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错综复盘中日大战十五回合

金州、旅顺迅速失守的实质，是清军战术体系缺陷在要点守备层面的全面暴露。其问题主要存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1. 指挥混乱

清廷始终没有指定辽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和旅顺口的城防司令。旅顺的问题尤其复杂，海军归丁汝昌指挥，船厂等后勤机构归龚照玙负责，陆路防御兵力则分别由姜桂题、张光前、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赵怀业（原大连湾指挥官）、徐邦道（来自金州）等七人分统。从而形成三个系统、九位指挥官的离奇格局。李鸿章深知此种局面的危险，乃于大连湾失守的当天举荐正在津沽一带募兵的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督同诸将急筹守御”。[77]次日（十月十一日）光绪批准了李鸿章对唐仁廉的举荐。[78]但因为不敢派船直接去旅顺，最终取消了唐仁廉的旅顺之行，改为命其率6营新募兵经营口增援宋庆军。[79]等于旅顺始终没有总指挥。

2. 兵力不足

日俄战争中，俄军守备旅顺的总兵力约63 000人，[80]但也只能维持23—25公里的防御周界，[81]纵深最浅处只有3公里。[82]1894年清军的防御范围与之大致相当，但兵力却仅有俄军的四分之一，且绝大多数是战斗力极差的新募兵：

李鸿章曾认为，“新募之卒，只能守而不能战”，实则守亦无力。[83]

3. 防御战术落伍

就算清军解决了前述两个问题——假设原驻防部队不动，并增强卫汝贵、章高元等精锐部队，任命宋庆为总指挥，清军仍难以打出俄军的战果。原因即在于，其防御战术本身存在巨大缺陷。

在冷兵器战争时代，由于火力的匮乏，高耸的城墙可以提供强固的防御力。城墙越高，防御者的视野越好、投掷打击物的势能效应愈强，攻击者的攀爬难度越高。此外，在和平时期，高大的城墙本身还带有强烈的震慑效应。直到1494年法军对意大利的远征，才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依靠火药动力的新式攻城炮，可以轻而易举地轰塌传统式城墙。[84]实战证明，后者“可以抵挡木制攻城武器的俯射，但敌不住大炮的平射火力，尤其是在使用金属炮弹的时候”。[85]防御者逐渐意识到：“必须降低城墙的高度以缩小目标，加厚城墙以增加抵抗射击和承受报复性火力打击的能力。随着城墙高度的下降，防卫者的视野也降低了，而在城墙之外，就更需要有宽阔的壕沟和外围工事，以便将攻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使主要防御工事不受攻击。”[86]

但是，“随着城墙高度的下降”，防御者的视野优势受到了损害，补救措施是在城墙之外设置“宽阔的壕沟和外围工事”，“以便将攻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使主要防御工事不受攻击”。同时，“随着城墙厚度的加厚，要立即看到贴近城墙下面发生的情况就更困难了；这就需要侧翼观察和侧翼火力”。[87]于是，多个锐角工事群取代了原来的单个方形或圆形城墙工事。[88]

理想的棱堡体系图

图片来源：《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帝国时代（1776—1914）”，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更重要的一个创新是在棱堡之外，增加一个斜坡（如下图）。其带来的防御优势在于：（1）防御者可以将工事保持相当的高度，但又在事实上仅将有限的可见部分暴露给进攻者；（2）攻击者在攀上这道斜坡之前，无法看清防御工事的任何基础部分。进攻者只有冒着猛烈的火力，“一点一点地啃掉斜坡，逐步削低其高度，从而将其后方的城墙的上部暴露出来，同时清除诸如栅栏等小障碍物”。[89]这就形成了完善的棱堡体系，使之取代传统的城墙体系，成为新的防御主流。

19世纪初期的典型的防御工事的横截面图

图片来源：《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帝国时代（1776—1914）”，第159页。

正如杜普伊（T. N. Dupuy）总结的那样：

新式城墙不仅足可架设护城炮，而且更难被攻城炮突破。新式城防工事筑有宽大低矮的城墙，从城墙上又延伸出三角形的棱堡。这样，护城炮就可以封锁接近城堡的所有通道。因此，当时各国都为原有的城防工事构筑了新的城墙和三角形棱堡，并尽可能给老式城墙加宽并降低高度。有的还在城堡周围挖掘了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壕沟边再构筑一个较低的外崖，崖边又是缓斜坡或土木工事，沿着缓斜坡的顶部再铺设一条廊道，这样城防部队就可以从一地迅速运动到另一地。护城壕沟的外崖上可以架设一些轻型炮，以对付大量的攻城炮，不使靠近。

根据构筑城防工事的新理论，人们在对付敌人的围攻战时，不主张采用一般的障碍物，因为敌人不需化费很大力量，就可以将它摧毁。而是构筑一条低矮而厚实的屏障式工事，用来部署有巨大威力的反击火力，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扼制住敌人的进攻。位于护城壕沟内侧的城堡壁垒上筑有宽阔的胸墙，胸墙上和胸墙后的炮火可以封锁城墙下的缓斜坡。这些壁垒只稍高于护城壕沟边的外崖，在壁垒拐角处每隔一定的距离还筑有突出在外的角度很大的棱堡，以确保在城墙隐蔽位置上的炮射出的侧翼火力覆盖城墙周围的所有地带。[90]

总而言之，棱堡防御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有效抵抗新式攻城炮的轰击，并使得攻击方时刻处在交叉火力的威胁下，很难迫近防御工事。缺点则在于建造费用高昂，建造时间过长，一旦建成则无法移动。同时，棱堡本身的火力封锁范围有限，在进行大范围防御作战时，就要形成连贯的棱堡群。这在财力和时间投入上都是个巨大挑战。反之，对攻击者而言，要攻克棱堡或棱堡群，如不愿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就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堑壕迫近的战术，缓慢接近，逐个攻破。荷西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中，莫里斯亲王对铁锹、十字镐的注重，以及职业工兵的崛起，均与此种堑壕攻击法密切相关。沃邦对筑城术和攻城术的改进，同样是立足“棱堡”（bastion）和“堑壕”（trench）的对抗体系展开的。[91]但是，此种“掘壕攻城”的新战术，同样“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还要流血牺牲甚至几乎是不忍心采用的攻城手段”。[92]

进入19世纪后，以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为标志，现代军队的规模、机动力和野战火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棱堡越来越难以应对高强度、高机动的新式陆战。陆战火力尤其是单兵火力威力、射程和射速的不断提升，又使得单线展开的步兵（即便没有机关枪）也可以形成连续、猛烈、广阔的火力线。同时，为了防御敌方野战炮的轰击，防御工事日趋低矮化、地下化。这就使得原来用于围攻棱堡的堑壕，开始具备野战防御职能。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得到了证实，同时也在美国之外得到了应有，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如下两个战例：

第一个战例是1862年的法墨第一次普埃布拉战役（Battle of Puebla）。

1862年，拿破仑三世趁美国内战的良机，武装干涉墨西哥内战，企图重建北美势力范围。由此引发了当年5月5日的第一次普埃布拉战役。6 000名法军进攻4 000名墨军坚守的阵地，守军指挥官“将4 000人部队的绝大部分部署成一条挖有堑壕的防线”，堑壕的两端则各修筑一个堡垒。法军在错误使用火炮的基础上，用步兵正面冲击战壕线，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最终败退出战场，战死者多达462人，另8人被俘。[93]

第二个战例是1877年的俄土普列文战役（Siege of Plevna）。

土军以堑壕战术抵抗强大的俄军达五个月之久（1877年6月24日—12月5日），俄军前后共计发起三次总攻击，但全部失败，且每次都死伤惨重。其中，第三次总攻击，俄军投入了三倍于守军的优势兵力、四倍于敌的火炮，伤亡二万余人，仍未能突破敌军之堑壕线。最后还是经过围困，因为守军粮弹告尽，进攻方才取得胜利。[94]

正如霍华德指出的那样：

普列文战役使俄军懂得了，能够有效地对付后装式来福枪的是铁锹，到战争末期，全部俄国步兵都携带掘壕工具。欧洲其他国家的陆军也效仿他们。到19世纪末，步兵在防御中应掘壕据守，已被公认为正规手段，于是，步兵不仅携带每人自用的掘壕工具，而且往往还要带上大量的铁镐和铁铲。在普列文，俄国部队虽然拥有4倍于敌的火炮，并使用了高爆炸力的炮弹，却无可奈何对方的土筑工事；有鉴于此，现在轮到炮兵必须想出办法对付壕中的步兵。如果说铁锹是对付来福枪的手段，那么，榴霰弹、榴弹炮和迫击炮就是炮兵对付铁锹的手段。但是，火炮的任何发展都未能抵消铁锹和来福枪给处于守势的步兵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好处甚至在马克沁式弹带机枪出现前很久就显示出来了。由于马克沁式机枪消耗很多弹药，并在早期存在一些技术缺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国军队对于这种武器都持怀疑态度。即使对于用19世纪60年代那种原始的后膛装弹步枪装备的步兵来说，要进攻他们也是困难的，这一事实使战术家们大伤脑筋，并且在纳霍特和格拉夫洛特那样的几场鏖战中得到证实。现在的杀伤射程，估计比夏斯波式步枪时代增加近4倍，进攻防御阵地的步兵部队，即使完整无损地通过了炮火发挥其最大威力的3 000码地带，还需越过2 000码的距离，而在这一地段内，部队将遭到藏身于堑壕中的敌方来福枪手的射击而大量伤亡。[95]

俄军在旅顺之战中的战术胜利，同样是使用了堑壕战术进行防御的结果。只不过俄军利用清军遗留下来的固有工事进行改造，实现了堑壕与棱堡的结合。即依据地形，建造若干个棱堡作为永久性支撑点，同时以堑壕线环绕、连接相关支撑点。前沿则以铁丝网和地雷场进行掩护。实战证明，此种防御体系威力极大，攻击方只能投入巨量兵力和火力，进行持久消耗。日俄旅顺之战最终的结果，并非以往所认为的203高地的失守本身，而是日军通过反复攻击203高地，不断消耗守军兵力，终于使俄军连维持连续正面的最低兵力也无法维持。一战后，随着陆战火器的进一步发展，战术支撑点的火力有效杀伤范围进一步扩大，且防御工事进一步矮化，更没有必要再建造像棱堡这样大而无当的支撑点。一战后，棱堡体系已基本绝迹。

以此审视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防御战术就会发现，其战术不仅严重滞后于时代，且严重滞后于清军所使用的武器和基本技能训练。(www.xing528.com)

李鸿章在1895年2月7日（正月十三日）询问北塘守将吴育仁新兵训练程度时，列举了如下几条要求：

第一条乃基本射击能力，第二条说的是队形训练，第三条说的则是卧倒射击及挖掘工事的能力。“打睡枪”是后装式步枪出现后步兵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挖沟速成”则是自棱堡围攻时代就形成的另一个步兵基本功。这说明清军已经有了进行堑壕战的能力，可惜却始终没有形成堑壕战的正确认知。就算沟挖得再快再好，不知道什么时间、地点挖，挖完了不知道怎么用，最后还是无法克敌制胜。更意识不到，面对日军的野战炮、职业工兵和步兵散兵线，清军与其“睡”在墙上，不如“站”在壕中，反而更能有效杀伤敌军。

在金州之战中，清军奉行的仍是传统的城墙防御战术，所以被日军以野战炮轰击轻易击溃，而日军伤亡微乎其微。十年后，俄军就放弃了金州城，而将主阵地设置在金州城和南关岭之间的南山，形成了坚固的堑壕—铁丝网阵地。日军之伤亡惨重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在旅顺之战中，清军奉行的是似是而非的棱堡防御战术。之所以说似是而非，是因为清军虽在旅顺陆路防御方面效仿西方的棱堡思路，修筑了多个永久性支撑点，但这些支撑点被赋予的使命，仍是传统的炮台战术，却忽视了以下三点：

一、日军以散兵线攻击，又一贯强调轻装疾进，夜袭、包抄。越是重型的火炮，对此种军队越难以进行灵活、精准的打击。

日俄战争中英国工兵少校约瑟夫·库恩拍摄的203高地照

图片来源：Joseph E. Kuhn, 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s Attached to the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英国工兵约瑟夫·库恩手绘的自174高地的日军阵地观察203高地上的俄军阵地

图例
A. 沙袋构筑的胸墙，以堵塞日军于9月30日—10月1日打开的突破口
B. 日军于9月30日—10月1工日事打开日的军突用破沙口
C. 袋构筑的前沿
D. 俄军堑壕
E. 日军在10月5日发起攻击的出发阵地（一条平行堑壕）
F. 日军堑壕
G.＆H. 俄军堑壕
K. 采石场
L. 日军的平行堑壕
来源同上图。

二、自德意志统一战争以来，步枪火力发展迅猛，如能与堑壕体系结合，可有效杀伤敌军。同时，一旦攻击者被障碍物和堑壕线所阻止，永久性火力点中的重火器才能有的放矢，有效杀伤敌军。这是受当时火炮技术的硬性限制的结果。

三、日军在1894年的旅顺战役中，使用了独立的重型攻城炮队，可以有效压制清军孤立的炮台火力，从而便于日军的步兵战斗群迫近攻击。

但清军却将各个支撑点变成孤立的炮台，再平分兵力，孤立防御，放任日军穿插迂回、爆破突击。其在龙河以西的防御尤其薄弱，只有几个孤立炮台，之间既无大股陆军，又无堑壕线。日军乃在东部发起佯攻，集中主力在西线突破，一举跨龙河突入旅顺市区，从而迅速击溃清军防御。

而清军的战术缺陷，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竟始终没有引起清廷、清军上下的关注，亦足令后人气短。

10月1日（九月初三），总理衙门才临时抱佛脚致电李鸿章：“闻外洋各国陆战专恃地营，上海译有营垒图说等书，天津如有此书，希即购觅寄京。其法是否可行，并电复。”[97]这本被总理衙门视为救命稻草的书籍，其实是李鸿章的旧部李凤苞在二十多年前编译的一本战术手册，里面涉及的主要是棱堡的修筑、防御、使用方法，是典型的前堑壕防御时代的产物。

李凤苞译、江南制造总局刊行之《营垒图说》“第二图”

该图上半部为三座堡垒的鸟瞰图，而下半部则为几条轴线上的剖面图。该图显示，主要炮垒居中，两座步兵堡垒以掎角之势居于靠前位置，隐蔽在步兵堡垒后方的步兵战列线，则自两侧为炮垒提供侧翼保护，并向炮垒前方以侧射火力形成交叉射击。这种防御战术在19世纪初期盛极一时，著名的博罗迪诺之战（Battle of Borodino，1812年9月7日）中俄军就使用了此种战术。滑铁卢之战（Battle of Waterloo，1815年6月18日）中的英军也使用了此种战术，只不过因为来不及事先修筑棱堡，便用庄园替代了棱堡。

《营垒图说》中，以棱堡式防御工事扼守交通要道、拱卫居民点的防御体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李凤苞译、江南制造总局刊行之《营垒图说》，“第八图”（一）、（二）。

10月5日（九月初七），总理衙门又经张之洞建议，下旨要求李鸿章在《营垒图说》之外，再寻购《炮准心法》、《炮法求新》、《攻守炮法》、《营城揭要》等书，“发交各营，赶紧练习，以资应用。”[98]实则全是文不对题、缓不济急之举。10月11日（九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在收到李鸿章寄来的《营垒图说》后，进一步指示：“近来条陈陆路防守，多主地营之说，希即多备此书，分给各营。遴派谙悉此法之人，相度地势，设法兴办，以资守御。”[99]

李鸿章当即联系上海方面，赶印《营垒图说》，“颁给各营”，但同时也于10月13日（九月十四日）向总理衙门说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地营、地沟本系军中旧法，但须就地势为之。如海滨沙地，掘二三尺，水即涌出，碍难办理，只好多筑土垒、土墙，以避枪炮。山径内地，可相机兴筑，以资守御。亦须出入便利，否则，被敌圈围，自成陷阱，亦有未便，西人兵法偶一用之，非可一概论也。”[100]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张之洞还以为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于10月10日（九月十二日）建议：山海关一带防务，“似宜速督勇丁并雇民夫，星夜开壕三重，外一层引水注满，后两层就壕土作矮墙，伏兵放枪乃稳固，前壕低，后壕高。译出外洋论陆战书，其御枪炮专恃掘壕筑矮土墙一法，各国皆同，并无巧法。”[101]

这里“掘壕筑矮土墙”一句是关键，如只“掘壕”，这就是最先进的防御战术，但掘壕如是为了“筑矮土墙”，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至于光绪则与现代战术更有隔膜，他在10月6日（九月初八）曾指示李鸿章：“旅顺后路空虚，亟应设法防守，或酌量地势，多修土炮台，以资捍御。”还是传统的炮台防御思路。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扩充为“凡后路各要隘，多筑土炮台、土墙，分设旱雷为要”，转发旅顺船坞营务处道台龚照玙及各守将落实。此修订战术虽胜于光绪，但要克敌制胜，还是差得太远。

11月10日（十月十三日），光绪忽然又关注起张之洞在一个月前关于掘壕注水的建议，认为“此法甚为便捷”，命令负责山海关防御的吴大澂“即行周历各海岸防营，各按地势赶紧兴筑，克期告成，不得片刻延玩”，并限其于三日内复奏落实情况。[102]同时还通知李鸿章也照此办理。对此，李鸿章在11日（十月十四日）对吴大澂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是：“北地多沙，海岸尤多，掘地二尺，水即渗出。又沙随风壅，掘壕数尺，不数日即填淤，恐徒费工而难持久，似仍宜就地势筑短墙，可避枪炮，可伏枪炮，或土性相宜处，添挖长壕，未便拘定。”[103]吴大澂全面接受了李鸿章的分析，他在两天后给光绪的回复中说得明白：

山海关一带，滨海沙滩多有碎石，岸高于海，掘壕不能引水。沙随风壅，壕亦易于淤填，宜就地势取土近便之处，坚筑短墙，可避枪炮，可备埋伏。遵旨周历附近海岸，已派道员左孝同酌带数营官于关外开壕，即以壕土堆筑短墙，以资守御。[104]

由此可知，清廷中虽不乏乐于越级进行战术指导者，可惜均未认清堑壕战术的价值，也就只能五十步笑百步地挖沟、筑墙、打睡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