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抗战：中国部队到达朝鲜仅1965人，日军超过4000人

纵观这一阶段的对抗，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1. 出兵规模及保密

《中日天津条约》虽规定双方出兵前需通知对方，但却没有规定通报内容。日本此次出兵即扣住此点，在出兵规模上做足文章，充分达成了后发先至的效果。整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重保密，对出兵规模尤其注重隐蔽。据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Hitrawo）6月8日的汇报称，当大鸟乘八重山号返回朝鲜之际，“（日本）内务大臣即下令严谨报纸登载任何有关朝鲜事件及军事活动或军事准备的消息。某些报纸因违反禁令而被迫停刊。”[77]陆奥在6月5日以电报形式发给杉村及日驻仁川总领事能势的训令中，特别提到要对三百水兵和大鸟一起赴汉城的内容要秘而不宣。[78]在6月6日发给杉村的电文中又明确提到：“为二十名警察提供膳宿，还要为三百名海军提供膳宿。但你要小心行事，因为还未给中国政府发出派军之通知。”[79]后续电文中，陆奥又叮嘱杉村，在和朝鲜商务督办交涉时可以告诉对方，日本按照《济物浦条约》正向汉城派出军队，“但不要告诉他派军之数量”。[80]

相反，袁世凯在6月3日便已经将中国出兵的消息告知日方，又在6月5日泄露了出兵规模。而中国第一批赴朝部队要到6日下午6时才出发，汪凤藻即在当天将中国出兵的消息通报日方。而日方是在6月7日通知中方，大鸟及先遣队早已在两天前出发，大批陆军则自9日起陆续西行。清军虽然先出发、先抵达，却毕竟人数有限，且敌情不明。截至6月12日，清军抵达朝鲜者仅1 965人。而数日后抵达的日军则多达四千人。此后在6月25日清军虽又增派五百人，但也不过2 465人的规模，连壬午年的出兵规模尚未达到，亦不及日军首轮出兵人数。而日军的规模在6月底已增加到八千人，[81]且目的明确：击败清军，控制朝鲜。

2. 敌情判断(www.xing528.com)

1894年恰为西太后之60寿辰，清廷上下均忙于庆贺活动。李鸿章既一贯主张“不可衅自我开”，更不会在此种时刻挑起中日冲突。故而，其出兵朝鲜的基本判断恰在于不会引发中日冲突。受袁世凯的影响，李鸿章事先判断日本至多出兵数百人，但实际上遭遇的却是八千日军。相反，日军预判中方出兵五千人，实则仅遇到2 465名清军。此消彼长之间，日军已获得压倒性的一线军力优势。且日军尚有后续动员、出兵预案，中国则无。等于是对中国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战术奇袭。

3. 登陆地点

清军因为是赴朝平叛，又想当然地认定日本不会出兵，且顾虑刺激列强，故刻意选择远离汉城而接近战地的牙山登陆。日本则一开始便本着驱逐中国在朝势力、取而代之的想法而来，所以一出手便抢占了仁川和汉城，同时逐步强化对釜山和元山的控制。至6月中旬，除平壤外，朝鲜几乎所有的要点城市都被日军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出兵的过程中，日方不仅注重陆军力量的输送，也非常注重海军力量的集中。当日本内阁决定出兵的6月2日，日本海军的舰艇因执行不同任务，仍散布在自本土到南洋的广阔水域内，且有大量军舰仍在维修状态。但日本迅速进行了兵力集中，截至6月9日，日军已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舰在仁川，而清军则只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且相继避退往牙山海面。[82]可知日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之所以会有上述差异，归根结底，仍在于中国是在用壬午、甲申模式来处理甲午年的危机；日本却是利用中方的此种自大心态和思维定式，乘虚而入，“鬼手”连发，从而使得入朝清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立无援、强敌在侧、要点尽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