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近代中日对抗分析

分析的起点在于，日方联合舰队在9月17日的海战中虽使用了纵队战术，却并非将所有军舰都集中在一个编队中，而是形成了两个编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后者集中了速度快、火力猛的新锐巡洋舰，这个编组貌似只是为了充分发挥相应军舰的优势，实则更有深层战术含义。

第一游击队继承的是欧洲海军“飞行编队"（flying squadran）[45]的构想：由巡洋舰组成的编队在较远距离上进行保交、破交、侦察、武力展示等任务。只不过，由于列强海军有足够的主力舰，一般不赋予此种编队以舰队决战的任务。但日本海军由于没有主力舰，只好用巡洋舰来对抗舰种相对齐全的北洋海军，乃赋予第一游击队在海战中快速迂回、限制敌军机动的双重任务。

如前所述，纵队机动的目的在于抢占T字头位置。在敌军采用极其不利于机动的横队战术时，这一点非常容易做到。但是，如果对方也采取纵队编组，并进而奉行同向平行机动原则，则外围的舰队即便享有很大的速度优势，都无法抢占T字头。只有在双方进行反向航向时，才会让速度占优的一方抢占有利位置。[46]但是，当日军以高速巡洋舰独立编队之后，形势就不同了。日军以本队牵制敌军，以第一游击队高速运动，限制对方之机动，就很容易形成有利的夹击态势。

大东沟海战后，第一游击队在舰队决战中的战术价值迅速被欧美海军肯定。此种战术在随后的圣地亚哥海战（1898）、黄海海战（1904）、对马海战（1905）、多格尔沙洲之战（1914）、日德兰海战（1916）中不断出现。承担相应任务的舰种也不断演变，终于经装甲巡洋舰（armored cruiser）发展出战列巡洋舰（battle cruiser）。[47]

所以，北洋海军要想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战态势，就不能满足于单纵队，而要和日军一样，将军舰分为两组，一组为主力编队（main division），一组为飞行编队（flying squadron）。前者以定远、镇远为核心，配属经远、来远、平远、广甲。后者则以速度较快的致远、靖远、济远组成。如日军的两个编队始终保持单一纵队队型，我方亦保持单一纵队进行内圈机动。如日方第一游击队脱离本队，进行限制我方机动的迂回，我方之飞行编队也应随之脱离中方主力队，尽量牵制第一游击队，如能将之尽可能远的诱离战场，则最为有利。至于老迈且本身设计理念存在严重缺陷的超勇、扬威，就不应该令其上战场，而应命其与广丙、鱼雷艇部队组成预备队，在战场周边待机，或伺机接近日舰发起鱼雷攻击，以扰乱其机动；或等待天黑进行近距离袭击。而此场海战之最终结果将决定于：中方的flying squadron能牵制第一游击队多长时间。考虑到实战中定远、镇远两舰以非常不利的横队编组对抗日军本队五舰近两个小时，则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平远、广甲六舰与之对抗，必能取得更佳的战果。而别动队三舰最差的结果就是全灭，较好的结果或能保存一到两艘军舰。只要拖延到天黑，日军必不敢冒险滞留不熟悉的海域。战斗结果一定远胜于实战结果：日方损失的军舰数将多于实战，而中方损失的军舰数却将明显少于实战。

图片来源：（日）海軍軍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戦史》。

但这要求北洋海军必须具备和日本海军一样水准的战术设计能力。如果北洋海军认为自己是一支弱势舰队，就应该竭力维持战局之僵化、沉闷，拖延时间，阻止对方取得较大战果。在当时，最佳的方法就是形成平行战列线炮击。这就要求北洋海军采取纵队战术。如果北洋海军认为双方势均力敌甚至自认为居于强势地位，就更应当采取纵队战术，努力通过机动抢占T字头位置，重创日军。即便达不到目的，至少是以正常水准对抗日本的超常水准。可是，北洋海军在实战中采用的却是严重低于正常水准之下的双横队！

之所以采用此种被称为“夹缝雁行阵”的队型，原因在于对28年前的利萨海战的机械模仿。

如前所述，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一个技术突飞猛进、实战检验相对稀缺的时代。所以仅有的几场铁甲舰时代的海战，自然成为各国军舰设计者和海军指挥官反复研究的宝藏。意大利海军与奥地利海军在1866年7月20日在利萨岛附近进行的战斗就是这样一场海战。

从表面上看，这场海战是横队对纵队的大胜利，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

第一，意大利企图借助普奥战争的机会趁机扩张，却惨遭陆战失败，于是转而企图发挥海军优势，抢占战略价值极高的利萨岛（Lissa）。[48]此举如能成功，就等于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这也是当时列强海军的常用策略。

第二，当时利萨岛已经被奥军要塞化，有电报，有重炮阵地，有强大的守军。而意大利的运力有限，准备又极不到位，结果造成严重的行动迟缓。[49]

第三，7月16日，意大利舰队离开安科纳港（Ancona），出港舰队共有12艘铁甲舰与22艘木质战舰，木质战舰上搭载3 000名陆军官兵。[50]22艘木舰实际上承担着运输舰加登陆火力支援舰的任务，这一点长期被国内之相关学者忽视。

第四，7月18、19日，意大利舰队炮击利萨岛上的防御工事，因担心奥地利舰队出现，意大利舰队并未开始登陆。而在意大利破坏守军的电报线前，守军已将意大利海军的基本情况通知本土。[51]7月19日，奥地利舰队（7艘铁甲舰，20艘木质战舰）出港前往利萨岛。7月20日，奥地利舰队提前编成三条前凸的横队向意大利舰队发起突袭。[52]之所以编成此种队型，则是对战场空间、指挥难度、作战目标与兵力对比进行多重考量后，选择的针对性战法。[53]

第五，意大利舰队背靠海岸线，又要掩护登陆场，极大地限制了其战场机动。而奥军此战只要能破坏敌军之登陆行动，即算完成任务。故而，奥军冲散意大利舰队后，迅速形成惊走运输船队，并将意大利舰队与登陆场隔开的态势。至于具体海战中，奥军居然依靠撞击战术重创了意军旗舰，完全是偶然。[54]

不幸缺乏战术学说支撑的北洋海军从未精准分析这场海战，甚至直到今天，国内亦尚未有一人真正讲清楚利萨海战的真相和实质。[55]不求甚解的战史研究又造成了错误的以史为鉴，进而造成了北洋海军最终选择双横队战术接敌，却完全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利萨海战中，奥地利海军之所以能以横队冲散意大利海军的阵型，关键在于意大利海军背靠海岸线，且要掩护登陆场，难以充分机动。而在大东沟海战中，恰恰是中国海军背靠海岸线，且要掩护登陆场。日军背靠大海又有速度优势。北洋海军以横队冲敌，是注定失效的战术选择。[56]

再者，国内一些学者辄谓北洋海军采用横队战术有两大优势：（1）发扬舰首火力；（2）可尽量减少被弹面积，并同样举利萨海战的战例相佐证。[57]殊不知：

第一，利萨海战时之主力战舰绝大多数仍采取两舷装炮的布局，根本不存在所谓“前射火炮为主要武器”、“舰艏方向火力较强”一说。[58]奥军采取横队冲敌，是特殊地形下的特殊任务取向决定的特殊行动。而意大利海军的指挥混乱、水兵训练的低下，则助推了奥军的胜利。

第二，横队有利于发挥舰首火力是伪命题。那些认为北洋海军一旦选择纵队就无法发扬舰首火力的观点，都没有意识到：用横队也无法有效发挥舰首火力！如果中日双方各出一艘军舰，进行一对一的对决，中方较容易维持舰首向敌，但显然此时并不存在纵队、横队的问题。因为只有双方多艘军舰编队战斗时，才会形成横队和纵队。一旦进入多舰编队战斗后，除非日军也选择横队，不然，即便北洋海军选择了横队也无法发扬所有军舰的舰首火力优势。原因即在于横队是一种非常不利于指挥和机动的编队，而采取纵队的敌方很容易就能迂回至其侧翼，形成T字头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翼尖的单舰可以转向舰首对敌，其余各舰必然互相阻碍火力发挥，从而形成敌方多舰打我一舰的问题。(www.xing528.com)

纵队对横队的火力优势示意图（一）

如果要继续保持所有军舰之舰首向敌，就必须进行极其复杂费时的机动，即便双方航速相近，横队一方也难以避免纵队一方不断抢占T字头优势。何况此战还是日军编队航速占优，又分为两个战术编组，如日军将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开包抄北洋海军两翼，必将形成如下更不利的战况：

纵队对横队的火力优势示意图（二）

事实上，北洋海军仅能在联合舰队机动到其编队正前方的短暂时段内形成舰首火力的充分发扬。此处之关键在于，实战效果取决于攻击、防护、火力、机动四者在编队层级的最佳组合，而不是某一个因素的孤军突进。日军在选择纵队战术时，等于每次只能使用一舷的火炮，但实现了火力和机动的较佳组合。反之，北洋海军如放弃艏对敌战术，定远、镇远的主炮固然有一半无法使用，但整队的机动性和火力程度都将得到极大提升（更何况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各舰的尾炮将得以使用，从而多出3门150毫米口径炮、2门210毫米口径炮、2门254毫米口径炮）。更何况，由于舰艏150毫米口径火炮露台的阻挡，定远级铁甲舰305毫米口径主炮在舰艏方向的射界事实上非常有限。换言之，在计算实战中之机动力和可用火力时，需立足编队层级思考，而不能立足单舰进行。[59]

第三，从降低被弹面积角度强调艏对敌战术优势，同样是个伪命题。这纯粹是把军舰幻想成了坦克。坦克前部装甲最强且被弹面最小，主炮亦指向前，故维持正面对敌，可兼收防御最大化和火力最大化的优势。军舰则不然。装甲带主要在舷侧，在这一时代，舰艏艉方向上的防护与损管设计并不成熟，尚无日后严密的装甲盒结构。[60]舰首向敌便意味着要以脆弱的舰艏承担敌舰火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术动作。[61]对定远、镇远这样装备厚重铁甲的军舰，运用艏对敌战术尤其可惜。[62]

而横队最严重的缺陷在于极其不便于舰队管控。切不论实战中清军各舰的型号、航速、舰龄之参差不齐，亦不论中日双方军舰航速之差距。即便是全新之同型号军舰，在开阔海域面对纵队之敌，以横队进行机动，还要维持舰首对敌，势必形成队形混乱、互相妨碍射界乃至己方军舰刮擦碰撞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交战双方的记录中得到佐证。

伊东祐亨在海战报告中提到：

此时，本队已通过敌阵，逐渐转向敌军右方，逼向敌军背后。而这时敌舰已乱，不复存在队形。[63]

坪井航三的报告中则提到：

观察位于前右方敌舰队的阵形，是把最坚固的二铁甲舰定远、镇远置于中央突出点的凸形阵，几乎是成锐角的横阵。……在战场上敌舰队的运动，并非仅以凸形梯阵前进，而是一再变换指针和方向，努力想要专以舰首大炮对我。但当其追赶和猛击我军而通过我本队时，已经没有固定的阵形，像不规则的单纵队，又像梯队。[64]

这与当时服务于北洋海军的美籍洋员马吉芬的回忆正可相佐证：

在战斗初期，中国舰队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他们的锯齿状战列，间距了保持得很好……大约下午2：00……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中国舰队的队列已经变成不规则的一团。[65]

这与日军战后绘制的下图正可以说是若合符节。

在这个问题上，让后人产生误解的一点在于，无论是马吉芬还是英籍洋员戴乐尔，在回忆中都特别强调了北洋海军信号索具被破坏这一事实：

“日军在头半个小时里的集中射击摧毁了我们所有的信号装置……”[66]

“从一开始起，几乎所有的信号索具就被打断或烧断，‘镇远’舰的信号索几乎荡然无存。”[67]

这就给不懂海军战术的后世中国学者造成了一个莫大的误解，以为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的队形错乱是失去统一指挥的后果。殊不知在当时，海战一旦开始，信号索具所能发挥的实际效用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需要的其实就是旗舰的行动，各舰以旗舰的行动进行战术判断，追随机动。所以，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的队形错乱，与信号索具被毁关联不大，主要还是受横队队形本身所累。

总之，在1894年的技战术环境中，横队实为一种貌似气势汹汹，其实只能被动挨打的队形。日军使用的战法，日后在对马海峡、多格尔沙洲、日德兰等多场海战中还将反复被运用。而北洋海军的战法却是在28年前的利萨海战之后便销声匿迹的特殊战法。两相对比，双方的战术思维差距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