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内线作战的优势与劣势

在陆战中，外线作战（exterior line operations）与内线作战（interior line operations）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斗形态。外线作战指的是从敌军外围不同方向发起向心攻击。内线作战指的则是对分散在外围之敌军进行逐个击破。这两种作战形态各有优劣：

之所以说外线作战的执行难度高，而内线作战的执行难度低，原因在于，外线作战能否成功，需要的确保因素较多，且较难形成：

● 兵力优势：由于外线作战必然分散兵力的天然局限，从而为敌军提供了逐个击破的良机。如果攻击方要保持每一路兵力都拥有压倒敌军的兵力优势，必然带来后勤上的巨大困难。如果攻击方要维持各路兵力随时能互相支援，必然极大地限制分进的广度，从而限制了合击所能取得的战果。所以，除非占有极大的兵力、后勤优势，外线作战总是与高风险联系在一起。

● 机动力优势：包括行军速度、克服地形障碍的能力、维持后勤畅通的能力、限制敌军机动力的能力。一旦外线作战军获得了相关优势，就较易于达成分进合击。否则，空间越大、地形越复杂，越不利于外线作战一方。

● 通信力优势：位于外线的兵力，天然存在远程联络障碍，能否保持各路兵力间的通信畅通，直接影响到：（1）能否有效实现合击之精准；（2）能否根据敌情、我情之变化，及时调整部署。

● 指挥管控优势：在分兵前进的情况下，每一路兵力都要有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各路指挥之间还要深具协作精神和协作能力。总指挥之威望、权限、能力亦当足以镇服各路指挥，且能够依循实战中之变数，灵活调整部署，最终实现成功的合击。

● 侦察搜索优势：及时掌握敌军主力之动向，并阻止敌军侦知我军动向，直接影响到敌我双方作战意图之达成。

这五个因素互相关涉，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立即影响到合击之达成。历史上的外线作战，之所以常常分进不能合击，原因就在于此。

相比之下，内线作战能否成功，则由如下两个因素决定：

● 一名优秀统帅：因为内线作战必然导致兵力的集中，所以不需要多路指挥官独当一面的处理复杂战况。相应的，对远程通信的要求也非常低。即便采取分出部分兵力阻击一路或数路敌军，同时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的战法，也无外乎要求相关部队的指挥官在固定空间内防御固定天数而已。而此种防御作战，从兵力分配到阵地之选择、作战天数之规定，均可由天才统帅之指令明确，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分兵指挥官的指挥难度。只要有一位能力、权力、威望均极高的指挥官，内线作战便可较顺畅地展开。

● 足够的机动空间：对内线作战一方而言，机动空间必须足够大，从而：（1）使外线敌军在一路受攻时，其他各路难以及时支援；（2）使我方有足够时间达成逐个击破。正如老毛奇后来指出的那样：“内线作战毫无疑问占优势的说法只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那就是你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能够以一系列行军朝某一股敌人推进，从而赢得时间来攻打和追击之，然后转而打击与此同时只是在观望的另一股敌人。然而，如果这个空间过于狭小，以致你在进攻一股敌人的同时，无法规避另一股敌人攻击你的侧翼或后背的风险，那么内线作战的战略优势就变成了在会战中被包围的战术劣势。”[38]

至于兵力、机动力、通信力、侦察搜索、后勤补给等要素，内线作战一方并不需要形成明显优势甚至略居劣势，仍可通过巧妙的机动、指挥及对地形的利用予以弥补。又因为内线作战者是在己方业已控制的地域内战斗，所以较易于解决侦察搜索和后勤补给问题。除非对方占有极大之物质优势，或双方武器存在代际差异，否则内线作战远较外线作战易于取得成功。(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从实施上讲：外线作战是一种较难实现，但如能实现则战果较大的主动战法。内线作战则是一种较易实现，但必须等待对方沿外线分兵后才能顺势采取的被动战法。

立足前述理论基础，再回到战争史的实践中，就会发现：

在农业文明时代：（1）技术变革周期缓慢，社会富余财富也有限，外线作战往往只有依赖于压倒性的物质优势才能完成。（2）这一时期军队的后勤能力和武器杀伤效能均很低下，过多兵力集中在一起，只能引发后勤灾难。故而数量占极大优势一方往往主动采取外线机动，以令敌军顾此失彼。《孙子兵法》中关于十围五攻的记述，虽然只是泛化的比喻，却已形象揭示了个中特质。如三国后期，魏灭蜀、晋灭吴之战，都是依赖压倒性兵力、物力优势取得外线作战胜利的典型案例。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1）战争成本不断攀升，军队规模严重受到财政能力的局限，很少有国家能组织起五到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作战。（2）技术变革周期越来越短，如何抢占科技制高点，在关键领域形成有利于我的技术代差，进而形成战斗力的五倍到十倍优势，才是新时代克敌制胜的关键。外线作战亦然。

在19世纪，铁路与电报的出现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通、通信革命，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战略机动力和战略通信力。但如仅从战斗本身看，在交战双方握有相同技术的前提下，这两种新技术都是更有利于防御方而非进攻方。这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铁路使战败一方第一次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大空间兵力转移，从而将一次会战失败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而攻击方却无法利用这个好处，因为火车不能离开固定轨道，只能用于战略机动，而一次会战后陆军却必须在作战和战术层级，进行越野运动方能收到扩大战果之效。又由于铁轨与路基很易于被破坏，利用铁路作战略性追击的可能性也很小。同时，电报的出现也有利于会战中的失败一方。因为电报必须借助于固定的电报线，其铺设总是难以跟上剧烈的战场运动。可是，失败一方却可以通过电报及时获知战果，迅速形成新防线。

但是，普鲁士陆军的总参谋长老毛奇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将铁路、电报与参谋本部的组织、新式兵役动员体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如左行为链条：

换言之，普军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之所以能依靠外线作战连续获胜，关键既不在外线作战本身，也不在单纯的铁路、电报，而在于一种全新的组织力量。正是这种组织优势，使普军得以从动员的那一刻起就走在了敌军的前面，形成了机动力的不对称。等到战后列强纷纷效仿普军，都组建了参谋总部和战略性铁路—电报网，并在此基础上都形成了新式动员模式后，德军之优势即大大缩水。而铁路、电报更有利于防御方的优势则不断被强化。施里芬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一战后，德军利用内燃机革命形成全新的战术机动优势，又利用无线电技术形成全新之战术通信优势，同时以空中优势压制敌军之战略机动能力，从而再度获得机动优势，从而复活了外线作战，此即震撼世界之闪电战。

但是，一旦敌手也掌握了类似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模式，德军之外线作战即再次失效（最典型者就是1943年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与1944年西线突出部反击战）。新技术革命对战争的影响也不再体现为单方面的闪电胜利，而是大纵深攻击对大纵深防御的新平衡，而防御方一旦抗住攻击，就会适时转入大纵深反击，战争也随之呈现出更猛烈的消耗战特征。这一点在二战中的东线战场体现得尤其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中英美联军在西线通过发挥科技与物质优势，形成了新的机动不对称。盟军以制空权限制敌军之机动（既限制战略机动，又限制作战、战术机动），同时保障己方之机动自由，从而以机动力之不对称确保作战优势。此即日后“空地一体战”之前身。[39]

由于美国将此种科技、物质优势一直保持至今，且：（1）核武器的存在极大限制了大国间的军事冲突；（2）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科技优势有愈来愈强的趋势；（3）卫星、网络、电子、航空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美军在侦搜、机动、指管、火力等多方面形成全面突破，造成传统的平面化固定战线消失。这就极大地压制了大陆军国家的陆战优势，甚至极大地压制了陆战学说本身的发展，无形中割裂了现代陆战研究和传统陆战研究的联系，连带也使得当今之军事研究者多忘记19世纪陆战之实质。而一旦弄清了其中关键，就不难发现，日军向德军的学习，恰恰带有严重的有形无神、食洋不化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