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封禅问题的变化及背后因素

段真子

一　概说

封禅是古代帝王向上天汇报统治成功的最高级大型典礼，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乃至历史上，都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正因为如此，古代帝王常常把封禅泰山当作自己政治成功的巅峰标志。因为太平时代的到来，要满足很多条件，很多帝王只能望尘莫及。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之开篇就说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2]盛世帝王，无一不希望在其统治时期成功封禅泰山，这种心理很能理解。但是，并非所有帝王都可实现封禅泰山的愿望[3]。司马迁所说的情况有如下多种：“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4]司马迁提出的“受命”、“功至”、“德洽”、“日有暇给”，应该是诸多帝王对泰山封禅望而兴叹的重要原因。国家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封禅，一方面在于这有利于皇权合理性、合法性，也就是所谓“天命”的证明；另一方面，告成上天，又强调了与其他皇帝的巨大差距。所以，对于当世帝王而言，通过封禅大典可以实现全面、高级别的自我肯定。就此而言，作为唐朝的一代明君，唐太宗的封禅始终未能完成，其中意味，值得进行认真的历史分析。

武德九年（626），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权，开始了贞观时代的政治统治。经过唐太宗一班君臣的励精图治，唐朝上下逐渐从隋末动乱的萧条中走上正轨：朝廷统治清明，君臣关系和谐；国家年谷丰稔，海内晏然，“远夷率服，亿兆安”[5]，贞观时代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治世，唐太宗也自然成为一位明君。因此，封禅泰山这种“天命所归”的证明对于通过“玄武门之变”即位的唐太宗来说，意义尤为重要。然而，此事终究未果。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如刘季富先生所作《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一文[6]，将贞观十一年（637）作为整个贞观时期封禅问题的分界点进行讨论，认为贞观十一年之前唐太宗由于对山东的忌惮以及与山东的文化隔阂等原因未能封禅，之后他虽然有心封禅，但由于周边民族的制衡而终究未果。燕永成先生《唐太宗屡辞封禅探析》[7]一文，在介绍了这种情况之后，将唐太宗屡辞原因归纳为对传统祀典活动的戒备，对耗资扰民、追求虚名的祀典活动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以及由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尚未解除，所以慎重对待封禅之事，等等。

贞观时期围绕封禅问题，朝廷多有讨论。初看起来，这些讨论是关于封禅的条件是否成熟，封禅的付出是否值得，封禅礼仪是否完备等，但是分析拥护和反对封禅的言论，可以发现各种主张者的背景差异，这显然是值得重视的。其次，贞观时期封禅的基本观点，从最初的否定到最后的支持，以唐太宗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总体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封禅从议论到实践，一步步得到推进，最后却几次半途而废。这种变化的背后因素也是值得观察的，不仅能为我们了解贞观时期唐太宗封禅未果之原因，对于整个贞观时期的政治，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二　贞观五、六年的封禅之议

有关封禅事宜的讨论几乎贯穿整个贞观时期，而较为集中的有四次[8]，第一次集中于贞观五、六年（631—632）。《册府元龟》载文如下：

唐太宗贞观五年正月，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佥议，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帝手诏曰：“……但流遁永久，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叶力尽诚，辅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颂》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朴还淳，当如来议。”[9]

作为宗室成员的李孝恭，首先提出封禅问题，唐太宗以天下凋敝，民间空虚为由予以拒绝，认为此时搞封禅会导致“取讥虚美”，为人所耻笑。按理，唐太宗对李孝恭的拒绝，朝中大臣应该多所了解，可是当年十二月太原功臣武士又带领一群朝集使上表请封禅。同书《册府元龟》记录到：

（贞观五年）十二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诣朝堂，又上表请封禅，帝曰：“……比年谷稼频登，疾疚不作，诚宜展礼名山，以谢天地。但以丧乱之后，民物凋残，惮于劳费，所未遑也。”[10]

唐太宗对武士等人的意见，自然还是拒绝，理由与上次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封禅请求，虽然言辞上是对天下太平的一种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对皇帝政绩的高度肯定。皇帝虽然并不采纳封禅建议，但是对于其中对自己肯定的部分，定然不会反感。所以，从建议者的立场看，是不能否定存在颂扬太平、讨好皇帝的动机。正因为如此，请求封禅者并没有因为此前唐太宗的拒绝而停止，上书请求封禅者几乎是不曾间断。《旧唐书》记载道：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侍中王对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徵曰：“隋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11]

《册府元龟》对此也有记载：

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帝不许，尝从容而言曰：“朕本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但恐登封之后，弥增诫惧，有乖营卫，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寿，公卿等勿复为言。”[12]

李唐王朝于武德七年（624）就已基本完成了统一，但梁师都等势力直到贞观二年（628）才真正被消灭。而贞观伊始，李艺、李孝常等人又相继造反，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入侵，李唐政权并未完全进入稳定阶段，整个社会也依旧处在“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的状态。因此，唐太宗认为不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而应“协力尽诚，辅其不逮”，从而达到“致之王道”的目的。

此外，虽然已经即位数年，唐太宗对自己通过发动政变从而登上皇位仍感恐惧，不仅不敢自称“受命于天”，更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带来“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从而成为“有德之君”而“异于桀纣”。可以看出，唐太宗即位之初的政治价值观念从整体上说是理性而务实的。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对耗资扰民、追求虚名的封禅祀典活动的态度开始保守，并且认识到人心向背才是决定王朝命运的现实力量，因而对封禅采取“本仁而末礼”、争取民心、不图虚名的务实态度，致使即位后的前十年并未急于封禅。

贞观六年的封禅建议和唐太宗的反应，却稍有变化，唐太宗开始关心封禅的礼仪问题了，并且派杜正伦前往泰山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动态说明唐太宗对于封禅的态度有了松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大臣明确有反对封禅的意见，代表人物是王和魏徵。两人都是原来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事变后，受到李世民的特别赦免和重用，在贞观一朝，王和魏徵都是十分特殊的大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两人都以谏议闻名，又先后执掌门下省，所以他们的反对十分值得注意。事实上，唐太宗给予王、魏徵的权力，正是谏议权，而门下省审核王令，其实也是谏议权的制度化表现。王、魏徵的存在，使得朝臣间某种势力、意见可以达成平衡，而对王、魏徵意见的尊重，正是唐太宗正确决策所需要的。王赞扬唐太宗的言论，追求真正的天下太平，反对获取虚名。而魏徵的说法则是封禅条件未达成，贸然封禅只能让民众负担过大，社会更加空虚而已。可以看到，魏徵的说法与唐太宗拒绝封禅的理据十分相近，或许唐太宗的意见就是魏徵说法的转述版。

不过，史书记载魏徵的反对意见，最初与唐太宗的观点存在某种冲突，而实质所在就在于封禅议题关涉到对唐太宗的综合评价。《贞观政要》记载到：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华夏未安耶？”曰：“安矣。”“远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谷未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滂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借近喻于人。有人十年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示之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13]

魏徵最初不同意封禅，唐太宗以为是对自己的成绩评价不高，是“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魏徵解释说皇帝的丰功伟绩毫无问题，只是现在社会虚弱，人所共见，封禅大典，让中国的虚弱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太宗当场表示了赞同，下令停止封禅。更没有想到，当魏徵说到“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之后，果然发生了“两河水潦，其事乃寝”。

从这次争论可以看到，封禅事关皇帝的荣誉，唐太宗有封禅冲动很可理解，百官为使皇帝高兴，鼓动封禅，符合官场规律。魏徵的立场是社会和民众的，很清楚所有大典的费用，必然出自百姓，增加社会负担。此时封禅，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虽然有益于皇帝的荣誉，但魏徵还是反对。最后唐太宗听从魏徵，不仅是服从了魏徵的道理，也是符合政治理性的。

三　三次半途而废的封禅

贞观六年之后，唐太宗的统治逐渐走上正轨，分封诸王、大兴土木、设文学馆、修订律令，等等表现都说明李唐王朝已经成功完成重心的转移。于是，封禅泰山之事于贞观十一年（637）再次被提上议程，《旧唐书》记载到：

至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于旧礼不同者奏之……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14]

与贞观六年的情形相比较，这次有关封禅的议题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太宗分明否定封禅，但这次则准备实施封禅。贞观六年已经开始考察封禅礼仪，这次则全面展开讨论，如果封禅礼仪能够确定，那么，距离封禅的实施就更近一步。但是，历史在这里似乎无法避免地再次回到起点，当年秦始皇封禅、汉武帝封禅无不在礼仪问题上大费周折，现在依然是“纷纭久不决”。燕永成先生认为，礼仪制定之久以及贞观十一年的两次灾异应该是这次封禅未成的阻碍因素[15]，其分析有一定道理。

在封禅礼仪的讨论中，后来魏徵也参与其中。唐太宗令群臣对封禅礼仪参议得失，分明是在为封禅的实施做准备，但却没有见到魏徵的意见，而此前的贞观六年，魏徵几乎成为阻挠封禅的唯一障碍。推想开去，一方面当初魏徵坚持的理由已经不存在，经济发展使得社会承受能力有了很大的加强；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者势力大、人数多，且有皇帝内心的支持，即使魏徵心中以为不然，也无力公开站出来反对。如此，唐太宗的封禅事业就出现了可喜的进展。但是，礼仪问题的解决却出现了困难，应该是不同的意见各执一词，谁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然旷日持久，仍然不得要领，权威的礼仪设计最后还是没有出现。如此下去，很容易再次遭遇自然灾害，所以最后封禅不了了之。

但是，新的动议依然在筹备中，一旦条件成熟，建议就会如影随至。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侯君集灭高昌，唐太宗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李唐王朝的统治疆域又进一步扩大。于是在两个月后，赵王元景等便上表请封，直到贞观十五年才告一段落。

此次是宗室赵王元景带头发起，请求封禅，再三往复，唐太宗表示应允。《册府元龟》有如下记录：

十四年十月甲戌，赵王元景等表请封禅，帝冲让不许，至于再三……于是下诏曰：“……理在难夺，敬依来请。顾循诸己，仍怀惭德。”[16]

看来，赵王元景是这场舆论的带头者，之后响应者众多。根据《通鉴》的记录，求情封禅在朝廷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主人公是“百官”。谁在这背后充任组织者是无从考察的，也许百官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封禅关涉到皇帝的至高评价，对于个人而言赞成与否是一种政治表态，于是纷纷然都站出来拥护。事情很快有了进展，《通鉴》记载到：

（贞观十四年十一月）丙子，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17]

事情看上去有进展，但是在封禅礼仪上再次陷于争论，对此《旧唐书·颜师古传》的给出了很清晰的记载：

十五年，太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为封禅使，参考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曰：“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竟不行。[18]

颜师古的意见占据上风，而且我们也明白了贞观十一年的时候有关礼仪的讨论是有结论的，说明当时礼仪没有成为封禅的障碍。那么这一次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最后“事竟不行”呢，对此《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给出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其文如下：

（贞观十五年）夏四月辛卯，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详定仪制。……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减膳。[19]

从贞观十四年的十月，到十五年六月，从赵王元景等人开始的上奏请求封禅，到六月确定明年二月封禅泰山，一切进展顺利。但是，很不巧，就在六月天象却发生问题。“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六月辛卯朔，己酉是十九日。二十六日是丙辰日，七天之后唐太宗作出反应，宣布停止封禅泰山。

这次星象变化，是两个现象，一是孛于太微，一是犯郎位。在太微位置出现的孛星，古代天象学就径直称作孛星，在功能上孛星与彗星一样，都是不吉天象的象征。根据《开元占经》的记载，如果出现“彗孛犯太微”的情况，《春秋纬》给的答案是“天子乱”，而陈卓对此解释是“彗孛干入太微，帝宗后族为乱，亡社稷”。《圣洽符》曰：“彗星入太微庭中，臣谋主，有兵起，王者灾社稷，其国忧。”等等，皆是危言恐怖。那么“犯郎位”会怎样呢？《玉历》给出的答案是：“彗星出郎位，左右守卫为乱。若有谋主，人主惊备之。”[20]这些古人的天象观，对于他们而言，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更加古代的人们留下的星占言辞，确实也让人毛骨悚然。

正在这时，褚遂良出来说话了。《旧唐书·褚遂良传》记录如下：

十五年，诏有事太山，先幸洛阳，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太宗深然之，下诏罢封禅之事。[21]

封禅泰山再一次与唐太宗擦肩而过。但比较而言，这次虽然最终没能完成泰山封禅的愿望，但却是与成功十分接近的一次。从讨论之始，就没有发现反对的声音，仪礼问题解决得也比较顺利。最后一切就绪，皇帝已经提前到达洛阳，向全国发布的命令也已经发出。事到临头，天宫不作美，有星孛于太微，于是封禅再次落空。

谁也不会想到，到贞观二十年，贞观十五年的经历几乎再重复了一次，也是到了最后关头，不得不放弃封禅。

贞观十五年之后，唐太宗朝廷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十七年的太子事件和十九年的出征高句丽。前者证明统治上层的严重分化，无法用正面词汇来描述。出征高句丽显然也不成功。贞观二十年年底开始提出的封禅建议，恐怕拥有更复杂的背景，政治利用的动机十分明显。与其说用封禅告成上天，不如说用封禅安慰自己。记录这次封禅的有《册府元龟》，其文曰：(www.xing528.com)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官及方岳等上表请封禅，不许。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僚又请封禅，诏曰：“朕念远役初宁，颇须休息，深知所请，甚合机宜。即事省方，恐生劳扰，俟百姓闲逸，可徐议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长孙无忌等，又诣顺天门抗表请封禅……诏曰：“朕遐观哲王，焕在方册。功既成矣，咸备礼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禅……既迫群议，当事敬从。”乃诏有司，广召绅先生，议方石圜坛之制，草封禅射牛之礼，修造羽仪辇辂，并送之洛阳宫。[22]

新一次封禅准备正式开动。根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在第二年正月，朝廷正式给予封禅建议以响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23]。二十一年宣布二十二年二月封禅泰山，结果再过半年，到了八月份再次叫停。对此，《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说明停办封禅的原因是河北发生了水灾，而《资治通鉴》道出的理由还多一条，其文曰：“八月，壬戌，诏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24]内部发生了自然灾害，而边疆的一次战争刚刚停止，这些都证明天意未允，更实际地看，政府无论是安抚边疆还是救助水灾，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无论如何都比封禅更为急迫。轻重对比，最后朝廷还是放弃了封禅。

四　贞观封禅问题及其变化

封禅大典，说到底是当时社会的顶级形象工程，最高当局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进行一次最充分的自我表扬。但是，即使是宣布天下太平的到来，那么传统思想与理论的相关界定就不得不给予认真重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一点是儒家传统造就了封禅理论，这导致最高统治者十分情愿去实践这种理论，为自己的统治求得合法性，获得至高荣誉。但是，理论也有另一方面的功用，那就是对封禅的条件设定，既然承认上天有意志，就得承认天象和自然变化是上天意志的一部分，面对自然灾害和天象异常，不得不用政治行动来响应，也就是停办封禅。

贞观六年的封禅讨论，魏徵和王是反对派，而魏徵的论述比较全面。魏徵和主张者的分歧在于封禅的条件：主张者当然认为封禅的条件都已经满足，而魏徵认为满足的不过是底线而已，如果稍微提高一点标准，其实就是没有达到封禅的标准。魏徵是善于论述的，他的观点没有停止在纯粹的理论上，他进一步指出在如此条件下的封禅不但不会取得预期成效，反而会适得其反，对外不能满足他人的愿望，对内会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最后这都会演变为政治后果，会让唐太宗追悔莫及。

实际上，封禅的反对派一开始就力量弱小。一方面，积极主张的大臣即使不是有意地迎合皇帝的内心满足感，至少与唐太宗的个人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封禅大典不仅是皇帝个人的荣誉，当朝大臣也是巨大荣誉的分享者，他们伴随着皇帝统治的成功，也会分得一杯羹，至少升官加爵是必不可少的。唐太宗是靠政变的非法手段当上皇帝，贞观时期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尽可能地减轻玄武门事变对自己历史评价的影响，所以他对封禅的渴望程度应该比其他皇帝更高。看他逼问魏徵的态度就能明白，唐太宗内心世界是十分在意自己的评价的。那么，如果封禅大典可以成功，唐太宗的自我感觉会更佳，那种超越往古一切帝王的满足感会更强烈。所以，在促成封禅大典得以实现的过程中，推动的大臣是很明了唐太宗的，也可以说，最终极的推动力量，其实就是唐太宗本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反对封禅的大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不识时务者。整个贞观时期，我们看到只有魏徵一人曾经竭力反对封禅，而他反对的理由不过是条件未成熟而已，并不是反对封禅本身。那么，条件成熟之后呢？魏徵也无法继续反对。其实，魏徵的反对封禅，具有一定的社会人民性，充分考虑社会负担、民众负担，这本来就应该是任何政治家都必备的基本思想，但在历史的实际层面上，社会与人民，往往成为统治者思考的最后因素。后来的发展我们看得很清楚，认为的阻拦因素消失了，能够阻止皇帝的封禅动作的，只剩下所谓的天意。这样，贞观时期的封禅问题，一步步走向成熟，一步步接近实现，而最终封禅大典一直停滞在准备的阶段，始终未能完成。

看起来，贞观封禅未果，天意似乎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然而，如果这成了唯一结论，那么我们的研究不免变得荒唐。所以，天意不可能成为唯一因素，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如何认识天意，如何应对天意，才是历史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以贞观十五年六月为例，如果天象“有星孛于太微”的天象不被发现，封禅不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吗？如果这个天象发现了，但是没有人给予重视，没有人给予评论，天象被彻底忽略了，封禅不是也可以照常进行了吗？但事实是，在同一个意识形态下，也就是同一个理论的氛围中，太史局忠于职守，把天象的变化及时报告给朝廷，而起居郎褚遂良根据天象的变化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结果导致准备已久的封禅大典只好半途而废。能得出结论说太史局和褚遂良在处心积虑地反对封禅吗？显然不能。但是，他们的认真负责，让唐太宗即使有蒙混过关的心思，也不得不面对天象的事实，不得不服从原本的理论，从而决定放弃这次封禅。所以，天象的意义在于人们遵从相关的天象理论，天象与政治确实存在相互呼应的规则。这与其说是天象影响了政治，不如说天象及其理论影响了当时的政治。面对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政治恶棍，有人会认为这体现了天象的积极意义，如果这是一种功劳，那依然应该归功于相关理论。

唐太宗在允许封禅请求的时候，常常显现出一种少许被迫的姿态，如“理在难夺，敬依来请”，如“既迫群议，当事敬从”等等，表达出自己并不是积极主动的。在贞观十四年，回答赵王元景封禅建议的时候，唐太宗说了一句“顾循诸己，仍怀惭德”，这既可以理解为谦虚之辞，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心理的真实表达。因为玄武门事变的缘故，唐太宗渴望被历史高度评价的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同样是因为玄武门事变，这也会让唐太宗在内心世界心存几分畏惧。要高度评价唐太宗，就有如何对待玄武门事变的问题。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终生的阴影，是无法逃避的道德症结。所以，每到封禅遇到天象异常、水旱灾害的时候，唐太宗都十分敏感，及时叫停封禅大典，这与他的内心不敢彻底面对自己的一切应该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观察发现，凡是带头提出封禅建议的，历次都是重要人物。从李孝恭、武士，到李元景、长孙无忌，无一不是李唐的皇亲国戚，用陈寅恪先生的概念表示正是“关陇贵族”。关陇集团是宇文泰所创建的以府兵系统为基础、“融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5]的军事集团。关陇贵族崇尚武力，重视军事实力，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主要依靠军事功勋取得。北周至隋唐，举凡朝廷的建立者和实际的最高统治集团，都出自这个集团。正因为如此，他们执掌权力，分享权力，同时也享受政治荣誉。封禅，不仅是对皇帝个人的最标准地赞扬，也暗含着对统治集团的赞扬与肯定。推动封禅的大臣们，是有一份“自己人”的自豪包含其中，所以他们当仁不让，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魏徵是山东人，非关陇集团很明显。他反对封禅，曾说到大队人马前进，会对沿途地方带来破坏。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山东人的家乡观念在发挥作用，还不能确定。但是，他不希望借用封禅的机会获得个人好处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贞观时期，魏徵特别受唐太宗的器重，但是在关陇集团的眼光中，魏徵应该是最高级的统战对象。魏徵去世后，又发生太子事件，魏徵一度被打成结党者，唐太宗为他树立的墓碑也被扑倒，这很能说明魏徵的实际政治地位。对此，汪先生的分析很中肯，其文曰：

由于太宗有着“致治”的要求和关陇军事贵族的门阀观念，他对待由寒族出身的大臣的态度也就形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信任他们，采用他们的政见来处理军国大事；另一方面，却又疏远他们，不愿意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在贞观前期，矛盾的前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但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太宗逐渐骄傲自满，矛盾的后一方面也因之逐渐占居支配地位。这一变化对太宗晚年的政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26]

用汪先生的观点分析贞观朝的封禅问题，显然也是恰当的。关陇集团本来就是李唐初期政权的基础，唐太宗依赖的是他们，思想感情的一致性很容易理解。对于封禅，他们的观点是接近的，并越走越近。贞观十一年以后，再也听不到封禅的反对声音了。封禅问题因此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贞观时期的政治以关陇集团为基础，应该是不易之论。同时，在封禅问题上，关陇集团的封闭特性也充分表现出来。从这一点看，关陇集团在后来被取代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注　释

[1]（东汉）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6《封禅》，中华书局1994年，第278页。

[2]《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5页。

[3] 唐太宗之前，成功封禅过泰山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中，只有七位皇帝进行过封禅，除去前面三位，还有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和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她曾封禅中岳嵩山。

[4]《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第1355页。

[5]（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8《论贡献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3年，第458页。

[6] 刘季富：《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殷都学刊》，1993年第2期，第26-30页。

[7] 燕永成：《唐太宗屡辞封禅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48-52页。

[8] 贞观时期封禅之事的记载，于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贞观政要》中皆有记载，为避免重复，仅将记载较为详细者书于正文，有出入之记载将附于注释。

[9]《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65页。

[10]《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第365-366页。

[11]《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881-882页；《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六年条载于正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6093页。

[12]《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第366页；根据《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六年条载于十二月，第6100页。

[13]《<贞观政要>集校》卷2《纳谏第五附直言谏诤》，第125-126页。（唐）刘素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3《郊禅第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196-197页也有记载。

[14]《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第882-884页，仪式部分内容又见《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

[15] 详见燕永成：《唐太宗屡辞封禅探析》，第48-49页。

[16]《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第367页。

[17]《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十一月条，第6158页。

[18]《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第2595页。

[19]《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第52-53页；《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五月条载：“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第6168页。

[20]（唐）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卷90《玉历》，岳麓书社1994年，第968-970页。

[21]《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第2729页。

[22]《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第368-370页。

[23]《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第59-60页；诏文见《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第370-371页。

[24]《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条，第6248页。

[2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4页。

[26] 汪：《唐太宗》，唐长孺等编《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段真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