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两章所述，日本在甲午年出兵朝鲜，是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的。有意思的是，当时身在一线的日本外交官员，或由于级别限制，或由于信息不畅，并不能及时获知高层的最新决策，其中颇有一些人非常担忧大鸟最初的犹豫态度会影响陆奥宗光，断送好不容易到手的机会。如日本驻汉城二等领事内田定槌，就于6月26日直接致函陆奥宗光，坦言“难得派遣如此之重兵，请再进一步将其用于更为有益之目的。所谓进一步有益之目的，无非将朝鲜国变为我日本帝国之保护国”。他在全面分析了中朝关系，朝鲜糟糕的内政现状后，得出了和内阁高度一致的认识：
辅佐该国政府行此重大改革……使朝鲜国对以清国为首之其他各国，俨然保持其东洋之一独立国家之体面，乃我国最名誉、最安全之策，亦为使我帝国势力向朝鲜半岛扩张之唯一良好手段。
总之，此次我国向该地派遣如此大军，当勿失此良机，于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外，应再进一步缔结使该朝鲜国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从此我帝国政府干预其内治外交，谋求其改良进步，使之导向富强之境域，一以强固我帝国之藩篱，一于该国执行扩张我帝国之势力，并增进帝国商民利益之政策。[36]
在27日发给陆奥的函件中，内田更进一步指出：
当实行此计划时，我国与清国之冲突，无论如何亦将不可避免，因迟早有交战之必要，应定出交战之朝议。与其我军队常驻于该地，待之清兵陆续到来而有彼向我挑起战端时，始与之应战，莫如先于清兵入京，迅速要求朝鲜国缔结接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我政府可按此条约，是朝鲜政府要求撤出现驻屯与牙山及其他地方之清兵。若不撤退时，以其所为有害于该国之安全，由我进而袭击之。尔后，于途中阻击陆续来该地之全部清兵，以拒绝其入京。如其不然，徒俟清兵之到来而不决战，对该国政府亦不断然实行任何处置，则将数千军队先入该地并无价值。此次之事件，必使以清、韩两国为首之其他列国产生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甚为必要。[37]
事实证明，内田的担忧是多余的。
就在27日当天，携带陆奥宗光口头秘密训令的加藤抵达了汉城。据杉村浚回忆，当时加藤告诉大鸟等一线外交官：“如今的形势，从发展看，开战已不可避免。因此，只要在不负被人非难的责任这个前提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38]
从这份训令中，不难看出陆奥宗光急于开战的心情。站在日方立场上，此种心情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越早开战越有利于日本。所以他才会不顾法理限制，授权大鸟圭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的口实”。
其实，大鸟圭介在早日开战的问题上早已跟上了内阁与军部的步伐。他在6月28日发给陆奥的公函中说：“日清两国军队相距二十余里，远地驻屯，而其目的亦不一，虽经几日，两军无互相冲突之时机。然而我军如增加二、三倍于清军，不仅速战有利于我方，亦必有利于达到内政改革之目的。”[39]
7月初，大鸟再次强调：“今日的形势是日清冲突已不可避免，早日开战对我有利……清国虽然土地广阔，但近年来，从其陆海军备来看，表面上还可以，实际上极不完备，不足为惧。”[40]
同时，大鸟在开战依据问题上比急迫的陆奥更有定力，思考得更为深入。就在袁世凯张皇失措的7月10日，鉴于朝鲜方面在改革内政问题上明显在采用拖延战术，大鸟圭介已针对性地制定了两套对付朝鲜朝廷的方案。当朝鲜或明或暗地拒绝日本的内政改革建议时，日本即出兵控制汉城各城门及韩王宫各门，“以兵威相逼”，迫使朝鲜政府屈服。不同者在于，甲案追求的目标是迫使朝鲜回到日本主导的所谓内政改革道路上来。乙案则先以公文阐明“朝鲜政府之拒绝，完全不顾东亚之大局；不与我国提携，共图富强之业，我国于深表遗憾之同时，不能不采取保护本国利益手段”之决意，继而谋求朝鲜政府作出如下让步：（1）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及一切条约；（2）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41]随着中日战争的迫在眉睫，前述目标反而不太重要，重要的倒是大鸟圭介计划的武力威慑计划，以及通过此种行动获取开战的法理支持。
7月18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获得并向外务省汇报了李鸿章正在调兵入朝的计划。[42]第二天，日本大本营通知大岛义昌，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企图，可立即独断行动。实际就是授予了大岛抢先攻击的权力。同时，大本营也通知了联合舰队，立即到朝鲜西海岸牙山附近建立锚泊地，一旦发现清军有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便对其护航军舰和运输船队进行攻击。[43]而李鸿章企图增援牙山孤军的行动也被日本间谍侦知。于是，大岛乃决定立即挥师南下，先扫荡牙山清军，再准备北上迎战北路清军，从而达成逐个击破的目标。
但作为外交官的大鸟圭介却敏锐地把握住了开战的法理问题。所以他在20日（六月十八日）派出参事官本野一郎拜访大岛义昌，提出了如下建议：
近来朝鲜政府忽然趋向于强硬，要求我国撤兵。因此，可视为朝鲜政府拒绝我方的一切要求。为采取断然处置，本日向朝鲜政府提出撤退清军的要求，并限于22日答复。若到期得不到确切的答复，首先派一个步兵大队进入汉城，对之实施威慑。如果仍然不足以使我方满意，则命令旅团进入汉城，包围王宫。然后推举大院君（李罡应）入阙，以大院君为政府首脑，由此可取得击退牙山清军的委托。有关旅团的派出事宜，请暂缓实施。[44](www.xing528.com)
原来，就在这一天午后，大鸟向朝鲜递交了最后通牒，指出：
其一，朝鲜在日韩条约第一条承认自己是自主国，然而，如今清国以保护属邦的名义进驻军队，其将领派兵的理由向沿路人民发出布告，其语言文字与给本国人民的布告毫无二致，贵国对此不予过问，自主权听任清国肆意蹂躏。因此，尽快地将清兵驱逐出贵国国境，以保全贵国的自主权，这是符合条约规定的。
其二，在审阅清韩两国间的各条约及规定时，明确认定贵国是清国属邦，清国对贵国有君主权一事，亦应根据前条理由，迅速予以废除。
此通牒以22日为限，朝鲜必须先就第一条做出答复。[45]
如至22日仍收不到对第一条的答复，日本即采取自由行动。[46]杉村浚更露骨地表示，无论朝鲜如何答复，或不答复，日本届时都将采取行动。[47]所以大鸟圭介才派本野一郎劝说大岛旅团暂缓南下，先解决了开战法理问题，再攻击牙山孤军不迟。
本来，关于武力控制朝鲜国王的构想，连陆奥宗光都觉得有些冒险，7月19日特地指示大鸟，“如认为并非上策，望勿断然实行”。[48]但是，从袁世凯的突然秘密回国，大鸟敏锐觉察到了“朝鲜政府中清国派势力正在衰弱”，[49]终于断然向大岛发出了用兵邀请。实则是主动在上级的要求之外进行额外努力，并为此对军方的行棋次序进行了一个大胆的调整。
面对大鸟的建议，大岛义昌认为，如从纯军事角度出发，鉴于北路清军随时可能自平壤南下汉城，则扫荡牙山清军行动实在是刻不容缓。但开战法理问题也不容忽视，且此问题一旦解决，攻击过程中便可获得朝鲜地方官民的支持，更有利于作战。所以他同意按大鸟的建议行动。本野一郎离开半小时后，大岛义昌出于争取时间的考虑，又进一步修正了原计划，决定跳过所谓的“威慑”环节，直接出动旅团主力占领韩王宫。具体行动计划则由步兵二十一联队联队长武田秀山中佐负责制定。
第二天，大岛义昌亲自拜访了大鸟圭介，拿出了陆军的行动方案。对此，大鸟圭介表示认可。按照这个新计划，大岛义昌将率领旅团司令部移驻汉城公使馆内，旅团主力则于22日晚集合露营待命，并在“23日拂晓向汉城行军”的含糊命令下掩蔽企图，于当天凌晨2时，突然出动两个小队的兵力控制汉城的南大门和西大门，放日军主力入城。入城后日军即兵分数路，一面对韩王宫发起多路突然袭击，一面控制韩王国周围的制高点，同时还没忘记分出一个中队的兵力控制李罡应府邸。作为这次计划的制定者，武田秀山亲自统帅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及一个工兵小队的兵力完成核心任务：驱逐朝鲜军，俘虏国王。之所以带上一个小队的工兵，是因为预见到宫门和宫墙将构成行动障碍，必要时需强行爆破开路。[50]为了防范朝鲜国王逃跑，日本公使馆人员自22日起便在王宫周围密切监控。[51]
实际的行动，基本是按计划顺利进行。朝鲜士兵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夜袭，仓促之下，只有部分地段进行了武力抵抗，且迅速被日军粉碎。最大阻碍居然出在迎秋门的爆破问题上。当武田秀山率领所部抵达迎秋门时，发现宫门紧闭。武田便派出士兵去侦察北侧的金华门，发现同样紧闭。于是，日军便按计划进行工兵爆破。岂料：“工兵小队装炸药，实施爆破，但药量太小，未能炸开。再三爆破，也未能打开。用斧头劈砍，也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用木杆搭于围墙上，命翻译攀缘而进入宫门内。然后河内中尉也攀缘而翻越宫墙。他们打算从宫门内侧打开宫门，也没有成功。最后里应外合，用锯断开门闩，并用斧头打开了宫门。在勉强打开宫门的时候，已是凌晨5时。”[52]
这虽然是一个意外。但如果中朝方面事先能做好防范，则日军的突破将更加困难，而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的逃跑成功率也将更高。
可惜，袁世凯此时已在国内，而朝鲜方面拱手坐待清军南下，毫无主动性，甚至在日军和王宫卫兵展开枪战后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突破迎秋门后的日军反复搜索，怎么也找不到朝鲜国王李熙。直到5点40分，亲日的右捕将金佳镇入宫，在他的带领下，日军才终于在雍和门附近找到了朝鲜国王李熙。[53]这一刻的日军真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了。
而大院君也已被日军轻易控制，在经过杉村浚的反复劝说后，大院君终于在23日上午11时，在日军的护卫下进入了朝鲜王宫。至此，日军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取得了全面胜利。消息传回东京，事先颇感踌躇的陆奥不禁惊喜交加，他在7月25日发给大鸟的训令，第一句就是“我为您之成功感到高兴”，[54]可谓大喜过望、溢于言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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