纪县。之后至唐灭亡，天雄军节度使府治城未再有变迁。

三　天雄军节度使府属州变动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二月，建天雄军节度使府，治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隶焉”[56]。同年（863），凉州节度使府成立，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57]。如此，则形成一个矛盾：咸通四年（863），河州究竟是隶天雄军、还是凉州节度使府？凉州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荣新江[58]认为是在咸通四年（863）正月，冯培红[59]则认为是咸通四年（863）二月，李军[60]认为必在咸通四年（863）三月之后。笔者赞同李军的看法。《宋高僧传》卷6《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载：

释承恩，不知何许人也。……及天宝（742-756）末，关中板荡，因避地姑臧（今甘肃武威）。……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闻异，终后弟子传布。迨咸通四年（863）三月中，西凉僧法信……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潮表进（释乘）恩之著述，勒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敕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61]

“西凉”，为凉州之异称。张义潮收复凉州是在咸通二年（861）[62]。大中、咸通（847-874）中，唐廷以瓜沙、凉州、天雄三节度使府分治河陇[63]就是为了压制张义潮，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域的控制。唐廷决不会让张义潮以归义军节度使的身份兼领凉州节度使，令其坐大。李军认为凉州节度使府成立后，唐廷以朔方节度使兼领之[64]。总之，咸通四年（863）三月西凉僧法信“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潮表进（释乘）恩之著述”之时，凉州节度使府还未成立，其成立必在咸通四年（863）三月之后。其文称张义潮为“本道节度使”，是因为虽然归义军法定的十一州辖地不包括河州，但凉州是为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收复的，必服从其统治。这样，就产生一个结论：河州本隶归义军节度使府[65]；后划入天雄军节度使府管内；凉州节度使府成立后，河州转隶之。

大中三年（849）七月，秦州复归唐朝，上文已论及。唐廷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市）、渭（今甘肃陇西东南）二州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载：“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尚）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河、渭）二州，（唐廷）拜（尚）延心武卫将军。（高）骈收凤林关，以（尚）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弈使。”[66]《新唐书》卷224下《高骈传》载：“党项叛，（高骈）率禁兵万人戍长武（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是时诸将无功，唯（高）骈数用奇，杀获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御使。（高骈）取河、渭二州，略定凤林关（今甘肃永靖境内），降虏万余人。”[67]《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十月己巳条载：“以秦成防御（经略）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李）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李承勋）即奏延心为河、渭都弈使，使统其众居之。”[68]上述文献中，《新唐书》认为收复河、渭二州的是秦州刺史高骈，而《资治通鉴》则认为应是秦成经略使李承勋（兼任秦州刺史）。今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亦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应以《资治通鉴》记载为准。《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条所载引自林恩所著《补国史》[69]，而《补国史》成书年代较《两唐书》为早，应较为可信。依上文记载，河、渭二州的收复，发生在李承勋任秦成经略使时期[70]；然其文仅述及李承勋离任时间为大中十一年（857）十月己巳。大中六年（852）春正月戊辰，唐廷以薛逵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71］。则李承勋任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最早不过大中六年（852）。河、渭二州约在大中六年（852）至大中十一年（857）十月己巳这一时间段归属唐朝。唐廷以蕃将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河、渭二州具有羁縻州的性质。历史文献有关尚延心的最后活动记载仅见《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十月条，其云：拓跋怀光擒杀论恐热后，“其（论恐热）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72]。则迟至咸通七年（866）十月，尚延心仍服从唐廷，统治河、渭二羁縻州。之后有关河、渭二州的情况，史书阙载，疑已不为唐所有。

成州（今甘肃西和西北），宝应元年（762）没吐蕃[73]。贞元五年（789），唐廷在同谷之西境泥公山（今甘肃成县西南）权置行成州[74]。长庆三年（823）“五月，山南西道奏移（行）成州于宝井堡（今甘肃成县东南）”[75]。咸通七年（866），唐廷收复故成州失地后，在宝井堡复置成州，后移治同谷县（今甘肃成县）[76]。十三年（872），唐廷将成州之长道县（今甘肃礼县东南）划归秦州[77]。如此，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与天雄军节度使府成立之时，故成州失地还未收复，其所领之成州必为治宝井堡的行成州。故成州失地收复后，疑唐廷随之撤销了行成州建制。不然，无法解释成州与行成州同治宝井堡一地。

据《新唐书·方镇表四》载：咸通五年（864），唐廷“升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为天雄军节度、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增领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南）”[78]。李军认为，《新唐书》尽管将天雄军节度使府的成立时间记晚了一年，但咸通五年（864）其领阶州一事应无误[79]。笔者与李军看法一致。阶州，“本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767）复置为行州，咸通（860-874）中始得故地，龙纪（889）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892）更名，治皋兰镇（今甘肃康县西境）”[80]。《新唐书》所以称之为“阶州”，是因为其时关内还存在一个武州。《新唐书·地理志一》载：武州，“大中五年（851）以原州之萧关（县名，治今宁夏海原县东北李旺堡北）置。中和四年（884）侨治潘原（今甘肃平凉市东南）。县一。萧关”[81]。笔者怀疑此武州为行州，因为其时陇右之武州（今甘肃武都东南，）仍未收复。《新唐书》称地处陇右的武州为“阶州”，以示区分。有学者将唐代后期的正州与行州混淆[82]。大中（847-860）年后，陇右部分失地光复。这样，在故州重新纳入唐廷统治之后，行州仍与之共存，如行渭州（今甘肃平凉市）、行武州（今宁夏海原县东北李旺堡北）等。《新唐书》所载之行州，常省“行”字，简称“×州”。受其影响，学界往往忽视了行州的存在。

文德元年（888），成州割隶威荣军节度使府[83]。威荣军节度使府，文德元年（888）自剑南西川分置，治彭州（今四川彭州市）[84]。

大顺二年（891），阶州划归武定军节度使府[85]。武定军节度使府，光启元年（885）置，治洋州（今陕西西乡）[86]。

唐代后期，国内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天雄军节度使府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大。《旧唐书·昭宗本纪》载：景福元年（892）春正月丙午，“秦州李茂庄等上表疏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杨守亮纳叛臣杨复恭”[87]。李茂庄为李茂贞亲兄[88]。吴廷燮认为李茂庄在大顺元年（890）出任天雄军节度使[89]。如此，则最晚在大顺元年（890），天雄军节度使府已纳入李茂贞管内。之后有关天雄军节度使府辖州情况，史书阙载。朱玉龙认为天雄军节度使府成为李茂贞属镇后，领秦、成、阶、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4州[90]，不知何据。

天元年（904）四月，唐廷“赐魏博节度号天雄军节度”[91]。其时，唐廷已为梁王朱温控制，在其与晋王李克用河东集团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河朔藩镇的态度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朱温以皇帝的名义将“天雄”军号赐予之，主要是为了笼络魏博，使其永久效忠自己。但秦州时属岐王李茂贞割据集团，不受朱全忠节制，仍称“天雄军”。五代后梁时期，秦州仍号“天雄军”。胡三省认为：“唐末，魏博复天雄军号，秦州不复号天雄矣”[92]。应误。

四　结语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七月甲戌，唐廷在收复秦州后，以成纪为治所，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辖秦、行成州。次年（850）二月，唐廷撤销了这一高级军政建制，以秦州隶凤翔节度使府。大中六年（852）春正月戊辰，唐廷复建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据《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条载：在李承勋主政天雄军使府时期，已有军队万人；使府不仅设有营田，还与外族互市，有较稳定的经济来源[93]。天雄军使府已初具一定实力，为之后升为节镇奠定了基础。唐懿宗咸通四年（863）二月，唐廷升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府为天雄军节度使府，移治陇城县，领秦、成、河、渭4州。同年（863）凉州节度使府成立后，河州转隶之；天雄军节度使府统其余3州：秦、成、渭。次年（864），天雄军节度使府增领阶州，实管秦、成、渭、阶4州。咸通七年（866）十月之后，渭州逐渐从唐朝势力范围割裂出去，沦为蕃部之地。最晚在咸通十一年（871），天雄军节度使府复移治成纪县。文德元年（888），成州隶威荣军节度使府，天雄军节度使府仅辖秦、阶2州。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天雄军节度使府成为李茂贞属镇。次年（891），阶州隶武定军节度使府，天雄军节度使府仅保有秦州1州之地。之后有关天雄军节度使府属州情况，史书阙载。至天元年（904）四月，唐廷将“天雄”军号赐予魏博，但秦州仍称“天雄军”。

唐后期，局势纷乱，统治阶级的视线已从外转向内，整个帝国的风气则由外向、包容转为保守。安史之乱后，在吐蕃的军事压力下，唐朝为自存必须以防守为第一战略，反攻则无从谈起；9世纪中叶回鹘、吐蕃王朝相继瓦解之后，帝国的外部威胁已彻底解除，而内部的矛盾则激化，方镇割据、农民起义、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等将唐帝国最后的余力消耗殆尽。早期的天雄军节度使府听命中央，扮演了为唐帝国经略边疆、怀柔游牧民族的重要角色；后期的天雄军节度使府则成为军阀手中对抗中央、与其他军阀争抢地盘的工具。

注　释

[1] 唐代后期，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均被赐予过“天雄”军号。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为宠田承嗣，以魏博（方镇名，治魏州）为天雄军；田悦反叛中央后，唐廷削夺了魏博“天雄军”号。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唐廷收复秦州，将“天雄军”号赐予之；至唐昭宗天元年（904）四月，复赐魏博号曰“天雄军”。魏州号“天雄军”总计二十年，而秦州号“天雄军”则有五十余年的时间。本文所论对象为治秦州之天雄军。

[2] [8] 赵文润、赵吉惠：《两唐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3] [9] [12] 郑天挺：《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603页。

[4]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8《天雄》，中华书局1980年，第1209页。

[5] 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6] [60]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3页。

[7] [11] 赵文润、赵吉惠：《两唐书辞典》，第782页。

[10]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8《天雄》，第1208页。

[13]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56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8页。

[15]《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第1775—1776页。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8036—8037页。

[17] [18]《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条，第8039页。

[19]《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84—1885页。

[20]（宋）王溥：《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中华书局1998年，第1269页。

[21] [27]《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二月条，第8042页。

[22]《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第1784页。

[23]《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86页。

[24] [31] [71]（后晋）刘：《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25]《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冬十月己巳条，第8064页。

[26] [68]《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条，第8064—8065页。

[28] 有人将这种某一方镇主官兼领另一方镇的体制称为“二元一体的方镇统治体制”。见王凤翔：《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唐都学刊》2010年第26卷第5期，第30页。

[29]《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第1785页。

[30] 郭声波认为飞地有飞地领土与飞地行政区之分。见郭声波：《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第88页。(www.xing528.com)

[32]《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86页。

[33]《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二月条，第8104页。

[34] [38] [4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千唐志斋藏志·唐故天雄军节度九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清河张府君（谅）墓志铭》，中国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63页。

[35] 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36]（清）董诰：《全唐文》卷749杜牧《王晏实除齐州吴初本巴州陈渝州刺史等制》，中华书局1981年，第7757页。

[37]《新唐书》卷172《王宰传》，第5204页。

[39]《新唐书》卷172《王智兴传》，第5201页。

[41]《全唐文》卷749杜牧《薛逵除秦州刺史制》，中华书局1981年，第7756页。

[42]《全唐文》卷962阙名《授王晏实天雄军节度使制》，第9989页。

[43]《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第4636页。

[4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21《梁书·符道昭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84页。

[45]《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0页。

[46]《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31页。

[47]《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七月条，第8039页。

[48]《全唐文》卷833钱《册赠李茂庄太师文》，第8779页。

[49]《全唐文》卷818张元晏《授李继徽秦州节度使制》，第8617页。

[50]《全唐文》卷820吴融《授孙储秦州节度使制》，第8642页。

[51]（清）彭定求：《全唐诗》卷604许棠《成纪书事》，中华书局1979年，第6983页。

[52]《资治通鉴》卷259唐昭宗景福二年七月条，第8445页。

[53]《资治通鉴》卷260唐昭宗乾宁三年三月条，第8484页。

[54]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8《天雄》，中华书局1980年，第1214页。

[55]《唐方镇年表》卷8《天雄》，第1211页。

[56]《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二月条，第8104页。

[57]《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86页。

[5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页。

[59] 冯培红：《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申论》，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6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6《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28页。

[6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页。

[63]《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92—1393页。

[64]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7—61页。

[65] 归义军节度使府成立之初，河州虽名义上隶归义军，但实际上河州仍未光复。

[66]《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第6108页。

[67]《新唐书》卷224下《高骈传》，第6391页。

[69]《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己巳条，第8065页。

[70] 有人认为唐廷是在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收复河、渭二州，这是对《资治通鉴》相关史料的误读。见石磊：《炳灵寺附近城关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4期，第41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页；李吉和：《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页；才让：《吐蕃史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杜文玉：《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载《唐史论丛》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8页。

[72]《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条，第8115页。

[73] [74]《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35页。

[75]《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502页。

[76]《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35页。同谷县，咸通十三年（872）复置。疑是年（872），成州移治同谷。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36页。

[77]《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0页。

[78]《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86页。“阶州”之名是有来由的。《（民国）新纂康县县志》卷3《建制沿革》载：“因其地陵险，由城门而上如升阶然。”

[79] 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0—51页。

[80]《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2页。

[81]《新唐书》37《地理志一》，第969页。

[82] 王凤翔：《晚唐五代李茂贞割据地域考述》，《兰州学刊》2011年第7期，第136页；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兰州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8页。

[83] [84] [85] [86]《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第1890—1891页。

[87]《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第747页。

[88] 薛光序：《大唐秦王谥曰忠敬墓志铭》，见王凤翔《新见唐秦王李茂贞墓志浅释》，《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第62页。

[89]《唐方镇年表》卷8《天雄》，第1213页。

[90] 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235页。

[91]《资治通鉴》卷264唐昭宗天佑元年四月条，第8632页。

[92]《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四年二月条，第8104页。

[93]《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条，第8065页。

（刘冬，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