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府的历史地位及与李治的关系

孟宪实

李义府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事件中立功甚伟，在长孙无忌一派离开权力中心之后，一直受到唐高宗的重用。作为当朝宰相，李义府卖官鬻爵，作恶多端，终于遭到唐高宗的废弃，乾封元年（666）五十三岁死于流放之所州。作为政治人物，人品低下，行为污秽，李义府有此下场本不足论，然而史书常常把李义府其人与武则天联系在一起。那么，李义府与武则天以及唐高宗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看，这虽然不是唐高宗、武则天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也有讨论价值，因为事实上也关涉到武则天的评价。

一　“废王立武”的功臣

李义府是瀛州饶阳人。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因为他善于著文，上表推荐。对策之后，补门下省典仪。再得黄门侍郎刘洎、治书侍御史马周推荐，除监察御史。太宗特诏兼侍晋王，开始成为李治的属吏。贞观十七年李治升为太子，李义府则升为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太子司仪郎来济都以文学知名，当时有“来李”之称。因为李义府词章华美，太子特地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太宗皇帝，太宗诏赐帛四十匹，令其参与《晋书》编写。高宗即位，李义府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李义府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前，基本历官如此，对此两《唐书》的李义府传都记载不误。所不同，《旧唐书》卷82把许敬宗与李义府同传书写，而《新唐书》卷223上则把二人直入“奸臣传”，褒贬力度大有差别。李义府因文学被推荐，《旧唐书》本传把他的一篇文章也抄写入传，《新唐书》则减少其辞，可见两《唐书》多少还是承认李义府才华的。现存《全唐诗》还保留一些李义府的作品，李义府有才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承认才华，并不等于承认人品，才华与人品向来是两回事。

从李义府的历官来看，与李治的关系最值得重视。李治的三个阶段，晋王、太子和皇帝，李义府都是属官。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太子舍人，正六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李义府成为晋王李治属官，具体职务不清，但晋级至少比较顺利。贞观八年到十七年，九年之间李义府从监察御史到太子舍人，两年多晋升一个品阶。再到贞观二十三年，六年晋升两阶。通过太子推荐李义府文章给唐太宗这件事情观察，李治对李义府的才华是认可的，也希望帮助李义府获得皇帝的赏识，可见两人的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永徽二年之后，李义府的仕进之路开始遭遇挫折。李治为太子，李义府升任太子舍人，正六品上。转年，东宫新设太子司仪郎，也正六品上，与李义府文学齐名的来济得以出任。来济同时兼任崇贤馆直学士。可知，此时的李义府与来济处处一致，可谓齐头并进。但是不久来济却开始飞跃前进。来济先任中书舍人，也参与编修《晋书》。高宗即位，李义府出任中书舍人，与来济同任。但是，永徽二年，来济却升为中书侍郎。李义府虽然同时与来济一样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但现在的来济却是李义府的上司，是中书省的副长官。来济的前进步伐继续加速，“（永徽）四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五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以修国史功封南阳县男，赐物七百段。六年，迁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1]。永徽二年以来，李义府在中书舍人的位置定格，再也没有升迁。来济大约长李义府四岁，但是两人永徽年间的仕途差距绝不会是年龄问题。此时，正是长孙无忌掌控朝廷的时期[2]。

李义府不仅升迁无望，现在，连现有位置也难保了。《新唐书·李义府传》有如此记载：

（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奏斥壁州司马，诏未下，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许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义府即代德俭直夜，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书，留复侍。[3]

李义府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理解李义府政治长期不得进步的关键。史书不言长孙无忌为什么讨厌李义府，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足以导致李义府的如此状态。李义府即将贬官壁州司马，至于长孙无忌采用什么说辞其实也不重要。

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在李义府传中是看不出来的。《资治通鉴》注重历史事件的时间性把握，其记载文字如下：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4]

《通鉴》把此事记载于永徽六年七月，在戊寅日之后，乙酉日之前，即七月十日与十七日之间，因为同月“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虽然《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同一记载并不是字字同一，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正如王德俭所言，废王立武之事，对于马上就要外贬为官的李义府而言正是救命稻草，抓住这个机会，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有了转机，否则被贬官外地，未来很难保证。李义府当然要特别努力，于是在王德俭的配合下，及时上奏了报告，获得了皇帝召见、赏赐和慰留。既然皇帝下令留职，长孙无忌应该也没有办法。不久，李义府升任中书侍郎，肯定与他的立场有关。

废王立武是高宗朝巨大无比的政治事件，唐朝的历史也受到该事件的深远影响。而李义府的加入，对于废王立武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唐高宗和武则天都是如此看重李义府的加入？李义府及时抓住了废王立武这个救命稻草，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义府的出现，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而言，意义同样巨大。

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已经进行有时，而对唐高宗来说，因为长孙无忌等宰相团队的反对，事情毫无进展。在李义府出现之前，唐高宗与长孙无忌已经有过交涉，但皆以皇帝遭拒结束。永徽五年（654）年底，唐高宗携武昭仪亲自到访长孙无忌家，史书通常称之为“幸太尉长孙无忌宅”，一般而言，这是皇帝对大臣十分特殊的表示。《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很详细，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担心大臣们反对，于是：

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5]

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的记载应该是《通鉴》此说的来源，其辞曰：

（永徽）五年，亲幸无忌第，见其三子，并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图无忌形像，亲为画赞以赐之。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

比较两书的记载可以发现，《旧唐书》中，唐高宗把长孙无忌三个庶出儿子加官为朝散大夫和赏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是两件事，而《通鉴》合为一事记载。当然，这不是大问题，关键是高宗的这个动作是讨好长孙无忌，希望长孙无忌同意皇帝换皇后。长孙无忌虽然接受礼物，但是坚决不同意。《旧唐书》的记载更有趣，就是在长孙无忌明确反对之后，皇帝再送重礼，长孙无忌继续照收不误。然后皇帝再请武则天母亲杨氏亲自出面，又请礼部尚书许敬宗出面，长孙无忌依然继续拒绝，对于许敬宗尤其严厉，是“厉色折之”[6]。

这是李义府出现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许敬宗是亲历者，所以他的外甥王德俭是知情的，而朝廷中的大臣多如李义府一样，对于宫中如此大事闻所未闻。唐高宗在长孙无忌处碰壁之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放弃让武则天当皇后的打算，但希望武则天可以当宸妃。《通鉴》在永徽六年七月有如此记录：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7]

对此，《唐会要》也有记载，其文曰：

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号为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奏言：帝王嫔妃，自有恒数，今若别立妃号，臣等窃以为不可。乃止。[8]

《会要》记此事在十月，《通鉴》据《实录》记为七月[9]。当年十月，废王立武之事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有宸妃之事，《通鉴》的观点比较可信。

既然已经有一品的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为什么要特别设置宸妃呢？看来唐高宗是担心武则天受委屈，既然不能当皇后，至少也要高于一品诸妃。这些资料所说都有不详之处，宸妃到底与一品诸妃同列，还是要高于诸妃，这并不清楚，但强调宸妃位于一人（皇后）之下，诸妃之上是不该有问题的。唐高宗在让武则天当皇后受阻以后，希望让武则天当宸妃，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台阶。但这一次高宗再次遭受打击，而出手的是韩瑗和来济，不是褚遂良，更不是长孙无忌。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是在不久以前才任命的，时间是六月壬辰。永徽三年三月，韩瑗以兵部侍郎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执政宰相之一。三年九月，来济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升任为宰相[10]。在宰相的团队中，韩瑗和来济是最新成员，也是最年轻成员。

阻止武则天当宸妃的任务，由年轻的两位宰相很轻易地完成了。此时的高宗皇帝一定苦闷到了极点。掌握朝政的舅舅长孙无忌，虽然收下了皇帝的大批礼物，但就是不同意皇帝的请求。皇帝至少要在武则天面前保持一点面子吧，但是提出的宸妃要求再次遭到否决，而出面否决的竟然是最年轻的两位宰相。皇帝的内心是苦闷的，孤单则是毫无疑问的。大臣群体中，现在所知，只有礼部尚书许敬宗赞成自己，宰相群体反对，其他大臣要么不知情，要么保持沉默。高宗或许会悲观地认为，长孙无忌久掌朝政，朝中大臣也许都是长孙无忌的人马，而自己也许会永远孤独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李义府出现了。这对于唐高宗而言，除了惊喜之外，也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宰相团队已经没有指望，但是朝廷中级官员则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与长孙无忌并非铁板一块。现在李义府上书，明确支持立武则天为后，也一定会大说特说这是朝臣的一致愿望。不管李义府代表多少人，至少与皇帝一致，这让皇帝开始拥有了重整旗鼓的可能。对于是否确立武则天为皇后，至少是有大臣支持的，这跟所有大臣完全反对的局面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义府的出现是及时的，至少挽救了皇帝与长孙无忌对决中的颓败之势，让高宗重新燃起希望，也因此增加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

宸妃一事，是高宗一方妥协的产物，但是如此妥协尚不被允许，高宗只能坚持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宸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高宗再次回到原来的要求上去，继续努力让武则天当皇后。这个转变，首先应该是高宗无法保持现状不变，高低要求都不允许，就更坚决地继续高要求。其次，也许有李义府参与的缘由，唐高宗不仅奖赏了李义府，还与李义府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让高宗了解了李义府，更重要的是通过李义府了解了朝廷的情况，了解到了长孙无忌一派在朝廷中的状况。从李义府自身的情况估计，他当然是希望皇帝与长孙无忌决斗下去并获得胜利，只有如此李义府的利益才有保证。为此，他能给高宗提供的情报一定是有利于皇帝继续斗争的，有利于皇帝坚定斗争意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义府的出现，在高宗与长孙无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战略转折点的作用。高宗此后的斗争，一是正面进攻；二是公开斗争，转变了此前多采取私下解决问题的手法。

此后，在永徽六年八九月间，唐高宗公开处分了裴行俭，从长安令贬官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因为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立武后的事情，被袁公瑜告发[11]。高宗处理裴行俭，显然是杀鸡儆猴，他还不能直接处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九月，高宗正式摊牌，找当朝最重要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四人，当面讨论废立皇后问题。李称病离开，于志宁始终未发一言，褚遂良激烈反对。根据《通鉴》的时间确定，会议立后之事，在九月戊辰（一日）之后至庚午（三日）之前，因为庚午日，褚遂良外贬为潭州都督，标志着这次朝廷最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处分褚遂良意味着皇帝下定决心[12]。

废王立武的最后结果，唐高宗的心愿得以实现，除了皇帝坚持到底的意志以外，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是需要给予重视的。第一，皇帝身边，出现了许敬宗、李义府等拥立团队。《新唐书·李义府传》点将为“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资治通鉴》点将，除了李义府之外，是许敬宗、崔义玄和袁公瑜，没有把王德俭、侯善业写入。不管怎样，这些人公开支持皇帝废立皇后，改变了朝臣中反对声音一面倒的局面，特别是让唐高宗感到了力量而不是孤立无援。第二，许敬宗等人的宣传攻势。对此，《新唐书》本传记载为：“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13]《通鉴》的记载是：“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14]第三，李的表态支持。高宗征求李的意见，其实是求得李的支援，李回答很简单：“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高宗下定决心，“上意遂决”[15]。此事，《新唐书·李传》就有此记载，但《旧唐书》李本传却无此文字。不管怎样，李的支持成了唐高宗废王立武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许敬宗的说法，胡三省有个评论：“以田舍翁况天子，许敬宗之事君，不敬莫大乎是”[16]。其实，许敬宗的说法与李的家事说主旨是一样的，只是过于粗俗。什么主旨呢？即皇帝有权决定谁当自己的皇后，此事与别人无关。甚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当今皇帝连一个田舍翁都不能比。《通鉴》记载武则天很欣赏这个比喻，令人广泛宣传。皇帝一派与长孙无忌一派的斗争，在高宗一派看来就是权力斗争，是这个朝廷谁应该当权的问题。而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一派，则坚持就事论事，重点讨论武则天适合不适合当皇后的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阻止皇帝成功，皇帝的其他意志也就无法实现。这是斗争策略问题，不是斗争的实质问题。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废王立武代表着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是围绕政治权力的社会斗争[17]。而黄永年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得地跟陈寅恪取得了一致，认为这是围绕皇后废立的权力斗争[18]。

永徽六年十月己酉日（十三日），唐高宗正式下诏废后，宣布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十九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同日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其后是履行礼仪过程，废王立武正式完成。李义府与许敬宗是支持废王立武的代表性大臣，于唐高宗而言，可谓居功甚伟。

二　得志便猖狂

永徽六年年底，随着废王立武的完成，李义府立刻高升，以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正式成为宰相。转年，改元显庆，李义府“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但是，当年李义府就遭遇一次大危机，《旧唐书·李义府传》有如此记载：

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19]

此案，由李义府贪色引起，更重要的是导致大理丞毕正义之死。毕正义帮助李义府犯罪，为犯人淳于氏免罪，以便于李义府可以纳淳于氏为妾。这里，李义府纳妾是否是毕正义枉法的直接原因很重要。若是，那么李义府有罪。若不是，则李义府为不知情，可以无罪。而关键是毕正义，但毕正义已死，李义府可以坚称不知情，他人大约无法继续追究。不过，如果证明毕正义之死与李义府有关，也可以证明李义府有罪。但是关于毕正义之死，《旧唐书·李义府传》写作“正义惶惧自缢而死”，可以看作与李义府无关。但是《新唐书·李义府传》写作：“义府且穷，逼正义缢狱中以绝始谋。”而《资治通鉴》写作：“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可见，《新唐书》与《通鉴》的意见一致，与《旧唐书》的说法不同，坚持认为是李义府逼迫毕正义自杀。

究竟李义府与毕正义之死到底有没有关系，从侍御史王义方对李义府的弹劾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通鉴》所引王义方的奏词为：“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20]王义方的弹劾文认为，不管毕正义的死是否是李义府所为，即便是自杀，也是因为害怕李义府而自杀灭口的。所以，对于案情的关键，王义方并无实据，仅仅是推测与李义府有关，然后再推导出大臣夺得了只有皇帝才有的生杀大权。王义方的勇气在于明知道皇帝庇护李义府，依然大义凛然弹劾他，但没有抓住关键证据才是问题所在。此案审问的人是给事中刘仁轨，大概也是因为毕正义一死无法继续下去，没有证据说明刘仁轨也会有意偏向李义府。

王义方一方面没有关键证据，同时对于李义府又采取人身攻击，言辞污秽，当场激怒皇帝，所以不仅李义府一方纹丝未动，他自己反而被贬官外地。《新唐书·李义府传》“义方极陈其恶，帝阴德义府，故贷不问，为抑义方，逐之”。《通鉴》记为“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到底王义方说了什么，让高宗得出“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结论呢？《旧唐书·李义府传》有所涉及，即“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词猥亵”。对此，《唐会要》的记载看来是比较完整的。其文如下：

义方乃读弹文曰：“义府善柔成性，佞媚为姿，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后交刘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因缘际会，遂阶通达。不能尽忠端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承皇眷。而反凭附城社，蔽亏日月，请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姣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阴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戒节，玉露启寒，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并击，碎首玉阶，庶明臣节。请付法推，以申典宪。”[21]

看来，王义方在刘仁轨等人审讯没有结果之后，决心弹劾李义府，其实是对李义府的一次全面攻击，甚至把李义府最初步入官场也是因为容貌献身的话都说了出来。明确说出李义府进入官场是利用了个人的容貌，委身马周、刘洎以取发展，这就是“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来源。

根据李义府后来的为人，毕正义的案件李义府完全可能有罪，但是因为毕正义自杀，证据链条中断，缺乏证据证明李义府犯罪。王义方的弹劾虽然勇气可嘉，但是人身攻击太过，让李义府这个十分可能的罪犯反而成为“受害一方”。唐高宗当然有庇护李义府的动机，毕竟李义府在刚刚的废王立武斗争中立有大功，皇帝不能不施加保护，而王义方的言辞确实让唐高宗能够找到理由保护李义府。

显庆元年的这次案件，让李义府有惊无险。不过，是否因此李义府更加忘乎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了呢？很有可能。此后李义府贪赃枉法、倾动朝野的记载很多，而高宗则是一直容忍。直到显庆三年十一月，同为中书令的李义府与杜正伦明争暗斗，终于引起了唐高宗的反感，双双被赶出朝廷。《旧唐书·李义府传》的记载如下：

初，杜正伦为中书侍郎，义府时任典仪，至是乃与正伦同为中书令。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不下义府，而中书侍郎李友益密与正伦共图议义府，更相伺察。义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伦与义府讼于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左贬义府为普州刺史，正伦为横州刺史，友益配流峰州。[22]

就李义府与杜正伦的争夺事件而言，似乎不具有更复杂的背景。杜正伦是前太子李承乾的东宫官，为高宗重新启用，本应心存谨慎才对，没想到却要用自己的老资格与李义府争斗。李义府自认为是皇帝的功臣，更不会有丝毫忍让。这应该是惯常的官场恶习，双双被贬并不意外。李义府应该引为警惕，事实已经证明皇帝的忍耐是有限的。

显庆四年八月，唐高宗“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自余官封如故”。这一次，李义府应该接受教训了吧，事实恰好相反。同为废王立武的大功臣，许敬宗也开始步入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与李义府相比，许敬宗十分谨慎，再没有发生任何不测，获得寿终正寝的善终。而李义府则继续跳荡，不仅自己贪赃枉法，他的家眷们也争先恐后。《旧唐书》本传记载到：

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时殷王初出合，又以义府兼王府长史。三年，迁右相，殷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并如故。义府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亦优容之。[23]

对于此事，《新唐书》李义府本传记载相似，但最后唐高宗的态度不是“优容”而是“帝由是不悦”[24]。比较而言，《新唐书》的观点更可取。也正是因为如此，李义府才会身陷后来的泥潭。

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切。义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给哭假，义府辄微服与元纪凌晨共出城东，登古冢候望，哀礼都废。由是人皆言其窥觇灾眚，阴怀异图。义府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谓曰：“相为得一官，数日诏书当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监，乃取延钱七百贯。于是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下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其事，仍令司空李监焉[25]。

对此，史书记载很一致，法庭调查证实李义府有罪，而《通鉴》则明确记录了李义府下狱和宣判的时间，即龙朔三年（663）四月五日（乙丑）和二十五日（戊子）[26]。李义府太过嚣张，犯罪有实，而告发者应该也会考虑皇帝与李义府的关系变化。从李义府方面而言，当江湖人士杜元纪发现李义府家的“狱气”之时，李义府深信不疑，加速敛财以消灾，也就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那么，李义府心中的恐惧根源，也应该与高宗的态度有关。

李义府罪有应得，乾封元年的大赦又饶过了他，他“忧愤发疾卒”的下场是时人早就盼望的事。“自义府流放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于是始安”[27]。

三　牵连武则天

李义府可谓经典小人，死不足惜。但是旧史在讨论李义府的时候，往往要把武则天牵连其中，特别是在介绍李义府贪赃枉法、猖狂已极的时候，许多史书都不会忘记强调一下李义府的政治靠山武则天。这究竟是事实还是捏造，或者是有一些根据的推测呢？

龙朔三年，就是唐高宗“由是不悦”的那次事，唐高宗对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而李义府的反应是十分不敬，《旧唐书》李义府本传记载他“勃然变色，腮颈俱起”。《新唐书》本传也记为“乃勃然变色”。《通鉴》的说法是“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诸书表达的一个共同的寓意是李义府在皇帝面前都是如此放肆。那么李义府为什么会如此放肆呢？一种解释即来头太大，所指自然就是武则天。《旧唐书》的直接记录是“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新唐书·李义府传》的说法是：“义府内倚后，揣群臣无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变色……”《通鉴》的说法是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知之……”[28]这个表述影响巨大，当今学者也不乏认同者[29]。

这里，有多个层面的语义需要注意分析。首先，在高宗健在的时期，唐朝真的存在一个势力强大、不把高宗放在眼里的后党吗？退一万步说，假设这个后党是存在的，那么在龙朔三年（663）李义府倒台的时刻，后党已经壮大到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状态了吗？如果后党是强大的，而李义府又是重要成员，那么李义府为什么会倒台？不仅如此，三年之后的乾封元年（666），适逢天下大赦，强大的后党集团为什么不趁机救出李义府而偏偏绕过李义府，让李义府在绝望之下死去？还有，当李义府惹怒皇帝遭遇危机的时候，为什么不见李义府向大靠山武则天求救，而是向莫名其妙的江湖术士杜元纪寻求脱困的办法？(www.xing528.com)

其次，李义府作为宰相，他的权力来源究竟是皇帝唐高宗还是皇后武则天？在三省制运行比较正常的唐高宗时期，皇后其实是没有渠道贯彻自己独立的用人意图的，如果皇后的看法与皇帝一致，那其实与皇帝意志已经无需再 做分别了。对此，吴宗国先生是不同意在上官仪事件（麟德元年即664）后武则天全面掌权的看法，原因有二：其一“高宗坚持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均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其二“武则天没有用人权，高宗用人也没有按照她的意愿”[30]。所以，《旧唐书》和《通鉴》在谈及李义府贪赃枉法的时候特意强调武则天的靠山背景是很可疑的一种表述方法，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武则天是李义府贪赃枉法的知情者或者同谋。显然，武则天不可能是李义府贪赃枉法的同谋，以堂堂皇后的身份，难道会看中那些不义之财？武则天与高宗对于李义府的看法，应该是相近的。一方面感激李义府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的功劳，另一方面则对李义府的小人得志在忍耐程度上犹豫不决。李义府的最后下场证明，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把这种忍耐理解为纵容或者同谋，显然是不正确的。

最后的一个细节是，李义府在高宗面前的不敬表情，究竟是因为有皇后武则天做靠山还是另有缘由呢？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显庆元年（656）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案件。根据制度规定，御史弹劾大臣的时候，被弹劾人是要退出现场的。但是李义府畏畏缩缩，不希望退场。王方义“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31]。李义府担心皇帝不庇护，故流连观望，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此次皇帝亲自询问，应该是切中李义府要害，情急之下，颜色剧变。其实，这不必看作是傲慢之举，完全可以看作是测谎效应，而心理变化引起脉波等变化，是测谎的基本原理。史书把李义府的表情解释为嚣张，进一步解释为有靠山，显然是大错特错。此后李义府相信家里有“狱气”之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证明，证明连他自己也大感不妙，丝毫看不到有靠山的任何迹象。

确切证明李义府与武则天有一定关系的是武则天彻底掌权以后的事。《旧唐书·李义府传》有很清晰的记载，其文如下：

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长安元年，又赐义府子左千牛卫将军湛及敬宗诸子实封各三百户，义玄子司宾卿基、德俭子殿中监璇实封各二百五十户，善业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实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并停义府等六家实封。[32]

武则天对自己的这些“翊赞功臣”表彰过两次，一次是如意元年（692），一次是长安元年。前者采用追赠的方式给予表彰，后者则是对他们的儿子进行加封。两次表彰，都是在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而如意元年则是武则天称帝之后的第三年。很清楚，这样的表彰确实能够表达出武则天与这些翊赞功臣的关系，其一是他们确实有功，其二是武则天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但是，如此就能证明他们在唐高宗时代就与武则天一起共同组建了一个唐高宗之外的政治集团吗？显然缺乏证据。

在这个翊赞功臣团体中，许敬宗和李义府是当过宰相的。许敬宗显庆元年为侍中，三年为中书令，龙朔三年册拜太子少师，一直担任宰相，直到咸亨元年（670）致仕，三年（672）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旧唐书·许敬宗传》说“任遇之重，当朝莫比”[33]。在这个群体中，许敬宗属于凤毛麟角，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得以寿终正寝。他不仅帮助唐高宗完成了废王立武，而且协助唐高宗除掉了长孙无忌，而当时李义府正贬官普州刺史，无由参加。

崔义玄在高宗即位的时候为婺州刺史，因为平定睦州陈硕真暴动得以升职，“及硕真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后来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站在高宗立场上，“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元年，出为蒲州刺史。寻卒，年七十一，赠幽州都督，谥曰贞”[34]。此处记载肯定有误。崔义玄显庆元年（656）已经出为蒲州刺史不久即去世，而长孙无忌得罪流放、死亡是显庆四年之事，崔义玄很难参与。《新唐书·崔义玄传》的记载无补《旧唐书》，其文为“武氏为皇后，义玄赞帝决，又以后旨按长孙无忌等诛之。终蒲州刺史，年七十一”[35]。这些记载中，比较清楚的是崔义玄确实从御史大夫的职位上外贬为蒲州刺史，同时又都认为崔义玄不仅参与了废王立武，而且参与了打击长孙无忌等政敌。如果崔义玄在御史大夫职位上，参与打击长孙无忌是可能的；但如果已经出贬为蒲州刺史，这个政治动作就无法参与，情形如同李义府一样。从阵营上说李义府、崔义玄与长孙无忌对立，但具体到事实层面，长孙无忌遭受打击的时候李义府无法参与。崔义玄因功出任御史大夫是永徽四年（653）十一月，《通鉴》记载清楚，而胡三省还特意加注曰：“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赏功。厥后崔义玄承中宫旨绳长孙无忌等，岂不忝厥官哉！”[36]胡三省就是从御史大夫的执掌角度理解崔义玄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等人的，但是如果显庆元年崔义玄已经去当蒲州刺史，那么这一切的理解都会有问题。[37]

因为崔义玄的历官资料不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他是否参与打击长孙无忌的事，但崔义玄从御史大夫岗位外贬为蒲州刺史一事各书记录还是清楚的。在内重外轻的唐朝官场风气中，即使同品级的官员，外官也是轻于中央官的，何况御史大夫的位置无论如何是蒲州刺史不能比拟的。所以崔义玄在高宗时期显然很快就不再得意，不仅如此，外放蒲州刺史的事实大概说明崔义玄很快就遭到高宗摒弃，至死也没有再翻身。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则天皇后的“翊赞功臣”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他们在翊赞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并没有因功升迁，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武则天想起他们的时候，不得不还用原来的官职相称呼。《新唐书·李义府传》记载说：“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敛衽矣。”[38]《通鉴》也有相似记载道：“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39]可是，这新武后的“心腹”为什么没有因功升迁呢？其中详情，尚待研究，至少高宗时期的武后集团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称帝三年之后，武则天才想起当年的“翊赞功臣”，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武则天称帝的政治斗争中，这些旧臣属于历史问题，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所以来不及顾及；其二，武则天称帝成功，追根朔源，还是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的。不过，最重要的应该是现实政治需要。武则天称帝成功，虽然研究者向来认为代表了新兴的政治势力，但是这是一种概括的看法，在现实的政治势力分布上，难以得到具体指认。武氏家族势力是武则天称帝的现成的力量，虽然可以依赖但实力有限，武则天需要具体的力量来支持自己，所以才想起历史上的那些“翊赞功臣”。崔义玄的儿子们在武则天称帝以后的历史上，政治发展并不顺利。

李义府的儿子女婿，因为参与他的贪赃行动，最后伴随着他一起发配恶地。李义府流放州，儿子李洽、李洋和女婿柳元贞流放廷州，另一儿子刘津流放振州。“三子及婿尤凶肆，既败，人以为诛‘四凶’”[40]。李义府的这些儿子女婿此后再无下文，更没有享受到武则天的好处。只有他的小儿子李湛，在武则天眷顾的时候接受到了父亲的荫德。不过，李湛似乎是一个更有头脑的人物，在武则天即将结束统治的时候，他积极参加了神龙政变，让武则天在有生之年离开帝位。政变成功后，武则天曾面对李湛说：“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我于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41]这似乎也是证明武则天与李义府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上文有述，武则天对李义府在最后关头并没有施救，至于李湛显然也没有把武则天的恩情太当回事，因为他积极参加针对武则天的政变，这证明武则天的这一策略的失败。关键问题还在于武氏政权本身的脆弱性，尽人皆知，这是任何策略都无法救药的。总之，武则天当皇后的“翊赞功臣”在唐高宗时期的遭遇，很清楚地证明了所谓武后集团的虚幻性。

把李义府与武则天相牵连，武则天才是真正的目标。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古代太特殊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上，都是巨大无比的“非正常”。武则天之后，如何防范武则天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在史学领域，妖魔化武则天至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这一思路，从唐朝到宋朝不仅得到观察，而且获得成功。把李义府这样的小人与武则天联系起来，虽然有一些历史的影子可以追寻，但主要的成分是夸大的，根据人以群分的基本经验，李义府这等小人的靠山，自然不会是君子了。

此外，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对立起来的叙事策略，也是妖魔化武则天的重要方法。一方面说明武则天不能安分守己，在皇帝背后大搞名堂，经营私利，直至篡夺了唐朝建立的武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唐高宗的问题，不顾大臣劝阻，坚持废王立武，果然葬送了高祖、太宗的天下。其实，李义府从一开始就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就个人关系的渊源而言，李义府与高宗本人的深刻程度是武则天无法比拟的。对于任何大臣而言，皇后是皇帝的依附存在，武则天除了皇帝以外，在朝中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李义府之流凭什么去跟皇后建立排斥皇帝的集团呢？把武则天在唐高宗之后的状况超前置于唐高宗健在的时期进行理解，因为逻辑上大错特错，所以引发了诸多如此这般的矛盾说辞。

本文以李义府为题，目的还是为武则天论证。只有把这些虚幻不实的历史事件和理解打理清晰，才有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　释

[1]《旧唐书》卷80《来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2页。

[2] 参见笔者另文《永徽政治论》，载《乾陵文化研究》（六），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3]《新唐书》卷223上《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9-6340页。

[4]《资治通鉴》卷199，中华书局1957年，第6288-6289页。

[5]《资治通鉴》卷199，第6287页。

[6] 胡三省在此注释到：“上于无忌官及庶孽又有横赐，意可知矣，无忌欲格其非心，则辞而不受可也。为无忌得罪张本。”《资治通鉴》卷199，第6287页。

[7]《资治通鉴》卷199，第6288页。

[8]《唐会要》卷3《内职·杂录》，中华书局1955年，第34页。

[9]《通鉴考异》，见今本《资治通鉴》卷199所附，第6288页。

[10] 韩瑗、来济之任，参见《资治通鉴》卷199，第6278、6279页。

[11]《资治通鉴》卷199，第6289页。

[12]《资治通鉴》卷199，第6289-6292页。

[13]《新唐书》卷223上《许敬宗传》，第6336页。

[14] [15] [16]《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17]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世赞成武则天为皇后，是社会集团关系决定的。参见《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原载1952年《岭南学报》第12号第1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3-265页。

[18] 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219页。

[19] [22]《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7页。

[20]《资治通鉴》卷200，第6298页。

[21]《唐会要》卷61《御史台中·弹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58页。

[23]《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8页。

[24]《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第6341页。《通鉴》卷201采纳此说，第6334页。

[25]《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9页。

[26]《资治通鉴》卷201，第6334-6335页。

[27] [32]《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70页。

[28]《资治通鉴》卷201，第6334页。

[29] 黄永年先生写到“原属高宗的亲信许敬宗、李义府背已尽为武则天所牢笼，许敬宗且转而参与打击帝党上官仪的活动，李义府更依仗武则天的势力早在上官仪被打击前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在注释中，黄先生引证的就是李义府在高宗面前勃然变色那段文字，并且指出李义府“其口吻已略似清末李莲英辈之对待光绪帝，可见当时后党的气焰”。见《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第218页。

[30]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第四章《一代女皇》，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不过，吴先生也认为许敬宗、李义府是武则天的人，“武则天做皇后以后的一段时期内，通过担任宰相的许敬宗、李义府对政治起作用”。同上，第143页。

[31]《资治通鉴》卷200，第6298-6299页。

[33]《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第2763页。

[34]《旧唐书》卷77《崔义玄传》，第2689页。

[35]《新唐书》卷109《崔义玄传》，第4096页。

[36]《资治通鉴》卷199，第6283页。

[37] 郁贤皓先生也认为崔义玄为蒲州刺史在显庆元年。见《唐刺史考全编》2，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4页。

[38] [39]《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第6340页。

[40]《新唐书》卷223《李义府传》，第6342页。

[41]《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附李湛传》，第2771页。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