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书第二章所论，朝鲜半岛在19世纪下半叶实已成为中日之间的必争之地。日本无论是侵略中国，还是抵御俄国，都要以朝鲜半岛为国防第一线。因此之故，自江华岛事件以来，日本便软硬兼施地强化对朝鲜的控制。面对日本的侵略，朝鲜奉行的是以华制日的策略，即搬出中国这个宗主国来威慑日本。对此，日本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如下策略：大力推动中日之间建立欧洲式外交关系。如此一来，日本就和中国处在了平行位置，如朝鲜仍坚持自己的对华藩属国地位，也即等于同时承认了日本的上国地位；如朝鲜和日本也建立欧洲式外交关系，则等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就使中、朝两国都处在了一个两难抉择的状态之中。
作为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弱小国家，朝鲜当时实在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只能仰赖中国来打破这个两难死结。而打破的方式又有三种：
选择一：奉行双轨制外交，对欧美列强奉行欧式外交，对亚洲邻国则仍坚持传统的一套朝贡体系。
选择二：在欧式外交的框架内，转化中朝宗藩关系，其具体实现方式包括：变朝鲜为中国的殖民地，变朝鲜为中国的总督辖区，变朝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变朝鲜为中国的附属国，变朝鲜为中国的特殊盟邦。无论采取哪个途径，都要由中国来负责朝鲜的国防安全，并不同程度地决定其外交政策。
选择三：像弃掉琉球那样弃掉朝鲜，满足于单方面的外交不承认。
三者中，最不可取的是第三方案，因为这意味着变相资敌，从而在事实上失去国防藩篱。最缺乏可行性的则为第一方案，因为欧美列强也在不同程度觊觎朝鲜半岛，而中国正处在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发捻内战迁延不决的持续衰落状态内，实在无力再维持传统的一套朝贡体系。因而只能在第二方案的五种选择中进行取舍。
可惜清王朝最终奉行的却是鸵鸟政策。清政府不敢替朝鲜出头，又不甘心像抛弃琉球那样抛弃朝鲜，还念念不忘靠保住朝鲜来维持传统的天朝形象。日本利用了清政府的这种心态，摆出不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姿态，一再主动挑起外交纠纷。清政府被动应对，最多在宗藩虚名上赢得日本对现状的认可，而一旦让步，却必须向日本付出真实利益的转让。日本即借助这种主动出击、以虚换实的外交策略，在朝鲜问题上一再得分，得寸进尺。
不胜其扰的李鸿章乃在光绪五年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推动朝鲜开国，以向列强开放市场换取列强共同保障朝鲜安全。[2]此策推行后，日本的侵朝野心并未收敛，美国反而带头推动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矛头直指中朝宗藩关系。反倒是英国，出于维持远东均势的考虑，一直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其在朝鲜的外交、税务机构均隶属于在华相应机构，而不像日美等国均已在朝设立独立机构。
与之同时，朝鲜内部的政局也日趋复杂。
韩王李熙柔弱，政权操之于本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和闵妃之间，李、闵二人又矛盾不断，构成朝鲜高层的巨大裂痕。李罡应亲华，但盲目排外。闵妃外交政策较灵活，但不亲华。如何平衡两派分歧，颇令清廷踌躇。1882年7月23日，朝鲜内部发生壬午兵变，李罡应立即加以利用，企图趁机消灭闵氏集团，并驱逐日本等外国势力。当时中国正因越南问题陷入和法国的纠纷中，李鸿章则在籍丁忧，直隶总督一职由其旧部张树声代理。日本虽对华作战尚无胜算，却自期对朝鲜可保必胜。日本高层认为此为有利时机，便以日本使馆和侨民利益受损为由，于7月31日决定出动海军赴朝鲜，悍然进行武力干预，企图借机压迫朝鲜割让仁川港、巨文岛等战略要地。[3]但是，出乎日本意料的是，这次清政府却做出了强烈反应。
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廷也出动北洋陆海军赴朝，并在陆军出兵规模上压倒了日军。面对中国的迅速反应，日本转而向朝鲜理论使馆、商民损伤赔偿问题。最终在8月30日迫使朝方签订了《日韩济物浦条约》。该条约规定：
一、朝方承诺捕捉杀伤日人之凶犯；
二、朝方厚葬遇难日人；
三、朝方支付死伤日人遗族抚恤金5万元；
四、朝方支付日本国家损失赔偿金50万元，每年10万，5年付清；
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且朝方要负责修缮相关士兵驻扎的兵营。等到朝方履行条约一年后，如日本公使认为不再需要相关警备，不妨撤兵；
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4]
通过第五条，日军以保护使馆为名在朝鲜驻扎了1 000名士兵，中国也将渡海平乱的六营陆军的半数（1 500人）留驻汉城，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虽然中国略占优势，但日军得以长期驻兵，仍不能不看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壬午兵变后，朝鲜的政治精英分化为守旧派和开化党。接着是这两派人物都企图借助外力达成本派的政治目的。守旧派欲借外力维持现状，开化党则欲借外力打破现状。因借力方向的不同，又分化为亲华、亲日、亲美、亲俄等不同派系。整个朝鲜形势一时极其复杂。
日本敏锐把握了朝鲜政界的分裂，主动退还壬午兵变的赔偿款，并打着协助朝鲜自强的旗帜，在朝鲜政府内部扶植了强大的亲日派。随着中法战争的日趋激烈，日本驻朝鲜外交官竹添进一郎认为有机可乘，乃于1815年11月12日向内阁提出了甲乙两个行动方案。甲案为“煽动亲日派发动内乱”，乙案则满足于庇护、扶植亲日派势力的发展。[5]在收到这两个方案的同时，日本内阁同时还收到了驻清公使榎本武扬、驻俄公使花房义质关于台湾问题的密件。原来，当时中法战争的战火已扩展到台湾，法国方面甚至出现了永久占领台湾的迹象。而台湾是日本早已锁定的地缘目标，从中国手中夺取台湾显然远易于从法国手中夺取。所以，日本内部认为，首要目标是阻止法国占领台湾，其次为竭力使中国不割让台湾，最下策是日本铤而走险，直接占领台湾。如果这个时候在朝鲜挑起冲突，显然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届时中国必然在台湾问题上向法国让步，转而在朝鲜与日本角力。正是出于此种战略全局的考虑，日本内阁最终选择了乙案。[6]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还没等到日本内阁的指示抵达朝鲜，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亲日派官员便迫不及待于12月4日发动了甲申政变，挟持了朝鲜国王，发出邀请日本公使率兵入卫的王命。竹添进一郎迅速率领一个中队（200人）的日军进入韩王宫，指导新政改革，企图一举控制朝鲜。中国驻朝一线官员吴兆有、袁世凯等人当机立断，应朝鲜亲华派官员所请，于12月6日出动三个营（1 500人）的清军，攻入韩王宫，一举击溃叛军，解救了朝鲜国王，平定了叛乱。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原本已奉命南下增援参加中法战争的超勇、扬威两舰紧急转向朝鲜进发。而日方果然随后派出全权谈判大臣井上馨带兵船三艘，载兵二千余人赴朝。井上一行于1月9日抵达仁川港，次日进入汉城，形势再度紧张。
在此基础上，日本压迫朝鲜签订了《日韩汉城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一、朝鲜国修国书向日本道歉；
二、朝鲜赔偿日本11万元善后金；
三、捕捉杀害日本驻韩教官矶林大尉的凶手，“从重正典刑”；(www.xing528.com)
四、日本使馆另迁新址，地基由朝方无偿提供，并支付2万元工程费；
五、日本继续保有朝鲜驻兵保护使馆侨民的权力，并规定“公使馆所附属土地，为日本护卫兵队之营舍”。[7]
然后日方又派出伊藤博文赴中国展开对华交涉。谈判至4月11日（二月二十六日），中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共四条，要点为：
一、两国同时自朝鲜境内撤军，并于4个月内完成撤军。
二、中国仍保留10余人至20人规模的军事教官团，协助朝鲜练兵。
三、日后如朝日之间发生争端，日本可派员前往查办，但不能带兵。中国亦然。但中国作为宗主国，保有应朝鲜国王邀请，出兵镇压朝鲜内乱的权利。
对于撤兵问题和派员查办争端不带兵问题，日方无异议。但在军事教官问题上，则含糊其辞，称“（中日）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其国，兼保护驻留外国人。又由朝鲜国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委以教演练习之事”，则显然是也想获得派出军事教官的权利。而分歧最大者乃在于出兵权。日本一方面要求中日两国均放弃针对朝鲜的出兵权、驻兵权和基地经营权，另一方面却又声称如系战时状态，或朝鲜内乱，则日本即不受限制，可向朝鲜境内出兵、驻兵、经营基地。[8]对此分歧，清廷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亦不在前条之例数语，尚属可行。”至于军事教官问题则规定“两国均不派员”。[9]
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双方于4月18日缔结了《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内容共三条：
第一条规定，以4个月为限，中方由马山浦撤走驻韩清军，日方亦同时由仁川港撤走护卫使馆之兵弁，“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第二条规定，“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但两国均不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
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第一条暂时消除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军事摩擦的危险，但代价是同时消除了中国在壬午兵变后形成的一线驻军优势。第三条则增添了潜在危险。日本等于是获得了和中国一样的出兵权，唯一的限制是出兵前要通知中国，而中国出兵也要事先知照日本。貌似平等，实则是中国吃亏。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本便有出兵自由。第二条亦然。因为甲申政变被粉碎后，朝鲜内部亲华派势力远大于亲日派。如此一组互相抵消，其实是消除了中国推动朝鲜自强以抗日的选择。
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很不干净的条约，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对日方有利的伏笔。唯一让后人略感宽慰的是，清政府在事后终于开始强化对朝鲜的控制。
实际上，早在壬午兵变后，吴长庆的幕僚张謇便曾向李鸿章提出“朝鲜善后六策”，列出了强度不等的四个解决方案。
方案一：中朝合并。即由中国兼并朝鲜，设为郡县。
方案二：代理朝政。由中国派遣一名官员到朝鲜担任监国，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仅保留朝鲜名义上的自主权，实则将之变为中国的一个特殊辖区。
方案三：助强朝鲜。在朝鲜境内布置重兵，守备海口，并指导朝鲜进行内政改革。
方案四：朝鲜自强。推动朝鲜改革，协助其编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10]
最初，李鸿章并未重视这个建议。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始决定强化对朝鲜的控制，其实际采取的是第二方案。而扮演监国角色的即为袁世凯。只不过为照顾朝方感情，没有直接使用监国的名称，而是以“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总办”的名义行监国之实。此前，中国满足于宗主—藩属之名，而较少介入藩属国内部事务。此后，在袁世凯的影响下，中国在朝鲜的实际影响力迅速攀升，中日对朝贸易比也发生变化。据日方统计，在此后的8年内，中国通过仁川、釜山向朝鲜输出货物的吨位逐年攀升，日本的优势地位日趋衰减。
通过仁川、釜山港输入朝鲜的日中货物吨位统计表（单位：吨）[11]
同时，朝鲜对中日两国之出口额亦发生巨大变化：
朝鲜通过仁川、釜山、元山三港输往中、日两国货物统计表（单位：西班牙银元）[12]
由此可见，中朝经济关系之密切程度开始展示出强劲的反超日朝关系的趋势。
至1893年初，因为朝鲜禁止粮食出口，日朝矛盾再度激化。3、4月间，朝鲜内部又发生东学党动乱。李鸿章在接到袁世凯汇报后，立即出动靖远、来远两舰前往仁川，以备万一。后又调派济远、经远前去轮替。[13]5月14日，李鸿章还特别指示丁汝昌，密令总兵张文宣率120名精锐陆战队员，秘密潜伏在济远号内，以防不测。至5月19日，因朝鲜同意赔偿日本经济损失而结束了粮食危机，同时东学党动乱也烟消云散。[14]
到1894年，无论是东学党的再次动乱，还是金玉均在上海的遇刺，似乎和以往的历次危机都并无明显的差异之处。但是，这一次的危机终于导致了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何以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此段历史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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