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终战指导的变化轨迹：从《清国征讨方略》到毁灭性打击

要看清日本终战指导的变化轨迹，我们先要回到日本对华开战的原点文献：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

该计划的目的在于彻底灭亡中国，将之肢解为如下六部分：

一、直接割让给日本的领土：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二、保留给清王朝的领土：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

三、复辟明王朝的领土：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日本之附属国。

四、另一附属国的领土：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拥立其民族被尊为武圣之关羽后裔，或寻求其他名人封之于王位”，同样使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五、达赖喇嘛国：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

六、蒙古部落区：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11]

正因为政治目的极大，所以小川为之配备的作战计划也极其宏大：

动员8个师团的兵力，其中6个师团在海军掩护下，于山海关和滦河之间登陆，“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另外两个师团则“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攻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据长江，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且集中地方物资，以图持久之计，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12]

此计划如实现，等于是日本独吞中国，化身为一个巨型的海陆二元帝国，一举成为远东的霸主。实际上，这个计划不仅超越了当时日本的国力，也超越了国际政治的合理边界，完全无视列强的反应，堪称标准的纯军事幻想。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在制定1894年对华战争计划时，虽明显借鉴了小川方案，却进行了两个重大修改：

其一，将控制朝鲜半岛作为战争目的。

其二，通过开战前巧妙的兵力调度，形成日军在汉城地区的优势地位，进而以此为诱饵，吸引清军主力深入朝鲜腹地，然后对直隶平原进行突然袭击，进而通过这种心脏打击，迫使清政府让出朝鲜。

应该说，这两个修订互相呼应，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与政治目的之间搭建了一条稳固的桥梁。同时，日军高层还注意到防止清军日后发起报复性战争的预防问题。

就在中日互相宣战后的第9天，日本陆海军参谋会议在讨论冬季作战大方针的时候，开始讨论如下问题：“如果我国今后取得了大决战的胜利，在清政府请和之日，为维护东洋和平等战略需要，是否有迫使清国割让部分领土之必要。”讨论的结果是有必要将台湾、澎湖两岛及其他二三要地划归日本。理由是：

澎湖岛是水深、湾宽、四时无风浪的优良港。其位置扼台湾海峡，扼黄海和中国海之咽喉，同我国之对马岛一样，都是东亚最重要的要冲。因此，同旅顺、威海卫一起，把它归属于我国，以扼制清国之首尾，不仅能消弱其抵抗力，而且对于将来称霸于东亚，控制太平洋海面，都是极为重要的。……要可靠地领有孤立于台湾海峡之澎湖列岛，则必须同时领有台湾，并派大约一个师团驻于台湾，实施戒备。这是自不待言的。

此外，台湾及澎湖的价值还在于，日后可以用于抵消俄、英两国在远东的影响，并为下一步的扩张奠定基石，其矛头直指菲律宾：

日本要想与欧洲列国并驾齐驱争雄于东亚，就必须寻求新物产的产地，增加财源。而吕宋地处东西两洋交通要冲，未来必将成为东洋商业中心。如果我国获得好机会，吕宋亦是我国必须占领之地区。占领台湾不仅是占领吕宋之阶梯，而且从地理来说，台湾与我琉球列岛相连，占领台湾是最合理的。何况从我日本帝国的自卫防御来说，台湾也是必须占有的。[13]

假如前述构想能够完全实现，日本就将以极低的成本赢得战争，并进而形成北取朝鲜、南略台湾，一举控制两大地缘支点的有利态势。

但是，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述，实现前述计划的前提是日军必须在8月中旬前取得渤海和黄海的制海权，而这一点恰恰没有做到。日军被迫大幅度修订原作战计划，一方面以第一军驱逐朝鲜境内的清军，进而经鸭绿江向奉天推进；同时以新组建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一举夺取大连湾和旅顺口。而这两个行动的最终目的又在于为直隶平原决战做准备，以待次年春季冰冻期结束后，以大兵团在山海关、滦河间地区登陆，伺机扫荡京津。(www.xing528.com)

这个新计划最严重的问题即在于，模糊了战争目的。本来，日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和中国争夺朝鲜半岛。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目标设定。但是，经平壤、大东沟两战后，日军基本已经达成了目的，只是未能对中国的陆海军主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留下了清军日后反扑的可能。同时，也缺乏有效的保障手段，以阻止中国日后发起收复失地的报复性战争。

这个时候，大本营应思考的问题是：

日本的战争目的究竟是什么？为达成此目的，是否一定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

如必须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与之相匹配的战争目的又是什么？此种目的是否现实？

直隶平原作战会导致何种政治、军事、外交后果？立足此后果再审视军事手段与政治目的之平衡，又该采取何种具体行动？

这些重要的问题，居然长期未得到大本营内的军事精英们的重视。今天看来，日军参谋精英们的失误，就在于日趋将战争变为纯粹的战斗，既忽略了战场之外的列强动向，也忽视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只有伊藤博文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日军在1895年能够取得直隶平原决战的胜利，也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灾难：

设使如此，虽幸而达成其所望，然彼清国必满廷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声称之谓无政府状态。时至今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四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面，由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要，势必导至不得不实施联合干涉，乃属必然也。此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若夫使清国一度陷于无政府境遇，我方待时机成熟，虽欲容彼之请而讲和，而代表彼国担当与我商谈任务之对手，又决不能求之于已土崩瓦解之清廷也。虽然握世界之霸权而为盟主与列国立约割地，采取极端，虽亦非属难事，但苟欲见机而容彼之降，于两国之间恢复和平，以此而为我收战胜之利，则非善于权衡利害，慎重从事不可。[14]

换言之，如果日军发动直隶平原作战，就会造成一个难解的局面，从而制造出难以驾驭的变数，这有利于劣势方，而不利于优势方。伊藤博文显然认清了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初由陆军方面拟定的大本营人员名单中，竟没有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但伊藤发挥了他和明治天皇的特殊关系，作为特邀人员，成功挤进大本营，并一再对军事行动进行政治驾驭，对日本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5]

尤其是在日军攻克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伊藤不仅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直隶平原作战的质疑，更进而提出了新的建议：

第一、第二两军均将其必要之守备队留于占领地，将其余兵力或合并另组建一军，或依其他方法，一从当局之所见姑置不论，但一方面则宜渡海进攻威海卫。敌之北洋舰队现在泊于港内，因而大举攻击威海卫既非其时，深入其港口亦不可得。今以陆军袭其背后，以水陆挟击之，此即所谓扼其咽喉之一半，且为剿灭长期挑而不战之敌舰之捷径也。彼或竟至不能力战而成为我之俘虏，亦未可知。即使未能成为俘虏，犹可由我海陆军轰然击溃之，歼灭其海上战斗力。

另方面务须与此同时夺取台湾。虽有谓占领台湾必更再次招致列国物议之虞者，此不过一己之臆断耳。列国中虽时有垂涎台湾而欲趁机染指者，见我军之占领而抱不快之念，然我既不妨害其通商，又不假以保护其商民之口实，此与我军席卷直隶，使彼陷于无政府境地，招来列国之联合干涉，不可同日而论也。何况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乎！苟欲以割让台湾作为和平条约重要条件之一，我方如不先以兵力将其占领之，则无使彼将其割让之根据，将奈之何？是故非坚信扼渤海之锁钥乃为至要之同时，必须南向获取台湾为大计不可。

如于冰冻季节毕此两役，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进而坚决实行前此之甲案，以水陆连胜之余勇，陷山海关，进迫天津、北京，亦未为晚也。[16]

更何况，由于辽东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第二师团停止于广岛，等待新命令。这就意味着日军多出一个师团的兵力可以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而从花园口到旅顺的战斗，已全面暴露了清军抗登陆体系的朽钝不堪，日军只要将同一种战法在高度雷同的两个地区连续使用即可。

日军大本营最终采取了伊藤博文的建议，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兵力配属参见本章附录一），在山东荣成湾登陆，攻取威海卫，并全歼北洋海军。回国后的山县有朋虽仍执着于“进兵山海关附近，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之盟”，[17]但迫于山海关附近已进入冰冻期，登陆困难，山县也只好转而支持山东作战计划，并指出了此作战的四大收益：

消灭敌之北洋舰队。即使未至将其消灭，亦可夺得其唯一之根据地，从而将敌舰自渤海湾驱除；

解冻后应于直隶平原整顿陆军作战之各种准备，并使之容易实现；

使陆军于盛京及直隶平原独立进行作战；

将海军运用于中国东南沿海予敌以重大损伤。[18]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然不会利用和谈谋求停战。相反，由于没有想到清廷的底牌是边谈边打，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最担心的反而也是和谈导致停战的问题。二人通过研究，乃决定以中方代表的全权手续不全为理由，拒绝和谈，从而确保等到更有利的时机再启动谈判。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居然在再打一两仗再停战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暗合。甲午战争的最后一轮军事战，也就在这暗合中，于渤海南北紧锣密鼓地同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