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道教：重视与支持程度不可忽视

李青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也是一位比较长寿的皇帝。她生于公元624年，死于公元705年，一生共度过了82个春秋。在她长达82年的生命中，宗教与之有着不解之缘。本文拟就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她对道教的态度和利用以及道教在她统治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浅谈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关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历来颇为学术界所关注。传统观点大都认为武则天是佞佛的，她重视佛教而抑制道教。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她对道教的倚重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确实如此，翻检有关武则天的文献就会发现，她对佛、道二教其实是没有偏见的[1]，都很重视，有的只是在各时期的偏重不同而已。下面，笔者就简要叙述一下武则天重视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以说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问题。

武则天重佛众所周知，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努力提高佛教的地位。天授二年（691）四月，她颁布《释教在道教之上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改变了唐初以来道先佛后的状况。二、重视对寺院的整修和保护。天授元年（690），她下敕两京及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长寿元年（692）又置长寿寺，证圣元年（695）再置崇先寺[2]。慈恩寺、敬爱寺、福先寺等也在此期间得到修缮。此外，延载元年（694），她还曾下令：“盗公私尊像，入大逆条；盗佛殿内物，同乘御物”[3]，藉此对寺院财产予以保护。三、重视译经工作。长寿二年（693），武则天以薛怀义为监译，令人翻译《宝雨经》[4]。证圣元年，派人从于阗迎回《大方广佛华严经》抄写[5]。久视元年（700），她又令三藏法师义净等重译《大云经》，并为之亲自作《三藏圣教序》。同年，还派人翻译了《大乘入楞伽经》[6]。四、礼遇僧侣。武则天对僧侣很优待，特别对那些德高望重者，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和禅宗首领神秀、慧能等[7]。五、重视佛教节庆。佛教有很多节日，但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和七月十五的自恣日是比较重要的两个。在这两个日子，通常都要举行重要的法会活动，佛诞日举行“浴佛法会”纪念佛祖诞生，自恣日举行“盂兰盆会”超度列祖列宗。对此，武则天都很支持。比如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武则天亲自参加，她“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沈纩塞耳……穆穆然南面以观”[8]。此外，自恣日在神都还通常要举行“无遮大会”（佛教布施僧侣的斋会）。据《资治通鉴》卷205记载，“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三车，使之争拾”。以上这些都说明武则天是非常重视佛教的。

武则天对道教同样也是很重视的，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调和佛道矛盾，令“僧道并重”。二、器重道士[9]。三、醉心道术[10]。四、令人搜集、整理道教经典等。武则天对道教的重视、支持程度虽然没有对佛教那么明显，但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她统治后期。由于后文对此问题还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武则天与宗教的确有着难解之缘，她对佛教和道教都很重视并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话说回来，如果据此认为她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佛教徒或者道教徒则有失偏颇。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等），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11]。且不说每个宗教通常都规定不可同时信奉两种以上的宗教，仅就对佛教和道教任意一个而言，以上面的标准观之也会发现，武则天离那样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她根本算不上一个虔诚的宗教徒。

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它发端于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后掺糅方仙道、黄老道等演变而成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道教的很多思想如君权神授、长生久视等非常符合统治阶层的需要，所以很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武则天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地位、需求、形势等的不断变化，她对道教的态度也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前后有所变化的。下面，就让我们分阶段考察之。

1.身为皇后时

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高祖李渊起就以道教教主李耳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唐高祖、太宗、高宗当政后都积极地宣扬道教[12]，使道教在唐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武则天作为大唐媳妇、高宗宠妃，自然要夫唱妇随。在她还身为皇后时，就积极投身到高宗宣扬道教、尊崇老子的活动中。史载，她常陪高宗“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13] 。乾封元年（666），武则天随高宗幸亳州（今安徽亳县），谒太上老君庙，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修创祠宇。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在向高宗所上的《建言十二事》中，把尊祖崇道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认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即《道德经》），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这应该算是武则天在还身为皇后时为道教地位的提升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它开创了唐代以《道德经》作为科举考试名目之一的先声。这对当时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对王公百卿和士子举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为道教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武则天在建言中还提出“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等建议。对这些建议，高宗“诏书褒美，皆行之”[14]。

《建言十二事》是武则天政治才华的最初表露，而其中建议百官研习《道德经》虽然未必是武则天工于心计投高宗所好，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武则天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观察力。

2.高宗死后至称帝以前

这一时期，武则天对待各教的态度基本上是维系着此前一直以来的道先佛后的局面。如多次召见和赐封一些著名道士；上玄元皇帝之母“先天太后”尊号，并于老君庙里立其塑像，“以申诚荐”[15]等。但是，在她称帝前夕的载初元年（689），情况有所变化。这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上表武则天，盛言神皇受命之事。于是，武则天下令让天下各州各置大云寺一所，总度僧人千人。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而这次炮制伪经的僧怀义和法明等人，并封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由此可见，武则天并不是一味地尊崇或限制某种宗教，而是那个对自己有利就倾向支持那个。

3.称帝后

称帝后，为了显示武周政权与李唐政权的不同，亦是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武则天又开始大力发展佛教而抑制道教。天授二年（691）四月二日，武则天“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16]。不但废除了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而且罢除了举人习《老子》的规定[17]。因此，曾一度出现道士叛道归僧现象[18]。国家政策变化如同儿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只能说明武则天统治手法上彻底的实用主义性。

但令武则天始料未及的是，“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19]的命令加剧了佛、道二教的矛盾，它们互相诽谤、攻讦，非常不利社会的稳定。武则天耳闻目睹，不久便又下制敕，令僧道并重[20]。同时下令，严禁僧道互相毁谤[21]。这样，算是暂时解决了道、佛之间矛盾。

4.晚年

武则天晚年又明显地倾向于道教。她幸嵩山，谒升仙太子庙；重用一大批有名的道士如司马承祯、叶法善、张果、胡慧超等。长安元年（701），她命宠臣张昌宗负责，集天下文士二十六人编纂《三教珠英》，汇集儒、释、道三方经典，保存了大量的道教典籍。她还重视道经的搜集和整理，著名道士史崇玄等在713年以前撰成的《一切道经音义》和《妙门由起》，均与其有关。此外，晚年，武则天泰山行道活动的次数也明显增加。武周朝泰山行道总共7次，除了天授行道告大周革命成功外，其余六次都在697年以后。其中701年有2次，704年有2次。武则天晚年，身体机能退化，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祈福延寿应该成了她心中第一要务。所以，可以认为这些重道崇道活动表象的背后其实是武则天向往道教神仙世界、寻求道教长生不老之术、迷信道教金丹延年的实质。

武则天对道教的利用

由上可知，武则天对道教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其登基前和登基后，都有许多尊道和崇道的举措。但这种尊崇，考其目的，却主要是为自己改朝换代做皇帝以及祛病除灾、延年益寿服务。那么，武则天具体是怎么利用道教为自己服务的呢？

1.利用道教行“厌胜之术”

所谓“厌胜之术”，就是将所忌恨之人制成小偶人，然后书其姓名于背，再钉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种巫术。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在当皇后时，曾引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在宫中行厌胜之事。该段记载没有明确指出这次“厌胜”的对象，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是高宗李治。刘肃在叙述这件事的背景时是这样说的：“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22]

对于这则史料，笔者其实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笔者看来，武则天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武则天与高宗的关系，很多学者都探讨过，绝大多数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好帮手，在生活中是好夫妻，笔者也基本认同此观点[23]。所以，说武则天仅仅因为高宗不满自己“威福并作”而诅咒其速死有点说不过去。况且，皇宫中一般是严禁此类事情发生的，对此，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冒此风险去做结果还模棱虚幻的事。《大唐新语》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通过讲述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以达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目的，所以其真实性有待商榷。

虽然武则天是否行厌胜之事以及厌胜的对象存疑，但郭行真能够自由出入宫掖，也至少说明武则天与他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2.利用道教为自己登基称帝制造“天命所归”的图谶

“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又名“符谶”，有的有图有文又叫“图谶”。自古帝王莫不迎求图谶、祥瑞，以示天命所归，君权神授，从而麻痹人民达到稳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垂拱四年（688）四月，雍州人唐同泰说从洛水中得到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瑞石，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大喜，于是命其石为“宝图”，特授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下制，将拜洛受“图”。于是，先在南郊告祈昊天上帝，继而令天下各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之前十天集中到神都。五月十八日，武则天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七月初一，武则天大赦天下，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名宝图出处为“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由于嵩山北接洛水，便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十二月二十五日，武则天亲率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拜洛受图[24]。

此外，道教祥瑞也是武则天利用的对象之一。天授元年（690）九月五日，“群臣上言：‘有凤皇（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25]凤入上阳宫及赤雀数万集朝堂且不说事之真伪，但即便真有其事，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偶然巧合，但朝臣们还是投其所好，以此附会女主当王。至此，加之此前傅游艺及百官等的上表请愿[26]，武则天改唐为周、称帝登基的舆论大势已经造成。

3.利用道教上尊号

武则天为革唐命，也效法初唐三帝崇奉老君的做法，上“玄元皇帝”之母尊号为“先天太后”，还下诏说明用意。先天太后与玄元皇帝同庙奉祀，及至革命，即宣布取消“太上玄元皇帝”称号，改称老君，到中宗复辟，才恢复原号。武则天之所以奉先天太后，是要排斥李唐的“玄元皇帝”，来树立自己的“太后”地位。武则天借助道教凌驾李唐王朝之上，其良苦的政治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登基前，薜怀义伪造《大云经》和《大云经疏》的“千秋不移宗”语，就是利用和改造后的道教图谶。据记载，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曾刻石为记，藏于山洞。高宗上元元年（674），洛州郜城县民采药于嵩山，得到寇氏刻石，献给朝廷，高宗下诏藏石于内府。石刻铭文甚多，其中有“止戈龙”、“李代代，不移宗”语[27]。“止戈龙”，止戈为武，是说武氏临朝；“李代代不移宗”，是说中宗中兴事。武则天为自己上台造舆论，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向僧徒们展示，僧徒们便依此加以修改，“千秋不移宗”应该就是修改“李代代不移宗”而成的。佛教向来不制作谶语，这显然是吸取道教符谶，以补佛教之不足。

4.利用道教赎罪、祈福

在武则天参政和主政时期，她不但曾亲临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而且还多次派遣道士赴名山大川行道作法，为自己及武周政权除罪、祈福。在陈垣先生主持编撰的《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武则天派人前往名山大川行道祈福的大量碑刻，其中仅赴泰山的行道[28]活动就达9次[29]之多。兹列表如下：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曾派人在中岳嵩山进行行道活动。1982年5月发现于河南登封的《大周武除罪金简》[30]记载了大周圣历三年（700）道士胡超奉武则天之命在嵩山行道，投金简一通之事。

以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武则天对道教是非常重视的，她频繁地派人赴名山大川告祭，以期达到祈福禳灾、延年永祚的目的。

5.利用道教长生术寻求长生不死

追求长生不死是人的通性，但一般的平民百姓一方面可能感于“人生多艰”，对此兴趣不大，另一方面，应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财力等有限，即使想也只能望而兴叹。天下至尊的皇帝可就不同了，锦衣玉食的他们恨不得能长命千岁、万岁，以尽享荣华富贵。但人生不过百年，自然规律让他们不可能心想事成。于是，这些心有不甘的“天之娇子”们便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寻求长生之术。女皇武则天当然也不例外。

长生不死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虽然集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巫术、占星术、医学、养生术、阴阳五行说、谶纬神学与道、儒、墨诸家的某些思想，但其直接前身却是被称为“方仙道”的神仙家。道教相信，世上有长生不死、自由来去的神仙存在，因而幻想通过寻仙服药、性命双修等方术达到“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终极目的。受道教此种观念影响，武则天也非常仰慕神仙，并命道士炼制金丹供自己服食，以求长生不老。圣历二年（699）二月，武则天幸中岳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武则天在拜谒升仙太子王子晋塑像后，感恋不已，亲制《升仙太子碑并序》长文，署名为“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该碑连额高一丈七尺四寸，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行书。在这两千多字的碑文中，洋溢着武则天对道教神仙的向往以及对升仙太子的追慕。

升仙太子王子晋，确有其人。他原名姬晋，是周灵王的长子，被立为太子。相传，他曾在缑山驾鹤升仙。历史上的他应该是一位很聪慧果敢的人，先秦古籍《国语》记载了王子晋犯颜谏阻周灵王用壅塞河道、加固王宫之法以解决谷洛二水泛滥之事。那么，武则天为何对升仙太子情有独钟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王子晋是周的太子，而武则天于公元690年“革唐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她为了宣扬武周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便提高门第，追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尊迁都洛阳的周平王之少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奉姬周王室姬武为始祖。姬武既为武氏的始祖而被武氏家族尊奉，而晚于他十世王子晋与之一脉相承，自然而然地也是武氏的先祖，因而武则天能对他予以尊奉。其二，武则天追慕王子晋，还在于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一样，成仙得道，长生久视。(www.xing528.com)

武则天称帝以后，还曾创造了不少新字奇字[31]，如以千千万万为年，永生久王为证，一中心为臣，长生王为圣等，这都是她祈求永生、相信文字神秘力量的体现。因为她迷信神仙长生，所以对道教炼丹服药很感兴趣。她曾征召道士胡超为自己炼丹[32]，也曾让男宠张易之兄弟炼制仙丹，供自己服食。

道教在武周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文可以看出，道教在武周时期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考虑到武周初武则天为了显示武周政权与李唐政权的不同而采取的一些抑道扬佛措施，道教后来能得以与佛教并驾齐驱确属难能可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它的很多学说和主张很好地迎合了武则天改朝换代做皇帝以及祛病除灾、延年益寿的需要。因此，道教和历史上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始终是作为统治者为统御天下，延益国祚而极力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存在的。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相信超自然的生灵，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歪曲的、虚幻的反映。虽然，宗教本身不具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某些宗教上层往往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广大信教群众是被统治阶级，宗教常被不同的阶级利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历代统治阶级都扶持和利用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宗教，打压和改造不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宗教，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其予以控制。他们利用诸如“君权神授”等学说为自己的统治罩上神圣的外衣。所以说，宗教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决定了统治者对某一宗教的态度不可能一成不变。无论那种宗教，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得到提倡和发扬，反之，只能受到贬抑和限制。

简短结语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作为一个传奇式的政治人物，她自然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为某一种宗教所牵绊、不为某一种思想所钳固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她一生与宗教的不解之缘以及对佛教的推崇和对道教的热心都不能说明她是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无论是对佛教还是道教，她都只是审时度势选择性、阶段性地加以利用而已，虽然其中不乏信仰的成分，这正如她对酷吏等的利用一样。卸磨杀驴，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叫忘恩负义，但对当权者，很多人会说这是一种谋略。不过，唯其如此，可能才使武则成就了一个常人、一个女人所无法成就的事业。

注　释

[1] [21] 在《禁僧道互谤制》中，武则天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全唐文》卷95,中华书局1983年，第983页；《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佛道二教制》，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

[2]《唐会要》卷48《议释教下》，中华书局1955年，第848页。

[3]《唐会要》卷41《杂记》，第746页。

[4]《大藏经》卷16《唐译宝雨经》。

[5] 参见《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全唐文》卷97，第1001页。

[6] 参见《新译〈大乘如楞伽经〉序》，《全唐文》卷97，第1003页。

[7] 法藏曾参加过《华严经》的翻译，知识渊博。据说他宣讲《华严世界品》十分得体，武则天下敕褒美，令载入史册（参见《高僧传》卷5《法藏传》）。神秀和慧能分别是禅宗北南两派的代表。当时，神秀威望极高，“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尊崇为“国师”（参见《旧唐书》卷191《神秀传》）。武则天对慧能的佛学修养也很欣赏，派人请他入京。慧能固辞，则天赐“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匹”予以奖赏（参见《大正藏》卷51《历代法宝记》）。

[8] 杨炯：《盂兰盆赋》，《全唐文》卷190，第1920页。

[9] 武则天时，很多有名的道士都受到她的召见和优待。如嗣圣元年（684），著名茅山道士王远知之子王绍业受武则天召见，其父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永淳元年（682），著名茅山道士潘师正死，武则天追思不已，赠其太中大夫，赐谥号体玄先生，并特降制书悼念。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曾被武则天“召至都，降书诏赞美”，司马承祯回山时，武则天命麟台监李峤饯行于洛桥。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凌）第十四代孙张惠感被武则天封为国师。著名道士史崇被武则天授官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河内郡开国公。著名道士叶法善被武则天召入禁中，尽礼问道。

[10] 武则天对道教祛灾祈福之说很是迷信。她曾因荣国夫人死而度太平公主为道士“以幸冥福”（参见《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曾因李弘、李贤升储而分别为其立东明观和弘道观（参见《唐会要》卷50）；曾使用道教思想浓郁的久视、控鹤等做年号和官名；还曾多次派人去嵩山等名山大川行道作法，这些都说明武则天是醉心道术的。

[11] 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27059.htm）。

[12] 唐高祖李渊624年亲自临幸终南山和楼观台，拜谒老子庙，钦定三教秩序，宣布道教在儒家和佛教之上，从而确定了有唐一代尊奉道教的国策。太宗李世民曾下诏修老子生地亳州的老君庙，并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高宗李治亲至亳州老君庙行祭祀大礼，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13]《旧唐书》卷192《隐逸》，中华书局1975年，第5116页。

[14]《资治通鉴新注》卷20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96页。

[15]《全唐文》卷96《改元光宅敕文》，第995页；《唐大诏令集》卷3《改元光宅诏》，第14页。

[16]《资治通鉴新注》卷204，第6815页。

[17] 高宗于上元元年令贡举人习《老子》。关于罢学《老子》、改习《臣轨》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资治通鉴》作长寿二年一月；《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一》作“二月”；《唐会要》卷75《明经》作“三月”。

[18] 如东都大恒观观主杜。杜自小加入道教,道士们“推其明哲”、“出类逸群”,担任洛阳大恒观观主。但当他看到武则天对佛教崇奉有加, 于是“向佛而归, 遂恳求剃落”。而武则天对此亲加恩准,还把他转入佛授记寺担任寺主,并赐其法名“玄嶷”,寓意为道士中出类拔萃的聪明人。这位新手在佛教界资历太浅,没有地位,武则天甚至赐予他“夏腊”(佛教僧龄) 三十年,使他“顿为老成”。参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17《唐洛京佛授记寺玄嶷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414页。

[19]《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21页。

[20] 参见《全唐文》卷96《僧道并重敕》，第990页。

[22]（唐）刘肃：《大唐新语》卷2，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23] 参见宁志新：《武则天与唐高宗》，载《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拙作《武则天对高宗施政的影响及二人的关系》，载《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24] 参见《资治通鉴新注》卷204，第6783—6790页。

[25] [26]《资治通鉴新注》卷204，第6808、6807页。

[27] 参见（唐）张：《朝野佥载》卷5，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

[28] 泰山行道的主要内容有：斋醮、投龙、造像等。所谓“斋”，即斋戒；“醮”,即醮法，是以供养来通身的法术，通常斋醮并行。据《无上黄大斋立成仪》卷16说：“烧香行道，忏罪谢愆，则谓之斋；延真降圣，祈恩谢福，则谓之醮。斋醮仪轨，不得而同。”所谓投龙，就是将写有消除罪责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等用青丝捆扎，举行斋醮后，投入名山大川，以奏告三元，保安宗社。所谓造像，就是雕造元始天尊等道教重要人物的塑像。道教斋醮仪式后，一般还要雕塑元始天尊、真人、仙童玉女的像，以作供奉。

[29]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6—95页。

[30] 该简为登封县唐庄乡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北侧牧羊时所发现。简呈片状长方形，类似笏板。长36.3cm，宽8.2cm，厚约0.1cm，纯金质，重247克。正面镌刻铭文，自右至左竖三行63字，每字直径约1cm，双钩楷体，文曰：“上言：‘大周主武，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31] 武则天所造的新字数，各书记载不一。《新唐书》卷76作“十有二文”；《通志》卷35作十八字；《宣和书谱》卷1作十九字。据《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载初敕》云：“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可知，则天朝所制新字最初应为十二个，后又有所增加。

[32] 据《朝野佥载》卷5载，圣历中，武则天听说道士胡超有法术，“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久视”。

（李青峰，乾陵管理处，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