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甲午：威海卫与辽东作战的共同之处

如上所述，日军在威海卫展开的作战，和辽东作战如出一辙，清军面临的问题仍是抗登陆作战和要塞守备问题。对缺乏系统的军事学说支持的清军而言，想在短时间内从旅顺的失守中吸取教训、超越失败，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李鸿章认为，旅顺失守的原因在于：

结论：尚非战阵不力。[19]

此分析与其对平壤败战的分析如出一辙，只是增加了新募兵的因素，对关键环节全部无视。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还是在竭力从军事本身寻找问题，其余人等之分析总结更不靠谱，竟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汉奸过多：“此次倭船逼攻旅顺，已预知埋藏水雷之所，曲折绕避，竟无一船碰伤；且当前军战酣之际，后营突然火起，遂至军心震扰；凡被贼攻陷之地，无非汉奸导引所致。”[20]

更多的分析则只能停在人身道德层面的臧否，不同者仅在于或直接攻讦李鸿章，或通过攻击前敌诸将间接攻击李鸿章。[21]此种攻击在短期内混淆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从长期历史进程中看，反而为李鸿章争得了充足的道德优势。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此种感性、离题的道德批判，又何来日后为李鸿章辩护、翻案之种种矫枉过正？假设当年就人人同情李鸿章身在局中之不易，后人反而更有动力深挖其中成败得失之真相。

平心而论，李鸿章毕竟是当时举国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李鸿章的失误其实就是清王朝的最高水平的失误。

光绪、翁同龢之辈更是束手无策。吴大澂被倒李派依为栋梁，最终却使后者极度失望，纷纷弹劾。[22]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对威海卫发起攻击后，仍幻想着：“应以兵船奋力攻击，毁其运船，于保全威海有裨。”[23]刘坤一则寄希望于地方团练：“晓谕荣成、登州一带居民，各集团练义勇，协助官军击倭。民团虽不能击其大股，止须昼夜多方扰之，伺便截其粮饷、军火，亦可稍杀贼势，以待援兵。如民团击倭出力，奏免钱粮三年。”[24]

在此环境中，清廷不仅没有正确总结辽东战场的败因，更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下一步会对威海卫展开大规模攻势，反而沉溺在一厢情愿的关外反击作战的幻想中，以为只要稳定住津沽、山海关的防务，再于辽东打上一两个胜仗，即可顺势下台。

根据光绪的指示，李鸿章于11月27日（十一月初一）冒雪巡视了津沽地区的防务状况。[25]山东的防务则交给了完全不懂军事的清流派文人官僚李秉衡。日军登陆前夕，整个山东虽在纸面上有3万余人的兵力，但大多是没有战斗力的河防营和新募营。如烟台河防营缺编达五分之二，士兵以长矛为武器，操练时鼓手击鼓，士兵则随鼓点舞动长矛，宛若京剧排练。[26]而在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 400名守军，[27]且在日军登陆点未设防。另据目击者回忆，这5个营每营只有战斗兵300余人，且装备的都是老式火枪，其余则为杂役。[28]章高元部8营淮军战斗力最强，可惜已被远调关外。唯一胜于辽东战场的地方，就在于威海卫原有的10营守军基本未经抽调，大致保持着完整的战力。无奈兵力本就不多，丰岛海战后，又增募4营，再加上李秉衡增援的2个营，共计16个营的兵力，其中戴宗骞率6营兵力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李鸿章的妻侄女婿）率6营兵力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李鸿章的外甥）率4营兵力守刘公岛。[29]

直到12月7日（十一月十一日），清廷才通过驻英使馆首度获得日军将在威海卫登陆的情报：“倭计一在沽南登岸，一在得威海。”[30]龚照瑗的建议是：“威陆要路宜多设旱雷台垒，即旧炮亦得力。”李鸿章的措施是：“饬威海守将于陆路要路筑长墙地沟，添设土炮台；又令大沽守将填筑土炮台，多布旱雷。”[31]本质上如出一辙，基本上还是重复业已被实战证明无效的防御方式。

此时，日第一军在山县有朋的率领下，并未安于防御，而是放弃摩天岭，转走海城一线，向奉天与山海关间攻击，与自旅顺北上的日军合击宋庆部。伊藤博文认为，这与北守南攻的大方针相背，乃再度动用天皇的权威，将山县有朋召回国内，其实是变相撤职。但是，继任者野津道贯仍继续进攻，并于12月13日（十一月十七日）攻克了重镇海城。[32]摩天岭一带之东线清军，与辽东半岛之西线清军联络断绝，辽沈间之电报线亦中断。[33]但随后日军即丧失继续进攻的冲力，而山东作战军则已接近后勤准备的尾声。(www.xing528.com)

20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廷任命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的全权大臣议和。[34]

27日（十二月初一），日本通知总理衙门，以广岛为议和地点，并将会谈开始时间定在中方代表抵达广岛后的48小时内。[35]

31日（十二月五日），山东作战军乘坐50余艘运输船，自宇品港驶往大连湾。[36]

1895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又从不同渠道连续接到警报，“倭有尽力猛扑威海之说”。[37]

1月10日（十二月十五日）晨，盖平失守。[38]

次日（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又通过税务司得到情报，“东洋第三军已于华十二月十四日在广岛开行，大约赴威海卫上岸。”[39]

12日（十二月十七日），文廷式居然认为，日军在辽东战场转攻为守是因为“朝廷于丧失律之将不复姑息”的政策收到了效果。[40]倒是光绪在当天终于意识到，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威海卫：“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乃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但其对日军将采取的战法，仍认为是在威海卫附近数十里内登陆。[41]且光绪虽注重威海防务，但更注重关外战场，仍期望能取得一次大捷，以有助于和谈。军机处在2天后发出的谕旨中说的非常清楚：

现在盖平被陷，关外军情更紧，宋庆一军未能制胜。亟宜趁此海口封冻之时，厚集兵力出关助剿，力挫凶锋。本日已谕令刘坤一前赴山海关驻扎调度。吴大澂任事勇往，久驻榆关，所部刘树元各营，训练当有成效。魏光焘一军，纪律素严，吴元恺炮队亦称精锐。著吴大澂统率诸军，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并著宣谕各将领，有能奋勇出力得获大胜者，朝廷定加不次之迁，破格之赏，以作士气。[42]

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南巡抚吴大澂均为倒李势力最看重之人物，故远调前来帮办军务。吴大澂不仅长期负责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并编练以老湘军为骨干之新募营，下辖40余营兵力，是清廷之战略预备队。此时刘、吴二人均赴前敌，吴大澂更亲统所部主力出关迎敌，可谓清廷为争取和谈筹码之最后努力。换言之，马关议和之内容，即决定于清日两军在渤海南北分别发起之攻势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