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甲午：中日对抗15局

“余味”和“鬼手”是两个围棋术语，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棋理，也蕴含着丰富的战理。

所谓“余味”，指的是黑白双方经过一回合或数回合的交换后，一方棋形没有缺陷，另一方的棋形却出现了隐患。这种隐患虽然不至于立即被敌手利用，但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后，这种隐患就会表面化，成为敌手攻击的薄弱环节。但凡高手对弈，都竭力避免己方棋形出现余味，此即施襄夏在《凡遇要处总诀》中所说的“凡棋当争一招净，诸般莫待两番清”。同时又要竭力给对方的棋形留下余味，则恰是对前述棋理的逆用。

如果一方能够不断给对方的棋形制造余味，即等于在连续的对抗中不断给对手设置攻击漏洞，则后者很快就将陷入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而握有主动的一方则有两种选择：其一为不断为对方制造余味，每次都能从中获利，积小胜为大胜。其二为一边制造余味获取小利，一边给对方造成自己不会大打出手的错觉，静待对方犯更大的错误。一旦此种错误出现，便利用对方的思维误区，在其计算盲点中发现制胜之点，出奇制胜，一举奠定胜势。

而所谓“鬼手”的含义，正是最不可思议但又是最正确的选点。单纯的余味策略和单纯的鬼手策略都已令对方防不胜防，如能将二者合二为一，自然更具杀伤力。

从这个角度看1894年6月的朝鲜危机和中日的出兵，就会发现，面对危机，中日双方的应对思路是截然不同的。何以会有此种差异？却要跳出1894年的局限，从更长时段内追溯历史，才能找到答案。(www.xing528.com)

这就又引出历史研究的起始问题。

历史是一个整体，但后人研究时，却必须予以分割，不然便将成一大混沌，终始本末均将无从落实。分割之际，如何得宜，最费思量。而战略研究和战史研究尤其注重探本溯源。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处臣光曰中强调的那样：“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1]战略对抗、军事冲突，都讲求未雨绸缪，则此未雨之端点，即后人反省之起点。超此端点而前，均为弱联系；超此端点而后，则已入庐山之中，再难见全貌。

以本章主题而论，甲午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在于中日竞相出兵朝鲜引发的外事危机，而这出兵又源于朝鲜内部东学党暴动的失控。故而，绝大多数讨论甲午战争的专著都选择以东学党事件为叙述开端。这就比以丰岛海战、中日宣战为开端，更能厘清来龙去脉。但更深一层地分析，就会发现：东学党的暴动固然并非第一次发生，类似危机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从1882年的壬午兵变，到1885年的甲申政变，再到1893年的东学党骚动和粮食危机，直至1894年的东学党暴动和金玉均遇刺，涉及中日朝三方的危机已发生多起，中日同时出兵朝鲜的事变在壬午、甲申年亦已发生两次。这连续危机的背后，正隐藏着日方的余味策略。而中国在处理相关危机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有效的危机处理程式，但同时也形成了带有严重盲区的思维定式。1894年日军的图穷匕见，正是对中方思维定式的利用。换言之，到甲午年，中国仍在用这套老定式处理新危机，而日本要做的便是竭力避免往事的重演，力主打破老定式、形成新格局。其中正蕴含着余味策略与鬼手策略的结合。

因而，如不能将此前数次危机中双方的博弈得失梳理清楚，便难以看清甲午年6月双方行动的深层逻辑。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的起点再向前推，从而更有力地回到1894年。