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入相背景及任相初期行事

丁　俊

李林甫是盛唐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宰相，他任相长达十九年[1]，这在宰相任期普遍在三年左右的玄宗朝是独一无二的[2]。但是有关李林甫的总体评价，却自他身死之后就一直是偏于负面的。玄宗幸蜀之后，曾与裴士淹商较当时卿相，“及言李林甫，曰：‘妒贤嫉能，亦无敌也。’”[3]代宗时，颜真卿为反对元载，以李林甫为鉴，认为他是“权臣误主”[4]。德宗亦再三叹言“中原之祸，自林甫始也”[5]。到宪宗时，崔群指出“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6]。这个观点影响非常深远。它直接构成了宋人对李林甫的评价与认识框架。《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入《奸臣传》，就应该是接受了这种“奸臣”定位的[7]。而《资治通鉴》罗列李林甫的诸多罪状，并得出他“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的结论，这也是对开元二十四年为理乱之分这一言论的继承与强化[8]。至于笔记小说，更是对李林甫的形象进行了极尽可能地丑化，例如“索斗鸡”、“肉腰刀”的比喻，“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由来，等等[9]。直至今日，许多学者仍然深受传统认识影响，或强调唐玄宗的用人失误[10]，或指责李林甫的专权与独裁[11]，或抨击李林甫的道德败坏[12]，甚至断言李林甫是个有反叛之心的历史罪人[13]。总之，都认为李林甫的阴谋诡计胜于他的才干。

但是，为什么如此人物，唐玄宗却任相如此之久呢？当裴士淹直接向唐玄宗提出“陛下何用之久耶”的问题时，唐玄宗的反应却是“默然不应”[14]。唐德宗对此显然也是大感困惑，提出“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15]一位政府首脑仅靠政治阴谋霸占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这有可能吗？玄宗的沉默表明了另外存在的答案，只是限于特殊的政治氛围，难以开口罢了。而且不可否认，“开元全盛日”的盛世景象，是在李林甫任中书令四五年之后出现的[16]。这一现实背景也足以印证，李林甫对于玄宗朝有着不可忽略的贡献。对李林甫持全面否定态度的传统认识，是另有背景的，而对于历史学来说必须予以明确[17]。有关李林甫的研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首先关心的是李林甫入相的问题。李林甫因何而入相？入相后因何而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又因何而久掌权衡将达半个玄宗朝？这些便是本文试图讨论或部分解决的问题。

一　李林甫入相的背景

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李林甫升任黄门侍郎不久[18]，唐玄宗就将宰相萧嵩与韩休双双罢免[19]。这种情况并非初次出现。其原因除了宰相自身的不和之外，更重要的是朝廷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亟待解决。《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道：

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幸东都。[20]

开元二十一年，由于关中久雨，粮食歉收，京师出现了粮荒。玄宗迫不得已，驾幸东都。这已是唐前期的一项基本惯例，即所谓“逐粮天子”。对此，陈寅恪先生已有论述[21]。但是开元二十一年的情况，比往年来得更为严峻。皇帝不仅被迫东幸，而且整个京畿地区还出现了“谷价踊贵”的经济危机。

据统计，这次的“谷价踊贵”是整个玄宗时期，唯一的一次粮价上涨。而且涨幅巨大，斗米达五十钱，是开天时平均物价的三倍左右[22]。这意味着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因此，玄宗被迫逐粮洛阳，并下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以给百姓。这二百万石的出给量也非常惊人，大约为有唐二百余年间，太仓常规年出给量的近十倍之多，可赈给四十万户，基本同开元间京兆府的民户数相当[23]。这就是说，京师几乎所有的民户都需要赈贷，可见灾情之重。

在驾幸东都之前，玄宗独召京兆尹裴耀卿，“问救人之术”[24]。裴耀卿指出，一方面禄廪增多，国用渐广，另一方面却陕洛陆运，无由广致，以至于京师粮储，尤为窘迫，诸州及三辅所贮，仅“可支一二年”[25]。正所谓“国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26]，唐朝此时的状况，已可谓是急之又急。因此，裴耀卿主张变陆为水，全力进行漕运改革。玄宗大悦，以裴耀卿为相。从此，运粮关中成为朝廷一大要务。同时，他还起复中书侍郎张九龄，与裴耀卿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取代萧嵩与韩休。这便是开元二十一年末的宰相人员大调整。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就是关中地区因久雨害稼而引发的粮食危机。

换完了宰相，玄宗于次年正月按既定计划东幸洛阳。但是粮食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断扩大。正月八日，“太府卿严挺之、户部侍郎裴宽于河南存问赈给”。二十二日，“怀、卫、邢、相等五州乏粮，遣中书舍人裴敦复巡问，量给种子”。二十六日，玄宗到达东都。紧接着，二月，秦州地震，遣使存问赈恤并给复压死之家[27]。可见，在民以食为天的时代，自然灾害往往会带来一定周期内的恶性循环。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出现灾荒的地域，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农产区。它们基本上是东西走向，地处狭长的河、渭线上，贯穿了陇右、两京、河南、河北诸区在内。而河南河北地区，在唐前期一直是东都粮食消费及关中粮食补给的主要来源之一[28]。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裴耀卿才迫不得已把转运的重点，放在了江淮义仓变造米之上。

由于作为就近粮食补给地的河南、河北也出现了乏粮，关中地区的物价便腾踊不止。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29]。二十一日，宰相张九龄欲令不禁私铸钱，结果“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下诏禁恶钱而已”[30]。到四月，玄宗下诏，以“去秋不熟”为由，命两京国子监生徒等“暂令就舍”[31]。事实上，在灾年，统治者除了修德、纳谏、虑囚、减免租赋等常见措施外，最为实际的就是减省开支。这一点，唐高宗时期就已经有诸多旧例可循，包括暂停诸学生供食，减省御马及马料，减诸司支料，等等[32]。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四月，不仅下诏令天下覆囚[33]，而且令国子监学生放假，这就意味着，政府已经被迫进行财政节流。更确切地说，朝廷已进入开源与节流并行的阶段。前者即为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后者即为减少各项财政开支。这种新形势，便成为李林甫入相的最大契机与最重要背景。

二　林甫入相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玄宗下诏暂停对两京国子监学生的供食。这本是无奈之举。如果夏粮得以丰收，那么关中地区自身的供给功能就可以恢复，这类节流措施也就不必继续或扩大实行，但事与愿违。五月八日，“京畿渭南等六县大风雹，伤麦”，“同州尤甚”[34]。自然灾害再一次降临，直接导致了关中农产丰收的再度无望。此时裴耀卿北运的基础工程亦尚未完成[35]。于是，五月十三日，玄宗下敕限制色役[36]。这其实是对户口赋役的一种整顿，也是宇文融括户时的一项基本内容[37]。因为色役免课税也免征行，色役伪滥无疑会减少中央的财政收入，并影响到国家的兵源基础[38]。因此，玄宗在京师陷入经济危机时，下令限制色役，也是扩大财源的必然之举。

沙汰色役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仅牵涉甚广，而且无法径下某部某司依常式进行。此外，裴耀卿既然提到，官僚机构臃肿是导致关中粮食供应不足的一大原因，那么冗官冗员的减省也有必要一并进行。这些工作又该交由谁来负责？裴耀卿无暇于此。至于张九龄，他自开元二十年以知制诰进入权力中枢，就与边疆问题密不可分[39]。四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事件，唐与突骑施战衅已开[40]。玄宗的本意是要张九龄接替萧嵩的位置，主持西北、东北军政大局[41]。所以，停减色役，解决冗官冗员等工作只能是另择良臣。或许是经过君相之间的多方考量，或许是由于韩休在位时的推荐[42]，黄门侍郎李林甫最终被选中。于是，五月二十八日，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裴耀卿与张九龄也分别升任侍中与中书令[43]。三相各有分工，新的中枢格局再次形成。

此后，唐玄宗也表现出了对粮储问题的极大关注，甚至是焦虑。《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道：

是夏，上自于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太子等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因分赐侍臣，谓曰：“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44]

玄宗亲自于苑中种麦，且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这样的举动确实非比寻常。“将荐宗庙”虽不失为教育皇子的一套说辞，但是玄宗对侍臣所言亦足以表明，粮食问题成为朝廷目前最大的困扰，方是玄宗此举的真正原因所在。事实证明，苗稼收长不良，并非臣下所对不实，而是来自于天公的持续考验。《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记载道：

（开元）二十二年秋，关辅、河南州十余，水，害稼。[45]

这已经是关中地区连续两年秋雨害稼了，而且范围同样扩大到河南诸多州县。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唐玄宗“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尽管李元早就指出，内地置屯，得不补失[46]，尽管宇文融开元十六年垦九河故道为稻田，亦以失败告终[47]，但是特殊时期，张九龄还是决定再度尝试。八月，“于许、豫、陈、亳等州置水屯”[48]。这等于是由宰相直领的又一项粮食工程。与此同时，裴耀卿置仓、开路、置输场等基础工作完成，北运开始，除江淮租米外，“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49]。可见，为了解决京师的粮储问题，已经调用了整个国家系统中几乎所有可用的粮食周转手段。

鉴于关辅百姓自去岁秋雨害稼之后，又承受夏秋两季连番的风雨打击，同年十一月，玄宗下敕蠲省京畿及关辅有损田百姓的租赋，停减州县差科徭役与积年欠负，以及八等以下户的地税等[50]。经此蠲复之后，京师财政更近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的节流减省工作，也就显得尤为迫切重要。

据史料记载，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二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减省。

第一，停减冗官及色役、年支、杂物等。《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开元二十二年敕，诸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费用既广，奸伪日滋。宜令中书门下与诸司长官量事停减冗官及色役、年支、杂物等，总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吏稍简而费用省矣。）[51]

唐朝在显庆二年（657）共有官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增至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52]。短短八十年间，官员增长四千余人。吏员的扩充，恐怕亦在数倍不止。以唐人重内官轻外官的观念，“诸司繁冗”可想而知。因此，减省冗官以及政府不必要人员，是财政节流的关键所在，而百司职员减省了，年支、杂物自然会随之减省。由于牵扯到官场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历朝历代的简政省官往往都会虎头蛇尾，有始无终[53]。但是，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二年的冗官减省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除了严峻的财政压力之外，还要归功于皇帝的有力支持，以及他一向务实、干练且高效的行政作风。《旧唐书》评价他“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54]。这可以看作是对李林甫能力的一种高度概括。

至于色役，政府在五月十三日就已经下令，限制色役的继续增加。其实就是检查色役伪滥，把一些不合格的假冒人员清除出去。此外，还要对现有色役进行减省。这其中包含了由冗官减省所带来的附加成果。据《唐六典》记载，京司文武职事官有防阁、庶仆，州县官有白直，王府官有力士[55]。他们都属于色役，每年仅纳二千五百文，即可免课役。冗官既然减省，那么隶属于这些官员名下的诸多色役也就成为不必要。当役之人要么恢复为课丁，承担国家的全部赋役，要么继续缴纳代役钱，只不过此时这二千五百文，便不再作为俸料的一部分拨给官吏本身，而是直接上交国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直接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减省色役的一大意义也在于此。

第二，减诸司备运车。《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

凡诸司有备运之车，（诸司皆置车、牛，以备递运之事。司农等车一千二十一乘，将作监三百四十五乘，殿中省尚乘局一百乘，少府监六十三乘，……牛皆倍之。其过倍者则充营田，不足者则单驾。开元二十二年，敕量减六百余头、乘。）皆审其制以定数焉。[56]

诸司皆有备运车牛，其主要用途，是为官府运输服务[57]。从数量上看，诸司共有车一千八百四十一乘，牛约三千六百八十二头，共五千五百二十三头、乘。这三千六百余头牛或其他杂畜，无论是从市牛的费用上[58]，还是畜料的消耗上，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高宗时与开元初，就已有粮储不足时减省御马或马料的先例[59]。开元二十二年对诸司备运车牛的减省，亦属对现有政策的改良与扩用，这些都属于玄宗敕文所谓“不急之务，一切并停”[60]。那么这五千余头、乘的车牛是怎样处置的呢？即“审其制以定数”，量减六百余头、乘。这个减省比例约为十分之一。就减省方式而言，当与冗官的减省一致，以所属省、寺、监、卫等为单位进行，由宰相与诸司长官酌情商定，“量事”而减，决策之后由皇帝下敕进行。这说明减诸司备运车牛，与上述冗官、色役、年支、杂物的减省，是同时进行或前后相继的。换言之，这一时期的诸司，都经历了从人员到经费乃至附属配备的全方位清理与整顿。一则提高工作效率，二则减少财政开支。应该说，这些举措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奏效的。因此，到开元二十三年，对冗官、色役、年支、旧物的括减继续进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三　开元二十三年（735）的节流减省

由于开元二十一、二年，关中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国运艰难，仓储空虚，因此，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亲籍田之礼”[61]。籍田礼毕，又大赦天下。《籍田赦书》由中书令张九龄亲草，就其内容来看，可谓是本年度的施政纲领。其中有一条，便是减省天下色役、典爰、支用及诸州贡赋[62]。这表明，财政节流依然是这一年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而李林甫依然是这些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一点，成于李林甫之手的《唐六典》，对于这部分内容务于详纳，也可谓是个极好的证明。从这个角度说，《唐六典》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李林甫政绩汇总的角色。

第一，减诸司色役。《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开元二十三年，敕以为天下无事，百姓徭役务从减省，遂减诸司色役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63]

这里的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当以人为单位。《唐会要》对此记载非常清楚[64]。以此而言，上年所省六十五万余，当以贯或缗为单位，是包含了冗官、色役、年支杂物等各项进行折算的结果。所不同的是，此次色役减省，不仅单独下旨，而且在数目上也专列一项，这说明李林甫上一年的减省工作，达到了甚至超出了预期的效果。毕竟，它对于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而言，较之裴耀卿的运粮与张九龄的种粮，更直接也更易于见效。更何况，中央也可以借此机会，将往年积弊一并清除。因此，到开元二十三年，便列为专项进行。这所减十二万色役，若皆以二千五百文计算，则共计三十万贯。已经是上年总数的一半，同时也是裴耀卿三年漕运所省脚钱的数目[65]。而实际上，政府因此增加的收入或减少的开支，还要大于这个数字。

第二，停减年支杂物与括旧物。《唐六典》卷19《司农寺》：

凡京、都百司官吏禄，皆仰给焉。（每年支诸司杂物，各有定额。开元二十三年，敕以为费用过多，遂停减光禄寺、左·右羽林、左·右万骑、左·右三卫、闲厩使、五坊使、洛城西门、东宫、南衙诸厨及总监、司农、鸿胪等司年支杂物，并括少府监库内旧物四百余万。）[66]

唐朝官员的办公时间，为“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67]。 也就是说，上班的官员要在官厨吃一顿饭。而且，流外常上者以及诸学生等宿卫当上者、散官五品以上当上者，甚至部分“杂任”，也都可以在官厨吃饭[68]。可见官厨费用之大。李林甫开元二十三年对上述官厨的减省，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厨的整体裁撤或合并，第二种就是对官厨的支用进行减省。而这两种情况，也都必然与冗官冗员的减省密切相关。此外，倘若有个别官厨只是临时关闭，那么与暂停国子监学生供食应当是同样的性质。

除了官厨或官厨的支用被部分停减之外，京、都苑总监与九成宫总监，以及司农寺、鸿胪寺的年支杂物亦被减省。各宫苑本就是苑内官属的禽鱼果木供给地，而司农寺广纳天下租税，鸿胪寺宾待四夷君长，这些部门的年支杂物略有减省，倒也无关紧要[69]。少府寺，乃天子私藏之府库[70]，对其库物进行检括，也不失为一次特殊的财务审计，也是一种有力的开源措施。可见，开元二十三年的工作进行得相当全面且彻底。

此外，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三年，还有一项更为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减冗散官三百余员”[71]。对此，《唐六典》注述甚详。此次机构精简，直接构成了开元二十五年官制的成熟与定型[72]。

总之，开元二十一年，由于秋雨害稼所引发的京师粮食危机，不仅是裴耀卿与张九龄入相的直接动因，同时也是李林甫次年入相的真实背景。为此，裴耀卿主漕运三年，运粮七百万石[73]。张九龄也在河南、淮南开置水屯一百余[74]。但是，就其结果而言，“江淮漕运转输极难”[75]，“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76]，而张九龄的屯田亦是“度其收获，甚役功庸”[77]，“废功无利”[78]。终于到开元二十五年皆罢。反观李林甫，他自入相之后，充分运用自己对百司制度的了解，以及自身强悍的行政执行力，对形近臃肿的官僚队伍以及庞大的支用系统，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瘦身。方式是健康的，结果也是显著的。因此，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李林甫升任户部尚书[79]，继续解决经济问题。他受诏改修格令，修订《长行旨》，又对官员俸料制进行了改革。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关辅粮产得以丰收，西北战事亦告一段落，唐玄宗欲用牛仙客的和籴取代裴耀卿的漕运，来继续解决关中的粮储问题。这一决定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却得到了李林甫的支持。十一月，张、裴罢相，李林甫升任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80]。这个结果，与其说来自于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不如说是来自于经济等政策上的优胜劣汰[81]。至于那种专门用政治手段解释这段历史的作法，体现的是另外一种历史解释学，虽然不能一概否定，至少有以偏概全的倾向。

注　释

[1]《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226页。

[2] 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80-81页。

[3] [14]（唐）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卷8，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页。

[4]《旧唐书》卷128《颜真卿传》，第3592-3594页。

[5] [15]（唐）李浚撰：《松窗杂录》卷1，中华书局1960年，第7页。

[6]《旧唐书》卷159《崔群传》，第4189页。

[7]《新唐书》卷223上《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343-6349页。

[8]《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6914页。

[9]（后周）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李林甫为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协群议而面无和气。国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李林甫嫉贤妒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林甫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中华书局2006年，第47页、第52页。

[10] 王寿南：《唐玄宗时代的政风》，《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35-271页；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66-74页；杨西云：《从个人施政作风看唐玄宗统治的由盛转衰》，《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第32-34页；彭荷成：《从唐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谈用人》，《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第181-121页；明秀丽：《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04-106页；等等。

[11] 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第1卷，筑摩书房1950年，第80页（转引自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68年，第386页）；浦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59页、第102页；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198页；侯丕勋：《李林甫专权与盛唐骤衰》，《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第63-67页；等等。

[12] 李哲夫、李广福：《略论李林甫》，《人文杂志》1982年第4期，第78-82页；詹沛钜：《“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历史知识》1982年第5期，第24-26页；赵映林：《李林甫与天宝年间政局》，《文史杂志》2004年第4期，第59-61页；等等。

[13]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文津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唐华全：《试论安禄山势力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89-90页；唐华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24-30页。(www.xing528.com)

[16]《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第213页。（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辛：“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页。另，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1-1166页。）而在此之前，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已代替张九龄为中书令。（《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203-204页。）

[17] 吴宗国：《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8页；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郭绍林：《安禄山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75-80页；郭绍林：《解读盛唐须区分李林甫的小节和大节》，《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23-126页；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第48-54页；卢向前：《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309页；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权》，《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73-1080页；池田温：《唐朝开元后期土地政策之考释》，《堀敏一先生古西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1995年，第391-406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72页；张京华：《“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洛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7-19页；宋社洪：《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第67-73页；陈磊：《李林甫与开天朝局研究》，《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2007年，第335-356页；等等。

[18] 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3《辑考三下·吏侍》，李林甫由吏部侍郎迁黄门侍郎在开元二十一年四月至十二月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6页。）

[19]《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丁未，兵部尚书、徐国公萧嵩为尚书右丞相，黄门侍郎韩休为兵部尚书，并罢知政事。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起复旧官，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200页。

[20] [27] [29] [33] [43] [44] [48] [80]《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200页、第201页、第203-204页。

[21] 陈寅恪指出，盖关中之地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162页。）

[22] 张超林：《唐代粮价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23] 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第68页。

[24] [65] [73]《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第3080、3081页。

[25]《通典》卷10《食货典十·漕运》，中华书局1988年，第222-223页。

[2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2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330页。

[30]《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第1384—1386页。

[31]《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31页。

[32]《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109页。

[34]《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944页。

[35] 据《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裴耀卿至八月壬寅方完成河口输场的建置，并于输场东置河阴县。北运自此方可运行。

[36]《唐会要》卷83《租税上》：“（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敕：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其杂匠及幕士，并诸色同类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过两人，三丁已上，不得过一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16页。

[37] 孟宪实：《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7-388页。

[38] 关于色役的分类及待遇，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赋役令复原清本》第23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476页；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唐长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60-561页；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

[39] 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85、86、88页。

[40]《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201页；张九龄《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张九龄集校注》，熊飞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635页、第537页。

[41] 吴宗国先生也认为，玄宗其实是将张九龄当作第二个张说来委以重任的。见《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42] [54]《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第3235、3236、3238页。

[45]《新唐书》卷36《五行志》，第931页。

[46]《新唐书》卷126《李元传》，第4418—4420页。

[47]《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第3221页。

[49] [76]《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66—1368页。

[50] [60]《册府元龟》卷490《邦计部·蠲复第二》，第5559页。

[51] [55] [63]《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第80页、第78页、第76页。

[52]《唐会要》卷74《选部上》，第1581页。

[53] 杨希义、杨洪：《试论唐代历史上的“简政省官”》，《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56]《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第163页。

[57] 吴丽娱、张小舟：《唐代车坊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8-271页。

[58] 李锦绣指出，在西州，车坊牛的平均估值为2贯。见《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36、1037页。

[59]《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第二》，第1613-1614页。

[61] [66]《唐六典》卷19《司农寺》，第524页。

[62]《唐大诏令集》卷74《籍田·开元二十三年籍田赦》，中华书局2008年，第415-416页。

[64]《唐会要》卷83《租税上》，第1813页。

[67]《唐六典》卷1《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第13页。

[68]《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第751页。

[69]《唐六典》卷19《司农寺》、卷18《鸿胪寺》，第530页、第523页、第505页。

[70]《唐六典》卷22《少府监》，第571、572页。

[71]《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第34页。

[72] 笔者拟另作专文讨论。

[74]《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第222-223页。

[75]（唐）郭撰：《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77]《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6页。

[78]《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第3099—3100页。

[79]《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第1689页。

[81] 卢向前：《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唐代和籴政策研究之二》，《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第306页。

（丁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