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复盘：重新审视中日对抗

两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日军兵力优势的发挥，为成欢之战制造了出乎意料的变数。

第一个因素是大批清军已开始进入朝鲜北部。对于这路清军的规模、进军速度和作战意图，日军并不清楚，从预作最坏打算的角度，大岛义昌不敢集中全部兵力南下攻击叶志超，必须留下部分兵力控制汉城，同时还要沿临津江设置前沿防御，防备大队清军自北方对汉城发起的攻击。如果仅此而已，对日军的影响不会太大，此种部署亦无可厚非。但当这个分兵的需求和下一个因素纠缠在一起时，对日军的限制就骤然增大了。

第二个因素是后勤输送能力的限制。

铁路革命前的欧洲近代军队，后勤运补的大宗是食物，主要解决方法是就地取给。铁路革命后的军队，后勤运补的大宗逐渐变成弹药和燃料，主要解决办法是后方输送。[1]甲午战争虽然爆发在铁路革命之后，日本也非常注重铁路网的修筑。但是，作为战场的朝鲜半岛本身却没有铁路，军队运动、物资运输均依赖人力和畜力。日本本土和朝鲜又被海峡隔断，必须借助港口与海运，才能将军队和物资输送到位。但是，如果作战地域在内陆腹地，陆战行动的后勤难度就会直线上升。这个时候，能否实现粮食的就地取给，将极大影响野战机动能力。同时，能否在现地征发足够的人力进行作战物资搬运，更是直接影响战斗效能的发挥。

日本陆军在战前虽然非常注重中、朝两国的兵要地志搜集，但是由于朝鲜仅对外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三个通商口岸，腹地官吏、民众均普遍排外，尤其仇视日本人。这就导致日本的情报搜集始终没有真正深入通商口岸之外的地区，从而忽视了一个致命的事实：朝鲜半岛高度贫瘠，无论日军是强征还是购买，都很难靠就地取给解决大兵团运动中的粮食需求。人力征发也因为朝鲜民众的自发抗日而困难重重。这就迫使日军必须强化后方输送。可是，铁路的缺乏，日、朝军民关系的紧张，又使得陆上输送本身同样困难重重。

陆线不畅通，利用海军进行海上运补，进而利用内河水道支持野战后勤需求，无疑就成了最佳选择。可是，当时日本海军从英国订购的两艘主力战舰——排水量超过一万吨的新式战列舰富士、八岛才刚开始建造。日本海军仍处在无主力舰状态。而北洋海军却拥有定远、镇远两艘排水量七千多吨的铁甲舰。故而，当时日本内部普遍流行“清七日三”的海战胜负率，认为日本海军获胜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在无法有效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贸然在朝鲜西海岸进行大兵团运输，无疑是一个高风险行动。而且，当时日本货物运输的百分之九十被外国商船控制。500吨以上的轮船，全国只有50艘，严重缺乏集中大船团进行海外兵力输送的能力和经验。至于深入内河就更是困难，因为日本海军对朝鲜的海岸线测量还没有全部完成，对内河水道的测量更是空白。就算夺取了制海权，日本海军短期内依然无法迅速对陆军的内陆机动提供密接支援。

但是，日本陆军在没有掌握朝鲜腹地真实情报的基础上，却盲目乐观，想当然地认为，就算没有制海权，就算海军无法提供密接运输支援，陆军照样能打赢朝鲜半岛上的野战。

原来，日本陆军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日本海军能夺取制海权，陆军就可以自由机动，不断升级战争，直到“征清计划”启动，以直隶平原大决战、夺取北京城落下战争帷幕。但如果日本海军不能夺取制海权，陆军也有办法至少确保征服朝鲜：由于对马岛已经要塞化，再加上日本海军的舰队支援，足以让中国海军无法突破对马海峡。这样一来，无论海战谁胜谁负，日本陆军都确信自身可以在海峡以东地区自由机动，以釜山和元山为登陆点，以汉城为中心，进行向心运动，从而依靠釜山—汉城、元山—汉城两条陆上补给线完成征服朝鲜的计划。

事实证明，日本陆军的这个判断完全脱离实际，很快就引发了严重的军事危机。

由于海运手段的限制，最早出发的日混成第九旅团必须分批运输。6月16日，该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旅团兵站监步兵中佐竹内正策随同上岸，立即在仁川设立兵站监部，进而建立经龙山到汉城的兵站线。竹内正策立即发现，虽然只是一条很短的兵站线，背后就是仁川港，但工作进度仍困难重重。最大的难题就是当地居民强烈排日，导致日军无法在当地征集到足够的人力进行物资搬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本兵站总监川上操六匆忙从国内加派300名军夫。日本釜山总领事室田义文也匆忙赶到仁川，和仁川领事能势辰五郎一起协助陆军解决后勤难题。即便如此，陆军主要还是依靠紧急利用了内河航线，才暂时缓解了输送压力。[2]

6月27日，混成第九旅团后续部队抵达，后勤压力更大。6月28日，在仁川的后勤机构向参谋总部申诉一线困难，希望能从国内增派大批夫役，以保障战力发挥。岂料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总部均高度轻视野战后勤问题。他们虽然对跨海运输非常重视，但又以为，只要将战斗单位输送到战场附近，剩下的就主要是战斗问题。他们居然想当然指示现地驻军，要本着“因粮于敌”和“减少辎重”的两大方针，尽量多增加作战部队、减少后勤单位，从而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机动性。[3]6月28日，在仁川的后勤机构向参谋总部申诉一线困难，希望能从国内增派大批夫役以保障战力发挥。第二天便遭到参谋总长炽仁亲王的严厉训斥：

执行军务最紧要的事情不一而足。其中，减少辎重的携带是最紧切的要务。何为辎重，即没有使敌人致死的力量的非战斗人员之谓。若不减少，则军队不能运动自如。不仅不能运动自如，而且不能不予以保护。如辎重搬运夫役是非战斗人员之首。不可不尽可能雇用当地人民，以减少常备运输兵。(www.xing528.com)

古时有一句兵家格言，曰因粮于敌。自古以来，内外用兵以此为原则，其理由在于此。有关人们性命的粮食，尚且要在敌区办理，何况搬运粮食的夫役。

进军或驻扎，可以征集或雇用当地人民，供我使用。何况立即支付工银而使用之。无需任何顾忌。当然，敌区或外国工银可能高于国内。但从减少辎重的角度考虑，则不可过言其利益。何况累计供给夫役的伙食费、旅费及运输费用等待，数倍工银亦较国内低廉。

盖军务之要，减少辎重是其一。为此，须给进退之自由以最大关心，熟悉尽可能依靠地方实施搬运的方法。

如今，派往朝鲜国之混成旅团编有临时辎重队，已命令以临时辎重队为骨干，粮食运输等全用就地征集的要素。非常不解兵站监6月28日自仁川发来的报告称，因军队没有运输兵，不能补充给养，即将处于饥饿之中，云云。

现在，混成旅团的给养名额不过八千余名。仁川与汉城相距仅八里，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即在汉城的部队，停留于汉城，尚未行动。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尚言如果不从国内派出众多夫役就难以补充给养，一旦兵站线路延长，或全师团，或更多师团去韩国，实行运动战，此时将如何补充给养。难道就没有补充给养的手段，难免全军饿死。

盖如今尚未到战时，因此，寻求搬运要素需要稍大的费用。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决不可吝惜这种费用。须千方百计研究获得征集要素的方法，寻求我帝国外交官的帮助，完成各自的任务。

试想，若为搬运粮食，不断从国内派送夫役，则不得不追加这些夫役需要的粮食。若如此，则必然导致进一步需要搬运夫役所需要的粮食的夫役，层层累加，岂有止境。

这样就极大地有悖于因粮于敌的原则，有悖于减少辎重的原则。因此，应下决心尽可能就地取材，慎言请求国内追加。[4]

在该亲王看来，一线驻军要求强化后勤的要求是无理且无能的，是不舍得花钱的表现，反过来，参谋总部显然认为，只要舍得花钱，不愁做不到“因粮于敌”和“减少辎重”。[5]

在这严令之下，大岛混成旅团集中攻击兵力的规模直接受到后勤能力的限制。这种限制立即和上一个因素结合起来。既然过多兵力南下困难，大岛义昌索性将相当兵力留在了汉城，同时分出两个中队守备临津江，防御北路清军趁隙攻击汉城。这样一来，南下攻击叶志超军的进击部队就只剩下了15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大队（山炮8门）、一个骑兵中队（战马47匹）、一个工兵中队，及若干辎重兵和卫生队，总计四千余人。[6]和叶志超的3 880人相比，只能算是极其微弱的优势。再考虑到清军享有防御带来的战术优势，则日军的前景显然并不明朗。

如果说清军在牙山是被硬性的卸载能力所拘束，汉城日军则显然因为高层的主观认知错误而受到了后勤惩罚。这就为本已陷入绝境的叶志超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