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苏定方、李、薛仁贵的关系——乾陵文化研究

赵文润

唐高宗是怎样的皇帝？三十年前，史学界几位大家一致评价唐高宗“昏懦”，即为政昏庸，对武后懦怯，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但笔者经过认真细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发现该说来源于《新唐书》，并没有多少史实根据，于是连续发表了《唐高宗“昏懦”说质疑》等论文[1]。此后在评价女皇武则天的同时，多数学者亦认为唐高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并不“昏懦”。但至今仍有人认为，武则天当上女皇后便独掌政权五十年（655-705年），她当皇后的二十八年（655-683年），唐高宗不过是个傀儡。而笔者则认为，高宗即位初期（650-660年），继承太宗遗愿，发扬“贞观之治”的传统，创造了“永徽之政”，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而把延续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驱逐出统治阶级的行列。从武后参政到高宗病逝的二十三年（660-683年），是高宗执政、武后辅政的政治格局[2]。这一时期，高宗仍然执掌朝政，主要表现在将帅的任免、宰相的贬用，以及有关唐朝的兴盛等重大事项上。只要人们全面细读史书，而不是简单的点评，轻信旧史家误说，便能解读唐高宗的真相。今先从唐高宗在将帅的任免上，考论唐高宗的执政才能。

一　唐高宗与苏定方

苏定方（592—667），唐初大将，高宗时名将之一。名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人，后徙始平（今陕西兴平市）[3]。隋大业末（617），他随其父苏邕率数千人为本郡讨伐农民起义军。他奋勇善战，“先登陷阵。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领兵”，于郡南手斩起义军首领张金称。后归窦建德、高雅贤，又为刘黑闼攻陷城邑，定方每战有功。“及黑闼、雅贤死，定方归乡里”，后降唐。“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兵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靖军既至，遂悉降之。军还，授左武候中郎将”[4]。这里记载的是唐太宗贞观初，苏定方开始为唐将。贞观四年（630）二月，唐大将李靖、李平定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的战役，苏定方跟随李靖为先锋，立有显赫战功，从此成为著名将领[5]。太宗子李治（628-683）这一年才3岁，苏定方大他36岁。当太子李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皇帝位后，苏定方已59岁。高宗从开始便重用苏定方，用他率军东征西讨，进一步增强“贞观之治”的国力强盛。

高宗执政时期，苏定方的显赫功绩主要有：

其一，率领唐军征服西突厥。

贞观四年（630）李靖、李平定东突厥以后，大唐北部疆域稳固。但东突厥残部向西迁徙，使西突厥力量扩大。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贺鲁叛唐后，自号沙钵罗可汗，威胁到安西四镇和西北方的安全。于是，唐高宗决定派大军西征。开始选中老将程知节（又名咬金）为统帅。永徽六年（655），五月癸末（十四），高宗命右延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葱山即葱）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6]。苏定方为前军总管，从程知节征讨西突厥。但程知节不听苏定方谋略，只听副大总管王文度瞎指挥。结果，唐军无功而还，程知节被高宗免职。“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7]。

高宗总结上次西征失败的教训，“明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以任雅相、迥纥婆润为副”[8]。显庆二年（657）正月，闰月庚戌（二十一），“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9]。苏定方率大军出金山（今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北，“先击处木昆部，破之，俟斤獭独禄拥众万帐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并回纥万人，进至曳河。贺鲁率十姓兵十万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苏定方指挥唐军及回纥兵，奋勇突围，“斩首数万级，贼大奔”。定方令副将萧嗣亚、回纥婆润率杂虏兵追击，自己与雅相领新附兵绝其后[10]。时值大雪，平地二尺，苏定方不顾有人劝止，仍指挥大军追击。沙钵罗逃脱趣石国（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之塔什干），定方命萧嗣业领兵追获之。高宗“遂分其地置昆陵、池二都护府”[11]。高宗临朝，定方献贺鲁于宫殿。高宗策封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

其二，镇压都曼特勒的叛乱。

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后不久，都曼特勒镇诸胡，“拥其所部及疏勒（今新疆喀什）、朱俱般、葱岭三国复叛”。高宗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伐。至叶叶水（今中亚锡尔河），而叛军保马兵川，定方“于是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保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于是苏定方凯旋而归，俘获都曼特勒等还至东都洛阳，唐高宗李治亲御乾阳殿，“定方擒都曼特勒献之，葱岭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巨鹿真邑五百户”[12]。《新唐书》说，因此战役的功勋，高宗赏苏定方“加食邢州巨鹿三百户。迁左武卫大将军”[13]。这是唐高宗继承太宗对待少数民族，“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策略的胜利，亦是高宗善于任用将帅、苏定方勇猛善战的铁证。

其三，率师平定百济。

唐初，在今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百济“扶余别种也”。故地在今朝鲜半岛中西部，北为高丽、东南为新罗。武德四年（621）始遣使向大唐朝贡，属唐之附属国。高祖册封其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14]。

显庆五年（660）春，苏定方护送高宗、则天武后幸并州（今山西太原）。三月，百济依恃高丽为后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唐救援。辛亥（初十），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大军讨伐百济。又以新罗国王春秋为夷道行军总管，率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唐军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八月，“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余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并趣其都城俱拔城。未至二十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余人，追奔，入其郭”。百济国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挥军进围其城；这时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经隆子文恩劝说，遂率左右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苏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投降。于是百济王义慈，太子隆及诸城主皆投降唐军。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高宗诏以其地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吏。十一月，戊戌朔（初七），高宗登上东都洛阳宫城南面中门即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贺鲁、都曼、义慈），皆生擒其主”[15]。这是苏定方指挥唐军作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苏定方率大军讨伐高丽，围攻平壤，不克而还。俗话说，世上只有常胜将军，没有不败将军。苏定方也是如此。龙朔元年（661）四月，高宗决定讨伐高丽，完成先皇太宗未竟之业。庚辰（十六），以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契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高宗）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二十九），皇后（武则天）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16]。高宗采纳武后的谏诤，放 弃亲征高丽的打算。这恰好证明，从显庆五年（660）十月起，始出现高宗执政，武后辅政的格局，亦证明武后善于进谏，高宗善于纳谏。史载，显庆五年（660）十月，“上（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17]。

苏定方征讨高丽的战事，开始进展神速。龙朔元年（661）七月，苏定方破高丽于具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至龙朔二年（662）二月，“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18]。

《旧唐书》本传不载苏定方征高丽事迹。《新唐书》本传只简略地说，“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俄徙平壤道。破高丽之众于具江，夺马邑山为营，遂围平壤。会大雪，解围还”[19]。但两《唐书》本传一致认定苏定方“乾封二年（667）卒，年七十六”。以此推断，苏定方当生于592年（隋开皇十一年）。据拜根兴教授的研究，“苏定方当是出生于开皇二十年（600），享年67岁，而非76岁”[19]。这可备一说。苏定方的死因，可根据史迹判定为因其年老又屡经激战，积劳成疾而死。但因文臣武将未及时上报苏定方的死亡，致使高宗甚为不满。史载“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遂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20]。这说明苏定方为大唐取得的显赫战功，他是时刻铭记在心的，是一位有感情、有作为的好皇帝。

二　唐高宗与李

李（594-669），唐初大将、宰相。战功卓著，与李靖齐名，史称“二李”。原本姓徐，名世，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21]。足见徐盖、徐世父子都是颇有善心，肯于救济贫乏的富豪。隋大业末，李世参加翟让起义，时年十七岁，不久即成为瓦岗军的领袖之一。唐武德二年（619）归唐，高祖赐其姓李，人称李世，高祖、太宗时，屡立战功。至高宗时，因避太宗名讳，单名，人称李，两《唐书》均有《李传》。三十多年前，笔者对研究李便很有兴趣，发表过两篇评价李的学术论文，在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22]。因此，这里仅就唐高宗与李的关系，略加考论。

第一，名义上两人共职并州，使李治学习李世保卫北方领土的谋略。武德八年（625），东突厥侵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高祖李渊命李为行军总管，率军击退东突厥。九年（626）八月，高祖退位，太宗即位，任李为并州都督。贞观四年（630），李、李靖率军平定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史载，“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十一年（637），改封英国公，代袭蕲州（今湖北蕲春）刺史，时并不就国，复以本官遥领太子左卫率”。李在并州任职共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23]唐太宗这段精彩的话语，出自心肺，表达出他对李世文武全才、忠勇可嘉的真诚信任。他把李世比喻为胜筑长城，因而把他的爱子晋王李治委托给李世，接受其教育和影响。诚如史家所言，“李治贞观二年（628）六月，生于东宫之丽正殿，五年，封晋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24]。时年仅6岁的晋王李治不可能赴并州任职[25]。但因此，太宗必然向他介绍李世的优良品质和辉煌战绩；由此，童年时期的李治便开始学习李，效仿李。

第二，遵从太宗旨意，拥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长孙皇后所生三子：太子李承乾、次子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李治为太宗第九子，聪明、仁孝，太宗甚喜爱，从小便注意培养。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被黜贬，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当时公开表态支持太宗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的大臣，主要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遂良。同时晋升李世为宰相。太宗表示“朕求群臣可幼孤者，无以公”[26]，从此李世成为太宗最信得过的人，委托他辅佐太子李治，任太子詹事。太子詹事是太子詹事府的长官，正三品。其职掌是“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东宫三寺”是指太子家令寺、太子率更寺、太子仆寺；“十率府”是指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靖道率府、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可见太子詹事统辖的部门很多，工作繁剧，责任重大”[27]。

第三，太宗临终设法让李效忠于李治。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汝于李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宰相），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28]《通鉴》记载的详细，夏四月乙亥（初一），太宗在终南山翠微宫，对太子李治说：“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十五），贬宰相李世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李世深知太宗用心，“世受诏，不至家而去”。丁卯（二十四）太宗病危，召长孙无忌、遂良入含风殿，受诏辅政[29]。

第四，李复为宰相，巧妙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病逝于翠微宫，年五十三。六月，高宗即位于长安，以州都督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癸巳（二十），以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宗完全遵照先帝愿望，妥善地把李复职为宰相；李见长孙无忌、遂良仍以相权为重，亦不声张。永徽六年（655）九月，当宫中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争、反武派长孙无忌、遂良等与拥武派许敬宗、李义府等斗争之时，李入见，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回答的很干脆：“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毕竟这件事是您皇帝家里的事，您皇帝一人即可做主决定。这可是一锤定音，在废立皇后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高宗听后十分兴奋，立即下诏“贬遂良为潭州都督”[30]。十月下诏将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立武氏为皇后。从此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31]。

第五，李率大军征服高丽。高宗执政、武后辅政期间，李甚受重用。突出表现：其一，“麟德初，东封泰山，诏为封禅大使，乃从驾”[32]。麟德元年（664）十二月，高宗、武后除掉反武派余党上官仪，其后“中外谓之二圣”。二年（665）十月丙寅（二十八）。“上（高宗）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33]。十二月，车驾至泰山脚下。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武后至泰山封禅，彰显大唐国力的强盛和百姓的富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其前苏定方伐高丽、已削弱高丽的前提下；加之当年五月高丽泉盖苏文病死，内部分裂，国力削弱。高宗命李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出征。总章元年（668），很快打到平壤城。“又引兵围平壤，辽东道副大总管刘仁轨、郝处俊、将军薛仁贵并会于平壤，掎角围之。经月余，克其城，虏其王高藏及男建、男产，裂其诸城，并为州县，振旅而旋”[34]。众所周知，隋唐之际，皇帝多次下令讨伐高丽，但唯有这一次取得全胜。这主要原因：一是高宗、则天武后，善于选择对大唐有利的战机；二是全军统帅李，多谋善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人品高尚，又能采纳众人的智慧。因此，“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识其臧否，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35]。

李率大军凯旋归来的第二年（总章二年669年）十二月，即病死在京城长安官宅，高宗得知李患病，亲自至病床前送药，并“诏以弟晋州刺史弼为司卫正卿，使得视疾”。李病故，高宗“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并“陪葬昭陵”。在九山东南脚下，起冢像阴山、铁山及鸟德山，以表彰他率唐军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功。送葬之日，高宗“幸未央古城，登楼临送，望柳东恸哭，并为设祭”[36]。君臣感情之深，自古罕有。为表彰李为大唐强盛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宗还在李去世后于仪凤二年（677）下诏在李墓前为其树立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文由他亲笔撰写并书丹，内容真实，语言生动，书法精彩，突现出李为盛唐文明创下的丰功伟绩，至今仍完整无损的屹立在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院内。

李临终年龄多大？《旧唐书》说“年七十六”，说“年将八十”，《新唐书》改云“年八十”，《资治通鉴》从《唐实录》，说“年将八十”[37]。但诸书一致认定，“大业末，翟让聚众为盗，年十七，往从之”。出自《唐实录》，可信。笔者三十年前曾考证，隋末瓦岗军起义发生在大业七年（611），时年17岁的李参加创立瓦岗军[38]。由此可以判定高宗总章二年（669）李病逝时，年75岁。

三　唐高宗与薛仁贵

薛仁贵（614-683），唐朝前期大将。高宗执政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名礼，以字行，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先人原属古代河东（今山西）薛氏一族，“父祖两代曾任官”；至仁贵家境衰落。少年家贫，以耕田务农为业。将改葬其先人，其妻柳氏劝说，要他先立功业：“夫有高进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盖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39]由此薛仁贵便走上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征辽东、当猛将之途。贞观十九年（645）三月，太宗率军东征高丽。唐军与高丽军激战的最震撼人心的场面，莫过于安地城之战。“及大军攻安地城（今辽宁辽阳），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拒战，依山结营，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真服色，著白衣，握戟，腰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大军返还时太宗对薛仁贵说：“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40]因功升仁贵为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的显赫战功，及太宗的由衷褒奖，对在后方时刻关心战局的太子李治来说，无疑十分惊喜。

永徽五年（654）夏，唐高宗正在万年宫（原名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县）避暑，一天夜里突然下大雨，“山水涨溢，冲玄武门（万年宫之武玄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畏死乎！’”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迅速“登门桄大呼以警宫内”。高宗闻声，“遽出乘高，俄而水入殿，水溺卫士及麟游居人，死者三千余人”[41]。高宗幸免遇难，对仁贵说：“赖得卿呼，方免沦溺，始知有忠臣也。”于是赐仁贵御马一匹[42]。

薛仁贵不仅骁勇，而且善谋。在上述显庆元年（656）苏定方征讨西突厥贺鲁时，薛仁贵上疏，劝要善待被贺鲁俘虏的泥熟仗素干，“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立即采纳，“使括泥熟家口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43]。这说明，高宗采纳薛仁贵的建议，使唐军增强了平定西突厥的力量。

薛仁贵最厉害的战斗绝招是骑马射箭，可谓百发百中。显庆二年（656），唐高宗“诏仁贵副程名振于辽东经略，破高丽于贵端城，斩首三千级”。三年，又与唐将梁建方等与高丽军战于横山，“仁贵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骑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44]。正因为薛仁贵骁勇善战，尤其精于骑射，在随李征服高丽的战役中立下显赫的功绩。薛仁贵“与李大会于平壤城。高丽既降，（高宗）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仍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他是大唐第一任安东都护，并表现出善解民意，这与他出身贫苦农民不无关系。史载，薛仁贵“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45]。

薛仁贵另一流传千古的战绩，是“三箭定天山”。天山，唐称郁督军山，又称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当时居住天山附近的铁勒族，属匈奴别支，曾附属于东、西突厥。东、西突厥先后被唐军平定后，铁勒遂活跃起来，其中九姓最悍，善骑射，故又称九姓铁勒，经常侵扰大唐北部疆域。龙朔二年 （662），高宗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薛仁贵为之副。高宗考虑到此前仁贵未曾任全军主帅，但骑射突出，故“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出发前，高宗设宴内殿，测试仁贵箭术，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帝大惊，更取坚甲赐之”[46]。三月，郑仁泰、薛仁贵等在天山打败铁勒。史载，“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合众十余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薛仁贵“击其余众，获叶护（酋长）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47]。

薛仁贵唯一的一次败仗，亦是他唯一的一次作为唐军主帅的战役，即与吐蕃激战的大非川战役。大非川，在今青海省共和县以西、青海南山南麓的河谷中。因青海南山又名大非山，故这片山谷之地叫大非川。唐初为吐谷浑所居，后被吐蕃占领，并侵扰唐西部边塞。“咸亨元年（670）夏，四月，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城，又与于阗（今新疆和田）联合攻占唐龟兹（今新疆库车）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县城）、疏勒（今新疆喀什）”。即丢掉了唐太宗晚年创建的“安西四镇”，于是唐高宗决心收复“安西四镇”，命“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但出于高宗所料，郭待封自以为原官衔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唐军至大非川，将进军乌海（湖名，即今青海省的苦海），仁贵说：“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率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部分唐军，“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但郭侍封违反仁贵指挥，“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薛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率兵四十余万还击，“唐兵大败，死伤略尽”。结果，三位唐军大将“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高宗得知，“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另书记载，败后仁贵叹气说：“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应有事西方，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高宗“有诏原死，除名为庶人”[48]。

不久，“高丽众相率复叛，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674-676），坐事徙象州（治今广西象州东北），后赦归。”开耀元年（681），高宗思其功，复召见，说：“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岂可相忘？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挥耶？”高宗不仅不忘将领之功，更操劳国家之患，颇有人性味，读后令人感动。“于是起授仁贵瓜州（今甘肃安西）长，寻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弘道元年（683），“又率兵击突厥元珍等于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斩首万余级，获生口二万余人、驼马牛羊三万余头”。突厥人“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惮其名，皆奔散，不敢当之”。其年，“仁贵病卒，年七十，赠左骁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49]。

从唐高宗与苏定方、李、薛仁贵的关系上，史实充分说明高宗的赏罚分明、智能甚高，并无“昏庸”的表现；苏定方、李、薛仁贵三将的功勋卓著，忠心报国，名垂青史。高宗的表现，正如他当太子时太宗教导的那样，“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50]。

注　释

[1] 详见《唐高宗“昏懦”说质疑》，刊《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新华文摘》1986年第6期以《唐高宗并不“昏懦”》为题，《文汇报》1986年8月30日以《唐高宗并非“昏庸懦怯”的皇帝》为题，摘要转载。《唐高宗再评价》，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www.xing528.com)

[2] 详见拙作《唐高宗研究的几个问题》，原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后收入拙著《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三秦出版社2008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36页。

[4] [7]（后晋）刘等：《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77—2778页。

[5] 详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2-6073页。

[6]《资治通鉴》卷199，第6288页。

[8]《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第2778页。《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载：“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复征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润为副。”第4137页。

[9]《资治通鉴》卷200，第6301页。

[10] [13]《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第4137-4138页。

[11]（宋）王溥：《唐会要》（下）卷94，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4页。

[12] [20]《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第2779页，第2780页。

[14] 详见《旧唐书》卷199《东夷传·百济》，第5329－5330页。

[15] [17]《资治通鉴》卷200，第6320-6322页。

[16]《资治通鉴》卷200，第6324页。

[18]《资治通鉴》卷200，第6325－6327页。

[19] 拜根兴著：《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1] [23] [28]《旧唐书》卷67《李传》，第2483页、第2486页、第2487页。

[22] 拙作《李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刊《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光明日报》1980年9月24日以《如何评价李》为题，摘要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日报》（文摘版）1980年23期亦予以转载。另一篇拙作《关于李评价的几个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第24期全文转载。

[24]《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65页。

[25] 参阅赵文润、魏全瑞主编：《隋唐历史人物》丛书之一《李评传》，宁志新著，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 148页、第288页。

[26] [29]《资治通鉴》卷197，第6195-6198页、6266-6267页。

[27]《唐六典》卷26《太子詹事府》，并参阅宁志新著《李评传》，第177-178页。

[30]《资治通鉴》卷199，第6291-6292页。

[31]《资治通鉴》卷200，第6293-6294页。

[32] [34] [35]《旧唐书》卷67《李传》，第2487页、第2487-2488页、第2488-2489页。

[33] [37]《资治通鉴》卷201，第6345页、第6360页。

[36]《旧唐书》卷67《李传》，第2488页。

[38] 详见拙作《关于瓦岗军起义的年代》，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9] [46]（香港）黄约瑟：《薛仁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河东薛氏；《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第4139页、第4141页。

[40] [42] [43] [44] [45]《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第2780-2782页。

[41]《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页。

[47]《资治通鉴》卷200，第6327-6328页。

[48]《资治通鉴》卷201，第6364页；《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第4142页。

[49]《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第2783页。

[50]《资治通鉴》卷197，第6218页。

（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