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威慑力的削弱：交通线成为攻击点

虽然北洋海军的使用在战时受到光绪、翁同龢等人的干扰，但至少在丰岛海战前夕，李鸿章尚可自由支配北洋海军。所以，要理解北洋海军的运用，首先要理解李鸿章的海军用兵思想。

在经历了1874年台湾危机和1882年、1885年的两次朝鲜危机后，清廷内部越来越多的官僚开始认识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内阁学士梅启照在“筹议海防折”中已明确指出：“其国小而民贫，其君日习武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5]对此，李鸿章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表示支持，并补充指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6]

但是，如何具体达到消除日本威胁，确保朝鲜前沿的国防目的？这就引出了发展海军、购买军舰背后的海军使用方法问题。

李鸿章建设现代海军的基本思路在前述“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得非常清晰：“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7]

所谓“建威销萌”，即通过军事威慑消除威胁于萌芽状态。这个思路既令人联想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远境界，又符合司马光“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的论述，尤其切合李鸿章“和戎变法”的预设。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极大的误区。

威慑战略如欲成功，必须让被威慑方产生畏惧心理，畏惧心理越强，威慑越易于成功。而此种畏惧心理又来自：（1）威慑方拥有强大的惩罚能力；（2）威慑方有强烈的行动意志；（3）要让被威慑方认清前述两点。核武器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成功的战略威慑手段，原因即在于：（1）核武器的威力极大且无法有效防御；（2）此种毁灭性威力在广岛、长崎被实际使用过，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能感知到；（3）核大国几乎都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在核武器产生之前，战略威慑始终难以依赖某种武器或某个军兵种来实现。具体到19世纪的技术环境中，假如李鸿章想用“得力水师”达到“建威销萌”的目的时，就必须确保中国敢于、也能够用海上力量打疼日本，而且要让日本认清这个事实。实现的方法则在于：（1）针对日本的岛国特性，展示强大的交通线切断能力。因为交通线就是日本的生命线，和平时期、战争时期均不例外，这就给中国的威慑战略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打击点。如能在交通线威胁的基础上，再通过海陆联合行动，达成夺取、孤立战略要点的能力，则威慑力倍增。（2）让日本充分感知到中国的能力和意志。

但是，如本书第三章已阐明的那样，李鸿章放弃了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而全力利用陆权复兴的发展机遇期进行发展。所以他的国家战略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了和戎，所以放弃主动出击的一切机会，这就是他念兹在兹的“不可衅自我开”。这种消极的应战思维不仅极大限制了海军的使用，也严重削弱了海军威慑的可信性。日本吞并琉球，中国却不在对马采取反制行动，已经暴露了“和戎”与“建威销萌”之间的致命抵消。即便是在中国海军占据重大优势的1885—1893年，李鸿章也不过是在1886年和1891年两次派海军前往日本造访，而这两次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威慑日本的目的，反而让日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连续掀起海军扩张热潮。(www.xing528.com)

同时，如本书第五章所论，李鸿章在建设海军时，始终缺乏明晰的海军战略、战术思想，无论是武器的订购还是海军的发展，都缺乏制日的针对性。这也极大降低了实际威慑效能。

虽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策划的两次对日威慑都没有收到效果，但他却并未深刻吸取教训。当1894年6月中日竞相出兵朝鲜的危机形成后，李鸿章又习惯性走上了威慑路线。

如第六章所述，中国军舰在仁川者最初只有平远一舰，后陆续添调了济远、扬威、超勇等舰。6月16日（五月十三日），因电报断绝，济远管带方伯谦命超勇回威海禀报朝鲜情势，[8]形成了济远、平远、扬威三舰对峙日本七艘军舰的态势。[9]6月19日（五月十六日），李鸿章命丁汝昌立即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带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赴仁”，[10]6月23日（五月二十日），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抵仁川，[11]从而一举逆转了一线中日海军兵力对比。可是，之所以有这次海军增兵行动，绝非李鸿章改变一线战力的努力，而恰恰是因为李鸿章认为不会开战，也还远没到开战的时候，仍是按壬午—甲申模式，和日本互搞虚声震慑，以找到合适的就地还钱的尺度。所以，就在镇远等三舰出发的当天，李鸿章已向内部人亮出底牌：“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丁提督添拨镇远铁舰，广丙、超勇两快船到仁，弁兵约六百，均未便登陆。”[12]甚至到了丰岛海战后，当驻伦敦公使龚照瑗建议调集南洋水师的军舰北上“以壮声势”时，李鸿章当即回绝，理由恰是：“南洋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13]

一个“吓”字充分表现了李鸿章此时的思维，仍未站在“打”的角度进行准备，而是企图通过威慑避战。但日本武士又岂是可以吓住的？果然，日本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断深化备战。一旦发现真的要打的时候，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方伯谦便都不主张继续留镇远等舰在仁川了。

6月30日（五月二十七日）丁汝昌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的理由，建议将镇远、济远、广丙三舰自仁川调回威海卫，“与在威各舰齐作准备，候陆兵大队调齐”，再与日军“一决雌雄”。[14]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很符合抽回拳头再打出的原则。但是，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之所以要先撤牙山孤军，是因为各种限制导致清军无法迅速逆转一线兵力对比。但海军不同，中国利用地理位置优势，是可以迅速形成仁川、牙山一线的兵力优势的。故而，要撤就要撤陆军，要进就要进海军。断没有陆军不撤，反而先撤海军的道理。但是，李鸿章既不敢先发制人，就算把海军主力悉数集中到仁川，也还是无用。加之李鸿章、丁汝昌、林泰曾均非常害怕海军长期滞留仁川遭夜间偷袭，便拱手又放弃了一线海军兵力优势，撤回了镇远、济远、超勇、广丙、平远。如此一来，牙山一线顿时只剩下一艘老迈不堪的扬威。[15]

进入7月后，清廷的态度日趋强化，李鸿章随之成为备战工作的核心。但是，“建威销萌”的倾向始终存在于李鸿章的思想伏流中，一有机会就要转为明流，从而大大影响了备战计划的制定，同时也大大影响到海军的调度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