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名将尉迟敬德碑研究-乾陵文化研究

拜根兴

尉迟敬德是初唐时代著名大将，对于唐朝建立以及唐太宗登上皇位均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出人意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的尉迟敬德逐渐扮演民间守护神的角色，成为非同凡响的民俗信仰对象。虽则如此，由于史料记载的差异，学界对涉及尉迟敬德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疑问。本稿即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力图结合文献资料，并从现存尉迟敬德碑文入手，对碑文撰写者许敬宗相关事迹，历代学者对碑文的著录研究，尉迟敬德的故乡以及家族繁衍发展等问题试作探讨，敬请诸师友方家指正。

一　尉迟敬德碑文作者许敬宗

众说周知，针对尉迟敬德的籍贯，《旧唐书》《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与许敬宗撰写的《尉迟敬德碑》文资料稍有差异，而学界对于碑文作者许敬宗其人，以及许氏与尉迟敬德的关系探讨者并不多。查阅现有文献资料，许敬宗武德初年为秦府学士，贞观八年（634）历官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任中书舍人，参与撰修武德、贞观实录。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许敬宗辗转到达前线，唐军在驻跸山大破高句丽，“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受到唐太宗的青睐。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官拜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特别是在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事件上，许敬宗附和唐高宗的意愿，促成武则天成为六宫之首，进而导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被流贬而死。此后许敬宗先后担任侍中、中书令、右相、同东西台三品等官职，并持续监修国史，深受唐高宗、武则天的器重和礼遇。

关于许敬宗对唐初史学撰述的功过是非，牛致功师撰有《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一文，其中提到许敬宗的著述及其评价[2]，但文章未及许敬宗所撰碑刻文字。对此，笔者运用文献及相关记载，对许敬宗的著述再作探讨。史载许敬宗“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书》，皆总知其事，……”[3]除过以上领衔编撰大型书籍之外，《新唐书》卷58《艺文志》载许敬宗还撰有《文馆词林文人传》100卷。宋人编辑《文苑英华》共收录许敬宗撰写的诗赋、制诏、笺表等48件；清人董诰编撰《全唐文》卷151、卷152中收录许敬宗各种文章34篇。经比对，收录相同者22篇，其他互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尉迟敬德碑均被上述两书收录，只是收录名称有所差异而已。《全唐诗》卷35收录许敬宗诗27首，其中“奉和诗”多和《文苑英华》所收相同。《全唐诗续补遗》收录许敬宗佚诗一首。南宋陈思《宝刻丛编》“京兆府礼泉县”条下，收录许敬宗撰写的碑记八件，即秦琼碑（贞观十三年）、瑶台寺碑（贞观十八年）、高士廉茔兆记（贞观十一年）、李靖碑（显庆三年）、尉迟恭碑（显庆四年）、程知节碑（麟德二年）、尉迟宝琳碑（咸亨元年）、马周碑（上元元年）。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许敬宗为尉迟敬德、尉迟宝琳父子二代人撰写碑文，堪称奇观。至于许氏是否还撰有其他碑文，现在知道的有《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上柱国嘉川襄公周君（护）碑文并序》（显庆三年）、《越国太妃燕氏碑》（咸亨二年）[4]。许敬宗撰写的墓志有《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户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君（俭）墓志铭并序》，《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智首）高德颂》[5]。另外，陈尚君先生编撰《全唐文补编》中，亦收有上述相关碑刻墓志文。综合许敬宗撰写的碑刻墓志文字，除过可能没有流传下来的篇章之外，现存碑、颂、记共11篇，墓志文1篇，和唐初文人官僚撰述的这类文章相比，其数量并不算很多。

然而，从现存资料看，历来对许敬宗所写文字评价似乎并不高。《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载云：“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唐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6]而《新唐书》卷223上《许敬宗传》则记载曰：“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等同传。唐太宗赐长孙无忌《威凤赋》，敬宗猥称赐敬德。”两相对比，似乎后者更靠谱一些。然而，历来史家将此史料作为鞭挞许敬宗的重要证据之一。问题是这则史料所表达的具体事实很值得仔细推敲。首先，依据史书记载，许敬宗咸亨三年（672）去世，享年81岁，就是说，其生年应为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尉迟敬德显庆三年（658）去世，享年74岁，其生年当为开皇五年（585），尉迟敬德长许敬宗7岁。尉迟宝琳为尉迟敬德嗣子，他是大业九年（613）去世的苏氏夫人所生，还是史书缺载的尉迟敬德续弦所出，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7]。尉迟宝琳碑铭立于咸亨元年（670），死亡当在咸亨元年或咸亨元年之前。如果按照现存史料记载，即就是撇开上述《旧唐书》卷82记载不提[8]，依据《新唐书》卷223上的记载，许敬宗的儿子娶尉迟敬德的“女孙”或孙女，从辈分差异看，在当时也是颇为奇怪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否也和初唐时代开放包容观念有关？抑或当时人对此事并不关心？因为从现存唐史史料，不管是文献史料还是碑刻金石史料看，同朝为官、知根知底，这种差辈分的情况还是相对少见的。其次，尉迟敬德与许敬宗结识乃至交好应属自然。早在武德年间，两人就同在秦王府为官，一个是秦府学士，一个作为秦王的左右膀，同时接受秦王李世民差遣，出生入死，其中相互熟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武德、贞观年间的四处征战自不必说，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当随军出征的岑文本暴病身亡之后，许敬宗星夜赶赴辽东前方，并在驻跸山战役获胜后发挥才能大显身手。而尉迟敬德亦在劝谏唐太宗亲征不果，随即“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跸山”[9]，此时许敬宗年53岁，尉迟敬德60岁，两人跟随唐太宗所率大军返回长安，或许两家的亲事就是在战争间隙的嘘寒问暖过程中，或者在班师回朝行军途中达成的。既然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显庆三年（658）尉迟敬德死后，官拜侍中、监修国史的许敬宗为其撰写碑文，于公于私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其三，上引许敬宗为尉迟敬德做传时“隐诸过咎”，我们亦应深入探究。从《旧唐书》记载看，许敬宗的儿子娶尉迟家族闺女，尉迟家族似乎涉嫌攀附贿赂，但这种情况显然和尉迟敬德本人的行事作风格格不入，或许是尉迟敬德死后发生的事情；同时，许敬宗为尉迟敬德做传时“隐诸过咎”，其原因到底如何，亦应认真探讨。当然，为死去的著名人士撰写传记，其中拔高溢美在当时或许并非个案。因为从现存《旧唐书》《新唐书》收入的传记看，除非名列“奸臣传”等反面传记行列，将传主的过失隐咎和盘托出者似并不常见，更何况尉迟敬德其人豪迈勇猛、屡建奇功，堪称初唐时代的传奇名将，在传记中突出表现他的英雄气概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至于将长孙无忌的事迹强加给尉迟敬德，作为史官那当然是不可以的，其理应受到谴责。

总之，生活于初唐时代的文臣许敬宗，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作为史家的操守，在他本人生前死后，受到唐朝编撰实录国史以来正统史家的鞭挞戕伐[10]。而涉及到尉迟敬德传记的曲笔，笔者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　《尉迟敬德碑》的著录研究

贞观、显庆年间陪葬昭陵臣僚军将碑铭所记享受礼遇统计表

如上所述，显庆三年十一月，尉迟敬德病逝于京师长安。唐高宗对此非常重视，高宗本人“于云龙门举哀，辍朝三日”，饬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在京地方州郡朝集使等前往尉迟敬德宅第吊慰”。除过赠尉迟敬德司徒等官职，“给班剑四十人，羽葆鼓吹，赠绢一千五百段，米粟一千五百石，陪葬昭陵。葬事所需，并宜官给，并赐东园秘器。仪仗鼓吹送至墓所，仍送还宅，并为立碑”之外，还诏令“鸿胪卿琅玡郡开国公萧嗣业监护，光禄少卿殷令名为副，务从优厚”。显庆四年四月十四日，尉迟敬德陪葬昭陵。至于尉迟敬德的碑文是许敬宗接受有关部门差遣，还是受尉迟敬德子孙拜托撰写，因没有史料记载，难以作论。但从许敬宗当时的官任，尉迟敬德的声名，以及上文所及两人的关系来看，可能兼而有之。因为从尉迟敬德生前为唐朝建立的功勋，以及死后享受的礼遇看，和同一时期死亡的其他功臣一样，他的碑铭撰写理应是唐朝官方考虑的事情，许敬宗承担了碑铭撰写任务，在当时来说也是正当其时、理应如此。另外，对比许敬宗同一时期撰写的李靖、周护等人碑文，以及其他传世碑铭，他撰述尉迟敬德碑文涉及的尉迟生平事迹，似乎特别严重过分曲笔妄说之举并不多见，当然，对此还应作仔细具体地探讨。

续表

无论如何，官拜侍中、监修国史，因拥立武昭仪登上皇后宝座，颇受唐高宗、武则天重用的许敬宗，他担当碑文的撰写任务，对于尉迟敬德家族来说，无疑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伴随着唐朝的兴衰，五代的混乱，时间飞驶而过。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拥立武则天，进而造成的唐周轮替，其与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秉承的价值观相差甚远，故编纂《新唐书》之时，将许敬宗列入“奸臣传”。同样，酷爱金石碑刻的欧阳修撰写《集古录跋尾》过程中，只提到许敬宗撰写的《李靖碑》，云：“唐初承陈隋文章衰弊之时，作者务以浮巧为工，故多失，其事实不若史传为详。惟其官封颇备。”[11]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唐初诸碑铭行文以及许敬宗本人确实抱有看法，评价也颇为负面。欧阳修的儿子欧阳依父命编辑的《集古录目》卷5中[12]，著录了尉迟敬德碑，使后人得以知晓此碑北宋中期仍然存在。北宋末赵明诚收集当时可以看到的金石碑刻，成为一代金石碑刻大家，他死后经夫人李清照辗转辛苦编撰的《金石录》一书，在第638、639目下记录了“唐尉迟敬德碑”，第685目下记录了“唐尉迟宝琳碑”[13]，只是在第11卷后的跋文中，对尉迟父子碑文未见有片言只语的论述。南宋临安书商陈思编辑《宝刻丛编》一书，在“京兆下礼泉县条”下著录了上述尉迟敬德、尉迟宝琳父子两通碑刻[14]，并注明碑刻出自《京兆金石录》一书，但《京兆金石录》似元代之后就散佚不存，陈思著录甚是珍贵。可以看出，宋人欧阳、赵明诚、陈思的著作，以及不知名讳人士编撰的《京兆金石录》，他们对所见碑石，只是记载碑石的现况和主要信息，似乎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碑石研究。但正因有他们的著录，为此后学者进行真正的碑石研究提供了可能。

明代中期陕西周至人赵钟爱碑刻志石，他不仅亲自前往昭陵考察，而且写有《游九山》游记文字，其中提到尉迟敬德碑石当时的境况，但他的记述却引起后来金石碑刻专家的质疑批评[15]。

清代乾嘉学派金石碑刻家们热衷金石碑刻考证，其中有关昭陵陪葬臣僚军将碑石颇受关注。嘉庆十年（1805），金石碑刻大家王昶编撰《金石萃编》160卷问世。该书卷52收录“尉迟敬德碑”，并撰有跋文。首先，王氏以碑铭拓片为底本，对于碑文中磨灭不清者，依据宋人《文苑英华》本补齐。与此同时，他还抄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朱枫、李锡龄《雍州金石记》，乾隆《礼泉县志》的跋文研究。笔者总结王昶引述三书，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下：其一，辨析明人赵游记中的不实记载，并指出赵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进而阐明碑石现状[16]。其二，依据文献资料以及《文苑英华》收录文，排比辩证碑石文字差异。其三，指出碑铭中涉及的“壹贰叁肆……”数字起源，以及尉迟家族与皇室联姻的可能性。其次，王氏写有长篇跋文，即对比校正《旧唐书》《新唐书》史料与碑铭文异同，得出自己的见解，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碑铭研究。在此，王氏首次指出《旧唐书》《新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尉迟敬德籍贯与碑铭记载差异问题。

碑云：公讳恭，字敬德，河南洛阳人也。《新唐书》传云：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善阳属河东道。朔州，《新唐书·地理志》作善阳，《元和郡县志》作鄯阳，盖以县东二十里有鄯河得名，今为马邑县。《山西通志》载现有金龙池，后魏以来相传池有二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尉迟敬德尝收而乘之，马奔欲入池，敬德抱池边柳，柳为之旋，俗称柳曰左纽树，其地名司马泊，上有鄂国公庙，即祠敬德。又朔州城南石碣谷村有鄂公故宅，址尚存，是敬德之为善阳人，史为有证。碑作洛阳人者，殆以起家于魏，迁居洛阳也。碑载曾祖本真，后魏中郎将、冠军将军、渔阳郡公，谥曰懋。大父益都，北齐左兵郎中，入周为济州刺史。考伽隋授卫王记室，皇朝追封常宁安公。是先世官爵已显，而魏齐周书皆无传。……

可以看出，对于文献记载与碑铭文出现的差异，王氏认为碑石之所以称其为洛阳人，是因尉迟家族起家于魏，后迁居洛阳，认定尉迟敬德为善阳人是没有问题的。对此，笔者在下文中还将涉及，在此不赘。跋文提到碑文中“联姻瑶肘，结庆琼枝”句，王氏认为碑铭表达的实际意味并不明确。是否是指史书所载唐太宗希望嫁女给尉迟敬德事，抑或是随后尉迟家族子弟确实和李唐皇室曾经联姻？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跋文对碑铭中提到尉迟敬德致仕后的活动，也结合文献记载有所论述。跋文最后提及唐初陪葬昭陵皆设置有“监护正副使”，而监护尉迟敬德葬事者，正使为鸿胪卿琅郡开国公萧嗣业，副使则是光禄少卿殷令名，“当时陪葬之典，当皆有监护正副使臣，亦独见于此碑”[17]。

嘉庆年间洪颐煊所撰《平津读碑录》中，将碑铭文与当时可以看到的《文苑英华》刊本对校，发现许多不同之处[18]。另外，毕沅《关中金石记》卷2，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8也提到尉迟敬德碑，只是两书要么简单述及碑石所在地点及树立时间，要么抄录此前金石碑刻专家的跋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证。

咸丰八年（1858）孙三锡撰写《昭陵碑考》十二卷，孙氏依据自己亲自锤拓的二十九种碑铭拓片，补充此前流传拓片字数之不足，并仔细考辨，成为包括尉迟敬德碑石在内的昭陵所存碑铭研究的集大成者。孙氏首先提及碑铭与《旧唐书》《新唐书》本传中有关尉迟敬德籍贯记载的不同，并在继承上述王昶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产生的原因。即“敬德之为善阳人，可以新、旧两史为证。碑作洛阳人者，盖从后魏孝武入关诸臣，皆称为河南洛阳人，因魏都洛阳，殆以起家于魏，故称洛阳也”。其次，和钱大昕一样，孙氏对碑铭文中出现“壹贰叁肆……”数字甚感兴趣，运用《周礼》《史记》《管子》《汉书》，以及宋人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清人武亿《授堂金石文跋尾》等书，仔细考证古代数字使用相关问题。第三，孙氏明确指出碑文中出现“联姻瑶肘，结庆琼枝”，似“敬德与唐室联姻，而考太宗及高宗诸公主无下嫁尉迟氏者。或其子孙娶诸王之女耳！”可以看出，孙氏的考证较上述王昶更进一步。

此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文补正》，罗振玉《昭陵碑录》等书，除过抄录校订碑铭文字之外，和此前已有研究差异并不大，故在此不赘。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沛、牛致功、苏相禹、孟祥晓、胡元超等先生对尉迟敬德碑及其相关碑刻墓志的研究，则更加具体而见功力，对于进一步研究尉迟敬德其人事迹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综上所述，自宋代开始，酷爱金石碑刻的学人就开始关注尉迟敬德碑石的流传情况，但明代之前的著述，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录者只是通过著录，说明碑石的保存状态，涉及的内容也很有限。清代乾嘉学派金石碑刻学者则更富特点，他们利用《文苑英华》收录的尉迟敬德碑文，校勘历代传拓片；同时将碑文和文献资料，即《旧唐书》《新唐书》本传相互对证，指出其中的差异和不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对碑铭研究颇有心得的当数王昶与孙三锡两人，进而也为我们今天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最初的研究积淀。或许可以如此表述，今天学术界有关尉迟敬德的一些研究心得，其实清代学者早已提及，只是没有作进一步论述而已。

三　尉迟敬德与朔州关联的几则史料

如上所述，清人王昶、钱大昕、孙三锡等人已经辨明《尉迟敬德碑》与新、旧尉迟敬德传出现记载尉迟敬德故乡差异的原因。而上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的《尉迟敬德墓志铭》，也记载尉迟敬德为河南洛阳人。对此，牛致功师引用《元和姓纂》《太平广记》，以及今人所著《昭陵碑石》等书的载述，通过排比探讨尉迟敬德“出自幽贱”的事实[19]，周隋时代代北少数民族迁徙及姓氏演变，尉迟敬德家族从事的职业及其官任，尉迟敬德与京兆苏氏联姻与初唐氏族门阀意识等问题，进一步阐明史书记载尉迟敬德为朔州人，碑志称其为河南洛阳人，其“盖一称其郡望，一载其徙居，二者可以互补也”[20]观点的正确。就是说，牛先生是从另一渠道，即注重现存文献史料的排列考证，得出正确的结论。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碑刻金石资料排比探讨，还是通过文献史料相互印证爬梳，二者殊途同归，对于探讨这一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此列举此前不为研究者注意的一些碑志史料，对深化已有结论，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依据。首先，1971年发掘尉迟敬德墓当时，除过出土《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并序》之外，还出土一方《大唐故司徒公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并序》，即尉迟敬德夫人苏墓志[21]。墓志载尉迟敬德夫人苏氏：

大业九年岁次癸酉五月丁丑朔廿八日甲辰，终于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之第，春秋廿有五。鄂公伤伉俪之长往，惜音仪之永谢，思葛蕈而动咏，赋长簟而伤神。以贞观八年十二月廿二日旌志于旧殡之所。公以位显望隆，勋高德重，同伊吕之先觉，吴邓于后尘，而悬车告老，用安靖退，赤松之游无厌，颓山之痛遄及。爰发明诏，陪葬昭陵。圣上感草昧之鸿勋，听鼓裨而流思，用依同穴之典，式备文物之仪，乃遣公孙潞王府仓曹参军循毓驰驿迎夫人神柩于先茔，仍令所司造灵辇发遣。葬事所须，并令官给。将至京师，又令所司整吉凶仪卫，迎至于宅。

上引墓志史料可说明以下几点。其一，大业九年（613），二十五岁的尉迟夫人苏氏就是在尉迟的家乡去世的，尉迟敬德旧宅位于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此后苏氏夫人也就埋葬于马邑当地。依据《隋书》卷30《地理志中》记载“马邑郡，旧置朔州，开皇初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马邑郡下辖有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四县。就是说，从尉迟敬德夫人苏墓志，可以证明尉迟敬德的老家就在朔州善阳县（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州区）。其二，贞观八年（634），已经功成名就的尉迟敬德曾回到故乡，为了缅怀结发妻子，在其墓前立碑纪念。其三，尉迟敬德为大唐建立了赫赫战功，但他似乎还有叶落归根，死后和发妻同穴与共的意愿；尉迟家族子孙只是鉴于唐高宗陪葬昭陵诏令，迁移苏氏灵柩。这样，唐高宗遣派尉迟敬德的孙子，时为潞王府仓曹参军的尉迟循毓前往朔州，迎接武氏祖母的灵柩。作为尉迟敬德的发妻，苏氏的灵柩迁至长安，后与尉迟敬德一并陪葬唐太宗于昭陵封域之内。1971年昭陵文管会发掘清理了尉迟敬德墓，两方墓志得以出土。

其次，唐文宗太和四年（830），由李宏庆撰文的《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载云：“师姓尉迟，讳基，字宏道，其先朔州人，累世以功名致爵禄。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国公，国初有大勋力。宏道身长六尺五寸，性敏悟，能属文，尤善于句读，凡经史皆一览无遗。……”[22]这则史料明确记载窥基的先祖为朔州人，他的父亲名尉迟宗（敬宗），官拜松州都督，伯父就是鄂国公尉迟敬德。就是说，永淳元年（680）窥基圆寂，年五十一岁。虽然距窥基圆寂过了一百五十年，但当时人仍认为窥基的先祖出自朔州，也就是说尉迟敬德为朔州人。五代后晋时代编纂的《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北宋中期欧阳修领衔编修的《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也是依据当时可以看到的资料，可能是唐朝的《国史》或者皇帝实录，认定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如此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尉迟敬德碑铭、志石为什么记载他为河南洛阳人，笔者认为此可能是和唐初重门第阀阅的社会风尚有关，尉迟敬德的碑刻墓志反映的是尉迟家族先祖曾经迁居洛阳，而非记载尉迟家族的实际居住地或者籍贯，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南宋末释志磐1269年编写《佛祖统纪》一书中亦有窥基传记，云“法师窥基，代郡人，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母裴氏，梦吞月而孕，六岁聪慧过人。项有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书。初奘三藏得童子于西域，聪悟绝伦”[23]。此亦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尉迟敬德出自代北朔州。

第三，尉迟家族的繁衍发展及其他问题。从现在了解到的《旧唐书》《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传世的《唐尉迟恭碑铭》，以及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并序》，《大唐故司徒公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并序》，学界对于唐初著名大将尉迟敬德的生平事迹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尉迟敬德死后家族繁衍发展情况，上述史料记载得并不多。鉴于此，笔者根据其他史料试作论述。

关于尉迟宝琳，依据其父尉迟敬德传记史料，官至卫尉卿，但尉迟敬德志石记载其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尉少卿”，碑铭则记载其为“右领军将军”，宋人著录碑铭为“司卫卿”，可能是记载尉迟宝琳不同时期的官职。从上述仅存的史料看，尉迟宝琳的个人操守并不好。史载云：“（刘）延佑从弟藏器，高宗时为侍御史。卫尉卿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劾还之，宝琳私请帝止其还，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为天下县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诏可，然内衔之，不悦也。稍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称其贤，……”[24]虽然这则史料的具体时间并不明朗，但从尉迟宝琳咸亨初年去世判断，其可能发生于唐高宗继位初期（尉迟敬德健在之时？）。可以看出，唐高宗竟然为尉迟宝琳的不法行为打掩护，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由此不仅证明尉迟家族和唐朝皇室关系确实不一般，而且也可看出唐高宗或许对其有所顾忌，以及处理朝政相关问题的捉襟见肘。无疑，如此确实败坏朝风，引起朝野臣僚的不满，并有碍政治清明。

杜公夫人尉迟氏的父亲尉迟（宝）环。唐代宗、唐德宗时期著名宰相杨炎撰有《安州刺史杜公神道铭》，这位杜公名杜鹏举，是中唐著名大臣杜鸿渐的父亲。杜公“开元初，上以中都稍食，省河漕之徭。大农器用，赋晋山之铁，牧马于归兽之野，考室于迎春之宫。关中始置疏决、盐铁、长春宫三使，诏以公为判官。明年，天子东行河堤，格兽之场，开濯龙之沼，停銮上苑，留宴天泉，酒酣乐过，公献赋以讽，于是有采章之锡。迁著作佐郎，太子左赞善大夫，都水使者，王府司马，丰王府长史，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值得注意的是，杜公夫人“河南郡君，尉迟鄂国公之孙，州刺史环之女也。抱含一之德，友于君子，受降神之祥，克生元辅。天宝四载，终于山阳别业，其终焉”[25]。上述杜夫人为尉迟敬德之孙女，其父亲曾官拜邛州刺史，名尉迟环（或许应该是尉迟宝环）。就是说，这位邛州刺史应是尉迟敬德的儿子。

尉迟宝琪其人。如上所述，陈思编辑《宝刻丛编》中，还记载有出自《京兆金石录》一书的“唐尉迟宝琪碑”[26]，从碑目编排顺序，同一时期其他碑主死亡时间，以及姓氏名讳等方面判断，此人或许是尉迟敬德的另外一个儿子。如果这种推定没有问题的话，尉迟敬德至少应该有三个儿子，这就是尉迟宝琳、尉迟宝琪、尉迟（宝）环三兄弟。

另外，也有史料可以说明尉迟敬德孙子辈的存在。上述《大唐故司徒公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并序》中提到尉迟敬德的孙子尉迟循毓，此人应该就是尉迟宝琳的儿子，当时官拜潞王府仓曹参军。还有杜鸿渐的母亲尉迟氏；嫁与许敬宗儿子的尉迟敬德女孙。正如上文所论，许敬宗的这位儿媳妇是尉迟敬德的孙女还是女儿似乎还存在疑问。但不管怎样，至少尉迟循毓、杜鸿渐的母亲尉迟氏，应该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尉迟敬德家族的第三代人士。当然，尉迟敬德碑铭中，似乎隐约有尉迟敬德的子孙和皇室结亲的词句，只是显得隐晦不明，上述王昶、孙三锡等人已经言及，但现存史料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故在此不作深论。(www.xing528.com)

结　语

本稿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存碑刻资料探讨唐初著名将领尉迟敬德碑涉及的问题。笔者首先考察尉迟敬德碑铭的撰写者许敬宗相关事迹，如许敬宗撰写碑铭墓志文，历来对其负面评价的原因，他与尉迟敬德家族关系的缔结等作了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次，针对自欧阳修的儿子欧阳以来的金石碑刻著录研究，爬梳两宋时代对尉迟敬德碑铭的著录，说明此一时期涉足这通碑铭的探讨，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清代乾嘉学派碑刻金石大家，对包括尉迟敬德碑铭在内碑石所进行考据研究，才开始了真正意义的碑石学术研究。著名碑刻金石专家王昶、毕沅、钱大昕、洪颐煊、孙三锡等人，均对尉迟敬德碑作过一定的探讨，涉及碑铭文本身以及相关问题，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笔者依据查阅到此前学者很少关注的史料，在讨论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尉迟敬德的籍贯故乡就是朔州善阳，即现在的山西省朔州市朔州区，而洛阳只是曾经的迁居地。其实，唐初和尉迟家族一样出身鲜卑，后来随北魏孝文帝南下洛阳的家族并非个案，其碑志中称为洛阳人者亦大有人在，如已故著名隋唐史大家王仲荦教授就曾关注过唐初姬氏家族的籍贯、迁居地等问题，对此可参考仇鹿鸣先生发表的论文[27]，但因此并不能忽略这些人的籍贯和故乡所在。相信通过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尉迟敬德碑铭涉及问题，以及初唐历史关联的诸多人物事件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注　释

[1] 现研究主要有:张沛主编《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牛致功师《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总第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苏相禹《尉迟敬德考实》，《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冯金忠《从赳赳武夫到修寺善士：华北民间尉迟敬德形象之嬗变》，《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孟祥晓《也谈尉迟宝琳的生母问题》，《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蔚秀《尉迟敬德形象传播微探》，山西师范大学2010年度硕士论文；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1年。

[2] 牛致功：《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另外，盖金伟《重评唐代宰相许敬宗》（《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对现存史书有关许敬宗事迹的记载提出质疑。

[3]《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4] 参见张沛编：《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

[5] 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

[6]《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第2764页。

[7] 牛致功师认为尉迟敬德的发妻苏氏应该就是尉迟宝琳的生母，见《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总第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而孟祥晓则通过考证，认为尉迟宝琳的生母不可能是苏氏，如果是的话，苏氏的生育尉迟宝琳的年龄当在6岁到11岁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尉迟宝琳当是苏氏去世后，尉迟敬德再婚夫人所生，见孟祥晓《也谈尉迟宝琳的生母问题》，《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8]《旧唐书》卷82中提及的“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或许是编撰者将尉迟敬德与尉迟宝琳父子名字混用的缘故，《新唐书》卷223上《许敬宗传》将其修正为“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其做法应该得到肯定。

[9]《旧唐书》卷68《尉迟敬德传》，第2500页。

[10] 拜根兴：《苏定方事迹考疑述论稿》，（韩）《中国史研究》总第7辑，2000。收入《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

[12]（宋）欧阳《集古录目》卷5，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云：“唐赠司徒尉迟恭碑，唐中书舍人许敬宗撰，不著书人名氏。恭字敬德，河南洛阳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碑以显庆四年三月立。”

[13]（宋）赵明诚著，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宋）陈思《宝刻丛编》卷9，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云“唐司卫卿尉迟宝琳碑，侍中中书令行右丞相许敬宗撰，膳部员外郎值弘文馆王知敬书。宝琳字元瑜，敬德之子，官至司卫卿，碑以咸亨元年正月立”。从《宝刻丛编》编撰模式看，如碑石存在，就有“今存”两字，而尉迟宝琳碑没有标示“今存”字样，可能在南宋当时此碑就已不存。当然，鉴于此书是抄录《京兆金石录》《集古录目》两书所得，或许在上述两书编撰当时，“尉迟宝琳碑”就只有名存实亡了。

[15] 赵游记载云：“尉迟敬德碑自额以下埋土中，闻十五年前令尹芮质田掘而拓数十纸。余出之了无一字，盖土人于芮君拓后棰而埋之耳！”（赵《石墨镌华》卷7，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只是清人钱大昕明确说明赵之后尉迟敬德碑的情况，云“今距赵氏做记时又百五十年，而碑字可辨识者尚多，则知子含所云非其实矣！”进而怀疑赵氏所记的真实性。（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4，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

[16] 朱枫、李锡龄认为“此乃子含起土时见大半无字，遂不更掘，孰知其可读者犹在下也。好古者故未可半途而废也”（朱枫、李锡龄《雍州金石记》卷4，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

[17]（清）王昶：《金石萃编》卷52，中国书店1986年。

[18]（清）洪颐煊：《平津读碑录》卷4，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收录光绪丙戌刊本，第26册。

[19] 牛致功师考证出许敬宗隐瞒了尉迟敬德家道中落的事实，即尉迟敬德本人发迹之前为谋生活命，曾经从事铁匠职业，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20]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

[21] 昭陵文管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22]（清）董诰编《全唐文》卷760《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窥基塔铭文是唐文宗开成年间官任御史中丞的李宏庆依据前吏部侍郎李所写碣文撰写的。李其人唐中宗景龙年间官拜中书舍人，后又担当知制诰数年，“景云元年，迁吏部侍郎，与宋、卢从愿同时典选，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寻转黄门侍郎”，故而他提供的碣文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信凭性。另可参考《旧唐书》卷101《李传》的记载。

[23]（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29《窥基传》。另外，北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4载：“释窥基，字洪道，姓尉迟氏，京兆长安人也。”这里所载窥基为京兆长安人，应该是指窥基的出生地。《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

[24]《新唐书》卷201《文苑传·刘延传附刘藏器传》，第2733页。

[25]《全唐文》卷422《安州刺史杜公神道铭》。杜鹏举的儿子为杜鸿渐，《新唐书》《旧唐书》有传记，活跃于中唐肃、代之际。参考《旧唐书》卷108《杜鸿渐传》。

[26]（宋）陈思：《宝刻丛编》卷9，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新编本。

[27] 仇鹿鸣：《新见〈姬持墓志〉考释》，《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