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云
尉迟敬德是初唐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位人物。在隋末唐初的统一战争中,他屡立战功,功勋卓著;在贞观盛世之际,他为唐太宗守边拓土。他在帝王唐太宗的心目中是一位好大臣,他在民间老百姓的眼中是一位保家平安带来吉祥的门神。面对这样一位地位极高、影响力极大的人物,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极有必要对这位出自朔州的人物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尉迟敬德的历史功绩
1.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一个成功的将军,必然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战争经历,尉迟敬德也不例外。在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匆匆戎机。他“下列将于文昌,凝间气于神岳”[1]。他是天生的军事人才和治世能臣。他的军事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统一战争的贡献,二是抗击西突厥。
在统一战争初期的河东之役中,他原先是刘武周和宋金刚的部下战将,但在唐俭、李道宗和宇文士及的劝说下,于武德三年(620)四月率军举介休城归附了秦王李世民[2]。尉迟敬德降唐以后,李世民“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3]。他的归附,使唐军收复了全晋之地,从战略上解除了刘武周军事集团对唐军侧翼的威胁,为秦王李世民挥师东进,扫平王世充,进而统一全国,开创了极其有利的局面。
在东征之役中,秦王李世民在北邙山遇险,“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槊兵六千人”[4],使秦王脱离了危险,确保了李世民及东征首脑机关的安全。另外,在对窦建德的战斗中,敬德与李世民联袂出战,引诱夏军进入唐军的伏击圈,杀敌俘将。《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太宗将挑战,先伏李、程知节、秦叔宝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执槊,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扰,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所杀亦十数人,遂引贼以入伏内。于是,李等奋击,大破之。”[5]这场战斗极大地挫损了夏军的锐气,鼓舞了唐军的士气,增强了唐军战胜夏军的信心。
东征之役在李世民的统帅下,敬德和其他唐军将士合力并战,实现了此战役的战略目标,即唐军彻底地消灭了郑、夏军事集团。
李世民武德九年八月九日即皇帝位,八月二十日西突厥就进犯了高陵和泾阳,八月“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6]。这次战斗,虽然没有阻止突厥进攻长安的步伐,但却迟滞了他们进攻的速度,为李世民与颉利可汗达成渭水便桥之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初唐的统一战争中,尉迟敬德贡献颇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他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作用
玄武门之变是太子及齐王集团与秦王集团之间为夺取最高统治权进行政治博弈而发生的一场武力冲突。在武装冲突的前后,敬德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敬德是李世民决心发动政变的积极煽动者。司马光在介绍了房玄龄、长孙无忌及杜如晦劝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后,用了大量笔墨,详细记述了敬德劝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全部过程。敬德对李世民说:“人情谁爱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也从旁鼓动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敬德进一步煽动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7]听了这些话,李世民令人进行占卜,张公谨将龟片投掷到地上,反对占卜。面对这样的形势,李世民“于是定计”,决定发动玄武门政变。
事变过程中,敬德又是唐太宗的忠实追随者和积极参与者。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埋伏在玄武门之内,准备趁李建成、李元吉早朝的机会杀掉他们。当李建成与李元吉行至玄武门里面的临湖殿的时候,发觉情况可疑,准备调转马头,返回东宫。这时,李世民与敬德骑马杀出。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敬德射杀了李元吉。随后,双方在玄武门展开激战。在这关键时刻,敬德手持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以示对方,对方遂散。接着,李世民命敬德入宫戍卫。唐高祖李渊这时正“泛舟于海池”,“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者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紧接着“敬德奏请降手敕,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于是内外遂定”[8]。显而易见,李世民通过敬德用强制手段控制唐高祖,又借唐高祖发号施令,控制了局面,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全面胜利。
事变之后敬德又能顾全大局,稳定了混乱的局面。玄武门战斗结束后,建成、元吉的儿子也遭到杀戮,除建成长子太原王承宗早亡外,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还有元吉的五子:梁郡王成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御、义阳王承度,全部被杀,而且还下诏绝建成、元吉的属籍[9]。不仅如此,秦王府诸将还要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而且要“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处于对大局的考虑,建议:“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这样才停止了大屠杀。这一天,高祖“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10]。
对于玄武门之变,唐朝当时已有定谳。《尉迟敬德碑》这样说:“(武德)九年六月,二凶(建成、元吉)伏辜。虽天道祸淫,盖仗君(敬德)之也。”[11]这短短十九个字,既说明了玄武门事变的性质,又点明了敬德在事变中的重要作用。著名唐史学家胡如雷在他所著的《李世民传》一书中也肯定了玄武门之变。他讲:“玄武门之变……只是由于李世民这个历史人物当政比建成能更好地实行进步政策,对农民阶级做较大程度的让步,我们才对这次事件持肯定态度。”[12]尉迟敬德对玄武门事变的贡献得到了跨越千年的首肯。尉迟敬德做了李世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因而在事变之后论功时,他自然居功第一。“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秦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13]。
3.他在政治方面的作用
贞观盛世是以唐太宗为核心的贞观君臣集体开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代。尉迟敬德是这个集体的一个分子,那么这段被史家津津乐道的历史自然也与敬德的贡献分不开。敬德贞观初年在长安任京官,但由于个性“直,颇以功自负,又廷质大臣得失,与宰相不平”[14],故而被唐太宗放了外任。
敬德在贞观年间,大多数时间里都在重要的地方担任都督和刺史。我们来梳理一下敬德在地方上任职的情况。
贞观三年,任襄邓淅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15]。
贞观四年,阿史那李思摩归唐,敬德除授灵州都督,灵延环静四州诸军事,灵州刺史。不久加光禄大夫,行同州刺史[16]。
贞观十一年,册拜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宣州刺史。不久又拜光禄大夫,行州都督、玡坊丹延四州诸军事、州刺史[17]。
贞观十六年,以本官检校夏州都督、夏绥银三州诸军事、夏州刺史[18]。
都督、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情系百姓安乐,权系国家安危。对于这些封疆大吏,唐太宗十分关注,因为他们的业绩事关国家的兴衰治乱。唐太宗是这样说的:“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俱列于名下。朕深居宫中,视听不能及也,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19]从这个意义上讲,敬德历任各地都督刺史,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敬德既有治理地方的宏阔方略,又有处理君臣股肱之间关系的细腻智慧。玄武门之变后,敬德有些居功自傲,当有站班居于他之上的人,他就对人说:“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李道宗来劝敬德,不料敬德竟然出拳将李道宗的眼睛打伤。事后,唐太宗对敬德进行了严厉地戒喻,对他说:“朕旧览汉史,见汉高祖功臣获罪者多,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恒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20]敬德知耻而止,知错而改,性格与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故而《尉迟敬德墓志铭》上说,从此“公居满诫盈,成功不宰,深鉴止足”[21]。他这样做,一方面维护了君臣和同僚之间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也使贞观朝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敬德能自觉维护大局,从政治上为贞观盛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二 尉迟敬德在初唐的地位及影响
1.图像凌烟阁
国家功臣历来都是公众人物,历代帝王为了宣传功臣的事迹,提升功臣的社会形象,往往都会采用图形功臣的办法表彰功臣。西汉宣帝开创了图画功臣于麒麟阁的先例[22]。东汉光武帝刘秀继其踵,图画二十八位名将于云台。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图画功臣唐俭于麟阁[23]。唐太宗更是将这种办法发扬光大,于贞观十七年正月戊申(公历2月28日),下“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24]。具体包括赵国公长孙无忌、河间王李孝恭、梁国公房玄龄、申国公高士廉、鄂国公尉迟敬德等24人[25]。
据记载,凌烟阁位于唐长安城西内三清殿旁边,“画功臣皆北面,阁中有中隔,内面北写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26]。同时,“太宗为赞,褚遂良书,阎立本画”[27]。唐太宗亲撰、褚遂良所书的《凌烟阁功臣赞》有一卷[28],功臣画像由丹青高手阎立本画,名曰《凌烟阁功臣图》[29]。
敬德在凌烟阁功臣名录中排行第七,位于贞观重臣之后,所有贞观武将之前,包括武功第一的李靖也排在了他的后面。
《凌烟阁功臣赞图》由太宗亲撰,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大画师阎立本写真,可谓三绝之作。
贞观之后,唐代宗和唐德宗都曾绘功臣像于凌烟阁[30]。
另外,唐朝不少名臣都有记述凌烟阁的著述问世。唐太宗当朝的史学家令狐德玡著有《凌烟阁功臣故事》。武周时期有凌烟阁《侍臣图赞》[31]。还有德宗朝的蒋玡著有《凌烟阁功臣》[32]以及吕温的《凌烟阁功臣铭》[33]。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凌烟阁功臣的影响在有唐一代是十分深远的。
2.陪葬昭陵
皇亲国戚、佐命功臣陪葬帝王陵墓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制度。汉代已有此种制度。唐太宗早在贞观十一年就定下了这种制度,唐太宗在《赐功臣陪陵地诏》中说:“绩著弼谐及密戚懿亲,旧勋宿德,委质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34]
昭陵是唐代十八陵中陪葬人数最多的一座陵墓。两《唐书》记载为74座,《唐会要》记载为155座,《长安志》记载为166座,《文献通考》记载为174座等不一而足。但经过考古调查及航测,陪葬墓的总数为188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有62座。经过科学发掘的陪葬墓只有42座,尉迟敬德墓就是其中之一。
尉迟敬德是显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长安隆政里私第,享年74岁。敬德逝世后,唐高宗李治为之辍朝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哀悼活动,敕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及各道的朝集使前往吊唁和慰问。高宗并下诏:“可赠司徒、使持节、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余官如故。所司备礼册命。给班剑四十人,羽葆鼓吹。赠绢一千五百段,米粟一千五百石,陪葬昭陵。葬事所需,并宜官给。并赐东园秘器,仪仗鼓吹,送至墓所,仍送还宅,并为立碑。仍令鸿胪寺卿琅琊开国公萧嗣业监护,光禄少卿殷令名为副。务从优厚,称朕意焉。”[35]第二年,即显庆四年四月十四日下葬昭陵陪葬墓园,谥为忠武公。敬德下葬之礼及其隆重,墓前树立高大的墓碑,墓室里享用超大规格的墓志。在敬德下葬后1312年的1971年冬,他墓室里的墓志才重新面世。根据昭陵博物馆胡元超研究员的统计和研究,敬德墓志尺寸最大,超过了太宗长乐公主李丽质、赵王李福及韦贵妃的墓志的尺寸。胡先生说:“该墓志1971年冬出土于礼泉县烟霞镇街道(现烟霞镇政府院内)尉迟敬德墓中。志盖顶,厚23厘米,底边长121厘米,四刹饰蔓草花纹,盖面飞白书‘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正方志石,厚23厘米,边长119厘米,四侧饰十二生肖。志书正书47行,满行50字,题‘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铭并序’。”据牛致功先生统计,尉迟敬德墓志的字数多达2218字[36]。
敬德赠官司徒,为正一品。身后谥为忠武。符合忠武谥号的标准是:“危身奉上,危身惠上,让贤尽诚,危身赠国,虑国忘家,盛衰纯固,临患不反,安居不念,廉方公正;克定祸乱,威强睿德,开土拓境,率众以顺,折冲御辱。”[37]有唐一代身后谥为忠武的人只有三人,一是尉迟敬德,二是郭子仪,三是李晟。后两位都是力挽狂澜的风云人物,敬德能与这两位并列同谥,可谓无比荣宠。
3.荫及子孙
唐代帝王褒奖功臣的做法是封爵、赐官、加食邑;对待功臣子孙的办法是袭爵和荫官。对尉迟敬德来讲,他在玄武门之后,首封为吴国公,官职为太子左卫率,食实封1300户。在贞观五年时,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各封一子为郡公”[38]。唐代爵位分为九等,郡公为第四等。待到敬德下葬以后,他的儿子尉迟宝琳嗣,承袭爵位,官至卫尉寺卿[39]。但在敬德下葬前,其子宝琳为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尉寺少卿[40]。可见,宝琳承袭爵位以后,职事官由少卿升为卿。
唐高宗总章元年下诏,将武则天父武士、淮安王李神通及敬德等功臣封为一等功臣,并对子孙加官晋爵,“其家现在朝,无五品以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若先有四品五品者,加授子孙一人两阶。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41]。当时尉迟敬德孙子是尉迟循毓[42]。唐代宗大历四年“六月一日制:武德以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沈翳者,量与一人正员官”[43]。这也就是说,有唐一代尉迟敬德的子孙们都享受到了敬德的恩泽。
三 尉迟敬德对后世的影响
1.敬德身后的评价
敬德卒后,当朝宰相许敬宗、太尉长孙无忌对尉迟敬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唐高宗李治问:“敬德功业,谁之俦也?”许敬宗对曰:“武德末,二凶构乱,经伦中兴之业,能置宗庙之安者,敬德功当第一。”长孙无忌也说:“敬德早从征伐,勋庸茂著。贞观之初,特效殊绩,比诸将帅,超越等伦。李靖南定荆吴,北平突厥,外内之功虽别,论其勋效,实宜相准。”唐高宗李治十分赞同这种说法[44]。
许敬宗对敬德评价极高,他在《尉迟敬德碑》中也说“九年六月,二凶伏辜,虽天道祸淫,盖赖君之也,擢拜左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卫率”。许敬宗又将敬德与李靖、李等军功卓著的大将相提并论,那么他的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总章元年三月六日评定功臣等级,武士、李神通、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人并列为第一功臣[45]。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评定功臣时,将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陪享功臣,名迹崇高的十一人为第一等;二十四人为第二等,其中河间王李孝恭与鄂国公尉迟敬德排名一二位[46]。
唐德宗建中元年十二月,“敕国初以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宜差次分为二等”。功臣中以裴寂、刘文静……尉迟敬德及王等三十四人为上等。[47]
尉迟敬德作为安置社稷宗庙之功臣,《旧唐书》的史臣是这样评价的:“太宗经纶,实赖虎臣。胡、鄂诸将,奋不顾身。图形凌烟,配食严。光诸简册,为报君亲。”[48]
2.在民间的影响
敬德与秦琼在民间是家喻户晓的门神,又是祭祀崇拜的对象。敬德之所以成为门神,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第一阶段是贞观年间尉迟敬德在州建造大佛寺,老百姓为他建立生祠。大佛寺是唐太宗为阵亡将士超度灵魂祈福而建造的,当地老百姓为追念敬德的功劳,为他建立了生祠。时至今日,位于陕西彬县泾河南岸的唐代大佛寺的明镜台东面有一个洞窟,洞窟的入口上方刻有“鄂公生祠”的题记[49]。
第二个阶段是神话传说。玄武门之变之后,唐太宗杀人过多,晚上难以就寝,于是就令尉迟敬德和秦琼全副武装在寝殿外看门守夜。唯有如此,唐太宗才能安寝。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7之《门神二将军》条,原文曰:
门神乃是唐朝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号叫,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戒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命画工图二人之形像全装,手执玉斧,腰带鞭炼弓箭,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崇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50]
《历代神仙通鉴》载:“帝有疾,梦寐不宁,如有崇近寝殿,命秦琼、尉迟恭侍卫,崇不复作。帝念其劳,命图像介胄执戈,悬于宫门。”[51]王子今先生讲:“武士门神中,在近代流传最广的是秦琼、尉迟恭二位名将。”[52]
我们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书的版本源流来分析敬德成为门神的历史过程。这部书是清人叶德辉根据明刻本刻印出来的。明刻本又是在元代坊刻本《搜神广记》前、后集的基础上,增益辑补而成的[53]。从以上情况来看,尉迟敬德在元代时,已经成为民间崇拜的门神了。
第三阶段是从宋代开始,直至清代,尉迟敬德与秦琼成为各类小说中的主人公。诸如北宋人李编的《太平广记》、清人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清佚名的《说唐》等都有这两位的形象和事迹。
这个过程历经千年,敬德被不断地神话,成为民间崇拜的对象,他也成为了保护百姓平安的门神。敬德由却邪的门神变成祈福的门神,这一点著名学者王子今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门神功能,由‘武’而‘文’,由‘威猛’而‘和合’, 由‘执鬼’、‘御凶’、‘祛邪’而‘加官’、‘进禄’、‘送子’、‘赐福’的演变,除了说明我们民族精神曾经相当突出的尚武的倾向已经逐步移易为崇文而外,也体现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54]
敬德之所以成为门神和人们崇拜的对象,是与敬德个人的高贵品德有着直接的关系。(www.xing528.com)
敬德身上首先表现出大勇。在本文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率领唐军攻打王世充在北邙山遇险,尉迟敬德奋不顾身,单骑救主,真可谓“勇”。
敬德身上又表现出忠和廉。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建成和李元吉给尉迟敬德写密信,又送了一车金银器物。但敬德当场严词拒绝:“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私忘忠,殿下亦何所用?”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说:“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55]这真可谓既“忠”且又“廉”。
四 结语
尉迟敬德是对初唐历史和政治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又是在有唐一代享有崇高地位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由于他有“忠”、“勇”、“廉”的高贵品质,因而他才能成为门神,千百年来受到民间百姓的祭祀和崇拜,成为对中国民俗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追忆和铭记。
注 释
[1]《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并序》,载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2] 详见牛致功著:《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三年四月条,第5882页。
[4][5]《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96页。
[6]《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八月条,第6012页。
[7]《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条,第6008—6009页。
[8]《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9]《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第2422页。
[10]《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条,第6012页。
[11]《全唐文》卷152,许敬宗撰《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第1553页。
[12] 胡如雷著:《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177页。
[13]《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14]《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传》,第3754页。
[15]《尉迟敬德碑》记为贞观四年,当误,因为贞观四年他又任灵州刺史,见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44页。
[16] 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44页;《全唐文》卷152唐太宗《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可汗诏》。
[17][18][21] 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48页。
[19](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9页。
[20](宋)王溥撰:《唐会要》卷45《功臣》,中华书局1955年,第800页。
[22]《汉书》卷54《苏建传附子武传》,第2468页。
[23]《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户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君墓志铭并序》,载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163页。
[24]《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第55页。
[25]《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51页。
[26](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第69页。
[27](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96页。
[28]《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第1617页。
[29]《旧唐书》卷77《阎立德附弟立本传》,第2680页。
[30] 赵文润主编:《两唐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
[31]《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第1560页。
[32]《旧唐书》卷149《蒋传》,第4028页。
[33]《旧唐书》卷137《吕渭传附子温》,第3769页。
[3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346页。
[35] 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52页。
[36] 牛致功著:《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载《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37]《唐会要》卷79《谥法上》,第1461、1455页。
[38]《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7页。
[39]《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第2500页。
[40] 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57页。
[41]《唐会要》卷45《功臣》,第802页。
[42]《大唐故司徒公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铭并序》,见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273页。
[43][46]《唐会要》卷45《功臣》,第805页。
[44]《唐会要》卷45《功臣》,第801页。
[45]《唐会要》卷45《功臣》,第802页。
[47]《唐会要》卷45《功臣》,第807页。
[48]《旧唐书》卷65《张公谨传》,第2508页。
[49] 李忠堂主编:《彬县大佛寺石窟研究与保护》,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50] 佚名编著,赵望秦、贾二强校注:《搜神谱》,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72-173页。
[51] 转引自王子今著:《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7页。
[52] 王子今著:《门祭与门神崇拜》,第119页。
[53] 佚名编著,赵望秦、贾二强校注:《搜神谱》之《前言》,三秦出版社1989年。
[54] 王子今著:《门祭与门神崇拜》,第133页。
[55]《旧唐书》卷65《尉迟敬德传》,第2497页。
(贾云,三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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