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微弱，甲午战争的胜利对日本而言，堪称是一个梦幻般的胜利。也可以说，在每一个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心中，都有一个甲午梦，并期待着这个梦能不断转化为新的现实。[1]
因此之故，即便我们不讲“远交近攻”，仅讲“远交近防”，也有必要本着知己知彼的精神，转到日本的立场上，理性审视这个梦幻般的胜利。
如果我们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放在一条历史线索上审视，就会发现，对日本而言，其中俨然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战争逻辑链条。[2]
这就是日本甲午梦的深层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甲午梦也可以称为日本的甲午战争逻辑。如果说日俄战争是甲午战争的深化，太平洋战争则是日俄战争的放大。
但是，日本终于没有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其原因牵涉面极广，笔者另有专著检讨，此处仅指出和甲午战争较有关联的两点：
一、日本之所以能连续赢得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日本较好地实现了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协同，但此种协同主要依赖明治天皇、伊藤博文等个体的默契，战后并未将之学说化、制度化。相反，按照日本的宪政结构，内阁与军队均直接负责于天皇，在统帅权不容分割的幌子下，等于说是军队和文治系统形成平行关系，从而留下了内部裂痕。一旦遇上高水准的对手，日本的内在裂痕就不免转变成严重的战略内伤了。
二、日本在甲午、日俄两战中的胜利，还要感谢对手都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当时的中俄两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在身，日本有强援压阵，又追求有限的战争目标，所以能连战克捷。但是，如果是和一个综合国力强大、内部缺陷极少的国家打一场全面战争，就不是日本所能承担的了。如果再选错结盟对象，结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从这两点看太平洋战争，我们可以说，日本是“不逢其时，恰逢其敌”。不逢其时指的是日本错过了海权时代的黄金期，要在陆权复兴、超级大国形成的时代，在中、俄、美三个大陆性国家之间谋求崛起，难度极大。中、俄虽被其击败，但美国却是一个内部缺陷极少、国力极强的高水准对手。从表面上看，近代东北亚的历史以两次中日战争为波峰，呈现为中日对抗的一百年。但往更深层看就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明流，伏流其实是日美竞争的一百年。从黑船开关开始，美国一直在谋求向远东扩张。而当时的亚太地区，存在着三大战略真空区，一是东亚大陆（实质是不断衰落的中国），一是菲律宾群岛（实质是不断衰落的西班牙），一是夏威夷群岛（实质是虚弱不堪的原始岛国文明）。日本限于国力，只能由近及远逐步扩张。其夺取台湾，目标就是要进而控制菲律宾，经略南洋资源地带；其在1886年1月与夏威夷签署移民条约，促成日本人大量移民夏威夷，则是为东进预设战略伏笔，是非常高明的战略布局。
岂料强中更有强中手，就在日本和夏威夷签约的第二年，美国就发动政变，控制了夏威夷，并开始限制黄种移民。到日本忙于吸收消化甲午战争成果并进而对俄备战的1898年，美国又正式兼并夏威夷，同时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这就彻底封堵了日本东出和南下的战略通道，从而进一步挤压日本向东亚大陆扩张，使之陷入与中、俄的持久冲突中难以自拔。而美国则进退自如，既可收降日本为己所用，又能随时联合大陆性力量夹击日本。也可以说，日本的对美战略败局是早在1898年就决定了！如果说日本是中国的战略苦手，美国就是日本的战略苦手。而日本居然以为通过和德、意的结盟，可以确保对英、美的战略优势，更属致命性的战略误判，日本的甲午梦也就不免由梦幻般的胜利变为梦幻般的失败了。
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就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而要理性地看到如下两个近乎残酷的事实：
其一：日本虽败，中国也只是惨胜。在日本仍不乏伺机再度战胜中国的构想和悄然准备。[3]
其二：日本虽败，但其社会结构、民众素质、制造业基础、精英集团的水准并未因之消失。对此，美国军政精英看得最为清楚。故而，和坊间的种种误传不同，美国并非是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而扶植日本，更不是因为抗美援朝而扶植日本，而是在更早的时刻就在战略上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战时的盟友——中国。(www.xing528.com)
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冷战初期对美国大战略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乔治·凯南，对全球战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美国的国力虽强，但也做不到承担无限责任，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必争之地的争夺上。在他看来，必争之地就是全球范围内五个至关重要的制造业与军事力量中心：
这五个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一样，具备支撑全球战略格局的能力。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得到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它们将使那里的人民能够形成和投射一种两栖力量，那是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要受到严重影响就必定要投射的”。[5]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要控制五个坚固支撑点中的四个，以孤立、遏制最后一个敌对性支撑点——苏联。甚至于直到今天，美国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及分布，也还是与乔治·凯南的世界地图若合符节，更足令国人深思。
相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落后的农业地带，更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战略包袱。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就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地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同时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在这里，尽管乔治·凯南不会下围棋，但其显然精通其中的关键棋理：“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在其视野中，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故而，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确指出：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美国）在中国应停止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并谋求恢复美国对华的超然态度和行动自由。制定对日本的各项政策，以便保证其安全不受苏联的军事侵犯，同样也不受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并使日本经济潜力再次成为这一地区增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6]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7]
作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战略设计。他认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对美国影响不大，美国要做的是强化对中国的封堵，增加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压力，进而间接增加苏联援助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当苏联不敢且不愿继续支持中国深度现代化的时刻，也就是中苏分道扬镳的时刻，同样也就是美国伺机介入，对欧亚大棋局重新布子谋局的时刻。[8]形成强固的美日同盟，显然是实现此一战略的重要基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冷战初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不惜巨资展开“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在东端却满足于“马歇尔调停”。当美国军方在1947年建议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时，国务院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若对中国给予战略的承诺，将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规划”。[9]
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日本至少还有强劲的利用价值，而同时期的中国至多被承认有某种利用潜力，甚至被当成一个急于甩给对手的战略包袱。追溯此种落差的起点，正在甲午战争的一胜一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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