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夜战与黎明，清军日军命运的分水岭

综合中日双方的史料，事后回顾这场战斗，不难发现如下问题：

1. 后勤是影响此战的最大因素

日军在战前如能正确处理后勤和战斗的关系，便能于此战中：（1）集中更多兵力；（2）有效压缩作战时间，不至于用12天的时间才完成预定5天内完成的任务；（3）成欢之战可更精密地展开；（4）会战结束后也不至于和清军完全失去接触。此外，此战中日军共计消耗炮弹254发，步枪弹67 801发，进一步凸显了野战后勤的重要。但这个教训要等到平壤之战后才被重视，日军注定在下一步的交战中继续饱尝轻视后勤的苦头。

2. 日军的夜袭构想未能实现，右翼的佯攻实际上也没有发挥作用

日军本欲利用黑夜袭击清军，岂料在安城渡反遭袭击。清军在暗，日军在明，夜暗转而成为清军的优势。且清军所用的是六连发步枪，伏击人数虽少，火力强度却不容忽视。日军的组织、指挥优势却难以发挥。左翼队发起总攻、右翼队恢复进军时，天色已亮。等到结束战斗时已是7时30分，更难以说是一场夜战了。后来在平壤之战中，日军不再组织夜战，或许便是从中吸取了教训。

3. 清军的败因在于战术素养低下

这又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认识：

（1）整个防御部署过于僵硬，缺乏弹性。

任何有利的地形本身都无法击败敌军。面对工兵技术日趋发展的现代陆军，任何障碍都只能起到迟滞、改变队形、增减时间的作用，其本身不能歼敌。只有当障碍和火力密切结合后，才能收效。

在西线，从安城渡到牛歇里之间，适于伏击的地点极多，清军理应选择多个有利的阻击点，以小型战斗群前出阻击，如此既可为主阵地防御起到前哨警戒的作用，又可充分利用地形迟滞、杀伤日军，是为最佳选择。但清军兵力有限，仅在佳龙里村和渡口附近的森林中布设两组兵力，亦可谓迫不得已的折中。而在东部战场，月峰山以外还有大量高地，虽不能全部占领，至少也应选择若干个交通要隘，做类似佳龙里村的布防。实则在这个方向完全没有派出前哨警戒兵力，甚至连月峰山主阵地对面那座可以俯瞰己方阵地的高地亦不予控制，就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了。

如更深一层检讨，则可知这绝非单纯的缺乏前哨警戒的错误，也不是单纯的对敌军主攻方向的判断错误，而是防御战术水准低下的表现。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尽量不要按对方的意愿行事。在防御战斗中，防御一方总是倾向于尽量利用地利，而攻击方则要尽量避开相应地段。越是便于防御的地段，被攻击的可能性越小。在每一个地段都维持绝对优势的防御兵力当然是一个解决方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之所以选择防御，恰恰是因为兵力处于劣势。所以，正常的防御总是要以有限的兵力应对较大的设防空间。其间要领在于：一、如何强制或诱引敌军攻击最适于发挥防御优势的地段；二、如何在己方难以布防而敌方又有可能攻击的地段上预设反击陷阱。从这两个角度看此战清军的布防，就会发现清军两点都未能做到，等于一厢情愿地期待日军会顺素沙场—牛歇里—成欢驿轴线进攻，清军则逐次抵抗，最终在西南火炮阵地和月峰山主阵地之间对日军进行火力痛击。遗憾的是，日军恰恰没有按清军的意愿行事。清军又缺乏应变方案，且未在日军主攻方向上形成警戒前沿，终于不免在日军的迂回下陷入极大被动。

（2）堡垒防御的缺陷。

但是，就算前述缺陷得以弥补，清军此战还是很难获胜，因为清军的防御战术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

在这一战中，西线清军至少初战极其成功，日军完全陷入被动，整个作战计划都被打乱。在东线，双方主力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日军却能顺利的连续攻克清军阵地。两翼的战斗呈现出巨大差异。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西线日军是在夜间遭到袭击，且双方的战斗主要是步兵间的火力战。东线的战斗则发生在天亮以后，日军充分发挥了步炮间的协同，清军的火炮则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从而形成了日军火炮对抗清军轻武器的战斗态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于清军主力依托山顶堡垒设防，但此种堡垒战术却颇有缺陷：

首先，此种堡垒很难隐蔽，而堡垒数量、大小直接和兵力规模有关，日军较易于侦察。

其次，此种堡垒在战术使用上也已滞后于陆战火器的发展。随着陆战火器的发展，步兵工事日趋隐蔽化、低矮化，甚至地下化。清军之堡垒正反其道而行之。据日军记载：“他们在山丘上直接筑堡垒，掘周围泥土筑胸墙，呈正方形。中央帐幕所在之处，几乎与胸墙上沿相平，对胸墙发射的炮弹，恐常掠过胸墙，集中于中坚。”且“胸墙甚薄，其上部不过五、六寸”，无法抵御日军的步枪射击。“营垒下乱放松树枝，只有粗糙鹿砦，并无沟壕环绕。我军一旦靠近，则容易冲入营垒中。”[29]清军防守此种工事，正好形成己在明、敌在暗的形态，徒然成为日军山炮的射击标靶。与西线的战斗正好相反。而清军火炮射击以散兵线冲锋的日军，则较少效果。此外，日军记录中还提到，清军使用六连发步枪时往往过早连续射击，等到日军接近时，反而无法连射，日军每趁清军装填子弹的间隙冲入阵地。（关于清军防御战术的落伍，详见本书金旅之战一章）

不过，即便日军能够较容易地攻入清军壁垒，清军仍可与之进行近身肉搏。但清军阵地一旦被突破，守军立即后撤，只能理解为清军不愿与日军进行此种战斗。此战双方伤亡人数均甚少，此亦为一个重要原因。

4. 佳龙里村的战斗不足以作为两军战力对比的正常依据

从战果上看，日军在佳龙里村猝遭伏击，一度陷入巨大混乱，且付出数十人的伤亡。清军则在日军大队抵达后主动脱离战斗，日军整个右翼队陷入极大混乱，直到凌晨5时才恢复行军，此时大岛义昌率领的左翼队已经开始发起主攻。由此可知，佳龙里村的战斗是清军进行的较好的一次战斗，其胜因在于：清军在暗处，又使用六连发步枪；日军在明处，且经过在复杂地形上的连续暗夜行军后，秩序混乱，火炮又都被大岛义昌带到了左翼。这才造成了清军依托村落建筑破敌的结果。等到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后，清军在白昼战斗中仍依托村落建筑防御，反而成为日军火炮的活靶子。两相对比，可知此战的胜利实在是相当特殊，不足以引为日清陆军战斗力对比的正常依据。战后清军显然没有深度反思此战的战术意义，日军则似乎已从中领悟到夜间村落作战的要领。

5. 伤亡数据分析

此战双方伤亡人数大致接近，但意义完全不同。日军的阵亡人数几乎全部是因为佳龙里村的伏击，在月峰山一带的战斗中则伤亡极其轻微。而清军正相反。考虑到佳龙里村的战斗并不能代表正常情况下的两军战力对比，则从月峰山一带的伤亡比中正可窥见两军战斗力之差距。

6. 日军对清军的后撤路线判断缺乏弹性，未提前做好预案，终于失去更大的战果

事实证明，从清军的角度讲，离开牙山与战而后撤是正确的。离开牙山摆脱了被日军全歼于牙山绝地的危险。战而后撤则至少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阵地上有准备地作战，而避免了在转移途中遭日军袭击。但叶志超军最终能脱困，仍要感谢日军的判断错误。日军对清军的撤退路线判断缺乏弹性，想当然坚持认为清军只有退回牙山一途，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追击时机。岂料清军早已将退却轴线由成欢—牙山调整成了成欢—公州。而牙山老营守军亦能于成欢战后，在武田和大岛两军的缝隙中逃出，更堪称善于撤退。只可惜清军全无相关记载，后人也很难探清其中窍奥了。

7. 叶志超增援问题

后世史家多认为，清军之所以在成欢战败，是因为叶志超未能及时增援，实则不然。因为聂士成战前说得清楚，叶志超的任务是转移辎重，只有当成欢战斗胜利后，叶志超才向北跟进，否则是聂士成率军南下，全军“绕道而出”，北上平壤。既然计划如此，叶志超不来增援亦属正常。何况叶部仅500人，又缺乏有效的通信手段，如何有效增援也是一大问题。

8. 叶志超军安全北撤的影响

对清军而言，本已陷入绝境的叶志超军居然能大致完好地成功北撤，真可以说是意外之喜。对日军而言，等于浪费了6月出兵竞争与丰岛偷袭带来的战术优势。但清军在成欢之战中暴露出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缺陷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得以纠正，不免又为未来的战斗蒙上厚厚的阴影。好在日军也有一个轻视后勤的短板，处处掣肘作战单位。两相抵消，以陆战而论，大抵仍是个旗鼓相当的格局。

下一步，双方就要在互相宣战的情况下，进入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次章首先要对比检讨的，就是双方战争计划之优劣得失。

[1]参阅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www.xing528.com)

[2]《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卷，第1—2页。

[3]明治二十七年6月29日，日本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发给大岛义昌的训令。转引自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02—103页。

[4]明治二十七年6月29日，日本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发给大岛义昌的训令。转引自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02—103页。

[5]据日军战后统计，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野战粮秣补充，就地征发所得仅49 600石，后方输送量却高达462000石。《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八卷，第89页。

[6]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63页。

[7]杉村浚：《明治廿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6页。

[8]杉村浚：《明治廿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6—37页。

[9]《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8页。

[10]《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

[11]《东征日记》六月十一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

[12]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第1册，第18页。

[13]《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22页。据日军推断，这很有可能是清军采取的强化防御措施。有意思的是，在清军的记录中反而找不到相关记录。但无论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无疑都进一步增强了防御效果。

[14]《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参考日军记录予以修正。

[15]《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

[16]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卷三，第136页。转引自《甲午战争史》第68页。

[17]《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有意思的是，据聂士成《东征日记》记载，在28日晚餐时，武备学生于光炘前来报告，“称探得倭于今晚分两股一来袭成欢官军，一截住公州去路。即传令各营皆饱食以待。”（《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9页。）如果这个记载属实，可知清军对日军的行动事先已有掌握。但这条记述恰恰非常可疑。因为如正文所述，日军是在28日晚上才决定了连夜进兵、兵分两路的作战计划，同时非常注重此次行动的保密，决策只通知到军官。至28日深夜，才公布到士兵。左翼队的出发时间是零时30分，右翼队的出发时间是29日凌晨2时，假如于光炘是亲眼侦察到日军的分兵行动，并弄清日军的进兵方向，则只能是在29日凌晨2时之后。但于光炘居然在28日聂士成晚餐之前就得知日军的分兵路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混入日军大营，亲耳听到且听懂了大岛旅团核心层人员以日语进行的会议。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假如属实，实为甲午战争中最传奇的敌情侦察行动，聂士成在《东征日记》中不可能不大加渲染。更重要的反证是，日军左翼队虽迂回攻击了清军右翼，却并非是要“截住公州去路”，因为日军始终不知道清军已将指挥中心从牙山移到公州，所以才会在战后和清军失去接触。由此可知，聂士成关于武备学生于光炘事先侦察到日军进兵路线的记录并不真实。很有可能是他在战后根据实战结果追加的记录，以表示守军上下已恪尽职守。只是他完全没想到日军实际中的进军路线是临机决定，反而留下了破绽。此外，聂士成还声称他是在听完于光炘的汇报后，临时进行了布防，同样难以置信。这显然是写给上级和后人看的故事，而非实录。目的在于彰显守军上下均具有极强的临机应变能力。相比之下，叶志超似乎更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个早有准备的印象。故而他在战后汇报中仅笼统的提及“我垒甫就，倭……全力前来围击……我兵早有准备……”，至于败因则简单地归结为日军的压倒性数量优势。（《中日战争》，第3册，第47页。）和聂士成声称的败因“军火垂尽”（《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都是标准的官样套话，不可相信。

[18]《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页。

[19]《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1—22页。

[20]《东征日记》，六月二十六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

[21]《日清战争实记》选译，《中日战争》，第1册，第226页。

[22]《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2—23页。

[23]关于4名武备学生的生死问题，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69页，脚注四。

[24]《日清战争实记》选译，《中日战争》，第1册，第226页。这里不得不再次指出的是，《东征日记》对交战过程的记录，不合逻辑之处亦不在少数，如将之与叶志超战后的汇报相比较，更会发现，二者之间竟在很多硬性问题上互相矛盾。如战斗开始的时间，聂士成说是“廿七日，五更时”（《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叶志超说是“六月二十六夜二更”（《中日战争》，第3册，第47页）。聂士成说进攻中的日军埋设地雷防追兵，又在清军的驱赶下进入自己布设的雷阵，死伤惨重，（《东征日记》，《中日战争》，第6册，第10页）殊不可解。叶志超说日军是中了清军布设的地雷死伤惨重，（《中日战争》，第3册，第47页）虽较为合理，但日方全无相关记录，聂士成也完全没有己军埋设地雷的记录。同样令人质疑其真实性。事实上，聂士成在晚清军事史中，无论是专业素养还是人品，都属于上乘人物，其最终结局亦足堪后人凭吊。然而，这样一个勇武的军人，也无法避免谎话连篇，且到了完全不顾军事专业现实的程度，更令后人震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清王朝腐朽制度的冰山一角。而此种问题实由来已久。可参阅拙著《当天朝遭遇帝国》。

[25]清军伤亡数字为推定数字，参阅《甲午战争史》第72页。日军伤亡人数在取自《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附录第十四，《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572页。

[26]《东征日记》，六月二十八日条至七月二十八日条。《中日战争》，第6册，第10—12页。

[27]《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6—27页。

[28]杉村浚：《明治廿七八年在韩苦心录》。《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6、37页。

[29]《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