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甲午：中日对抗的历史反思

中国是一个历史感非常强的国度。对此，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有争议。但若问这“历史感”的实质何在？就不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了。

要明白中国人的历史感，首先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而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又要先明白：何谓历史。

一般来讲，只要是过去所存在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历史。但事实上，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于这些逝去的存在，被记录、保留下来的内容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人们实际掌握、可知的又只是更小的一部分：

在全部真实历史中，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历史的绝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永远也不可能用我们拥有的手段使之再现出来。在地球表面上生活过的亿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的某些情况留下了记载。如果我们把这几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小时内所意识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那就需要写成很多卷书册。即使有那样一部详细的记录，它也还够不上一部失传的百科全书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逗点。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我们能够知道的一鳞半爪，而且意味着要掌握全部历史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18]

英国著名史学家菲格莱（James Fairgrieve）已清晰地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将一切过往的事物悉数记载，实为不可能之事。就算可能，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的。所以撰写历史首先必须学会选择，并在选择中去芜存精。”[19]

所以，任何一个人、一个学派、一个组织，在撰写历史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取舍问题。虽然具体的取舍选择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基本准则：去芜存精。中国传统史学所注重的价值，即在于从治理者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治理殷鉴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达到“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效果。此即《资治通鉴》所强调的：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20]

其实质是一种大事史学、治理史学。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战争研究自然应成为相关史家关注的重点。曾国藩用作者知兵还是不知兵来判断史家水平高下，[22]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所在。刘知几在《史通》中敢说：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要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3]

原因亦在于此。

开启了二十四史传统的《史记》和《汉书》，同样不出此种大事史学和治理史学的范畴，所不同者在于：《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虽然时间跨度极大，其关注的核心恰恰是历史中最大的常量：人性。《汉书》断代为史，时间跨度相对较为有限，但其著述的核心恰恰在于历史的各种变量：律历、礼乐、刑法、食货……故而，笔者认为，《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传”，《汉书》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志”。也可以说，《史记》侧重的是从不变之人性中看治理之道的时代之变，《汉书》则更倾向于在各种变量中叩问治理之道的不变。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即在于，立足真实的人性，在此世之因革损益中明穷变通久的治理之道。

也可以说，支持中华文明屹立东方数千年的，就是这种高屋建瓴、经世致用的历史感。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能形成较优于同僚的外交能力，很大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非常喜欢读《左传》，[24]所以能从中看出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关键。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等注重以史为鉴的精英，难以超越甲午败局呢？其原因在于：

中国传统史学虽强调穷变通久，无奈受现实的局限，始终没有跳出农业文明的格局和体验之外，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治理观、战争观，都打上了浓厚的农业化烙印。一旦人类文明走出农业时代，中国的历史感就不免出现错位危机了。相反，在欧美世界，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实践激发了新的思想，形成了全新的现代学术体系，反过来又助推、校正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中国用史学承载的致用之学，在现代世界中早已被更多样、更全面立体的学说体系彻底超越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缘学说的突飞猛进，战略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自立门户，最强有力地证明了前述事实。中国精英再沉溺在传统史学的单一视野中，想“以史为鉴”，反而是但知过往数千年书，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

本来，在这个时代巨变中，中国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立足传统史学的精神，对接现代致用之学的新方法。其深层原因即在于，文化转型必须立足本土文化特质之上，这样才能形成破坏性最低、效率最高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兼顾传统的保全和新文明的有机引入。日本用武士文化和战国意识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前述效果。中国以一帮科举出身的八股文人去安内攘外，还死抱着天朝上国的不合时宜，就不免文不对题了。要想对题，就必须立足传统史学，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即便中国传统史学在形式上消失了，但其精神实质却“薪尽火传”地在更多学科中保存下来。

可惜，在晚清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非常之难。因为自南宋以降，传统史学本身已在八股取士、道德主义横行的世界中不断衰颓。这一问题直到民初仍非常严重，且与日本同行间之差距越来越大，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痛感：

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樸、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5]

事实上，在晚清时代，像李鸿章这样能从《左传》中领悟多元竞争的精英已少之又少，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清廷在甲午之前用传统史学对接现代致用之学的可能性。

甲午败战之后，表面上看是中国又一次获得痛定思痛的转型机会，实则相反，面对东洋邻国居然也能战胜大清的事实，中国精英最后的自信心也荡然无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居然纷纷或断言中国没有历史，或讥讽中国传统史书是武人互斫之书、帝王家谱之学，急于用所谓的国民之史学替代传统之史学，从而助推以国民之国取代君主之国的政治运动。[26]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多个基本的事实：

不过梁启超至少明白了一点：在新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史学的概念。也可以说，梁启超在史学领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假如问题能够被严肃对待，被深入持续地检讨，国人最后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的异同，并进而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与各种现代经世之学的异同。取舍之间，就可以划出中国新史学和新经世致用之学的各自范畴。

可惜，在激进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国人看重的恰恰不是思维模式和方法论，而只是断章取义的语录式教条和口号式结论。结果，在“什么是历史”远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其后之学人又急不可耐地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如何研究历史”上，接着又迅速转移到“怎样解释历史”上。[27]在这样一个薄冰之上的三级跳之后，传统史学被弃如敝屣，西方史学和致用之学的精髓又没学到，中国史学界就不免大半沉入冰面之下了。

时至今日，受后现代理论和网络文明的误导，更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之小事史学空前泛滥，严肃深刻的大事史学极度稀缺。战略学、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尤其问题重重。中国人的历史感，也就不免沦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惯性口头禅，敏锐的神髓早就风化瓦解在近代史的转型失败中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不免日趋变成一个僵尸般的空洞概念，言之愈多，愈见其苍白无力。

在这种大环境中，作为国之大事的战争，又怎么可能被研究透彻呢？流风所及，有“以史料为史学”者，更有脱离史实一味阐释者；有以战争为猎奇自娱者，更不乏以战争当消遣故事以求娱人者。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跨百年而不能解决，又有何怪哉！

更进一步言之，尽管我国之GDP账面数字已居世界第二，但立足富强兼备的立场自我审视，是否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政治中的strong point？仍值得国人摒弃成见，理性检讨。

值得庆幸的是，近百年来，主流研究虽循循相因于积弊流俗之中，但毕竟还有很多非主流的智者，一直在默默坚守。例如，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传承光扬；[28]陈寅恪先生融合中西学说，从国际大格局中检讨唐与周边力量之较量得失；[29]邵循正、姚薇元等史家结合中外史料，重新检讨中国近代对外和战；[30]以及沙学浚、何永佶等战国策派学者从地缘战略、国际政治等角度对国内外重大军政事件的反思，[31]均值得国人反复沉潜、更上层楼。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丁治磐将军对晚清以来军事建设的反思。丁将军虽然对战略学颇有误解，[32]却是百年来国人中少有的能就军事论军事且颇多洞见的职业军人。再考虑到丁将军正出生于甲午战争爆发之年，以他的一段回忆结束本篇，正可谓追古抚今、薪尽火传：

日本自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前，三十多年未经战事。美国自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战结束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也有二十多年未有战事，但这两国几十年来在战场上表现很好。人家练兵与我们中国不同，无论大军作战或小战术都很统一。我国则自民国以来战无宁日，按理说，中国战场经验较日、美丰富，但却屡战屡败，原因就在战场经验不如训练演习的经验，战场上指挥官只能了解一小部分，平时演习则可全盘检讨。演习有变化，可以活用原则。譬如兵器，它与战术是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战术上需要何种武器，才会在技术上研究突破。譬如地面打不过去，就只好研究如何从空中或其他方法打过去，就会发明如坦克、飞机等武器，等到技术跟上后，战术上又会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武器，两者是相互为用的。美国发明的新兵器很多，全靠演习来设想运用原则。美国作战合理，道理即在平常演习，红蓝两军各一个演习室，统裁室居中，统裁官在此用电话联络两边，统裁室作假设，演习者报告情况，统裁室给予判断，最后讲评，三、五天演习下来，就多一个战场经验。……而且美日等国对高等参谋教育十分重视，视为国防机密，不让外人一探究竟。一般人称美国的西点（West Point）为军校，我到美国去参观西点，规模很大，并非军校，而是军事学院（Military Academy）。军校培养的是初级军官，属于军政部门管辖，如保定军校；西点是研究高级的军事学术，有各种分科，等于陆大，在日本、德国、法国的类似学校都称学院。非美国籍公民，不能进西点，中国人没有西点军校出身的，外国人只能念维吉尼亚军校。日本陆大也是一样，在讲授国防时，规定中国人必须退席。日本士官学校只是初级的军官学校，但也不让中国人学炮兵、要塞炮兵，后方勤务也只学到师级战术的辎重学。

日本人最可佩的是教育、训练及战术始终一贯，换上任何部队都一样，个个枪法都准，挖的枪眼都很大，训练水准平均，就连打鸡、打猪，糟蹋残害中国百姓的方法都一样。日军在中国战场为所欲为，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就像是一个懂拳术的，跟一个不懂拳术的。日本人的战史也记得实在，真正是在记教训。虽然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但现在日本的军事基础仍然深厚，不可轻视。……[33]

[1]参阅拙文《且看日本右翼的霸权演进史》，《世界军事》2012年第24期，第4—15页；《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右翼霸权战略》，《中华参考》2014年第1期，第38—47页。

[2]关于这个逻辑链条的长时段得失，笔者将在另一部关于旧日本帝国海军及日本帝国兴亡的专著中展开全面检讨。

[3]参阅拙文《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右翼霸权战略》。(www.xing528.com)

[4]参阅凯南1948年9月17日在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fare College，NWC）关于“当前对外政策问题”（Contemporar Problems of Foreig Policy）的演讲。见Kennan：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p. 63—65。

[5]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0页。

[6]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第98页。

[7]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第99页。

[8]参阅约翰·加迪斯：《长和平》，第六章“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第197—261页。

[9]吴昆财：《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1947—1950）》，第104页。

[10]诚然，当时美国政府和外交机构之主流观点固然是看好日本而不看好中国，但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机会改变历史，其间之明争暗斗、进退得失，笔者将在另一部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专著中另行检讨。

[11]林毓生：《历史的吝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起及限制》，2014年4月2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演讲。演讲多次提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最擅长使用道德想象”，“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以为政治就是道德”。实际上，被道德取代的学说又何止政治学呢？

[12]相对于听西方国家宣传性质或个别精英理想化的“怎么说”，更应该从大事史学、治理史学的角度去看西方世界历史实践中的“怎么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国人在引进西学时，还是观其言者多，察其行者少。而国学研究也日趋乌托邦化，总是寄希望于“经典”能解决一切问题，既无视欧美世界1500年来的致用，也无视中国传统数千年治理的事实，而急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经典到经典的求致用之学、明治理之智，混淆政治理想与政治事实，是典型的纯经学家思维，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1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77—79页。

[1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89页。

[15]《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

[16]此处所说的课堂并不限于国人固化思维中的教室形课堂，形式可以有多种，教学方法也有多种，但可以教出优秀的专业人才，则是农业文明时代很难想象的事实。所以，传统教育大多注重情操之陶冶、价值观之养成，而在实践中形成专业积累，亦可谓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在于，继承了过多的科举陋习，从而导致了教育效能的极度低下。对此，极少有人从教育学的专业立场上进入深度研究，反而对教育专业和教师群体进行道德臧否，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国人一方面忙于高考、一方面又极不信任教育的离奇景象。

[17]黄俊杰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

[18]G. R. 波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册，第20—21页。

[19]James 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41，p. 1.

[20]《资治通鉴》，第20册，第9739页。

[2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867页。

[22]“军事是极实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蔡松坡编，熊自庆、文忠辉校注：《增补重注曾胡治兵语录》，第23页。

[23]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281页。

[24]《李鸿章全集》，第37册，第94页。

[25]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2页。

[26]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第1—28页。

[27]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重心的三次转移，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同上书，第1页。

[28]钱穆：《国史大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中国史学名著》。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2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21—355页。

[30]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

[31]沙学浚：《国防地理新论》。沙学浚：《地理学论文集》。何永佶：《为中国谋国际和平》。

[32]“……我们写的战史、年谱等文章都是在讲原则、训示，均未从精细的战术等检讨成败。德国人讲军事注重实际战术的细节，真正有用，但在中国无法推广。现在蒋纬国将军提倡大战略，用处不大：大战略易讲，但重要的是师以下的战术。大战略要有小的战术支持，若无战术，则大战略无法实行。”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69页。但如果此种大战略特指那种大而无当、玄而又玄，门槛过低、人人可言的大战略，则前种藐视亦可理解。

[33]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65—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