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揭秘日本控制朝鲜的行动

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往往轻视开战的法理问题。但是，由于现实中的人并非个个都接受现实主义逻辑，无论是从战争动员、战时宣传，还是战后书写历史的角度，兼顾法理和现实的胜利总是最佳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符合阻力最小原则，真正高明的现实主义战略家，总是追求现实和理想的合一，此即“师出有名”的战略含义。那些彻底无视法理的现实主义者反而往往沦为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何以日本的某些历史教科书直到今天仍敢于宣布，甲午战争的实质是日本为朝鲜争取独立的正义战争？原因即在于，日本通过7月23日攻占韩王宫的行动一举控制了朝鲜国王，进而组建了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新内阁，并迫使朝鲜单方面宣布从传统中朝宗藩关系中独立。这样一来，在朝清军即处于非法滞留状态。日本再进而迫使朝鲜授权日军驱逐非法入境的清军，即占据了法理优势。此后，日军还借助这一优势，依靠亲日内阁授予的文书，获得朝鲜地方官民的后勤支持。

由此可见，7月23日的行动决不能等闲视之。但后人却不免常怀有这样一种疑问：既然日军业已控制了仁川、汉城，形成了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朝鲜君臣自然成了瓮中之鳖。清廷想介入，也是无力回天。

实则不然。(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朝鲜国王个人地位极其独特，所以日军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即在于：“在王宫内进行搜索，找到国王，把国王控制在手中。”[1]但是，要在深宫内找到并控制住一个人，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万一杀伤国王，弄巧成拙，反无法向朝鲜臣民和国际舆论交代。日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发动进攻前，大鸟圭介特别告诫大岛义昌，要求后者承诺：“即使让国王逃逸，也不可加害国王身体。”如果朝鲜国王逃走，日本便搬出大院君，组建傀儡内阁，形成次级合法性。[2]

这就告诉我们，清军虽然未能控制仁川、汉城，且已丢失一线军力优势，但只要袁世凯能在关键时刻说服或强制朝鲜国王或遁走中国，或北逃平壤，届时，中国即可搬出朝鲜国王对抗大院君。两相比较，反而是中国在法理上更占优势。如果袁世凯有充分的准备和自信，甚至可以等到23日凌晨日朝士兵冲突开始后，再携朝鲜国王出逃，亦无太大困难。即便二人同为日军所杀，亦各为本国烈士，且一为外交人员，一为最高元首，适足以成为舆论战的绝佳素材。

由此可知，袁世凯之进退取舍，实为此间关键。而负有指导责任之李鸿章亦责无旁贷。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却恰恰是再次展现了李袁二人组的贻误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