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与日本的重大胜利

和日本的重大胜利相比，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从此：

如果再考虑到中日两国同在东亚，都是发展中农业国家，且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更不能不令后人困惑：何以战争会败得如此之惨？

立足正文部分的十五局复盘，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六大致败病因：

1. 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

无论是对万国公法的迷信，还是对“不自我先开衅”的坚守，乃至对“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的极度自信，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的表现。其实质是理想主义彻底压倒现实主义的表现。

本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相反，却恰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理想主义的本质是终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应该向什么方向、什么目标发展以及为什么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发展。现实主义的本质是起点哲学，研究的是人们处在何种现实之中以及此种现实是如何形成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道德乌托邦，往往自以为卓尔不群，本质却是脱离现实，其认定的方向和目标可能并不正确；或者虽然其本身正确，却永远找不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坦途大道。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则是精神的懦夫，永远只是在起点上原地踏步，并美其名曰知悉现实，实际上只是迁就现实，而不敢改变现实，甚至不敢深入思考现实。

因而，真正能推动历史向良善方向前进的，是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但晚清精英的主体恰恰奉行的是彻底的道德乌托邦。其原因在于：

一、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传统中国发展过于成功，从而导致如下两个结果：（a）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均远远超越邻国，从汉字和儒学经典的传播范围就能清晰看出，这个时代的中国属于上位文明，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文化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此种优越感积淀过久，严重削弱了国人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现实感觉。（b）农业文明时代的在远东形成了“一超无强”的天朝体系，实质是令绝大多数邻近国家追随自己，再与少部分远国保持平和关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对抗性、竞争性思维的发展，疏于对抗和联盟关系的思考。

二、自南宋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的心性学派大盛，外王学派则日趋衰颓。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道德性思维，而逐渐丧失了“霸王道杂之”的智慧。久而久之，“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以道德想象进行思考，你跟他不同就觉得你卑鄙，而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11]

此种历经数百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很难被几场战争的失败击倒。相反，当国人习惯于此种道德思维路径后，反而更执着于从道德层面思考问题。晚清文人官僚长期沉溺在科举考试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中，既忘记了中国何以为中国，也从未认清西方何以为西方。[12]李鸿章等具备实战经验的官僚，至少了解中国的现实事务，但无奈对1500年以来的现代世界极度隔膜，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正如本书正文部分揭示的那样，李鸿章等实务派官僚和纯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之间，在道德立场这个问题上，实在是相似大于相异。

而西洋列强开启的现代世界，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竞争、对抗持久恒常，斗争手段虽屡有变迁，但围绕权力的国家间博弈始终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工业化为这个博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全球化则将这个博弈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人纠缠于道德原则，反而把自己局限在过高的道德标准之中，进退失据。以中日关系而论，中国强势时大谈以德报怨，弱势时迷信万国公法，反而令日本可以在弱势时大谈中日亲善，以行缓兵之策；强势时则开关击敌，踏着中国的身躯步入列强俱乐部。如果说日本是“中国存在”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就是“日本存在”的最大受害国。

2. 不合时宜的优势意识

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力和战力主要依赖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数量繁衍都依赖于土地，空间尤其是土地空间的大小直关国家的强弱。所以孙子才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形篇》）[13]

同样的原因令管子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14]

孟子亦认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15]

但是，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展开，全世界形成了“完成转型的先发群体”和“未能完成转型的后发群体”两大阵营。在同一阵营之内，空间大小和数量优势仍非常重要，但在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中，则呈现出先发国家虽小却强、后发国家虽大却弱的现象。甲午战争的背景，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转型。当日本在转型工作上走在中国前列，形成了不对称优势后，中国虽大，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但国人陷在农业文明时代的思维定式中，意识不到已经不能从国家的大小上直观的判断国家间强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优势感。总以为日本“蕞尔小国”、“黑子岛夷”，不足中华上国一击，这就极大地麻痹了国人对日本的警惕，也严重妨碍了理性的对日备战工作之展开。

3. 内倾型国家结构与脱离时代的国际政治观

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对内习惯于大一统格局，对外安于一超无强的体系，与对等对手（此对等既包括力量对等，更包括文明程度对等）进行交往、交涉的能力严重钝化，无意间形成了一种高度内倾型的国家结构。晚清始终没有也不愿正面1500年以来的国际政治事实，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在这世界上还存在对等的外交对手。传统的涉外机构已存在“有礼部和理藩院而无外交部”的重大缺陷，遭到西力东渐的打击后建设的新机构也问题重重，包括总理衙门最初的全称，也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更有意思的是，总理衙门别称“译署”，涉外教育机构叫同文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此类涉外机构的特点是：（1）潜意识里仍不愿直面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2）只知有国际商务，不知有国际政治；（3）翻译色彩过于浓厚，而缺乏战略和国际政治内涵，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外语＋外交礼仪＋万国公法＋国际商务＝外交”的认识，在人才养成上步入严重误区，更意识不到，在多元化的现代格局中，外交对一国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内政服务于外交的新时代。能成为列强者无不是高度的外倾型结构国家，故而以外交部长为第一部长，外交官群体亦深具战略智慧和实战精神。但不幸的是，晚清的身躯虽然进入了这个新时代，头脑却还停留在有内政、无外交的传统格局中，始终无法形成敏锐的外交感，自然难以捕捉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如此势必影响到国家战略的制定。等到八国联军事件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将该部置于各部之上，实质是让该部充当列强在华权益代理人的不光彩角色，这就进一步扭曲了国人对外交、外交官和外交机构的观感，更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外交转型，实则是一个长时段的讳疾忌医、因噎废食。(www.xing528.com)

4. 战略能力的低下

正如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成功及其在二战中的失败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对其国运影响极大，而一国的战略能力又来自于战略家、战略思想、战略著作和战略教育机构的合力。

如上所述，在科学未兴的农业文明时代，实践的意义远大于学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战略家基本上都是生出来、打出来的，而很少是教出来、学出来的。此种战略家的出现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其能否得君行道，亦有很大的偶然性，且难以复制、传承。但是，进入现代之后，如何通过对战略史的研究，提炼战略思想，进而将思想学说化，学说教育化、制度化，就成了决定一国战略能力的关键。何以英美两国能萧规曹随地确立全球霸权？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率先形成了被绝大多数精英认同的战略思想共识，乃至无论内阁如何更迭，外相往往不变，且无论是外交系统还是军事系统、商贸系统，都非常注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而美国更进一步，完成了战略思想的学说化。今日美国聚集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战略家，这些战略家又几乎都是现代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足令国人沉思。当年的日本虽然达不到美国的程度，却一度接近了英国的程度，所以形成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战略接力，其能战胜中国，横行东亚，甚至一度几乎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目标，亦不能视为偶然。但其终于没有形成传统，实际上是尚未完全达到大英帝国的战略水准。

5. 轻视军事学说和军事条令建设

军人的任务是打赢现实中的战争，至于对历史中的战争是否了解、能否打赢，并不重要。尤其是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漫长，科学知识低下，相对于研究，实践具有更重大的实战价值。在这个时代，学者往往带有半祭司的性质，探讨的多是超越性问题。假如让这些人去教军人打仗或教农民种地，则必贻笑大方。此即孔子所谓“君子不器”、“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时代背景。

进入现代之后，技术变革周期越来越短，科学体系日趋发达，战争行为愈来愈复杂化、专业化。这就必然要拆分出大量独立学科，要求军人掌握越来越多的专业技能，这些技能如在实践中摸索，不仅代价高昂且缓不济急。相对于实践，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更有价值，[16]且成本低下、效率极高。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军事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的军事学说，进而将学说条令化，以贡献于军事力量的建设。

更何况战争和医学高度相似，不能随便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军事学说就相当于医学理论，战争史则扮演了临床案例的作用。和平时代越长，越需要汲取间接经验。但是，自1500年以来，战争与技术的互动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快速化，对现役军人而言，如果同时研究现实中的战争和历史中的战争，往往有“搏二兔不得一兔”的结果。这就要求不仅在军事体系内要建立专业的研究团队，以将具备实战价值的成品提供给战斗者以供参考，更要在军事体系之外，利用现代大学、研究所、智库，广泛利用各种人力资源，扩展战争研究的范畴和力度，从而为战斗者提供充足的间接经验。

德军参谋本部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澄清了一个事实：现代战争日趋专业化、复杂化，从而造成了管理者和技能专家的分化。如何带领若干军队抵达某个地点，并落实某个既定行动，这是管理者的工作。需要多少师，在何等时间抵达何种地点，以何种形式遂行何种战斗，则是技能专家的工作。一支军队的主官主要发挥管理者的职能，但同时也要精通军事专业，至少要能判断计划的好坏。参谋则主要扮演技能专家的角色，其管理能力可以不够强，但军事专业能力必须足够强，从而与主官形成互补。同样的道理，在军事体系之外，也可以有高度专业的军事事务专家，这种人未必真能带一个营上战场，但至少知道在何等程度下如何合理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新时代，一如学校体系培养出的农学专家可以指导农民种地，[17]系统训练出的军事事务专家，同样具有让职业军人求教战争之道的资质。这就是祛魅时代、后学徒化时代的现代教育力量。

因而，现代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绝非单纯的“用什么战斗”的竞争，更牵涉到“如何战斗”的竞争。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制造业与器物创新的竞争，后者则主要是学说竞争与条令竞争。

但不幸的是，清王朝受农业文明时代重实践、轻学说的时代特质的影响，潜意识里跳不出“战争中学战争”的思维限制。当光绪君臣以“将少宿选”为失败理由时，正说明他们在战后仍未认清现代战争的基本逻辑（参阅文末丁治磐关于日美中三国军事能力的评述）。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廷要员，大多不懂军事学说和军事条令相结合的重要性，所以搞了一大堆纯技能性培训机构，而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军事学说体系。这种忽视，造成了清军上下战斗能力的极度低下以至于落伍于自己使用的武器！从这一点上讲，就算清军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更充足的财源甚至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精神信仰，最后还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或虽能胜利却必须付出极其惨重之代价。

6. 系统性认知匮乏下的单一因素决定论

在农业文明时代，技术变革周期缓慢，资源有限，交通、通信能力低下，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能力都有限，这就导致事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较低。相对于对事务本身进行高度精密化、系统化的分析，传统精英更注重人的道德和基本素养。但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展开，事务本身的复杂性、专业性空前提高，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精英必须有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系统性认识，才能把握关键，解决难题。

很遗憾，晚清精英深受传统格局的影响，将太多的精力耗费在“人”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事”的解决。事到临头，则寄希望于某个单一因素能戏剧化地逆转现实败局，无论是李鸿章对武器装备的迷信，还是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对民主制度的迷信，抑或日后一些学者对工业化、国民教育、经济基础、一神论宗教、文化传统等的迷信，本质上都属于单一因素决定论者，总想找到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金钥匙，而忘记了现实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注定失败的徒劳。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军事转型和国家转型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此种单一因素决定论思维造成的失败。

总而言之，中国的甲午病，其实是时代变迁中不合时宜的农业文明病和天朝惯性病的综合征。如果说近代日本是“不逢其时，恰逢其敌”，晚清却是“虽逢其时，不得其法”。

对此，国人或不免疑惑：我国注重“以史为鉴”的传统长达数千年，李鸿章更是明确喊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的时代强音，主张立足现实，求穷变通久之道。何以晚清不能未雨绸缪，后人迟迟找不到病因、讲不清病症呢？

这就又回到了本书开篇引论中所涉及的战争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并引出最后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