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历史重现，中日对抗十五局

在前述武器代差和战术代差的双重限制下，实战中北洋海军的损失就不难理解了。

日方第一游击队四舰在此战中充分发挥了巡洋舰杀手的职能，先扫荡北洋海军右翼，再扫荡其左翼，接着再度打击右翼……反复循环，像剥洋葱一样横扫中方巡洋舰，终于形成战场上最终只剩定远、镇远二舰的局面。只要被第一游击队攻击的中方巡洋舰，几乎全被击沉，未沉的数舰也被逐出战列，逃向浅水区自救。先是极右翼的超勇、扬威战损，接着轮到的就是极左翼的济远和广甲，但由于致远突出战列，济远、广甲又逃离战场，从而形成了致远沉没，继而来远、经远、靖远相继被逐出战列的事实。其次序与第一游击队的机动攻击次序完全符合。基本是一边倒的趋势。

而中方在海战初期攻击比叡、扶桑尚属顺势而行，既无多少主动选择，又以多打少，以强攻弱，最终令比叡退出战场，亦可谓一个战术胜利。但接下来对赤城和西京丸的反复攻击就纯属浪费精力。因为打沉这两艘小船，对整体海战态势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何况中方缺乏爆炸弹，以大口径火炮发射穿甲弹对付此种无装甲防护的小船，效果极差。实战中不仅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来远反而被赤城击伤，对此后的海战造成了不利影响。据日方战后统计，此战日军中弹数最多的5艘军舰依次为：赤城（30）、比叡（23）、松岛（13）、西京丸（12）、桥立（11），其中，赤城和西京丸共中弹42枚，占到前述五舰中弹总数（89）的47.2%，占到全部12艘舰船中弹总数（134）的31.34%。其余各舰的中弹数均低于9发，最低的千代田仅中弹3发。（参阅本章附录四）[68]换言之，此战中方三分之一强的有效火力打在了两艘最无关紧要的敌舰上！二舰仅就吸引火力一点就超额发挥了自身的价值。再进一步言之，近10年来，国内对大东沟海战的主流研究成果，非常强调如下三点：（1）由于后勤机构的腐败，北洋海军没有得到足够的优质煤，造成航速无法最大化；（2）多穿甲弹少爆炸弹，极大地降低了对日舰的有效杀伤；（3）锅炉老化，进一步限制了航速。[69]但是，在横队束缚的情况下，航速的提升已没有实质意义，而攻击重点的不明又进一步削弱了北洋海军的实战效能，就算北洋海军有了更多的爆炸弹，也至多击沉赤城、西京丸、比叡和松岛，前两艘船实无关紧要，比叡属老式舷旁炮列（broadside battery）式铁甲巡航舰（armored corvette），其在技术先进性、火力与航速等方面皆逊于超勇、扬威两艘老舰，只有松岛号是一线战舰，此结果对整体战局不会有根本改变。[70]

在此基础上再回顾大东沟海战，令后人困惑的反而是：北洋海军最终居然只损失了5艘巡洋舰！不仅定远、镇远完好，还额外保存着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等5艘巡洋舰，并重创了日方旗舰。原因何在？原因恰在于日军的失误：

其一，日本联合舰队过高估计了“三景舰”与新锐巡洋舰组合的威力，产生了能够击沉定远、镇远的幻想。过于执著于击沉定远、镇远，反而限制了日本舰队长项的发挥，为中方巡洋舰的逃生留下了空间。实战证明，从击沉铁甲舰的角度，“三景舰”是和蚊炮船、撞击巡洋舰一样中看不中用的“概念舰”。整个海战中，松岛、严岛、桥立三舰的320毫米主炮一共只发射13枚炮弹，且无一命中。[71]但三舰装备的中口径速射炮数量极大，火力胜过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高千穗。如用来打击中方的老式巡洋舰，则威力极大。[72]据战后统计，中方组成横队的10舰中，幸存5舰除过早逃离战场的济远仅中弹15枚外，其余4舰的中弹数依次为：定远（159）、镇远（200）、来远（225）、靖远（110）。（参阅本章附录四）[73]假如命中定远、镇远的炮弹中的三分之二转移到来远、靖远二舰身上，后者均将步超勇、扬威之后尘。而保留的三分之一命中弹仍将有效压制定远、镇远之正常火力发扬。换言之，如果说北洋海军的失误在于过多火力集中在了“即便击沉也无关胜败的”敌舰上，联合舰队的失误就在于过多火力集中在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击沉的”敌舰上。此战日军一再谋求前后夹击的战术态势，显然是将位于中央的定远、镇远锁定为主要目标，假如能变前后夹击为左右夹攻，日军将胜的成本更低，战果更明显。

其二，日本的军事学说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其战术虽然高明，无奈战略和基本战争观拙劣，太过拘泥于赢得海战，而忘记了更重要的目标是赢得战争。打赢海战的标准自然是尽可能多地击沉敌主力舰。但赢得战争的标准却是如何对战争全局产生实质影响。从后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如果日军能在此战中全歼中方巡洋舰（至多保留一艘济远，此点甚为讽刺），就算定远、镇远保留下来，日本海军即等于事实上确保了交通线安全。因为主力舰不适合进行交通线袭击，没有了巡洋舰，更等于失去了耳目，则这样两艘又聋又瞎的铁甲舰，又如何威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只要海上交通线畅通，日军即可在渤黄海沿岸随意选择打击目标和登陆点。马汉关于日本海军此战击沉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船只的说法，正暴露了马汉思想体系过于强调主力舰决战的短板。国人不悟，迄今还忙着给马汉的缺点背书，既未把握马汉思想的精髓，更未看清大东沟海战之关键从来不在主力舰，恰在巡洋舰。

其三，日军将吉野、秋津洲与高千穗、浪速合编为第一游击队，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后两艘军舰既没有装备速射炮，航速也明显慢于前两艘军舰（详见本章附录二）。混搭使用反而限制了强舰威力的发挥。究其实质，似乎是日本海军对新锐巡洋舰和中口径速射炮信心不足，故以装备重炮的高千穗、浪速加强吉野、秋津洲。这与其赋予三景舰击沉定远、镇远的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实战证明，无用的恰恰是小船上装的重炮。相反，编入本队的千代田则速度极快，更装有大量速射炮，另据1900年版的《简氏世界战舰年鉴》[74]和弗雷德·简（Fred. T. Jane）于1904年所著的《日本帝国海军》[75]中的记载，该舰还装备了新式哈维镍钢装甲。在实战中则是双方唯一一艘创下零伤亡记录的军舰。[76]如日军能调整编组，将高千穗、浪速改编入本队，重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重点打击中方巡洋舰，战术效能显然将更高。或者，用千代田与高千穗、浪速中任一艘互换，战术效能也将高于实战。

由此可知，日本联合舰队一开始就应将战斗目标明确为尽量多地击沉中方巡洋舰，而非徒劳地攻击定远、镇远。其战术要领在于：（1）以吉野、秋津洲、千代田为第一游击队；（2）赤城、西京丸不要进入战场；（3）尽量远离居于中央的定远、镇远，而集中火力打击位于横队翼尖的各舰。如定远、镇远分趋两翼掩护弱舰，日方即发挥机动和速度优势，反复攻击中央各弱舰，仍尽量远离定远、镇远。则日军最终所获得的战果，将远胜于实战。

再回到实战中。当战场上已不复有中方巡洋舰的情况下，第一游击队追击退出战列的各巡洋舰，是正确的战术举动，因为第一游击队留在战场上，也还是无助于击穿定远、镇远的厚甲。而尽量多地歼灭中方巡洋舰，才是第一游击队的本职工作，也是第一游击队最擅长的事情。只可惜时间已不足以让第一游击队在日落前完成击沉所有中方巡洋舰的任务了。最终，经远虽沉没，靖远、来远终于侥幸逃生。换言之，伊东祐亨在大东沟取得的胜利，与野津道贯在平壤取得的陆战胜利一样，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就导致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局，得以再延续几个回合。这就引出了下一章所要检讨的内容——金旅之战。

今天我们研究大东沟海战，最大的困惑即在于，中方保留的史料太少且质量不高。日方的史料相对较多、质量也较高，但同样受到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日本海军的记录能力的局限，颇多模糊不清甚至互相矛盾之处。在涉及对中国海军的记述时，更是如此。正是由于此种原始史料的限制，中日两国迄今尚无一人能为此战绘出精准的海战过程图。甚至连开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位置，迄今亦未有定论。

目前对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排序，按自左向右之顺序，存在着六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且各有支持者：

①《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22、240页。
②松下芳男：《近代の戦争》，第1册，第210页。
③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页。
④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清末海军史料》，第873页。
⑤陈悦：《甲午海战》，第114页。

①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48—453页。有意思的是，宗泽亚在正文中对中方战舰序列避而不谈，仅模糊其词地说：“12时50分两舰队迎面接近，北洋舰队采用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指导的‘鳞次横阵’队形，此阵形是史上奥地利舰队的利萨海战中使用的著名阵法。”同时在书后附录三组日方留下的海战形势图，却既未注明出处，亦未注意到一个尴尬的事实：这三组图互相矛盾之处甚多，且报告（一）（二）与（三）对中方各舰开战时之位置标注并不一致！
②池田清：《日本の海軍》，第196页。
③野村實：《海戦史に学ぶ》，第51页。
④伊藤正德：《大海軍を想う》，第53页。
⑤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4页。
⑥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第1册，第365页。但是，该书正文虽采用了此种序列，但同页的海战示意图中却又使用了第6种序列，该书编者同样未作解释。
⑦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49页。
⑧宗泽亚：《清日战争》，第454—457页。
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
⑩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25—127页。
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
⑫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433—434页。
⑬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65页。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相关记录或来自日方，或来自第三方，唯一来自中方的记录还是一位洋员留下的，不能不令后人汗颜。

其二，考虑到超勇与扬威、致远与靖远、经远与来远属于同型舰，日军在战时较易于辨识错误。则可知第1与第4种排序和第2与第3种排序，应属于同一排序下的具体舰只识别分歧。

其三，较不寻常的是第5及第6种排序，第6种排序尤其与众不同，既未遵循同型舰原则，也未采取定远、镇远居中的对称结构，故而历来较少采用。至于第5种排序则长期为中国学者普遍采用，姜鸣先生虽已意识到第5种排序的原始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却仍在正文中采用了此种排序，原因在于，据当日身在行间之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之回忆，海战开始前，丁汝昌曾颁布了三条训令：（1）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2）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3）各舰必须跟随提督行动。[77]

既然第一条明确提到“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则只有第5种排序符合同型舰舰两两编组的原则。这也是所有支持此种序列的学者的共识。但在日方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第3种排序，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也采用了此种排序时，[78]陈悦先生坚持选择第2种排序，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回国后的编队使用方法较为特殊，北洋海军实际是将这两艘军舰与在英国建造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混合编队，共同使用的。可能是出于让两种不同设计思想的军舰达成互补，以发挥最大的作战效能，“经远”级军舰的厚甲、“致远”级军舰的快腿相配合，确实相当实用，因而最终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经远”—“致远”；“来远”—“靖远”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一再地在此后的历史中闪现，但编队规则非常明确——“来远”从未单独与“致远”编队，而“经远”也没有出现过与“靖远”搭配的情况。[79]

且不论此种异型舰编组之战术得失，首先，此论与北洋海军之管理章程并不相符。盖北洋海军主要战舰分为左翼、右翼、中军三部分：

左翼：镇远、经远、超勇

右翼：定远、来远、扬威

中军：致远、济远、靖远[80]

其中，致远、靖远显然在同一编组内，经远、来远则不在一编组内，从中既看不到“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亦看不到同型舰编组原则。只有当左右翼混合行动，中军独立行动时，才符合了同型舰编组原则。但仍不符合“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编组原则。

其次，从北洋海军历次行动中的实际分组来看，前述说法亦难以成立：

1888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服役后北洋海军主要战舰之分队行动统计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同时参与行动者未计入。资料来源：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可见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各舰之编组全无一定之规，可任意组合。具体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舰，各种组合均曾出现，且任务类型从外事活动到军事行动均包含在内。很难说北洋海军存在“经远—致远”、“来远—靖远”之固定编组。反而恰恰是这个编组，仅仅出现在1889年12月的计划中，实际行动时并未采用，反而选择了同型舰编队。此后更先后出现致远—来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靖远、靖远—来远、济远—经远、威远—靖远等多种编组。其中，威远与靖远的编组确实属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实际上是以威远为执行特殊运输任务之运船，而以靖远随护。但其他编组，显然就不能如此特殊化处理了。尤其是致远、靖远两次参与台湾省内的军事行动，更不能寻常看待。

总而言之，清军各舰之编队规则极其灵活。丁汝昌的三条训令又是外籍顾问之转述，则前述各种序列，除掉史料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第5种排序外，其他五种排序各有合理成分，除非发现极其权威、详实之新史料，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之分组原则与实际位置，或将成为永远之谜案。

各舰排序的不能确定，势必影响到对海战细节及各舰战史之还原。即便借助专业化之精密推理，仍只能形成假说，而无法还原信史。

但值得注意的是，丁汝昌战后之报告明确提及，此战北洋海军之接敌阵型为夹缝雁行阵。[81]他对于此种阵型之具体内容虽未做解释，目前亦找不到直接史料以供分析，却仍能借助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夏季编译的学堂读本《船阵图说》进行间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较为专业的思考，一为许华的《从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解析黄海海战》，一为陈悦的《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82]有意思的是，二文各有一个严重缺陷。前文完全无视了丁汝昌的战报，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就将北洋海军的接敌阵型定为“一字雁行阵”，[83]但却将《船阵图说》中的各种阵型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指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夹缝雁行阵是与双叠雁行阵相仿的一种阵型，都是军舰成两条战列线分布，只不过双叠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正对第一列军舰，夹缝雁行阵中第二列军舰则斜对第一列军舰。[84]而后文立足丁汝昌的战报，明确北洋海军系以夹缝雁行阵接敌，但在分析时却脱离了《船阵图说》，忽视了双横队的问题，在并无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将当天北洋海军的编组解释为5个2舰编组，无意间将2个5舰横队变成了5个2舰纵队。[85]

既然夹缝雁行阵的实质是双横阵，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关于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各舰的6种位序记录，就会发现，当我们把相关排序中的奇数舰排成一列，再将偶数舰排成另一列后，所有编组的共同点就浮现了出来：每横列各有一艘定远级、致远级、经远级、超勇级战舰，另将济远、广甲分置于两列之中。最后形成的凸横阵中，居于中央的是定远和镇远，最右翼的是超勇、扬威，最左翼的是济远、广甲和致远。至于各舰具体位序，仍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掘。这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

②航速均为设计航速。次栏则为英方的估测数值。
③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p. 119.
④三景舰在设计时被归为二等海防舰，其实属于防护巡洋舰。
⑤比叡、金刚两艘巡洋舰订造于1875年，当时分类为armoured corvette，其时英国海军正处于海军革命初期，舰种分类也与几十年后不同，armoured corvette指在这一时期建造的拥有水线铁制装甲带但未与装甲甲板连接形成“装甲盒”构造的巡洋舰，代表型号就是俄海军的海军上将级与英海军的香农级，在此翻译为“铁甲巡洋舰”，用以区别后世建造的“经远”、“千代田”等装甲巡洋舰（armoured cruiser）。
⑥扶桑号在建造时被归类为二等中央炮廓铁甲舰，该舰型是海军革命早中期出现的主力作战舰型，因为其时装甲钢技术还未取得突破，故而装甲厚度极大而效用却较差，在黄海海战时虽接受过大幅度改装但已无法承担主力重任。
⑦原定编制人数为126人，1892年增设少主计一名。参阅“日本海军‘赤城’号炮舰”，《舰船知识》2014年第10期，第90页。

②速度均为设计航速，鉴于中方军舰普遍舰龄较长，所以黄海海战中的航速均低于此数值。
③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p. 120.
④此为加入北洋海军的时间。
⑤此为下水时间。
⑥此为下水时间。

①据戚其章《甲午战争史》记载，此战经远舰有16人生还。《甲午战争史》，第140页。
来源：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6页。[88]

[1]野村實：《海戦史に学ぶ》，第43页。

[2]《李鸿章全集》，第15册，第448页。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11），《中日战争》，第3册，第128页。

[4]“伊东海军中将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28页。

[5]据说桦山对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斗志表示质疑，故亲临一线，以防止伊东避战。

[6]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121页。

[7]“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口述”，转引自《甲午战争史》，第121页。

[8]《海事》，第10卷第3期，第38页。转引自戚其章：《走进甲午》，第174页。

[9]《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戦史》上卷，第163-164页。

[10]“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5页。

[11]参阅《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戦史》上卷，第169、171页。李·马吉芬：《他选择了中国》，第110页。戴乐尔：《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第43页。

[12]《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戦史》上卷，第179、182页。

[13]“‘松岛’的战斗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48页。

[14]“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5页。

[15]“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7页。

[16]“西京丸战斗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60页。

[17]“‘松岛’的战斗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48页。

[18]“伊东海军中将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29页。

[19] “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关于黄海海战的报告”，同上书，第261-262页。后人对400米距离上鱼雷不中多有争论，然而以当时鱼雷的性能而言，400米并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其时最先进的怀特黑德MKJB型鱼雷在实验中能达到的有效射程也不过800码需20米些当时的日本海军则以300米为鱼雷的有效射程，大东沟海战后进一步修正为100米以内。参阅《大海軍を想う》，第70页。

[20]“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8页。

[21]“伊东海军中将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0页。但伊东将中弹时间说成是“下午四时左右”，与其他各处15时30分中弹之记录不符。

[22]这个伤亡人数占了“松岛”全舰人员的三分之一弱。整个海战中，“松岛”也不过35人战死，78人负伤。

[23]“‘松岛’的战斗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48页。

[24]“评鸭绿江口外的海战”，《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22页。

[25]J.R. 黑尔：“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G.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388页。

[26]J.S. 布朗利、A.N. 瑞安：“海军”，J.S. 布朗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6册，第1066页。

[27]驱逐舰要到甲午战争后才登上海战舞台。潜艇虽然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曾有过早期展示，但终究不成熟。完善的潜艇和潜艇战术要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完成。故而，巡洋舰在甲午战争前后的重要性是难以替代的。(www.xing528.com)

[28]巡洋舰（cruiser），顾名思义，其词源意为“徘徊、巡航”，故承担这一任务的船只皆可被称为巡洋舰（cruiser），但在专业化的海军出现以后，战舰中的护航舰（frigate）、巡航舰（corvette）与轻型巡航舰（sloop）三种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战舰，故该三种战舰也被泛称为巡洋舰（cruiser）。但在这些专业的战舰之外，还有“辅助巡洋舰”（auxiliary cruiser）之谓，日本也称为“特设巡洋舰”、“代用巡洋舰”，这是对海军在战时征集以进行巡洋任务的武装商船的称呼。19世纪末，随着舰艇分类的发展，巡洋舰的种类被不断简化，方才使用巡洋舰（cruiser）作为所有此类战舰的标准称谓。而“frigate”一词在二战中被重新用于命名小型护航舰（即护卫舰），其中更小一些的则使用“corvette”这一名称，中文一般亦翻译为小型护卫舰，如德国海军的K130级护卫舰。

[29]远距离通报一个任务日后逐渐分化出去，由专职的通报舰（dispatch vessel，aviso）完成。

[30]Lawren sondhaus：Naval Warfare：1815-1914，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79.

[31]Andrew Lamhert：Steam，Steel，Shellfire：the Steam Warship 1815-1905，London：Conway Maritime Press，1994，p.80.

[32]John Beeler：Birth of Battleship：British Capital Ship Design 1870-1881，London：Chatham Publishing，2001，p. 40.

[33]之所以称其为“新概念”巡洋舰，是因为这种巡洋舰在设计建造之时超越了传统巡洋舰的四种基本任务，作战目的也不再是对抗同级别的巡洋舰，而考虑了对抗敌方主力舰的需求。

[34]不同于撞击巡洋舰（ram cruiser）与鱼雷巡洋舰（torpedo cruiser），重炮巡洋舰并没有特指词汇，盖因在巡洋舰上配置重炮乃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常见做法，故不需特指。

[35]在19世纪80年代，撞角便已经是一种颇令人怀疑的武器，其对战舰的意义聊胜于无，就如后世战列舰上常见的鱼雷管。而且，撞角是一种对友军更为可怕的武器。仅英国海军便先后有七艘战舰命丧友舰撞角之下，日本海军日后也吃尽苦头。鱼雷更是长期只能当特攻武器使用（详见本书第十五局），在海战中真正发挥效用还要等到20世纪初。

[36]见Naval ordnance and gunnery：Volume 1，naval ordnance。Washington，D.C：bureau of naval personnel，1955，第四章，第五、六条。

[37]J.R. 黑尔：“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390页。

[38]J.R. 黑尔：“西方的国际关系：外交与战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册，第390-391页。

[39]J.R. 黑尔：“陆军、海军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2册，第671页。

[40]朱利安·科贝特：《海上战略若干原则》，第87页。

[41]埃里克·罗布森：“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册，第212页。

[42]埃里克·罗布森：“武装力量与战争艺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册，第219页。

[43]在无线电技术能够实时传送语音与数据之前，海军战术指挥的主要途径是灯号与旗语，一旦战列线被切割开来，也便意味着两舰之间的通信途径被切断。

[44]財圑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48页。

[45]在航空武器诞生之前，“飞行”《flying）—词往往形容“快速机动”，如近代陆军中的骑炮兵便往往被称为“飞行炮兵”（flying artillery）。一战后，随着真正的飞行部队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为了避免产生歧义，这个概念被扬弃。

[46]实际上，日军在此战中就自己演示了这两种机动。由于信号传递的错误，第一游击队在击沉超勇、扬威后，一度陷人机动混乱，和本队形成了重叠布阵，严重影响了第一游击队的射界。坪井航三决定开足马力超过本队，岂料，居于内圈的本队忽然“向右方变更方向四度左右，因此无论用多大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点，必得浪费时间”。无奈之下，坪井航三只好放慢速度，以达到尾随本队的效果，后来干脆以救援赤城、比叙、西京丸为名，再度转向，与本队反向行驶，这才迅速重新形成夹击北洋海军的态势。参见《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237页。

[47]自大东沟海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西方海军人士和相关学者就开始用the 1st flying squadron翻译第一游击队。蔡尔康在翻译英方关于大东沟海战的资料时以“飞军”直译flying squadron，（《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0-61页）较为贴切，但仍失之过于文学化，不是严谨专业的军事翻译。后人转为日本汉字之字面含义所蒙蔽，从未深人探究其“字同意不同”之实质。120年来，循循相因于“第一游击队”的抄录转述中，竟无人讲清其间关键。

[48]利萨岛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外漫长岛群的最西端。距离这一海岸线上大部分主要港口的距离都比较短。在利萨岛的东北部与西部各有一个比较大的海湾，可供舰队临时驻泊。同时，岛上还有一条淡水河。利萨岛东西长九英里，南北宽四英里，面积约101平方公里，人口4 200余人。如果意大利舰队试图对达尔马提亚海岸进行近距离封锁的话，那么便应以该岛为锚地。而如果意大利舰队试图夺取一个进军达尔马提亚的前进基地以点燃那里的斯拉夫独立运动的话，那么，利萨岛依然是其首选基地。

[49]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p. 219.

[50]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第223页。

[51]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Lond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96，第222页。

[52]横队对舰队的编队机动能力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故在进入战场之前，舰队一般排成单列或多列纵队（或称鱼贯阵）。若舰队采取横队，则须在发现敌方舰队后进行相对复杂的队形转换，纵队则无此问题。在利萨海战中，有情报之利的奥地利舰队出现在意大利舰队主力的视野中时，已经排成著名的三个V形编队。而在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则在缺乏预警的情况下遭遇日本舰队，从发现到交火仅历时一个多小时，可以说，若北洋水师变阵不出问题才真是出奇迹了。

[53]利萨岛海战的战场相对狭窄，如果奥军舰队以纵队进入战场，则由27艘战舰组成的舰列将长达10公里以上，极可能出现前队交战而后队仍然位于战场之外的情况，而分开编组则可能分散奥军有限的铁甲舰并将置大量脆弱的木质战舰于危险之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奥军的目的在于保护利萨岛，即将舰队嵌入意军舰队与其登陆场之间。从这场海战在时间上的短促也可看出，奥军并无意进行一场舰队决战。

[54]H. W. Wilson，Ironclads in Action，p. 236.

[55]目前华语著作中，对利萨海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首推马幼垣：《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马幼垣：《靖海澄疆》，第23—32页。该文最大的问题即在于完全脱离当时之海战环境，结论全落在对双方指挥官之道德臧否上，反而看不出北洋海军借鉴利萨模式的失误真相所在。此外，陈悦在分析大东沟海战时，用机动战术形容切割战列线战术，尚属贴切。但他将机动战术和乱战战术画等号，进而将“光荣的6月1日”、特拉法尔加、利萨三场海战都解释成“乱战战术”的胜利，再进而将大东沟海战之北洋海军的行动也解释为乱战构想，从而得出北洋海军运用的是19世纪最先进的战术的结论。可谓既未看清大东沟的真相，也未看清“光荣的6月1日”等三场海战的真相。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逻辑链条断裂，只能说是先入为主之见过强，一定要证明横队正确，终令农业专家自己也“不辨菽麦”，自然不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参阅陈悦：《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一文。及同氏所著《沉没的甲午》第160—166页，《甲午海战》第113—116页。）相比之下，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甲午海战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许华等军内学者对大东沟海战的战术分析，展示了军人学者在军事学上的优势，较之陈悦的研究更具实战意识，不足则在于脱离了当时中日两国海军的具体舰船技术环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结论的可信性。却很少有人指出，双方之观点表面上针锋相对，实则很有互补性，恰可在更深层次求汇合，得出第三种更精准的结论。这就是以学术争鸣得思想进步的奇妙之处，但如陷于意气之争，那就只能两败俱伤、内耗不止了。

[56]近十余年来，在国内研究圈子内，陈悦及其海军史研究会成员立足19世纪舰船技术还原，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的研究贡献甚大，再考虑到其民间社团的身份和学术体系外的无资源处境，则其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均足国人致敬，更足令学界那些素餐尸位之辈汗颜。但该研究会的主流观点仍坚持认为，北洋海军在9月17日的战术队型是正确的（参阅陈悦：《甲午海战》，第113—116页），只能说是：（1）感情压倒理性的结果；（2）虽懂海军技术惜乎不懂海军战术。盖其对北洋海军感情过深，又要以纯技术分析回击国内外以讹传讹、循循相因之前期研究错误，反而始终无法深入探究这场海战和这支海军的深层问题，甚为可惜。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跳出国人传统战争观念的束缚。潜意识里总认为装备与人的责任可以分离，行为与人的责任不可分离。实则不然。从合的角度讲，武器的研发、选择、使用，难道不是人的责任？从离的角度讲，在武器固定的前提下，人的能力固然受到很大的硬性限制。在军事教育固定的情况下，难道战法的选择可以不受限制？换言之，军舰本身的缺陷也好，军事教育及学说体系的缺失也罢，对具体进行海战的人而言，都是战场之外的盘外因素，牵涉到一时代之制度，更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文明特性在工业化时代的错位。除非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化的感情倾向，否则，任何结论都不能抹杀北洋海军官兵之忠勇，但如一味回护，则不仅阻碍战史研究之深层展开，更易于激发情感反弹。当年鼓吹“炮管晒裤”者，已激发今日国人之感情反弹，所以才能形成今日一味拔高北洋海军之新主流。但如不能超而跃之，早晚必将引发新一轮感情反弹。如此在感情立场上弹来弹去，将永无真正的理性、深入、系统、致用之战史研究。而就后人之研究而言，不懂技术者固不能治海军史，但如说不懂军事者反而能治海军史，岂非更不合常识？陈悦及海研会的几位主力战将，日后能否做出真正跨时代的海军史研究，关键即在于其能否突破自身知识结构和立场偏见之局限。

[57]沈治河：“从利萨海战看黄海海战的战术指挥”；沈治河、刘峰：“‘锲形队接敌’实战分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丁一平等编：《喋血沉思：海军专家论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第383、403页。

[58]沈治河：“从利萨海战看黄海海战的战术指挥”；沈治河、刘峰：“‘锲形队接敌’实战分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丁一平等编：《喋血沉思：海军专家论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第383、403页。

[59]国内学者中，倪乐雄教授算是较少几位在分析大东沟海战时能意识到T字头战术优势者，但却认为：“舰队的速度是衡量一支海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唯独黄海海战，这一重要指标可以忽略不计。……‘舰艏对敌’的作战原则不需速度，对方运动再快，我方只需舰首对着日舰侧舷原地转圈就行。”（倪乐雄：“北洋舰队战斗队形与战术火力再探讨——‘夹缝雁行阵’：最糟糕与最合理的怪异组合”，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第113页。）显然同样犯了以单舰替代编队的认知错误。其中最为费解之处即“原地转圈”。如果这是对“内圈平行同向机动”的不准确表述，则显然忽视了：在多舰编成横队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此种机动达成其文中预期的目标。如“原地转圈”指的不是“内圈平行同向机动”，则犯了将军舰想象成坦克的错误。盖坦克可以就地转向，外围运动的敌坦克无论速度再快，我方只需转动炮塔或原地转动车身，即可维持正面对敌。但军舰转向必须在航行中进行，不然何来最小转弯半径？只有被打坏的军舰才会原地打转，此时已和活靶子无异。何况这一战并非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而是10舰对10舰的舰队战斗，如正文所述，在多舰对抗的情况下，就算中国海军的军舰掌握了“原地转圈”的技术，也无法避免日军抢占T字一横的位置，更无法时刻保持所有军舰均能发扬舰首火力。

[60]在甲午战争之后，德国海军通过分析发现，舰体艏艉方向的无防护区被击穿造成了比预期严重得多的舰艇损伤。遂开始在舰体艏艉方向布置厚重的装甲隔板，横向划分舰内分舱，并发展出封闭式的损管方式。而英国海军仍在舰体内部保留大量纵向的通道，艏艉方向的装甲隔板也极弱，并维持开放式的损管方式，这造成了后来在日德兰海战中英军战列巡洋舰分队的灾难。此后，横向装甲隔板与更加全面的装甲盒结构方才出现。

[61]经远号在大东沟海战中即因艏艉的无防护区遭到猛烈射击，大量浸水导致横倾，最终失稳倾覆。详见徐方蕤：“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再探”，《舰船知识》2014年第3期（总第414期），第82页。

[62]国内当代学者中较为明确支持同向平行纵队战术的是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但二位作者和反对者均未意识到：（1）中日巡洋舰代差问题及其实质；（2）1500年以来海战形态演变及19世纪之实战环境；（3）中日两国海军之战术背景差异。

[63]“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海战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23页。

[64]“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报告”，《续编·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36、237页。

[65]《他选择了中国》，第111、112、113页。

[66]《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第43页。

[67]《他选择了中国》，第116页。

[68]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6页。

[69]参阅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第104—109页。陈悦：《沉没的甲午》，第142—149页。

[70]“西京丸”中弹数排名第4，伤亡人数却排在倒数第4位，仅伤亡11人，1发炮弹平均还杀伤不到1个人。原因即在于穿甲弹打无防护的小型商船，效果不佳。则北洋海军如有更多爆炸弹，最有可能被击沉的就是西京丸。但于实战无补，仅可增加击毙日海军军令部长的新神话，实则纯粹是桦山资纪画蛇添足、自己找死。再进一步言之，桦山资纪以军令部长的身份亲临一线，无形中制造了两个指挥中心，且多少干扰了第一游击队的作战。如保留其在战场上，其实对中方有利。但真要是将之击沉，或如实战中一通猛攻驱逐出战场，反而让日军得以轻装上阵，放手一战。后来日本海军再未进行这种临阵监军的愚蠢行为。秋山真之日后对赤诚和西京丸在黄海海战中的出现也持批判立场。参阅《海戦史に学ぶ》，第55页。

[71]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一，第368页。

[72]关于三景舰的缺陷性，可参阅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马幼垣：《靖海澄疆》，第171—190页。但马幼垣先生仅因为三景舰的主炮未发挥作用，就将之视为“匆匆上阵的废舰”、“作用微乎其微”，未免过于偏激。

[73]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6页。

[74]Fred. T. Jane，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London：the Naval Syndicate，Vol. 3，1900，p. 180.

[75]Fred. T. Jane，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London：W. Thackers＆Co.，1904，p. 91.

[76]黛治夫：《海軍砲戦史談》，第106页。

[77]《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59页。

[78]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第154页。

[79]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71页。

[80]《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舰船志》附录，第308页。

[8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中日战争》，第3册，第134页。

[82]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46—717页。

[83]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55页。

[84]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48—645页。

[85]戚俊杰、郭阳主编：《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63—667页。

[86]本表数据主要来自于《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艦砲射撃の歷史》；《海軍》，II；《日本海軍史》，卷七、九、十。

[87]本表数据主要来自于《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艦砲射撃の歷史》，《北洋海军舰船志》。

[88]表中北洋海军各舰战损情况进行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